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调查.doc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调查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奢侈化现象调查出门坐车要“四环”(奥迪)、酒店住宿要五星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出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以上，尤其是个别单位领导干部公私不分、集体性职务消费等腐败行为，造成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惊人，亟待重拳遏制。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惊人“一把手吃喝不愁，其它人发愁吃喝，有时连办公经费都难以保障。”某贫困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反映，目前公款消费已经成为一些领导的特权，由于缺乏监督，浪费腐败严重。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车修车燃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一些干部和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个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更有甚者，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搭车消费、集体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享受公费医疗的一些领导干部本人往往要求用最好的药，医院从讨好、巴结或者关心领导的角度出发，也会给其推荐最好的药、最好的检查、最好的服务等。比如，有的领导仅得了一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无形中造成了更多医疗资源以及财政资金的浪费，对领导本身也不好。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记者在中东部多省采访时，没有一位干部能够说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确切数字，即使是分管财政的干部也往往难以准确计算，更多的则是讳莫如深，或避口不谈。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以上。但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三辆车，一辆轿车，一辆越野，一辆商务车，加上秘书司机、公车私用等，跑车烧油维修人工开支等浪费惊人。职务消费为何日益奢靡？职务消费是干部因所任职位和履行职务而引起的开支总称，主要包括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出差、会务、办公等费用支出，本来无可厚非。专家指出，职务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的温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制度不健全，长官意志随意性巨大。一位县委书记认为，一把手不能直接分管财务，但制度建设却形同虚设，怎么花钱，一把手说了算，其他领导根本不让插手。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导致了职务消费的随意性，从而引发效防效应。记者在某贫困乡采访发现，书记乡长的座骑均是将近20万元的新款帕萨特，问其资金来源，书记嗫嚅道：“东挪西凑，想办法呗。”其实除了吃拿卡要，还要挤占其它开支。二是个别干部腐败需要，盲目攀比之风影响。一位接待办主任说，一些干部往往打着职务消费的旗号，请客送礼拉票贿选，特别是往上级领导手里送，他升官才有希望，是结“政治联盟”腐败所需。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盲目攀比，吃喝玩乐，生活挥霍无度，有的甚至还违规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等款项，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绝。三是不装腰包的腐败导致处罚“法不责众”。河北行政学院原常务副校长刘日说，职务消费范围不清、标准不明，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这就造成诸多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随意性大，有关部门查处起来难，且有法不责众之嫌。四是“小金库”屡禁不止为职务消费添薪加柴。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大量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还依然存在，“小金库”或变质小金库使得许多领导干部有钱花、敢花钱。专家认为，过度的职务消费，在单位，挤占的是其它干部职工的钱；在全社会，挤占的是人民的财政资源，意味着改善民生财政的弱化。这种“挤出效应”，消耗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助长了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必将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损害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危害不可谓不大。用刚性制度遏制职务消费乱象专家认为，职务消费中的种种怪象，成因错综复杂，主要是制度不规范、运作不透明、监督不得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刚性约束机制，用铁的手腕坚决查处职务消费的腐败行为，是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河北某市探索职务消费包干制。当地一位副市长说，他一年60万元额度，基本花不完，还有余钱支援分管的穷单位。“现在大家比着少花，多花了觉得面子上不好看，秘书们月月都算账。”河北大名县委书记边飞认为，有额度总比没有额度强，大包干起码能减少支出50%。可采取人手一卡，卡上定额，个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节余滚存到来年或按比例奖励给个人。此外，遏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之风，可实行单位发票双重实名制度。贾康教授建议，凡职务消费的发票，不仅要开单位名称，还要在发票上注明开票人姓名。这样既可以明确消费行为经办人、责任人，又可以促进实报实销。也可把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领导干部必须定期在民主生活会上公布消费情况。这样，就有可能减少“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现象。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将职务消费的行政成本列入干部业绩考核。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唯GDP是论，只讲产出不讲成本。完全可以建立完善行政评价体系，将行政成本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中，将过去的“业绩等于GDP”，调整为“业绩等于GDP减去发展成本”人民网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李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日前召开的“2013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上表示，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消费需求，到2016年消费规模或达30万亿以上，到2020年可能接近50万亿。 迟福林表示，城镇化是消费的载体，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能够推进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充分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成为我国未来五年到十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能否在社会中占主体。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2.6%，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仅约23%。如果户籍、土地等课题破解，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可能提升至40%左右，达到6亿人以上。这将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他说。 迟福林预测，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升的背景下，到2016年消费规模将达到30万亿以上，2020年消费总规模有可能接近50万亿。