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讲稿第四章.doc

教学目的要求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掌握传播的基本过程，理解传播过程的几个必备要素，并了解几个比较著名的传播过程模式，如拉斯维尔的5W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等等。教学重点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接受和反馈。教学难点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导入语 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和系统性。当我们说传播是一个过程时，主要指的是传播具有动态性、序列性和结构性；当我们说传播是一个系统时，是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考虑问题，把传播看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或过程)构成并执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个系统的运行不仅受到它的内部结构的制约，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环境保持着互动的关系。过程性与系统性，是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运动性质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性质的两个核心概念。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传播的基本过程 研究传播过程有多种多样的视角，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历时性考察，即按照时间序列考察传播活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演化；另一种是共时性考察，即对传播活动的结构、环节和要素进行解剖和分析。前者属于纵向过程研究，后者属于横向过程研究。本节主要从第二种视角出发，首先对传播的基本过程及其特点做一个简述。 一、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传播的基本过程，指的是具备传播活动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的过程。这些基本要素都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张对小李说：“明天放假，我们去春游吧?”小李点头答应了。 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面对面协商性传播事例。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明显的要素：一是传播者(小张)，二是讯息(协商内容)，三是受传者(小李)。这三个要素是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施拉姆认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但是，仅有上述三个要素尚不足以构成一个现实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说，还必须要有使这三个要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或渠道，即媒介。在上面的例子中，由于谈话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不容易意识到媒介的存在。但即便在面对面的传播当中，媒介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属于自然的声波或光波，我们平时意识不到它罢了。如果换成打电话，媒介的必要性就十分明显了，如果没有电话机和电话线路，是不能进行传播的。 有了上述四个要素以后，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传播过程基本上具备了成立的条件，但对考察人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传播学来说，这个过程仍然不算完整。以上面的例子而言，小张说的话如果没有得到小李的反应和反馈，这个过程仍然是残缺的，只有作用而没有反作用。换句话说，在传播学中，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把受传者的反应和反馈包括在内。 综上所诉，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1.传播者。又称信源，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2.受传者。又称信宿，即讯息的接受者和反应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作用对象一词并不意味着受传者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存在，相反，他可以通过反馈活动来影响传播者。受传者同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受传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角色，在一般传播过程中，这两者能够发生角色的转换或交替。一个人在发出讯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收讯息时则又在扮演受传者的角色。3.讯息。讯息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讯息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通过讯息，两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 讯息（message)一词，在中文中也译成“消息”、“文告”等等，这是一个与信息(information)意思相近又有微妙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信息的外延更广，它包括讯息在内。