吕聪敏与秘书朋友们谈谈写作和素质能力建设.doc

吕聪敏与秘书朋友们谈谈写作和素质能力建设（上）要练好“看家本领” 在我的“谈心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利用最后一点篇幅与秘书朋友们谈谈怎样加强写作和素质能力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刚走上秘书岗位的新同志尤其重要。2006年9月9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出访回国的专机上，就加强机关干部素质能力建设发表了重要谈话。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一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二是加强学习和调研，三是改进工作方法。他说，机关干部要加强文字训练，对文字工作不能躲，要刻苦钻研，写东西的过程就是深化认识的过程。如果机关干部不能写东西，文字表达能力不强，局限性就大了。领导干部要带头，亲自动手，要把好政治关、文字关。要压担子，提要求，几年下来，差别就看出来了，就知道我们这个队伍行还是不行。委员长还说，一个干部能否干点事情，成为有用之才，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严格要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邦国委员长讲这番话时我就在现场，至今印象深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正确、有效使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们党政机关，当今的文字工作同传统意义上的文秘和文书工作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文已成为机关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对广大秘书工作者来说，撰写和使用公文是经常性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机关公文的水平和质量是机关工作和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代表了机关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不是小事，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是一门必修的课程。所以,我经常说，提高文字水平是练好“看家本领”。重视文字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老传统。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公文的写作和使用。我在阅读和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时，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文字缺点的指示和经他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和毛泽东同志的另5篇文章（即：怎样写文章、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文章要写得生动和通顺、要多分析，不要片面性、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文章附后）都是关于怎样写文章的。有的我读过多遍，常读常新，受益匪浅，从中懂得了写作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一个人练就深厚的文字功底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我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多数都与研究和写作有关。特别是近20年来，在多位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对怎样写文章这个题目的领悟深化了许多。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写文章、改文章，既言传又身教，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经常听到领导同志对下面呈送的各类文稿进行评价，发表看法。对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的好文章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对内容空泛、不得要领的文章语重心长地加以指正，对粗制滥造的文章给予批评。领导同志把机关公文写作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干部素质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要求。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要求，对机关干部的素质能力建设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学习写作，起草文件，掌握一些写作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要懂得一些必要的门道、路数，逐渐摸清一些规律，这是不少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的共同经验。比如说，公文怎么分类，通用公文、事务性公文、规约性公文三者有什么区别，它们的撰制有什么规范，都要搞清楚。再比如，公文为什么不同于文学作品，公文到底有什么特点，也要搞清楚。公文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和行政的约束力。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命令及法律、法规，都是运用公文来发布实施的，是严肃的具有权威的文体。公文具有主旨的鲜明性，一篇公文不论文字多少、篇幅长短、内容繁简，主旨必须是清楚的、完整的，不能套话连篇，不能含糊其辞，不能模棱两可。主旨鲜明是公文的灵魂，为了把主体鲜明、集中地表达出来，往往要字斟句酌。公文的材料讲求真实性，无论是现实材料还是历史材料，无论是理论材料还是事实材料，都要有根有据，既不能夸大或缩小，也不能虚美或隐恶。公文还讲求结构的严谨，开头、主体、结尾的写法都要有讲究。上面讲的一些写作基本常识，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奥妙，实际上做好并不容易。学无止境，写作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结合我个人从事写作的一些体会和别人的一些经验，就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问题谈一些意见，与大家切磋和共勉。