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改善民生(下).doc

社会建设与改善民生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各位领导大家好，按照省委组织部的安排，这一讲由我和江苏省委党校的冯必扬教授共同承担，A角和B角。第一期这个班由我来讲，这个稿子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准备的。按道理要讲100分钟，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我们就偷工减料10分钟，90分钟到5点30结束，以便于大家下边的活动。 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是什么；第二个讲为什么；第三个讲怎么样。 第一是什么：就讲一讲无论是中央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还是江苏省的十一届九届全会，都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有两点，就是非常注重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我们先来看一看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相关的一些讲法。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有好几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二五规划是管五年的，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也有好多条，其中有一个目标就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因为十一五规划开始提社会建设，现在是第二次继续提叫明显加强。 这次十二五规划里面提到一个主题，提到一个主线。主题是科学发展，围绕科学发展这样一个主题，就强调了要做到四个更加，四个更加其中有一个就是指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关于主线是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围绕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五中全会强调要五个坚持，其中有一个坚持就是坚持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具体的措施当中，规划的整个第八个部分全部是讲这个内容。这个部分的标题就是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讲指导思想，奋斗目标还是谈主题主线，和具体的规划措施的时候，都时刻的在这里提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 省里的十一届九次会议相关的一些说法也体现了和中央全会一致的精神。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须更加的突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五年的奋斗目标当中有一个是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中央是明显加强，江苏这里是全面加强。在具体措施里面，规划的第十一部分的标题就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决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优先位置，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前几年我有个博士生开题，他的开题报告第一句话就是讲我们党又一次提出了保障民生。我后来就问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他愣在这里半天没讲出来。因为上一次不是我们党提的，上一次还是孙中山先生提的。所以几年前我们党开始第一次提出要改善民生。现在五年以后了，这里用的都是更加、明显，注重、进一步。 以上这样一些论述，在以前的五年规划当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就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将进一步明确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工作的重心将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工作的着力点由过去主要强调经济建设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由过去主要强调做大蛋糕，到更加强调要分好这个蛋糕。由过去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到现在要更加的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以能看出这个执政理念的一个明显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不知道有个社会，用社会学的观点叫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名论什么意思？社会就是个名称，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你要问它是什么？那就相当于牛顿物理学里面讲的真空，真空要有的，不然物质的运动没有地方。那么运动的物质都跑掉以后，剩下来的是什么？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空。 那么社会这个概念，不学社会学的人就容易把它看成是唯名论，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通缉令上写，这个人是哪个企业的工人，这个人是哪个单位的什么什么。然后只要写到这个人有社会两个字了，他下面一定是跟这两个词，社会无业游民，社会无业人员。所以就社会就是个场所，搞政治经济活动的就在这个地方。搞政治经济活动的单位分别叫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政治经济文化嘛。企业、事业，就是机关、企业、事业。等到这些机构都搬走了，活动都停止了，剩下来的这就是社会了，所以叫闲散，无业人员。 后来慢慢慢慢的社会学也恢复了，学了社会学的人慢慢慢慢出来也当小官了，大官目前还没有。原来有两个大官，一个早就去世了，一个106岁刚刚去世，雷洁琼。所以社会学没有地位的时候，两个社会学家的地位特别高，都是副委员长，一个是费孝通副委员长，一个雷洁琼副委员长。其他的没有什么人进副委员长。这个学科都给关门了，但是两个人是副委员长，这很奇怪的事。 现在大家都懂了社会学以后，社会就慢慢慢慢的被提上议程了。