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作业参考答案.doc

中学古代文论作业参考答案中国古代文论作业参考答案一. 注明下列文献的作者及年代1. 典论论文（魏曹丕） 2. 文选序（梁萧统） 3. 戏为六绝句（唐杜甫） 5. 与元九书（唐白居易） 6. 送孟东野序（唐韩愈） 7. 诗品序（梁钟嵘） 8. 文心雕龙（梁刘勰） 9. 沧浪诗话（宋严羽） 10. 闲情偶记（清李渔） 11.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唐陈子昂） 12.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13. 书汤海秋诗集后（清龚自珍） 14.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近代梁启超） 15. 文选序（梁萧统） 16. 典论论文 （魏曹丕）17. 人间词话（近代王国维） 18. 楚辞章句序（汉王逸）19. 文赋（晋陆机） 20. 诗品序（梁钟嵘） 21. 文选序（梁萧统） 22.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唐陈子昂） 23. 答李翊书（唐韩愈） 24. 论诗三十首（元元好问）二. 名词解释 1. 诗言志：“诗言志”理论出自尚书尧典，尧典中描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艺术理论原则。从音乐说起，涉及到了诗歌、艺术、以及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诗言志”理论。这段的主要说明，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歌声是延长了的诗的语言，突出了诗要表达的意义，声音的高低与曲律相配合，各种乐器的声音达到和谐统一，不能相互干扰，要形成整饬的秩序，不能相互扰乱。这样就可以使得天神和世人达到交流和统一，用这样的音乐来教育贵族子弟，使之收到教育和引导。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从诗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认为“志”有三方面的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也就是藏在心中的思想。从总体的方面来观察，先秦人对“诗言志”中的“志”的理解，主要是思想、志向、抱负，同时也含有情感因素。在先秦诸子中，这是比较广泛的共识。诗言志是先秦诗歌批评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当时诸子百家共同的诗学观念。2. 非乐：墨子的非乐，并非完全不考虑和否认音乐的功能和美感，而是在人民的直接需求面前反对大力提倡音乐，反对统治者对于音乐的奢侈享受。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主张“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强调“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相对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学言辞在实际功能方面的次要性，一方面这是墨子思想与儒家思想较量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春秋时代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实际性的思想。3. 缘情说：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表达固然根植于传统的理论表达，但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诗言志”作为早期诗学的经典定义，其中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非常明显，经过汉代经学的阐释，“诗言志”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表达。在陆机那里，通过以“情”代“志”，扩展了“诗”的源初意义，以便更精确的说明诗歌的真正范围。“绮”本来意义指丝织品上的花纹，在陆机那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纤细、“轻浮”的美，描述色彩鲜亮，复杂而诱人的特点。陆机在曹丕“辞赋欲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时代，对于早期的儒家礼教教条进行了自主的理论改造。同时，陆机和曹丕一样，将每一文体与某一特征联系在一起。各种文体之间彼此区别的原因是方式或者样态。而在这里又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结果：把作家的特征和文学效果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体现出了今后在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倾向，文学就是要把作家的内心状态充分传达给读者。4. 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在黄庭坚答黄驹夫书中提到了这条作为江西诗派重要理论宗旨的表达。所谓“点铁成金”是指把古人现有的名言警句加以点化，使之变成新鲜的词语，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歌语言进行改革。所谓“夺胎换骨”是指取用前人的诗意，改换角度和方法去表现它。从江西诗派的观点来看，作诗就是对于古人诗作的语言和意义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在改造古人现成作品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学养和个人性情。江西诗派特别注重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学习和继承，其“无一字无来处”的理论表达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和得到表达的。虽然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被后世视为局限于模仿和剽窃，可从整个文论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宋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5. 兴观群怨：“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社会功能与艺术价值的高度概括。所谓“兴”，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语是“引譬取类”，朱熹集注谓：“感发志意”。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为“考见得失”。指诗的认识社会的功能。所谓“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指诗的团结教育功能。所谓“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朱熹注“怨而不怒”。“兴观群怨”中，“兴”与“怨”侧重个体心灵的抒发。