一、文化知识的雄厚积累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因此要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人们常说，书籍是精神食粮，要把读书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求知上进，持之以恒，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书籍浩如烟海，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好泛与精、博与专的关系。胡绳同志在介绍他的读书经验时说，博和专要结合，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籍都读一些。顾名思义，泛读是指阅读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书籍和文章，目的在于获取广泛的信息，扩大知识面。有的名家说，应该养成快读的习惯，比如一小时读两万字，不妨一试。有的书籍和文章即使浏览一下也是有好处的。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如果只是整天忙于应付具体事务，不接触新事物，不注意学习和补充新知识，原有的知识不够用，思想观念就跟不上形势，也就谈不上开拓新的视野。在我们党政机关，不论是搞法律的、搞经济的，还是搞外事或其他方面工作的，都应大力提倡多读书。多读书、勤学习，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各个领域的知识是相通的。搞外交的人读一些经济、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开阔视野，有助于更敏锐、更全面地观察形势，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对外工作。读些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有助于增强历史感，从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的对比思考中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大家一定会发现，领导人对外活动中精彩的谈话和高质量的外交文件，都是各种知识有机结合的产物。搞法律的同志读一些有关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书有助于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养成严谨的作风，提高起草法律文件的水平。我们虽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如好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不仅有助于丰富词汇的积累，而且有益于形象思维的升华。我们虽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读点经济方面的书有助于了解我国和世界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重点。以我个人为例，现在读大部头的书没有时间和精力，中短篇居多，人物传记和回忆录是阅读重点之一。除外交业务方面的书籍和材料外，也看散文、评论之类。我有几份喜欢的期刊和几个爱看的专栏，如作家文摘、读者、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等栏目。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共同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前后共出了15种，内容非常丰富，全部读完有困难，我是有选择地阅读，重点读了当代世界问题概论等。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不久前才与读者见面，初读之后，很受启发。总之，凡有兴趣的东西，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去年我阅读了张传玺教授撰写的新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学术生涯和革命活动交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位史学大师令人震撼的一生，更难得的是通过对史学研究的了解，认识我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经验。此书文笔流畅、生动，结构也很严谨，读起来很舒服，对我的写作有启示和帮助。不久前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的文章就很好，其中一篇是王梦奎同志写的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另一篇是俞可平同志写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都值得一看。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等栏目多为议论性短文，充满哲理，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帮助我们点燃思维的火花。（中）善于积累把握政策性我在上期浅谈了如何对书籍、材料进行泛读的问题，这里再谈谈精读。精读主要是指在泛读的基础上，重点阅读一些与本职业务和当前主要工作有关，以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读物。比如，我们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同志要精读法学和法律方面的书，财经委的同志要攻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书，搞外事的同志要着重阅读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书，包括重要的外交文电和调研材料。不精读业务范围内的书，不熟练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胜任本职工作，这是我的体会。凡文章名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多闻博识的高人。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下笔自如，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旁征博引，达到妙笔生花的效果。文字上的功夫主要不是靠天资的。写作时的思想表达、遣词用句、材料选取、逻辑推理、段落组合等方法，许多都是从读书中学来的，也就是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然后再自己动手、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的。写作有快慢、文野之分，写得既好又快都是长期潜心学习的结果。文字功底的练就和夯实没有速成和突击的办法，只能靠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长期积累，非下苦功夫不可。不仅要多读书，还得会读书。王梦奎同志谈到他读书的体会时说，读书不能只记结论，更重要的是掌握方法。