讯息也是一种信息，其特点是能表达完整的意义。例如甲向乙发电报希望乙马上回来，由于差错在电文中只写了一个“速”字。这个“速”字可以是一个信息，但不是讯息，只有“速归”才能构成一条讯息。在传播过程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使用“讯息”的概念，是为了强调社会传播的互动是意义完整的互动。4媒介。又称传播渠道、信道、手段或工具。媒介是讯息的搬运者，也是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邮政系统、电话系统、大众传播系统、互联网系统，都是现代人常用的媒介。5反馈。指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讯息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反馈是体现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其速度和质量依媒介渠道的性质而有不同，但它总是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 反馈(Feedback)本来是电子工程学上的名词，指发出去的电波的回流。在人类传播研究中，反馈是指受传者接受信息后，运用符码将自己的感受、评价以及愿望和态度向传播者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通常不会像传播者发送信息那样由受传者自觉地回授给传播者，需要传播者有意识地从受传者那里获取。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反馈实际上指的是传播者获知其预期的受传者是否接受或真正接受信息的过程。 如果说信息传达与信息接受构成了信息传递过程，那么反馈信息的传达与接受则构成了信息反馈过程。正是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构成了传播者与受传者彼此沟通、相互作用、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的信息交流过程。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反馈是传播者用以及时调整和控制下一步传播行为的有力工具。 1正反馈与负反馈 根据反馈的作用，可以把反馈划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一般地讲，使原来传递的信息在下一次传播中得到加强的反馈是正反馈；使原来传递的信息在下一次传播中减弱的反馈为负反馈。 正反馈在信息交流中的基本作用是肯定和强化原来的信息传播。因此，从受传者那里得到积极反应的传播者往往会更加强调原来传播的信息内容。这也就是说，正反馈是一种对原传播信息的保持和放大，起到增强原信息传播的作用。如果传播者原来传达的信息是正确的，那么正反馈就有大力促进信息交流的积极作用。 负反馈具有倾向于减弱原信息传播的作用，或者使原来“过度”的信息传播得到减少，以维持传播活动的平衡，或者使本来就不适当的信息被削弱以至于抛弃，代之以新的合适的传播内容，使整个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因此，负反馈实际上具有纠正偏颇、改正错误、维持原传播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的正面作用。 2并时反馈与延时反馈 从反馈的发生和响应时间考虑，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反馈方式：并时反馈与延时反馈。并时反馈，是一种与信息传递行为同时发生并为传播者同时接收的反馈，也就是说，它是与信息传递同步的反馈。 在一切“面对面”的传播活动中，反馈都是并时性的。在两人的交谈中，双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对谈论的话题、方式等做出及时的调整。当一个人向公众演讲时，尽管听众没有机会与演讲者像两人交谈那样交替对话，但是听众却可以通过非语言符码，如掌声、动作姿态乃至于口哨声等将他们对于演讲的反应表达出来。演讲者正是根据这些反应来及时调整他的演讲的。 传播过程中的并时反馈，既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由于人都有一种喜欢被别人接受的倾向，因而尽管负反馈具有“纠偏”“改错”以使传播者保持某种恒定状态的功能，但这种负反馈必须是为传播者所能接受的，否则可能使双方的信息交流以不愉快而告终。通常，并时性正反馈更能有益于信息交流的进行。从对方或听众得到积极反应的传播者，要比得到消极反应的传播者更能对双方或听众表现出友好态度。因此，在表演艺术中，一定强度的正反馈往往会使表演者信心百倍，发挥最佳的临场表演状态，进行高水平的艺术表演。 延时反馈，亦称滞后反馈，是一种滞后于交流行为，或为传播者延时接收的反馈。一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的传播活动，通常只能接收到延时反馈。道理很简单，这种传播活动的传受行为是分离的。一篇文章、一部作品被作家完成后，只有经过发表或出版发行，读者和批评家才能阅读并作出某种反应，或赞扬，或批评，或不予理睬。同样，电视连续剧、电影故事片只有摄制完成并且播出或上映后，观众才能进行艺术欣赏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由于延时反馈总是滞后于传播者的信息传递行为，因而它不利于传播者及时根据反馈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一些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交流的传播者，往往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以减缩这种延时的程度，甚至“创造出”部分的并时反馈效应。 与并时反馈一样，延时反馈既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或者正负反馈交替出现。需要强调的是，延时反馈虽然由于滞后期较长而对此时此刻的传播行为影响较少，但是对尔后同类性质的传播行为却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当然，构成与影响传播过程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绝不仅是以上几种。