“观”与“群”侧重诗的社会教化功能。6. 六义：诗的所谓“六义”风雅颂赋比兴这些具体名称，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到诗大序中明确的将“六诗”改为“六义”。第一，关于风雅颂。诗大序指出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之一人之本”，所谓“一人”是作诗之人。第二，赋比兴的定义，。第三，变风变雅的界定。诗大序和诗谱序都认为变风、变雅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所谓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所谓变风变雅就是“衰世之音”和“亡国之音”。7. 思无邪：“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邪”，广韵云：“不正也。”正韵云：“邪思也，佞也。”在诗鲁颂駉中有“思无邪，思马思伹。”的话。孔子借以讨论诗的整体立场。朱熹集注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其中又引用程子语曰：“思无邪，诚也。”何晏集解称：“归于正”。这些都说明“思无邪”的主旨。要求一要合乎礼教，思想纯正；二要中正平和，“文质彬彬”。8. 不平则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到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主张，“大凡物不得平则鸣”。韩愈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认为文学创作和思想实践大多都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和思想产生。个人的遭际来自于时代环境，来自于各种历史条件，诗人和思想家的作用就是把个人的遭际变成文字的表达，变成传之久远的作品。后来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又提到了这个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9. 知人论世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认为，要比较正确得理解作品意义，必须对作者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了解，结合这些方面来对作品进行考察，不能孤立的从诗的字面意义来机械的解释。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要“以意逆志”必须“知人论世”，否则就会流于穿凿附会。清代顾镇以意逆志说云：“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可得也。”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10. 神与物游：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11. “寓言”、“重言”与“卮言”：“寓言”主要说的是庄子作品中的虚构特征。明代陆西星读南华经杂说：“寓言者，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清代林云铭庄子杂说：“寓言者，本无此人此事，从空摹撰出来。”“重言”是引用圣贤格言为论据，挟古人以自重，示其可信。“卮言”，郭象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玄英疏：“无心之言，即卮言也。”大体说来，这应当是指情意满腔的自然流露，汪洋恣肆随性而成12. 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结合西汉今文经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所谓的“愤”，有时就是“怨”，如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说：“去感愤之怨，立终身之名。”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同时，司马迁也将“发愤”的范围限定在“公正”的范围内。伯夷列传：“非公正不发愤”。季布栾布列传：“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采取的是儒家正统的道德观点。“发愤著书说”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诗穷而后工”的思路。13. 以意逆志：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一般的注释家都将“意”理解为说诗者的心意。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朱熹注：“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意”是作品中本来所蕴含的意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14.直寻：在钟嵘诗品序中提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直寻”理论。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于“用事”无关。他提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就可以了。钟嵘所说的“直寻”是指用直接可感的形象来描绘诗人有感于外界事物所激起的感情，它并不排斥创作中的理性的参与，但必须以直接可感的形象为主体，使之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进而感染、震撼其心灵。三. 简答题1. 简述文心雕龙的基本结构。文心雕龙素有“体大思周”之名，全书是研究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一著作。它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问题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文学创作、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等文学理论文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论述的整体。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2. 简述闲情偶记中关于戏曲创作的基本主张。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总结前人的戏曲创作经验，从戏曲实践的各个层面对于戏曲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他从具体的演出实际出发，重视舞台效果，对于戏曲文学和戏曲表演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李渔很重视戏曲作品的结构，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也就是在统一的主题安排下使得戏曲文学结构严密，脉络清晰。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在选择题材时要主意到新奇的题材，见人所未见。