要细心揣摩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技巧。如果把读书仅仅看做是消遣，那对自己扩充知识、搞好写作是不会有帮助的。所以，读书要用心，善于在阅读中思考。应该承认有无悟性对写作是有影响的。悟性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来。我在外事干部培训会议上的讲话，用了较多的篇幅谈了知识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也介绍了一些积累的方法。我的中心意思是，会读书的人都很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揣摩和学习写作技巧，勤记、勤查、勤写。积累和学习的方法很多，没有定式。最好能形成自己的检索体系，便于查阅。至于积累什么，要看你工作的需要。积累应结合专业和分工。比如，外事局、外事委的同志，应重点积累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方面的材料，重要的情况和表态口径要记在脑子里，至少有个小本子放在手头，使用时就方便多了。手头没有的，也知道去哪里查找。凡具有综合职能的部门，如研究室、秘书局、新闻局等，积累的范围更宽一些。研究室写总结报告、调研文章和讲话稿，新闻局写新闻稿，外事委和外事局写谈话参考要点，内政外交都会涉及，临时冥思苦索，不仅费力，可能还会误事。有了厚实的积累，就能做到一点就明，就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写作技巧的积累，方法之一是善于模仿，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细心揣摩别人是怎么写的。外事新闻稿能否做到在篇幅、字数有限的情况下，以精炼的语言传达最有意义的信息，一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领导人和外宾谈话的重点，二是看你平时学习和积累的功夫。在见诸报端的有关内事外事的重要新闻中，有一些是精品，是我们学习新闻稿写作的教材，细心揣摩其特点很有好处。比如，对每次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或集体学习的报道，我是很注意研究的。发现不同题材的新闻稿，写作方法也有同有异。比如，有一次，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篇短文先以两个自然段分别讲成绩和问题，第三段讲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第四段提出具体步骤和措施，最后一段提出要求。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明。我们搞文字的同志不妨每天花一点时间仔细研读一下当天见诸报端的新闻稿，是优是劣，你可作些比较，进行评价，着重看人家的写作技巧和方法。二、把握好公文写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撰写公文是一项体现综合能力的工作。文章的成败、优劣，政策的把握极为重要。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写作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但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工作的实际也是万万不行的。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几乎体现在机关各类文件中。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不能有半点含糊。以我们党政机关而言，把握好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是第一位的。如在人大的立法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法制工作要反映和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强调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就是说要很好地把握和体现上述精神。撰写重要公文是要花一番心思和功夫的，关键是把问题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得明白，说得正确。此类范文很多，我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7月1日），二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6月6日）。胡主席在概括10年的基本经验时讲了四点：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吴委员长在谈到坚持实行基本法的重大意义时强调：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在谈到基本法的精神实质时，吴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维护国家主权、实行高度自治、保障繁荣稳定。在谈到继续把基本法实施好的要求时，吴委员长提出，一要牢固树立基本法意识，二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三要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两位领导人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科学的概括，是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杰出范例。再以外事工作为例，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事关重大，牵动全局。中美政府间关系、议会交往乃至民间交往，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中美议会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在机制框架下开展定期政治对话，已成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大凡对美工作的文件，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个案的，都应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思考，不能就事论事，孤立看待。外事接待不是简单的迎来送往，而要讲政治和政策。接待美国议员和政要来访，要从政治高度确定我方的接待方针，草拟对敏感问题的对应方案。即使礼宾安排，也要考虑政治因素。起草接待方案这类文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项要求缜密的集体劳动。尽管此类请示性文件一般不展开进行理论上的演绎和阐述，但对所涉事项应有理论上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应有理论上的高度。我们所呈请示，是直接为领导决策和开展工作服务的。