即便是在上述五种要素中，不少要素还可以做进一步分解，如讯息可以分解为“符号”与“意义”，传播者可以分解为“发信者”和“符号化者”，受传者可以分解为“收信者”和“符号解读者”等等。这种分解在电子通信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被分解的要素及其功能一般是由不同的机器来扮演和执行的；而在人与人的社会传播中，它们一般是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要素来看待。这五种要素是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在任何一种人类传播活动中，它们都是缺一不可的。 二、人类传播的隐含要素分析 传播过程是以传播行为为内核的各种传播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动态系统。除了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等传播要素外，还包括各种隐藏在传播行为中的隐含要素。所谓隐含要素，指隐藏于或包含于传播行为中的各种要素，包括信息来源、传播关系、传播情境、传播目的、传播效果、传播技巧、传播干扰等。 信息的来源通常简称为信源。信息既来源于客观，也来源于主观。这就意味着，传播中的信息既可以来自外部世界，也可以来自传播者本人的内部世界。记者采写的新闻，属于前者；哲学家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则属于后者。 传播关系主要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关系。当传播双方由于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构成了传播关系。在信息交流中，传播关系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传播关系改变也可能导致社会关系改变。仇敌之间通过信息交流，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任何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场合与背景之中发生的，超时空的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传播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等当时的情况就构成了传播情境。传播情境对于整个传播活动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同样，传播活动发生的地点对于传播行为具有规范性的指导意义。与时间和地点因素密切相联系的是传播参与双方此时此地的关系状态与心理状况，也是传播情境中的重要因素。显然，初次相识与老朋友聚会时的传播行为是大不一样的。 人类的行为都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传播行为也不例外。在任何传播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传播主体的目的。传播目的隐含在传播者的编码行为(即制作信息)中，传播目的直接影响着传播者的编码，同时又受到传播关系和传播情境的制约。 传播者根据自己的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使之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到信息刺激以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传播效果的大小标志着传播目的的实现程度，因此传播效果通常是传播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为了提高传播效果，传播者在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传播技巧的运用。所谓传播技巧就是指传播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加工信息、制作符码、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策略、战术和手法。传播技巧形成于传播实践，它是传播者对于信息符号化以及信息传递的正确认识与合理把握，是对于传播经验的及时总结和有关知识的灵活运用。高明的传播者总是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巧妙灵活地运用丰富多彩的传播技巧，以求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过程中，常常为各种“噪音”所干扰。“噪音”最先使用在电信学研究(无线电通讯的研究)中，泛指那些不符合信息本来意义而又附着在信号上的意义或物理形式。在传播学中，把这些阻塞信息流通的“噪音”或障碍称为“传播干扰”，在术语表达上也许更为确切一些。 传播干扰可能来自传受双方，可能来自传播渠道，还可能来自传播过程的外部环境。譬如打断了演讲的汽车喇叭声，就是外部环境中人为的干扰，还有外部环境的自然干扰，如风声、雨声、雷声，都会影响到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干扰还会产生于心理因素，当受传者对传播者的符码进行阐释以领悟其意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解读干扰”。由于受传者总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或认识来理解所接收到的信息，往往会产生理解分歧，甚至曲解传播者本来的意思，造成误会。 来自渠道的干扰在一切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尤其突出。我们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排除。一方面是改进提高传播技术，如电台、电视台提高发射机的功率，增设转播站使信息传播更清晰准确，同时研究高保真、高清晰度的接收系统。另一方面则是改革与传播行为相关的社会因素，比如对公民的通信自由、言论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并且同时加强管理，创造出自由宽松而又有社会制约的传播环境，使传播活动更加顺利地进行。 