李渔要求戏曲语言要浅显易懂，特别注重宾白的创作，反对语言的迂腐深奥，要求语言要新奇洁净，少用方言，还要求戏曲语言要准确，符合人物的个性。在戏曲音律方面，李渔主张“恪守词韵”，但同时也反对太过拗口的音韵倾向。3. 什么是“以禅喻诗”？“以禅喻诗”开始于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改变了前人仅仅以参禅比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比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严羽在体会禅宗心法的过程中，使用禅宗特有的理论表达，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靠“妙悟”。这样，他就使得以禅喻诗进入到了诗的本质层面上来，由此导出后人“诗禅等一”等等的说法，在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诗歌与佛理的融合虽然在早期就有，可唯独严羽能够将禅宗理论与文学现实相结合，不仅对于佛法的本土化作出了理论贡献，借助佛理，严羽也能够更深入的涉及到一系列以前没有被触及的文学理论问题，开拓了文学理论表达的视野。4. 简述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基本内容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在刘勰之前，已经有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神思”的主张，比如东晋孙绰和刘宋时的宗炳。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5. 简述陆机的“缘情说”。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表达固然根植于传统的理论表达，但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诗言志”作为早期诗学的经典定义，其中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非常明显，经过汉代经学的阐释，“诗言志”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表达。在陆机那里，通过以“情”代“志”，扩展了“诗”的源初意义，以便更精确的说明诗歌的真正范围。“绮”本来意义指丝织品上的花纹，在陆机那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纤细、“轻浮”的美，描述色彩鲜亮，复杂而诱人的特点。沈德潜在说诗粹语中认为陆机的“缘情”说使得“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陆机在曹丕“辞赋欲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时代，对于早期的儒家礼教教条进行了自主的理论改造。同时，陆机和曹丕一样，将每一文体与某一特征联系在一起。各种文体之间彼此区别的原因是方式或者样态。而在这里又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结果：把作家的特征和文学效果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体现出了今后在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倾向，文学就是要把作家的内心状态充分传达给读者。6. 简述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基本内容。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作用；二是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者叫做“泄导人情”、“补察时政”，这是其新乐府理论的主导思想。“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够反映民间疾苦，使百姓的痛苦“稍稍递进闻于上”，让人主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病，引起在上位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落脚点就在于此。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强烈地表明了他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并且鲜明地指出了文学应该积极地干预现实，为实现政治理想，为改善百姓的生活发挥应有的功效。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7. 简述东汉时期在楚辞问题上的讨论，以班固王逸为例。在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上，不仅是关于具体作品的文学判断问题，而且涉及了汉代对于整个思想史传统与边缘问题的全面理解。从汉初贾谊到淮南王刘安、司马迁，虽然所属学派不同，但由于思想的开放性，能够比较体贴切近地理解屈原之为人与为文，对其作出较高的道德和艺术评价，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识。但发展到两汉之交，由于儒学的内在转向，扬雄班固等人提出了“依经立义”的立场，对屈原其人与作品进行了贬责的批评，认为屈原不符合儒家的正统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针对这样的思想现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屈原符合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阐发了刘安和司马迁的观点，并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尽量从儒家的诗教原则出发，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从屈原所受社会环境的压迫来讨论其作品，认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又在九章惜诵注中说：“言己身虽疲病，犹发愤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泄己情思以讽君也。”王逸能够看到楚辞中的艺术魅力，其远游序评曰：“文采秀发，遂叙妙思，讬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然怀念楚国，思慕旧故。”这也可以看作是在东汉时期开始兴起的文学自主观念的开端。8. 简述庄子中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首先，庄子认为书籍文辞之可贵在于记录了语言，语言之可贵在于反应了情意，然而一种情意的产生与形成，有其环境、时间、地点、条件的依据，它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伴随着、相互联系的事物与思想活动，那就不是用语言所能充分全部表达出来的，而书面记录又不可能超过语言所表达的，因而其中究竟能保存多少作者的真情实意就很难说了。世俗之人徒劳地珍重文书，却不懂得真正有价值的在什么地方。