一俟批准，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政策依据，所有分析和建议都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为了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我们党政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凡重要的文稿，做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我们要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充分领会领导的指示精神，并考虑文件的呈送对象和使用范围，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再从容地动手起草，切不可匆忙上阵，草率动笔，捉襟见肘，劳而无功。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勤于修改严细成风在这一组（上、中、下三篇）文章中，中篇浅谈了善于积累、把握政策性的问题。这一篇我主要谈勤于修改、严细成风的问题，按顺序是第三、第四点。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著名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是在修改上下够了功夫的人。怎样才算修改的功夫够了呢？改的遍数多还并不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重要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我们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一篇好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我认为，不仅自己要勤于修改，还要虚心请别人修改。文章写好后多推敲、多琢磨是必要的。千锤百炼不易做到，但起码要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至少看它三遍。听说有个部委的主要领导号召大家对部里的重要文稿挑毛病。我听后大受启发，因为通常写东西征求别人意见并不难做到，而动员大家只挑毛病不讲优点，倒是颇有独到之处。经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写了改、改了写，直至基本满意，不厌其烦。虽然辛苦，但也能尝到日进有功的甜头。我同外事局和外事委的同志讲过，要多练习写东西，从写小文章开始，多做“小品”，电话记录、便函能写好也是本事。经领导改过的东西不要急于销毁，回过头来再看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比原稿好在什么地方。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篇稿子，过目的人不少，但错情却“一路绿灯”。这种情况当然与看稿的人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有关，但主要还是缺乏责任心。有的同志草拟好文件后，也不愿意多看几遍，再检查一遍有无明显的错情，就匆匆交给领导。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是写文章尤其是写好文章之大忌。以我的体会，修改文章不难，难的是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作品，如果明显不合要求，也要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觉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这类问题不能忽视。老作家孙犁曾说过，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问题就能解决，错情就可避免。人的本事都是学来的，初学走路不要怕摔跤。记得1970年年底，我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准备刊登在部内刊物新情况上。自己是尽了力的，感觉也不错，但到了我的处长杨虎山同志手里被改了很多。最后印发时老杨还鼓励我，夸我写得不错，说虽然文字散了一些，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些点子也有新意。他还顺便给我讲了一些写此类调研文章的套路和要领。当我看到铅印的这期新情况时，既高兴又感慨。在驻加拿大使馆研究室工作时，我的直接领导夏道生同志经常认真修改我的文稿，使我受益匪浅。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才觉得对写文章的基本知识有了些许领悟，但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直到现在我仍有一个习惯，案头常备几样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词典、成语词典、标点符号用法等，遇到没有把握的字和词，随时翻一翻，查一查，使遣词造句更加准确。四、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重在严要求、抓落实办文、办会、办事是机关工作的三个方面。办会、办事都离不开办文，所以办文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要做好办文工作，关键是三条：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二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三要完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全国人大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办公机构，肩负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责任，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还有督促检查、协调运作的任务。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常委会各项决定以及常委会领导同志指示的落实。因此，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做好办文工作的关键。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能力，是做好办文工作的重要条件。我认为，在我们人大机关应大力提倡学习写作、勤于写作的风气。一个人要成为全才是很难的，但通过努力可以变得更全面一些。因此，我们要提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人大机关的学习材料和信息资源是很多的，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等，条件都是很好的，应充分有效利用。以外事委为例，可看的材料太多了。十届人大以来，在领导同志关心和兄弟部门支持下，外交部等部门提供的文电增加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就整个机关来说，现有的信息资源丰富，应努力形成服务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体系，让分散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有效利用，不要让现成的资源白白浪费掉了。