三、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接受 就大部分传播而言，信息接受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凭借视觉或听觉或两者同时去感知、理解传播者所发送的信息。受传者并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信息的主动使用者。因此，传播者所发送的信息只有首先引起受传者的注意，才会被受传者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加以理解和记忆。 如果受传者决定要接受某些信息，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传播者发送的信息进行阐释，也就是说将符码还原成具体的信息内容，重建其意义。这个过程通常称“解码”。解码的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阐释：首先把握信息的语法信息，进而理解其语义信息，最后寻绎其语用信息。 语义信息是建立在语法信息基础上的，受符号规则的制约，阐释比较容易。语用信息则是隐含在语义信息之中的深层结构，它不受符号规则的制约，是建立在传受双方此时此境中互相关系基础之上的，由受传者对于传播者“话外之音”、“言外之意”的阐释而提供。由于语用信息较为隐秘，所以阐释起来比较困难。 信息的阐释需要受传者调动主观经验才能进行，而每一个人的主观经验往往是不同的，于是在阐释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偏差。在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对某一个问题争论了半天之后，双方才发现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讨论问题。 自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兴起后，文本(text)的概念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以文本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这样的动态概念替代线型传播模式中静态的信息概念，开始重视信息及其附着的物质(如一张报纸或一则新闻)的构建(constitution)方式与过程，思考文本制作者在编码时如何选择和制作并完成最后的文本这一过程。同时，学者霍尔(s Hall)发现受众的解码过程也受到了来自文本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指出受众对媒介信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 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0ppositionaIread一i)，即对媒介提示的信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受众容易受文本编码的引导而产生主流式解码。受众既是主动活跃的意义产生者，同时，他们还是文本的积极索求者，大众传播能给他们提供文本负载着的信息，还可提供心理上的感受。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系统。传播系统是由传播者、受传者、信息以及传播参与者的各种行为所构成的整体。传播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和组织形式，或者说是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和秩序，则构成了这个系统的结构。换言之，传播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传播结构。而我们抽象出来的传播要素本身又是一个变量，这就使传播系统及其结构异常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地把握传播过程，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采用模式化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模式实际上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既可以表现静态的结构，又可以进行动态的描述。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l等人指出：“模式主要是思想-的辅助工具，特别适用于传播研究。传播行为在某一特定的关系结构中采取的是可预见的或重复出现的形式，并且对这一结构具有不易观察到的影响。因此，模式的引人之处在于能够画出一些线条来表示我们已知确实存在但无法看到的联系，并能用其他的手段来显示关系的结构、局部解剖图、强度和方向。” 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科学的模式常常具有以下主要功能。首先，模式具有构造功能，能揭示系统内要素之间的先后次序、排列方式、结构形态及与外界的联系，使我们对该系统有一个很难从其他方法获得的整体形象。其次，模式具有解释功能，它能用简洁的方式和清晰的描述来观察和分析事物，用来回答和解决论述问题的各种复杂对象。再次，模式具有启发功能，能引导我们关注和重视某系统中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系统的核心环节，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沿着 一条比较正常的轨道进行。最后，模式具有预测功能，它可以对事物的进程或结果进行预测。至少，它能够为估算各种不同结局可能发生的概率提供基本依据，让研究者据此建立其理论假设，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采用模式分析不单纯是描述和解释，它本身是一种结构形式，是一种经过选择和演绎的理论形式，包含着对传播结构各部分的理论归纳。它在帮助我们了解传播结构的同时，揭示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陷于纷繁的细节而不易看清事物的本质，从中获得对传播活动宏观的把握和全面抽象。 用模式化的方法来研究传播过程，就是把传播过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用文字或图像的形式抽象为一种模式来加以分析研究，其结果便体现为传播模式。所渭传播模式，即直观而简化地再现人类传播活动的理论描述方式。