最早前面五个五年计划都是叫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到1982年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开始改名称了，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而最早讲社会发展最关键的一个指标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因为人口不算经济建设，当然就算社会发展。当然后来慢慢社会发展内容多了，到2006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当时中央就提出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我们整个规划是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大块来安排。这样社会建设就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五年规划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后来在社会建设里头就接着专门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是专门讨论社会建设。这是有史以来，讨论社会建设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就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到了这次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又提出来在社会发展中，要进一步的强调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社会发展。 讲到社会建设，讲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还有一个流行的概念，叫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最早是由2005年由亚行，亚行的经济研究局和亚行驻中国的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这项课题的名称就叫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樊纲等人都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这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出了好几本。其中最重头的一个成果就是由林毅夫等人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十七大里面也讲要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分享、共享。以共享式的增长促进社会和谐这本书08年出版，同时除了中文版以外还出了英文版。那么英文版把共享式的发展，共享是中国的语言当然翻译成英文怎么翻呢？当时就翻成inclusive growth。后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了，然后就着这个inclusive growth英文原文又回译成中文，就按照英文的这个词意的本意通常的流行的汉译现在就译成了包容性增长。 所以它是出口转内销回来的东西，如果是中国自己来搞，不会搞出来什么包容性增长，包容性是什么东西呢？所以现在是共享式增长。然后翻译成英文搞的这个词，然后英文再转成中文，结果变成了包容性增长。所以包容性增长，共享性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就是给我们前面讲的三个转变，由强调经济建设转移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并重。由过去强调做大蛋糕转向更加强调分好蛋糕。由过去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到要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社。跟这个思想的转变是完全一样的。 包容性增长，这个是本来中国创造的共享式增长，后来转移成包容性增长以后，这样一来，国家主席胡锦涛非常重视这个概念，在两个重要的国际场合，阐发了包容性增长的这个概念。一个就是在2009年的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包容性增长议题，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亚行提出来的，我们亚洲对国际发展的一个贡献。 胡锦涛就发表了题为合理应对调整推动持续发展的演讲。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就这包容性就是讲的共享性。为此就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的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分配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的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过去我们讲分配收入公平分配的时候，往往讲三个公平，一个是起点上的机会公平，一个是过程当中的规则公平，一个是结果上的分配公平。但实际上这里胡主席首先就强调了一个权利公平。权利公平这是在法律意义上的，是统辖从起点到过程到结果，就是整个的由起点到结果的这个整个过程都应该由权利公平来加以保证。这是一次。 第二次就是在2010年的9月，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的会议开幕式上再一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指出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的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这三个最。这是胡主席多次强调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这些都具有包容性增长的含义。这是胡锦涛又一次的对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做了阐发。这是要简单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注重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 第一它是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体现在注重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上。这是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为人民服务，改善民生。