关于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我想到以下三点：一是加强写作队伍的培养。目前，人大机关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一个单位内部发展也不甚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据了解，中青年同志中有些人写作基础不错，是有培养前途的，需要领导给予提携和扶持，不妨选一些人进行定向强化培训。可搞一些专题案例的研讨，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稿进行剖析，把原稿和定稿做些比较，这样做估计效果将会很明显。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中层干部中有些同志文字基础好，有思想，写出的东西质量较高。有的同志有写作的才气，欠缺的是不够扎实，发挥不稳定。有的同志很努力，但因文化水平所限，写作吃力一些。对他们也不能过分强求，提高要有个过程，要紧的是这些同志不能放弃努力。也有个别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见了文字工作就躲，有畏难情绪。对他们加些担子，给点压力，恐怕是必要的。三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办文制度。中办、国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秘书工作杂志也报道了许多地方党政机关办文方面好的做法。全国人大机关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在办文方面已经有一些好的制度和做法，积累了宝贵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加重，办文的方式、方法、要求也发生很大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适应和面对。这里，我想应该特别强调严格制度、履行职责。这就是说，从公文起草、校对、审批到公文处理、运转，每个环节、每个层次都要有人把关，把好政治关、政策关和文字关。建立办文的问责制十分必要，可最大限度地杜绝失职，堵塞漏洞，避免错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刻不容缓，工作需要一步一步、一项一项扎实推进，抓出成效。我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各级秘书部门的工作必将呈现出更加喜人的新气象、新面貌。（全文完） （作者曾任李鹏同志秘书，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几种常用公文的写作方法吕聪敏我们在机关日常工作中，有四种事务性公文是经常写的：一是工作总结（工作报告），二是专题报告（汇报），三是会议纪要，四是工作简报（含谈话和会议简报）。此四类公文涉及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文体的基本要求是相同的，比如主题要鲜明，材料要扎实，结构要严谨，语言要规范等。四种公文的写作方法是有一番讲究的。所谓讲究不是说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奥妙，而是说各有一定的要领和要求，还有些惯用的“模块”。这些套路、模块如用得恰到好处，就会使文章阅读起来顺口，理解起来顺畅，记忆起来容易。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的写法工作总结和工作报告是大文章，写作难度大一些，大体可按以下方法来写：先用一段导语讲报告的缘由和主旨，然后归纳分类讲工作内容、成果、经验和建议，最后是结束语。工作总结不好写，时间跨度大的总结更难一些。我认为，一是把一年或几年的工作梳理清楚，抓住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二是对工作成果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三是尽可能把成功的做法和基本经验归纳出几条，多则多写，少则少写。工作年复一年总会有一些新的内容、新的进展、新的特点，因此在表述上力求有新词，有新意；四是要有一些前瞻性思考，提出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要求。例如，吴邦国委员长在2007年3月人代会上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开篇有一段该报告的主旨，接着讲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归纳为四点，即立法工作又有新进展、监督工作取得新成效、代表工作迈上新台阶、对外交往开创新局面，用几个“新”字作了总结和概括。用具体事实说明常委会的工作体现了宪法精神，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关于2007年的工作，报告提出146字的总体要求，并列述了几项工作要点，即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确保实现立法目标；贯彻实施监督法，增强监督工作实效；提高代表工作质量，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等。特别是，在立法工作方面，提出四个“坚持”，强调要着重解决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妥善处理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在监督工作方面，强调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处理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三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结构、层次是这样的：第一部分讲2006年工作回顾，包括5点成就、7项工作；第二部分讲2007年的工作总体部署，第三部分专门讲经济，第四部分讲和谐社会建设，第五部分讲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第六部分讲政府自身建设。接着用了三个自然段分别简要讲军队建设、港澳台问题、外交工作。最后用一小段号召语结束。两个报告好就好在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紧凑。专题报告的写法顾名思义，专题报告是就某一特定事件而写的报告，写法比较灵活，根据内容设计结构、安排层次，以说清楚问题为目标。如，2007年5月吴仪副总理赴美与美财长保尔森共同主持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活动多、内容丰富。这个报告怎么写才能既不显得庞杂，又不空洞无物？最后的成文把一个头绪较多、且交流和交锋比较激烈的谈判交代得比较清楚。这个报告的结构是这样设计的：开头有几行字的引言：“5月22至23日，吴仪副总理与保尔森财长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话取得了成功并达到了预期目的”。