模式分析被广泛地应用在传播学领域，由此也导致了模式的滥用，存在着将理论假设永恒化的现象，忽视了模式也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如传统的传播模式被描述成一个由发送者试图有意识地去影响接受者的单向过程，从而否认了大多数传播过程的循环性、协调性和开放性。 传播基本模式有一个积累、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对传播结构认识不断加深和拓宽的结果。对传播的基本结构模式的探索从孤立到系统、从单向线性向循环性及螺旋性、从静态向动态、从要素性到结构性、从表象到抽象，这种探索的不断突破与深入便是全面考察传播结构的模式研究的重要进展。随着二战以后对传播问题研究的日益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建立模式研究的鼎盛时期，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模式分析已从面向整个传播过程，转向研究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方面。诸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效果、媒介组织及同社会和受众的关系、受众选择和反应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方面。 最早的传播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模式(Aristotle Model)。它载于修辞学(Rhetoric)一书中，其中扼要提出五个传播的基本要素：说话者、演讲内容，听众、效果及场合。亚里士多德建议说话的人为了不同的效果，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为不同的听众构思其演讲的内容。这个模式比较适用于公众演说，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思想家，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该模式是静态因素及其关系的描述，适合描述公众传播，并没有明确地把“演讲”上升到一般“传播”的层次。 一、传统的线性模式 1拉斯韦尔模式 这个模式是美国学者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来的。简言之，传播的过程可分解为：传者、受者、信息、媒介，并称为四大要素。如果加上作为结果的效果，就成为五大环节。效果虽然重要，但它在传播过程中不是一定出现、也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叫“环节”比较确切。由于这五个环节来自英语，各自都包含着一个英文字母w，因此，通常被称作5W模式(参见图33)。具体表述为：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at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 在传播学史上，该模式第一次比较详细、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过程。事实上，拉斯韦尔同时根据5W模式将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见图33)作出了界定。为后人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在充分肯定5W模式的历史功绩之后，还必须看到它的不足，即它具有直线性和孤立性。同时，拉斯韦尔模式以“任何信息总是有效果”为假设前提，忽略了反馈及动机的分析。 所谓直线性，即图33显示的那样，传播被表述为一种直线型、单向型的过程。从传者开始到效果结束，其间既看不到受者的反馈，也看不到其他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状况虽然有，但不多见。即便是大众传播，也不乏各种形式的反馈。、因此，不能以此来总括所有的传播实践。所谓孤立性，从图33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丝毫不涉及传播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联系， 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任何传播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在“真空”里孤立地进行。按照5W模式划分研究领域，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即束缚了后人的思路。忽略了对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等的研究。R布雷多克就曾经在5W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情境和动机这两个环节，把它变成了7W模式。 这种改进不无道理。布雷多克显然还看到了要素和环节的差别，把它们区分开来。但据此，只能使5W模式的孤立性略有改善，直线性则不变，这仍是个线性模式。 2申农一韦弗模式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著名的线性模式，其影响仅次于拉斯韦尔模式。因为，它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点，参见图35。 1949年，即5W模式问世之后的第二年，申农与同事w韦弗一道提出了这个模式。他们运用通讯电路原理探讨传播活动，提出了传播的准确性技术层次、受传者对信息阐释的符号语言层次以及噪音对传播的影响和传播效果的受传者反应层次三个问题，申农一韦弗的数学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传播模式的普遍关注。这个模式给我们以很多启示。首先，将媒介一分为三。这里的发射器、信道和接收器相当于媒介，即媒介被细分为三种。只要想一想电视台、电波、电视机之间的区别，就不得不承认科学家思维的精密。其次，将信息分为发出的和收到的两个方面。这里的信息相等于5w模式中的信息，但又有所不同。一是增加了一个要素：信号(符号)。反映了一种常见的两次(多次)符号转换现象。例如发电报，就是把信息变成文字，再变成电码的过程。又如几种外语的转译，也是如此。申农和韦弗指出，它们往往不一致，传播的难点，就在于这种不一致性。