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后来的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二个理由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第一条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按照中央的提法，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上同样的话在2000年制定第十个五年规划的时候，那时候还叫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已经提了。不过不是用的改善民生，是用的另外两个字，叫富民，第一次提出来，就是2000年，那应该是十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时候，就提到富民是经济发展的，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样一个提法下面，我们江苏省从2001年开始，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把以前的叫强省富民改成了富民强省。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所以把富民摆到了前面。这种提法这种改变，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是有很重大现实意义的，当然在国际的语境当中，在数理逻辑化的语言体系当中，富民强省，强省富民又快又好，又好又快完全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区别。当然在中国的语境当中不同了，哪个摆在前面跟摆在后面的有根本的不同。实际上人家外国人听了半天不懂，是一回事吗，又快又好，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嘛。 第二条改善民生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经济的发展有人说主要靠两个东西拉动，有人说主要靠三个东西拉动。如果把经济整个当做是一个系统，它有输入也有输出。这个输入就是投资，输出就是消费。但是考察一个国家的作为一个单位经济体来考察，它的消费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国人消费，一个是给外国人消费。那么给本国人消费就继续叫消费了，给外国人消费就叫做出口了。所以又是说靠三个东西来拉动。 无论是两个拉动也好，三个拉动也好，它应该是协调的。光有输出没有输入不可持续，光有输入没有输出最后东西都卖不掉，它也不可持续。所以一直要靠它连着来。但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改革开放的一开始我们是靠消费来拉动。因为原来叫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当时有个提法大家觉得很准，现在这个提法现在还有，但是已经有了，大家的感受就有点不同了。那就是最早在八大的时候提出来。后来在改革开放以后被中央重提，就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很显然的就是短缺经济。 所以当时为什么江苏的苏南的乡镇企业都上来了，因为当时大家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什么样才叫温饱农民最懂，农民几千年来就是想求温饱，所以温饱要实现，缺什么东西他最知道。因此在计划稍微有一点松动了以后，那么苏南的农民办起了企业，请来了上海、南京的星期日工程师，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就搞起来了。所以江苏的乡镇企业跑在最前面，对江苏的经济的发展一开始起了推动、拉动的作用。这是大家最懂的。 当然后来说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主要矛盾都是这个矛盾，到现在为止还这样讲。到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前主要矛盾都是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之间的矛盾。但是同时又提出来另外一条叫内需不足。需求预期消费预期太差，这样就引来了矛盾，矛盾怎么办也好解释。这里讲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是政治家，政府讲的。而不是经济学家讲的，不是商人讲的。经济学家商人讲的需求，一定前面有两个字，叫有效需求。 什么叫有效需求，他有这个需求，同时又能拿出钱来买，就叫有效需求。有人没有房子，想住一套别墅，手上有好几百万，那么于是这时候经济学家，房地产开发商就都上门来了，就来找你了，你想要住这个别墅，你有钱就来了。那么我又想住别墅，又没有钱，那么房地产、商人就没有人来找我。政府也不来管我，为什么？你有房子住。那么现在有的穷人，房子也没有住的，任何房子他也买不起，怎么办？房地产开发商不睬他，政府要管他。因此政府要管的这部分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现在我们能提供的比较少，所以作为政府来讲，邓小平讲的这个主要矛盾，一直初级阶段没结束都存在还能讲得通。但这要花一番周折，不像原来直观的一下就能看出来。 所以很快的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开始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江苏后来找到了第二步，第一步是靠乡镇企业拉动的，第二步是靠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拉动，就是大进大出，那就是投资厉害、出口也厉害使我们江苏的经济在第二步当中又冲到了全国的前面。但是消费就一直上不来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省里面也好，全国也好都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内需不足一直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一些老百姓消费能力不足，缺钱消费。第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老百姓不敢消费。改善民生的工作做好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民生工作它主要是三块，后来减成两个部分，叫一就业，二收入，三保障。或者把就业跟收入算成一大部分，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保障。就业收入问题解决了，就业充分了，收入提高了，第一条就解决了。老百姓消费能力不足，缺钱消费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个大部分就是保障。保障健全了，可靠了，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三它是温饱型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通过30多年的发展，江苏省2010年人均GDP超过7千美元，城乡居民收入将分配达到2万2千多和接近9千。这标志着我省总体上已由温饱型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型社会。