下面分五个部分来写：一是对话基本情况（人员、议题、气氛、总的评价）。二是对话开幕式（基辛格、吴仪、保尔森先后致词，为会议定调）。三是对话具体内容（共6项，双方陈述意见，有互动和交流）。四是对话成果（对照我方工作方案作出分析和评价，看哪些达到预期目的，哪些没有达到，共识是什么，尚存的分歧是什么）。五是几点体会（双方重视，密切沟通和配合；我方统一步调，协调立场；此次对话成功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平稳发展；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我方应重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充分发挥机制的作用）。会议纪要的写法会议纪要有纪实性、提要性和约束性三个特点。一般写法是先有一段导言，交代会议名称、目的、时间、地点、规模、参加人员，用几句话交代主要过程。接下来是纪要的主体部分，写会议情况和主要观点，包括对工作的评价、对问题的分析等，可一条一条写，也可综合写，还可摘要写。主体部分的内容讲求扎实。主体部分的写法很多，但有一些常用的套路：会议的基本情况通常以“据汇报”开始写一段，即使是不同的部门汇报不同方面的工作，一般情况下也写在一个自然段中。会议的主要观点通常以“会议认为”开始，用一个自然段来写，基本上是按照会议主持人在听完汇报后的结论性讲话来措辞。如果是听取部门工作汇报，通常首先对该部门开展有关工作的成绩进行评价，然后指出做好工作要坚持什么原则、处理好什么关系、下一步主要抓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等。有时候也用二到三个自然段来写，分别以“会议指出”、“会议认为”、“会议强调”、“会议明确”作为每自然段的开始。如果是研究部署工作，通常首先对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作出评价，如上级领导有指示和批示，还要先写上一两句表态的话，再讲一讲学习、传达、贯彻落实领导指示，然后指出做好工作主要抓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等，必要时也用二到三个自然段来写。会议议定意见的通常格式是：以“会议经过讨论（研究），议定以下意见”开头，并分别标出“一”、“二”、“三”等等。内容一般包括：会议是否原则通过该文件，是否需要有关部门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报批、下发，下一步要具体做好什么工作、怎么做好工作。会议的议定意见与主要观点一般都是分开写，两者既要紧密联系，表述上又要避免重复。议定意见比较具体，主要写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会议的主要观点比较原则，主要写指导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会议纪要在写完汇报的主要情况之后，直接写会议议定意见，议定意见中先写比较原则的意见，后写比较具体的意见。简报的写法简报是交流看法和经验、沟通信息、反映情况、报道动态的公文。在外交场合，会谈和会见简报是记载双方交换意见、交涉问题或协调立场的文件。简报讲究时效性、简明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闻的特色。简报的内容有些是机密的，应注意标明密级，限定阅读范围。写外事活动简报通常是先确定一个一目了然的题目，文内应先有个对事由的简单交代，然后写活动和谈话内容。比如：与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月日，应约与工作午餐，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等在座。正文根据谈话实际情况写若干部分，都加小标题。在一个议题下一般是谁先谈就先写谁，便于前后呼应，逻辑上比较顺。另一写法是不列小标题。谈话虽涉及议题比较多，但不是全面铺开讲,加了小标题反而觉得体例不平衡。写时不分“一、二、三”，而是按谈话的顺序写，并把每件事的呼应写清楚。为避免多个议题一口气写完显得庞杂，也可视情分几小段写，眉目清楚。简报讲究“简”和“要”，内容要做到忠于原意、语言不繁、要点不漏。上述四种公文写作中常见的毛病往往出在逻辑、结构、内容、语言、语法上。国务院于2000年8月24日发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之（二）要求，草拟公文应当做到“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对照这些要求，可发现不少问题。许多文章出毛病，一是出在事理不通，二是出在标准不一，三是出在前后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逻辑推理上出了问题，没有根据逻辑规律来认真推敲自己写出的东西。我们运用一个概念、使用一个字和词，都要首先明确它究竟是指什么、应该指什么，别人是否明白。如不明白，我们是否要加以说明，如何说明才能使人明白。要考虑先说哪些、后说哪些。如同毛主席所说的，“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缘故”。要考虑在说明情况之后能作出什么判断，判断是否有牢固的根据。在提出措施建议时，要考虑哪些是主要措施，说明其必要性、可能性，应如何操作。有些公文常犯概念不清的毛病。比如有一句 “世界发展飞速变化”的话，“发展”和“变化”是两个概念，这样用很不合适。此外，写作易犯的毛病还有因果关系失当、情况不明、一文多事、用词不严谨、错用易混词等，这都是应该注意避免的。从全国人大工作岗位退下来的吕聪敏，他刚好写完一篇点评外事委机关干部调研报告的文章，他让我看，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老同志奖掖后生、辛勤育人的宽广胸怀和崇高境界。好在文章不算太长，特摘录如下：同志们的调研报告，我每篇必读，受益良多。报告或长或短，都各有特色。可见作者是花了心血的。还应称道的是，外事委机关领导班子带领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吴邦国委员长关于加强素质能力建设的要求，钻研问题，勤写文章，既有利于机关工作质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个人素质的提高。写作是机关干部的“看家本领”，不能躲也躲不开，必须练好。机关平时的工作不外乎办事、办会、办文三件事，办文为先，以文辅政。写文章不能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掌握足够的情况和素材，把平时学习积累的知识作为支撑。因此可以说，这是写文章的前提。写文章是技巧也是艺术。文无定法，写文章的人各有各的偏好、风格和路数，但文字表达、遣词造句、素材选取、框架搭建、逻辑推理、段落组合等基本写作要求是相同的。因此又可以说，掌握技巧是写文章的重要条件。有位文坛前辈说，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此话言之在理，十分中肯。凡是好的文章，都是在修改上下足了功夫。我个人也有类似经验，最主要的一条是改稿时心一定要静，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具体来说，要从几个方面去发现不足和错情。一看大的架子立得对不对，层次摆得顺不顺，逻辑是否合理。二看是否做到简单明了。