谋求传播的效果，无非是设法消除生活中很多的误解这种不一致性。最后是噪音概念的提出，具有创新性。电话里时常会有噪音，其他传播也一样。除外部噪音外，还有内部噪音，如思想不集中、逆反心理等。申农和韦弗多少注意到传播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它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线性模式的局限性，以电路原理的直线性单向过程比做人的传播过程，过于机械片面，忽视了内容，效果、情况、人的功能性，强调了噪音，却忽视了反馈和社会过程对传播过程的制约。 二、双向循环模式为了克服上述线性模式的局限性，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出现了一批以控制论为指导思想的传播过程模式。标志着“过程研究”乃至整个传播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们的主要贡献是：变“单向直线性”为“双向循环性”，引入了“反馈”的机制，从而更客观、更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的传播过程。1966年德福勒的模式是控制论模式特点的代表。它是在前述申农一韦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里最重要的修正，便是加入并突出了“反馈”的机能。德福勒认为，传播要取得理想效果，关键就看传者对“反馈”的重视程度如何，因为藉此才可能消除上述二类“信息”的不一致性。其次，德福勒提示了大众媒介对传播过程的介入。再次，传播的双向性、循环性均被表现出来。1954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奥斯古德(c E0sgood)针对申农模式是发展及应用于工程问题的，他以意义理论和一般心理语言过程为人的传播行为设计了一个模式，并由威尔伯施拉姆提出，形成了传播双方执行相同职能的高度循环模式(参见图37)。施拉姆对传统的直线性传播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传播过程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认为传播过程从某一点开始而到某一点终止，这种想法易使人误解。因此，施拉姆模式的出现，意味着同拉斯韦尔线性模式的彻底决裂。与此同时，这个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功绩，就是提出了一个所谓“传播单位”的概念。无论是拉斯韦尔模式，还是申农一韦弗模式，由于缺乏反馈，传者、受者的身份似乎都是凝固不变的。奥斯古德和施拉姆认为，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综上所述，控制论模式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线性模式的直线性观念，但这类模式也有一些问题，控制论模式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各“传播单位”之间传、受的地位、机会完全平等。后来，施拉姆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新的模式，以说明大众传播的特点(参见图38)。其中，包含了“两级传播”等思路。循环性的表述模式，也会引起误解。如F丹斯所说，认为“传播经过一个完全的循环，不折不扣地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这种循环类比显然是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一个螺旋模式，以纠正这个缺陷(见图39)。哲学告诉我们，认识总是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地上升的。丹斯的意思是，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认知场”、“信息场总是不断累积、扩大的。不然，就意味着一切传播都是无效劳动，这事实上不可能。从宏观看，正是这种累积性，造就了人类文明；从微观看，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在传播过程中，都需要自觉地、不断地推陈出新。丹斯的模式为某些用循环方式无法描述与解释的传播现象提供了最好的图解，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传播过程的动态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知识信息的过程， 现时的传播内容将影响到后来的传播结构和内容。这个模式揭示了传播过程中各种不断变化的要素、关系和环境，它对我们分析不同情境的传播活动形成的传播状态、信息差距及知识创造有重要工具作用。人类社会知识创造与更新现象正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对这一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模式分析方法在把握人类信息交流现象上不断深入与拓展。人类的传播活动从本质上看，不是一个被动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继承性的双向互动过程。当然，该模式对线性模式的缺陷，只改正了一半，另一半丝毫没有触及。这个任务，留给了5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系统模式。三、社会系统模式如果说从线性模式到控制论模式完成了传播结构认识史上两次飞跃，基本上解决了传播的要素(内部结构)问题，那么有待于社会系统模式来完成的，就是第三次飞跃，即解决传播的条件(外部结构)问题。J赖利和M赖利这一对社会学家夫妇所做的工作，就是于1959年把传播过程明确描述为社会过程之一，并把它置于总体社会过程之中加以考察。参见图310。 这个模式十分简洁，其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是基本群体，指家庭、邻里、亲密伙伴等；二是更大的社会结构。指关系比较松散的次属群体，如工作单位、学校、社团等；三是社会总系统，指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等隶属群体。与此相关联，叫参照群体，即个人未必置身于其中，但以其为参照系而建立或改变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的群体。