其次，一切事物都有外形与内情，人们的观察如果停留在其形状、颜色、名称、声音的表面，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著书立说的人未必有什么真知灼见，有真知灼见的人又未必用语言文字、概念、色彩、音调加以完整地表达出来。最后，事物是无限丰富多样的，其中精微的区别，未必可以用语言文字能表达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 论述题1. 试论孔子的“思无邪”观念。“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邪”，广韵云：“不正也。”正韵云：“邪思也，佞也。”在诗鲁颂駉中有“思无邪，思马思伹。”的话。孔子借以讨论诗的整体立场。朱熹集注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其中又引用程子语曰：“思无邪，诚也。”何晏集解称：“归于正”。这些都说明“思无邪”的主旨。要求一要合乎礼教，思想纯正；二要中正平和，“文质彬彬”。孔子很重视诗的学习，论语中谈到诗将近20处，可以看作是儒家典范性的文学批评开山之作。“思无邪”就是孔子对诗进行讨论时总体评价。联系孔子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思无邪”是在整体的儒家诗论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在八佾篇中孔子对关雎的评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个评论既是春秋时期普遍的观点，也是孔子在儒家“诗教”的立场上作出的理论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后世儒家诗教说的理论雏形。孔子对诗“思无邪”的评论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评论，在孔子那里，“思无邪”主要是一种从儒家政教观念引申出来的具体批评方式，对诗中不同倾向不同文本的解读如果都能得到“归于正”的解释，充分从不同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有利于儒家说教的思想内容，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对儒家的经典教条进行反复阐说。不论是孔子对具体诗文本的解读还是对诗的作用、诗的要旨进行的概括，都反应在“思无邪”的表达中。、2. 试论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孟子一书引用诗经共三十三处，赵岐孟子题解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在孟子中引用诗经作为论述的证据，在这里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即解说诗歌，不要抓住其中只言片语进行阐发，望文生义。不应该对某些艺术性夸张修饰作机械的理解，必须要领会全篇的精神旨趣，加上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探索诗人的意图。咸丘蒙把诗中的话理解为诗句的表面意义，而孟子则要寻找那些诗句的表面背后的深层原因，他认为任何一般意义都离不开具体意图的参与，必须把这段话与产生这段话的具体条件相联系。他不仅要批评那种简单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方式，更重要的是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对文本产生动机和起因的探索，这一点是儒家诗学的重要进展。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一般的注释家都将“意”理解为说诗者的心意。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朱熹注：“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意”是作品中本来所蕴含的意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3. 试论诗大序中对于“言志”理论的新突破。诗大序把“抒情”说作为“言志”说的必要理论补充。所谓“志”，一般是指符合理性规范的思想志向，这是从政教伦理角度来要求思想的“同一”，重在表现人的社会共性；而所谓“情”，则多表现为抒发个性的要求，这是从表现人的特殊性着眼。在诗大序中，“情”与“志”相统一，因为作者对“情”加以限制，明确要求诗歌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作者一方面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另一方面则认为“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毛诗正义中对于这一段有比较全面的解释：“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4. 试论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孟子认为要正确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仅仅从作品本身来分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同时这里还体现出在孟子论及诗经的段落中体现出一种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标志从孟子开始，中国古代的文本阐释学在理解文本和理解他人这两种能力之间，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我们借助某些文本来理解他人，但该文本只有借助对他人的理解才是可能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社会关系。阅读被放置到一个社会关系的等级序列之中；它与在一个小群体中与他人的交友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语言能否尽意的问题以不同形态出现在这里：人们发觉意气相投的圈子太狭窄，于是不断扩大范围。写作与阅读超越了生死，使文明成为超越时间的最大意义上的活生生的团体。我们阅读古人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取什么知识或者智慧，而是为了“知其人”。而这种“知”只能来自对他们的生活语境的理解，这种生活语境是从其他文本中建立起来的。“知”可以依靠阅读这些文本来获得，但这样的“知”与那个人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文学的基础在于一种伦理。要比较正确得理解作品意义，必须对作者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了解，结合这些方面来对作品进行考察，不能孤立的从诗的字面意义来机械的解释。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要“以意逆志”必须“知人论世”，否则就会流于穿凿附会。清代顾镇以意逆志说云：“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可得也。”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第7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