写文章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了，不在于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把自己换到读者的位置上，看看文章是否简单明了。三看材料有无缺失或堆砌的地方，该有的是否有了，不该放的是否放上了。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四看开头是否做到开门见山，引人入胜，结尾是否做到戛然而止，留有余响。五看标点符号用得对不对。凡是能用短句的，不用长句。凡是能分段的，不合成一段。六看字句运用是否做到恰如其分，质朴无华。写文章要早起步。年轻同志要重视文字工作，扎扎实实去苦练。早起步容易放得开，基础打得牢，起步晚了想赶也困难了。怎样写好文章毛主席毛主席以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如何写好文章：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串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北平解放报1编辑同志： 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登载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更正如下： (一)“二十年的五四运动”，“年”字下脱“前”字。 (二)“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及”字是多余的。 (三)“它从封建主义社会看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看”字是多余的。 (四)“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 (五)“而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而”字下脱“不”字。 二 四月二十五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一)第三条“当承认其所有权”，“当”字误为“均”字。(二)第七条“农 村 中 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村”字误为“民”字。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新华社 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 毛泽东在文稿的撰写、印行上、一向严谨精细，一 丝不苟，发现差错，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他 曾亲笔写过一些更正，这里选录其中两件。 注 释 1北平解放报，是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一九四九年三月创刊，同年八月一日停刊。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象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 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 我说，怎么不能呢? 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 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 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版)刊印。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 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 本篇摘自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央及军委各部委、政务院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地委、军区、兵团、军，及专员公署以上政府的党组负责同志及民众团体的党组负责同志： 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 现在许多电报文件中，对人名、地名、年月日、机关名、事物名，滥用省略，使阅者很费记忆和猜想的工夫，有时简直莫名究竟。这种现象，应依以下规定予以纠正： 甲、除对大家习知的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负责同志，野战军（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有时（不是一切时间，也不是多数时间）在电报上下款可以写姓不写名，或姓下加职衔，例如“毛主席”、“周总理”、“陈饶”、“彭习”等以外，一般情况，无论在电文中，或在上下款，须一律写姓名，不得只写姓不写名。必要时，还须在姓名之前加上职衔，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乙、地名一律用全名，例如“上海”、“福州”、“广州”、“重庆”，不得写成“沪”、“榕”、“穗”、“渝”，“福建”不得写成“闽”，“湖南”不得写成“湘”。仅在两个以上著名城市或著名省份联写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的时候，例如“京津”、“沪宁”、“豫鄂湘赣”、“粤桂边界”等，或者和其他文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流行的特殊用语的时候，例如“沪东”、“皖北”、“津浦路”、“天兰路”等，始得用简称。 丙、普通文电，均须注明月日。紧急文电，须注明月日时。正式公布文件，须注明年月日。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例如“二月一日十四时”，不得省称“丑东未”。年份概用全数，不得省略。例如，“一九五一年”，不得写成“五一年”。 丁、机关名称，概用全名。例如，“东北局组织部及宣传部”不得省称“东北组宣”，“空军司令部”不得省称“空司”，“全国总工会”不得省称“全总”。 戊、事物名称，除其省称确已为全国人民所普遍熟悉者，例如“中共”、“反帝”，得于非正式场所使用外，其余，一律用全名。例如，“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不得省称“双减”、“生救”：“土匪特务”（指土匪与特务），或“特务匪徒”（指特务为匪类），不得省称“匪特”。在一切正式文电中，则应尽量避免省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得省称“马、恩、列、斯”，美帝国主义不得省称“美帝”。 己、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 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 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人民日报不久将连载文法讲座，望全党予以注意。并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 甲、凡请示的文电，均须写明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