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中外传记作品选读11一.doc

第二部分：传记理论知识一、关于传记和文学、历史的关系以及传记的阅读功能可以参考朱文华的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的作者把“传记”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学科问题来研究，提出建立完整的“传记学”研究的想法。本书分成理论篇、历史篇、实践篇。在理论篇，主要是着重探讨传记的特质、分类、要素、功用以及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历史篇，主要描述西方和中国传记的发展概况；在实践篇，即传记的实践写作中，针对将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准备工作、原则方法、谋篇布局、语言文字技巧、体例和细节处理等，分别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归纳。这里节选的“传记、传记文学和传记作品”部分，主要是帮助读者大概地了解传记和文学、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传记的社会功用”部分，有助于了解传记写作的实际功用。1传记、传记文学和传记作品传记一词在英语中为biography,自公元1660年起在英国使用。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总是先有其实再有其名，biography也是如此。该词的基本词义有三：一是指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反映或描绘个人经历的作品或文献等；三是指对某一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含变迁史之意。再从这一词儿的派生词来看，如biographee(名词，传记中的主人公，可译为传主)、biographer（名词，传记作者）和biographical(形容词，传记的、传记体的)等等，也均与“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一涵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显然，biography一词的核心词义是指个人的历史，作为文字形态的东西，则是指对个人生活经历作记述的作品。在汉语中，传记是一种明确的文体文章概念。据辞海（1936年版）释义，传记“专指记述个人事迹之文字”。辞海（1979年版）又释：传记（或单称传）就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回溯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有“传记类”案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考虑到古代汉语的单音节词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的过渡的普遍情况，现代汉语中的“传记”一词显然完全同义于古代汉语中的“传”。因此，两版辞海的解释都是正确的。对照中英的传记词义，两者应当说是吻合的：以文体文章角度论，传记（biography）就是指反映或记述个人生平活动事迹的著作。两版辞海都谨慎地用“文字”或“文章”，而不用“文学”或“文学作品”的字眼，无疑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语义的歧异。事实上，我国的一部分现代学者正是这样理解和运用传记这一概念的，包括在谈到西方传记作品时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在英语中，文学、文体、文献和著作合集，乃至任何印刷品，都可以用literature一词表示。这样，由于在英国通常是把biography和literature两个词合为biographical literature这个词组使用，而该词组又被我国翻译界译成“传记文学”，因而在我国的另一部分现代学者中，除了有虽用传记文学一词而把它正确地理解为传记的同义词的情况之外，也确有另一种情况，即对传记文学一词望文生义，似乎传记文学等同于“文学的传记”（literary biography），只是一种狭义的文学作品的体裁，由此出发，便把传记和传记文学两个词看作了具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属史学范畴的著作，后者则属于文学作品。（比如姚雪垠认为：既提倡传记，也提倡传记文学，“人物传记首要原则是真实，就是科学性，倘若传记文学，应该是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非英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而某些国家的学术界为了避免传记文学一词可能产生的语义上的歧异，在辞书上干脆不列传记文学的词目，而仅对传记作释义。如苏联百科词典即是如此，它对传记一词的释义是：“对某人一生的记述，历史、文艺和科技散文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体裁。现代的传记（如名人生平录丛书）展示人物成长的因果关系，历史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定条件以及人物的心理特征等”。显然，这样的解释，与中英文中传记一词的基本涵义也是接近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鉴于传记（biography）和传记文学（biographical literature）两词表述的是同一概念，为了不至于使人望文生义，以辞害义，在中文里，不妨（其实也很有必要）把它们统称为传记作品。顺便指出，在我国现代学术界，除了分别使用传记、传记文学两词外，还有另一些提法，如传记文、人物传记和传记体散文等，至于传记作品一词，也早已见诸报章。如果说前三种提法已经是有意避免汉语中“传记文学”一词的词义歧异的话，那么“传记作品”的提法，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更为准确，因而是更可取的。即使把它回译成英语，仍可用习惯的biographical literature,外国人也不至于发生误解。海外学者黄大受说：“撰写传记的人，有的写得生动，遂有了传记文学一词，其实文学常常脱胎于传记，传记不一定是文学，传记文学虽属于文学，但仍然是传记，虽然不乏渲染美化之处，究竟是实话实说，还存着本来面目，如果刻意文学化，添上些空中楼阁，那就是穿古人之服或今人之衣，变成古装小说或时装小说了，岂可列入传记文学之林？”。此话虽然不无疵点，但作者把有人对传记文学一词之所以作望文生义的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揭示出来，由此认定传记作品的最根本的史学性质，那是合理的。2传记作品的社会功用由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所决定，传记作品也就具有相应的社会功用。所谓社会功用，总的说来是指传记作品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即作为一种流传在社会可供阅读的书籍文章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传记作品的社会功用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传记作品以它特有的魅力可以比之一般史籍更有效地把历史人物的形象不朽地镂刻在人类的心灵中，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文化财富。在这里，历史人物形象的不朽性，主要不是以传主本身的历史地位所决定，而完全取决于传记作品的质量水平。这方面可以举出许多典型生动的实例。如在中国，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作为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失败的英雄的形象，由于被刻画得那么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以致超时代般地令每一个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读者，都能够从中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获得种种丰富的联想。