现在我们要提出要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了。 因此这样一来，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困型社会，到改革开放以后不久所实现的温饱型社会和现在刚刚踏入的全面小康社会，这三个阶段反映在个人的需求上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追求生存到追求发展。应该说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私人物品的供给猛烈的增长。但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光靠市场是不行的，这个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公共产品的供给光靠市场是解决不了，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现在主要的矛盾。所以现在主要不是缺吃少穿，少用的东西，而是缺教育，缺医疗、缺住房。这样一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就必须推进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 第四条，它也是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一个需要。过去我们是一个行政性的社会，改革开放前。政府然后各种各样的单位，有政府内部的单位机关，有政府外面的归政府管的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然后是个人。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单位里面，我们的单位是分四种。城市里面由于社会分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搞政治的、搞经济的、搞文化的大文化，它是分而食之，那就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农村里面，由于社会分工还不发达，所以它是把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合一。所以是四种单位。所有的单位都是政府办的，所有的人都编到一个单位里面。所以出差到哪里都要单位的介绍信，甚至要去登记结婚都要单位开证明同意。所以所有的人都归单位管，所有的单位都归政府管，这是行政化的社会。行政化的社会它是一种臣民关系，臣民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比较太平的时候大家都是顺民，乱的时候大家都是暴民。 我们南大有一个中美文化中心，有一次我跟美国教授讨论问题的时候，美国教授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1979年你们国家才有第一部刑法。在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你们中国除了一部操作性不强的宪法和一部婚姻法以外，什么法都没有。这么多亿人挤在一起，怎么没有打起来呢？他百思不得其解。那么本人的回答是这样回答的。我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不需要法律的。毛主席一句话，抵千万句法律。毛主席哪一句话呢？叫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完了。就拿这个就行了。 个人跟单位闹了矛盾，那个人无条件服从单位，单位跟国家闹了矛盾，那么无条件服从国家，这个集体就是单位了，个人就是个人和个人家庭。两个人闹起矛盾来，不要到法庭，原告、被告打官司，俩人都是南大的，请洪银兴派人把两个人带回家，洪银兴怎么说，俩人服服帖帖。说一个南大的，一个南师大的俩人闹起来了，教育厅厅长沈健带人全摆平。一个江苏人跟安徽人闹起来怎么办？党中央国务院说句话，全解决了对不对。但是有一条，夫妻两个人闹起来没有办法了，夫妻两个人闹起来找谁来说话呢？因此还要弄一部婚姻法。婚姻法法院先调停，调停不行了再判离。所以当时为什么主要一个婚姻法，其他什么法都不要，就按照这套单位体制完全可以做到。 美国教授说，这个也不对呀，法律上它要对等的。你光是个人服从单位，单位服从政府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个很好办，个人服从单位了，家里死人、失火了，出了问题了，打个救急报告上去，你看单位解决不解决。单位都听政府的话，到了年底亏损的不得了，这个政府你看他解决不解决。解决，大笔一挥，全属于政治性亏损，一笔获免。什么叫政治性亏损？听政府的话造成的亏损就叫政治性亏损。 改革开放以后，个人的作用大起来了。单位现在管的是慢慢的少了。按照市场经济，按照改革大的趋势，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进入一个碎片化的社会。碎片化的社会有好多种说法，比如用孙中山的说法来讲，它叫一盘散沙，中国几亿人一盘散沙，所以日本鬼子打过来我们玩不过他，一盘散沙没办法，没组织。用马克思的讲法叫一地的马铃薯，一块一块的团不起来。怎么办？弄个麻袋把它一装，然后一个人拎着这个麻袋就行了。拎的人是属于村长，然后每个村又是个马铃薯，怎么办？再装个麻袋里面，乡长把它一拎，然后是县长一拎，省长一拎，然后国王一拎。所以马克思来一句话，农民是天生向往王权的，向往那个拎口袋装马铃薯的人。因为大家都是马铃薯，一盘散沙小了，马铃薯就大一点了。 这样一种社会它是不行，这种社会里面官民非常容易直接的对立。社会没有凝聚力，现在我们发生的很多情况属于这种。我们老的体系没有完全解体，按照政府单位个人这种体系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完全是自主就业，只是人事档案挂在人事档案代理的那个地方，那么你用这套体系来搞就已经是很不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入第三种状态，就是有一种社会组织来连接。这样就成了组织化的社会。 大众、民众、公众在政治学里面这几个概念都有不同含义的。我们平常经常用群众、大众，民众。但是政治学里面把这几个概念看的是有区别，但是区别不大。但是把另外一个概念看成是跟它区别非常大的，那就是公众。公众只有在市民社会里面才有。他个人有明显的权利意识，同时又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一盘散沙的社会只有个人得权利意识，没有任何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责任意识。而在行政化的社会里面，个人基本上没有权利意识，只有叫尽一定的社会责任，只有整个社会、国家、政府、单位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在起作用。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回到过去的行政化社会是不行的。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看着我们的社会往碎片化的社会方向继续去发展，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要开始转入第三种状况。而第三种状况这样一来就必须要构建社会。 前面我说了中国人不知道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刚才只讲了一个，我们国家把社会学砍掉了，全中国人民都不学社会学。