这可以是基本群体(如子女以父母为楷模)，也可以是其他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然会积极地接受来自参照群体的影响。该模式的不足是不细致，过于简略。赖利夫妇也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提示了框架的工作模式。后人在这个基础上也涌现了很多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德国学者G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参见图3一11。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模式是对前人的成果取长补短，经过周密思考，精心设计出来的。如传播结构的四大要素并没有变，但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被勾画出来了。又如社会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各个环节原先只是粗略地提到，现在都进一步展开了。它是如此的详尽，以至被称作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一份“清单”。如果对每个要素、环节都详加论述，就会写成一本书，并广泛地涉及到传播学的大部分课题。因此，这里只概要性地加说明。首先，从传者一方看。总要根据一定标准从大量材料中进行“内容选择”的工作，这似乎是尽占了主动性，但实际上，反过来又承受着“信息的压力”(即根据内容决定形式)、媒介的压力(必须注意各种媒介的特点)。不仅如此，在此之前或者说在此之外，已经有三个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一是个人层面“自我形象”(例如把自我定位于忠实的时代记录者或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不一样的)，“个性结构”(活泼的或持重的，开放的或保守的。不过，与人际传播相比，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比较有限)。二是组织层面“工作伙伴”(这是记者、编辑与作家、画家的不大相同之处，记者和编辑通常置身于一个小群体之中，不能不受到其制约)，“媒介组织”(所有制、规模、宗旨、方针、政策等 等，对个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三是社会层面“社会环境”(相当于社会总系统，从宏观上制约着个人和组织。如违反法律的言论不得发表)，“媒介内容公开性产生的压力”(也属于社会控制，特指某些内容不适于公开，如西方电影、杂志分几个等级，就是在社会压力下形成的)。其次，从受者一方看，与传者对应，也不能不对大量信息进行“内容选择”(随着可选择性的极度膨胀，这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由此显出受者的主动性；但反过来，受者同样会受到“媒介的压力”(如报纸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电视要求有相应的接收条件等)。至于“感受和效果”则比较复杂，这其实就是5w模式中的效果。这也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信息作用于受者，可能产生各种传者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受者也反作用于信息，做出自己未必符合传者本意的解释，使之产生各种效用，或干脆使之归于无效(前述信息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这个意思)。与传者一样，受者也有复杂的背景：个人层面“自我形象”(研究表明，受者通常拒绝那些有悖于自己价值观念的信息，如爱国主义者不接受敌方的宣传)，“性结构”(这里特别被注意的是，有人积极接触信息，有人容易轻信，有人则相反等)。组织层面大众传播一般来说是个人行为，但群体(特别是家庭)中的受者还是常见的。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和父母一起看电视，与单独看的感受很不一样，如出现恋爱镜头时，他会格外感到不好意思。社会层面“社会环境，(与传者大致相同，包括各种群体、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制约和影响)。除此之外，马莱茨克模式还向我们展示了这样几个环节：传者、媒介、受者的彼此印象(心目中的形象)、受者的反馈等。应该说，这些也是十分重要的。如知名学者的文章，可信度很高的报纸，就容易抓住读者。反过来，传者、媒介则应下大功夫了解反馈，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受众形象”，从“看不懂”到“看懂”，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人类传播的结构分析方面，我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了整体互动模式，其中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三个系统协同并存，互动互进。此外，还包括了构成传播活动的四大圈层因素，即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因素和干扰因素(见图312)。其中核心要素是最基本的要素，即拉斯韦尔的五个w模式的基本要素，并引申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次级要素包括信息来源(现实或事件)、以什么形式传播(编码或符号)、怎样传播(谋略和技巧)、谁参与了信息互动(参与者、决策者、咨询者、把关人、中介者等)、受者接受信息(译码或读解)、谁回话(反馈)?据此引出上面五项内容之间的七项内容：来源分析、符号分析、谋略分析、技巧分析、参与分析、接受分析、反馈分析。边际因素包括每个传播活动的参加者追求的各是什么(价值)、传播活动什么场合完成(环境)、有没有一系列传播和接受规则(规范)、传受两者之间有没有大体相同的经验(经验指符号编译、思想意识、经验体察等)。这些因素也可成为相应的研究内容。最后是干扰因素，任何阻塞有用信息通过的因素都是干扰因素或噪音。它包括人为干扰、机械干扰、自然干扰和内容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