而按理说，项羽此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明显地不及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同样，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中的人物，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为通常的希腊罗马史专著所提及，但是由于传记作品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活动作了极其深刻、又极富于表现力的描绘，因而这些人物至今也并没有变成历史的化石，相反依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影响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希腊罗马人，乃至欧洲人，可能不知道古希腊罗马的某些帝王将相的名字和事迹，但是几乎没有不知道此书中的人物形象的。曾有人认为，传记集在西方的影响不在圣经之下，当是有根据的说法。第二，传记作品可以开拓和发展史学研究的课题方向，从而构成史学研究方面的独立成果或基础性成果，由此对于史学研究作出特殊的贡献。在史学研究中，包括一般的史书编撰，当然也注意为若干历史人物立传，这些文字本身当然也是传记作品。不过传记作品的整体却不限于此。传记作家有更开阔的视野，选择传主的目光也不只是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三教九流，凡是能够从某一方面折射出历史之光的人物，不受任何限制，均可以成为传主。这样，传记作品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对通常的史学研究的内容对象从深度和广度的两方面作了开掘。正因为如此，不少传记作品本身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具有作为史学研究的独立成果或基础性成果的价值。在这里，独立成果和基础性成果的区分，大抵是由传记作品本身因不同的类型而包含的基本要素的强弱和完善程度而决定的。例如，假使写一部“中华民国史”或“中国共产党史”，必然要写到孙中山、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但在一定的篇幅中，对于这样的人物的生平活动事迹和思想性格等，是不可能充分展开描述的。传记作品则不同，假使都以几十万言的篇幅分别为上述三人立传，只要这些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基本要素，甚至无论出自于何人的手笔，一般说来，对于传主的描述都可能比一部“中华民国史”或“中国共产党史”来得丰富、具体、翔实。在这一意义上，这样的传记作品本身便是史学研究的独立成果。也有一些传记作品，虽然篇幅简短，或者是采取某种特别的类型（如年谱类、轶事逸闻类，或新闻性传记等），并不具备传记作品的完整的基本要素，但是它们一般说来都可以补史籍笔触涉及面的不足，从而成为新撰史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即史学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例如，目前我们看到的苏联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对于布哈林一类的人物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评价严重失当。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他的传记作品，尽管披露零星片断的真实史料，也就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其有联系的是，有些传记作品因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性程度更强，还可以纠正史书之讹，补史书之不足。明显一例是：三国志魏武本纪有意避讳，对于曹操的身世用了曲笔，谓传主为“汉相国（参）之后”，其父曹嵩则“莫能审其出生本末”。事实上，曹操之父本出自夏侯氏，因为给宦官曹腾做养子而改姓，因而传主自然袭用曹姓。对此，魏晋时佚名所作的曹瞒传就写得十分明确：“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与惇为从父兄弟”。后人研究曹操，正是根据这一传记作品披露的史料纠正了史书三国志之弊。第三，传记作品虽非文学类的小说，但以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也可以跻身并丰富文学典型形象的画廊，并且因其赤裸裸的真实性对于一般读者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借用了一定的文学笔法撰写的伟人传记，如果传主的典型化程度高，那么对于一般读者将具有更大的教育和感染力量，由此起到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起到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一部描写伟人、英雄的小说，虽然它可以把主人翁刻画得可敬可爱甚至可亲，但读者不免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那终究是小说，虚构编造的。而传记作品就可以冲破这种读者心理。诚如约翰生传的传主撒缪尔约翰生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作品，像传记文学这样，挟着不可抗御的兴趣，更能牢牢实实地联系起人类的心灵，或像它那样在任何一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广泛传播善言，在芸芸众生之中，每个人都能发现许多与他自己处境相同的人物，对他来说，那些人物的错误与不幸，在人生中的逃避与探险，都将有立即而明显的用处。”正因为如此，有卓识远见的人们都十分强调传记作品的这一社会功能。十月革命前夕，高尔基准备为青年编辑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写信约请罗曼罗兰撰贝多芬传。信中说：“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罗曼罗兰则在贝多芬传一书中深情地对读者说：“人类中最优秀的人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盖上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有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富、那么幸福”。第四，传记作品在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的同时，也给予读者以一种认识作用，包括传播某些有益的知识。当代欧美各国的图书出版信息表明，在所谓的畅销书中，传记作品的比例越来越大，我国近几年来出版的传记作品也大受欢迎。这表明，当代读者的阅读心理有了变化，他们渴望了解著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当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界的新闻人物的风貌，以及艺术界和体育界一些风云人物的近况，包括他们的生平经历和私生活等。虽然新闻性的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台可以多少满足一些这样的要求，但由于它们往往是零星片断的，毕竟不如完整的传记作品那样让人过瘾。唯其如此，传记作品在这方面就可以比新闻媒介更有效地向读者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即就某些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给读者以一种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记作品又总是在描述传主生平活动时兼及某些有益的知识的介绍。例如，70年代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时候，当球王贝利像旋风一般引起全世界的球迷读者的骚动的时候，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作品也就大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在这类作品中或穿插着对于世界政治外交局势的介绍，或是介绍了足球运动史方面的专门知识，显然这些知识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