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大概在0.7左右，如果发展顺利，我国未来十年7%到7.5%的增长速度有条件保障，具备消费支撑。 多位参会专家对记者表示，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而不是投资。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户籍、土地等瓶颈制约中国城镇化发展。他具体说道，户籍管理面临城市精英的挑战，一些人不希望城市公共服务空间被挤占，大城市希望先在小城市改革、东部地区希望先在西部地区改革、发达地区希望先在欠发达地区改革。但欠发达的小城市缺乏支柱产业，无法提供就业保障及公共服务。 中国土地资源短缺，尽管实施了严格保护耕地政策，但近年来城乡建设用地不降反升，影响耕地保护政策的落实。一些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更是变相推动了房地产畸形发展。 此外，我国城市等级管理体制易造成不公平竞争现象。曾经的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是管理关系，现在增加了竞争关系，资源竞争建立在等级管理体制下，上级城市可任意调动下级城市资源。 “面对诸多制度造成的利益结果，改革必然面临较大压力，不是一句话，一个观点可以解决的。城镇化的发展，不是能凭空想象，而要面对不同的群体，了解他们对城镇化发展的态度。”李铁说，要寻找适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低成本路径，建立长期发展机制，遏制短期投机现象。 近期，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接受采访时表示，将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制定发布相关规划及政策，推动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改革。中国保障房建设正处在关键阶段。在推进建设的同时，一些触碰“红线”的行为也屡屡发生。8月9日，审计署发布“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768.83万套、基本建成590.20万套（含竣工453.59万套）、新增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52.99万户，分别为年度目标任务的105.88%、118.04%（竣工为110.12%）、106.96%。通过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为953.74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了安居保障，惠及2667.77万人。毋庸讳言，经过两年多时间攻坚，中国保障房建设开局良好并取得巨大成就，千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为那些至今无力通过市场解决房子问题的低收入民众带来了希望。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暴露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审计报告显示，近58亿元保障房专项资金被挪用，一些资金甚至被用于投资理财理财、发放工资、缴纳罚款等；600余亩保障房用地被违规用于商业开发等其他用途；近2.4万套保障房被违规出售或挪作他用；近12万户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房；贵州、湖南、甘肃等27个省区市的100多个城市存在种种违规问题；等等。对保障房建设开展跟踪审计，既顺应政府工作要求，也体现了民意。而审计结果的公告制度，对住房保障政策执行情况的披露既有利于政策接受社会广泛监督，更是能有力促进有关部门完善制度，提高效率的后续监督举措。凡是涉及利益分配，很容易出现破坏规则的各种情况。审计署的审计清单捅开了保障房在资金、土地、分配、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黑洞”。如何用制度堵塞这些“黑洞”，对违规违法者予以惩戒乃是应有之义。审计为漏洞的弥补和制度的改进提供了依据，但仅有事后的监督远远不够。对保障房建设的顶层设计已刻不容缓。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新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使保障房覆盖率达到20%，至少惠及超过7000万人。如此浩繁且涉及千万群众的民生工程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驾护航。事实上，自2007年中央出台保障性住房政策以来，各类保障性住房政策不断推出，从开工建设、申购资格及核查、售后管理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各地也适时出台了相应举措。但作为一项关乎百姓福祉的特大工程，不但没有通过人大立法来保障，甚至也没有国务院条例进行规范。一些部委发布的文件，有的权威性和全局感稍显不足，地方和中央博弈的情况时有发生。从审计揭示的问题来看，各地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做到有“法”可依。由于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对保障房在资金、土地、分配、使用上都各自为“政”。因此，有必要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制定出逻辑严密、操作性强、最大限度消除漏洞的保障房管理条例。未来保障房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其分配更关乎公平正义。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建立健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待遇审核审批，还是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和后续管理等，都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框架，从体制、机制和管理上进行规范，推动保障房建设管理的平稳有序。一枚号称“硬币之王”、面值一美元的罕见美国银币，日前以380万美元的高价卖出。中新网8月12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报道，一枚号称“硬币之王”、面值一美元的罕见美国银币，日前以380万美元的高价卖出。据报道，这枚银币是为美国前总统杰克逊制作的，是当时美国送给亚洲和中东贸易使团的外交礼物。虽然银币上的标记为1804年，但它其实是在1834年或1835年铸造的。据报道，这批特别的银币目前仅存8枚。而这枚银币拍出380万美元的高价，十分罕见。眼下，世上最大欠债国美国在还钱这件事上犯了愁。随着国债欠账额逼近16.4万亿美元的上限，一个十分大胆又颇具争议的“偏方”横空出世“只要美国财政部铸造和储藏一枚面值一万亿美元的铂金硬币，美国就能逃开这一次迫在眉睫但又十分荒唐的债务上限问题”。据悉，截至目前，至少已经有超过6000人在美国白宫网站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要求美国铸造天价硬币用来还债，以度过债务上限难题。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2月2日，该份请愿书如果能够征集到2.5万个签名，那么白宫方面将会做出正式回应。依照美国相关法律，美国财政部不能随意发行金币、银币以及纸钞等货币，但铸造铂金硬币是允许的，因此，理论上只要美国财政部让铸币公司铸造这枚铂金硬币，然后再将其存入美联储，再由美联储将钱转入财政部账户，那么美国财政部就会突然多出一笔巨款用于还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公开支持这一观点，“美国债务上限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现实，铸造硬币的想法远没有那么荒唐，华盛顿应随时准备出此下策”。而爱凑热闹的媒体则就此发起讨论，“如果真的铸造了这枚硬币，谁的头像可以成为全球最值钱的面孔？”对此，白宫该如何抉择？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替美国政府操心，他们早已给出了答案。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美联储无休无止地“撒货币”，最终造成美元币值一贬再贬，美国债务已经因此而减轻不少。对于美国而言，还债的最优模式是，将美国的债务上限无限度提高，然后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完成对债权国的赖账。美国的思维永远是，用更不值钱的货币去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一文不值的伪货币去偿还。如果真的只用一盎司的铂金硬币去偿还价值一万亿美元的债务，即使不引起战争，也会导致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彻底决裂，这种杀鸡取卵之事对美国而言，绝无半点好处。说到这儿，债权国们完全可以放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继续与国会周旋，继而达成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新法案。而对于这面值一万亿美元的硬币，最早在2011年夏天就提出这一想法的圣迭戈市金融集团创始人罗氏告诉大家，“我当时只是把它当个玩笑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