50年砍掉的，80年才重新恢复。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社会这种组织。用中国老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秦始皇以后就皇权一杆子插到了底，当时插到了底只插到保甲上来了，保长。毛泽东进一步的把这个竿子插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以为搞了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分三个层次，最底下一个层次生产队长。那么生产队长就直接代表国家来指挥农民干活。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本人插队宝应县那个地方，有一个生产队长，我们是农业学大在当时工作队进去的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有一个科技创新的产品，200多块，叫收扩两用机，既可以收音，还可以通过它发话、扩音200多块钱。这个东西这个生产队长就买了一个，然后把这个机子往广播网上一挂，因为家家都有一个广播网，他是没有开关的，天没亮，县广播站一唱东方红了，就响起来了，到了晚上一唱国际歌以后就声音全部就没有了。 结果这个生产队长把它插上去以后，在东方红还没有唱以前，他就开始坐在床上，茶一泡，一边喝水就一边发号施令了。某某人挑猪粪，某某人插秧，某某人干什么，分配完以后他自己又进被窝睡觉，我说他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周扒皮还要穿好衣裳，出了那个房子，到外面冷的不得了，到鸡窝那边学两声鸡叫再重新回去，他直接坐在被窝里面就把整个这个任务就完成了。那就是说国家直接指挥每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还有积极性吗？后来包产到户很好，包产到户我们怎么说的？找到了一种适合于现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原来那种是不适合生产力的，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那个不行，要换这个。 我始终就想不通，我认为原来那种生产方式就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包产到户以后就是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极大的解放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的生产力，所以呼啦一下就上去了，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不是社会主义内部的这个转变为那个。我顺便说一下，片子上打出来的具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使用价值。我随会发挥的你赞成就用，不赞成东耳进，西耳出拉倒，随会上发挥的不大可靠的，这个片子上打出来的，还是深思熟虑过的，这个不大一样。所以这样一个原因也导致中国人不懂什么叫社会。最多最多来一个叫社稷，江山社稷。那个社稷跟我们的社会还不大一样，它可能自然的成分考虑的更多一点。 第五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这么几条，第一条是收入结构失衡。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到我们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贫富差距到底多大，国家统计局没有权威数据。因为国家统计局现在不公布了，也可能是不敢公布了，或者得到上面的授权是不要公布了，以前是公布的，后来就不公布了。我想现在又强调社会建设，又强调改善民生，又强调要提高居民在国民分配当中的比重，强调公平分配，我相信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统计局一定会重新发布权威的关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指标。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这样以来，那就个人讲话不同了。因为大家就调查了。当然调查都涉及到你的抽样样本的数量的局限，抽样方法的局限性。而不是像国家统计局的那个城市调查总队，农村调查总队，在那样一个科学的抽样并且样本的数量足够大，那么国家统计那部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个人调查起来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调查出来了东西数据也就不一样了，有高有低，各个时候都有比较大的差别。 我发现一般的人一般的机构公布这些数字都要注明出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但我发现只有两个地方，它公布数字是从来不讲出处的，第一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数字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好象天然的就相信它是权威，它那个就是对的，它从来不讲出处的。第二位有一个学者是从来不讲出处的，因为这个家伙比较牛，那就是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双聘的教授叫胡鞍钢，胡鞍钢这个数字出来都是从来没出处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数字都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在4.2、4.3以上，基本上没有低于4.2、4.3，有的到了5点几，最高的到了5.7。我们这里取了一个大概在0.5左右，0.5左右那就是差距相当之大。这个数字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好多年前，那时候还是南京市市长是王宏明的时候，王宏明有一次向我们汇报，因为我们是市政府咨询委员，向我们报告工作，说南京市人均收入多少钱，平均工资多少钱，贫富差距多少，跟去年比上升多少，副省级城市当中排多少，讲完以后。我说王市长我说我家小孩现在工作了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口袋能有多少钱你都知道，你真有本事啊，他说童教授，你不要拿我开心了，大家都这样讲的嘛，各个城市都这样讲的，就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每个人口袋里头多少钱，人均工资多少，家庭人均财产收入多少，这些数字怎么来的。这是这样的数字，变化很大的。 7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均等化过于平均主义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基尼系数不断的加大，现在已经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的地步。第二个是地区结构失衡，我国有东部、中部、西部的差距，我们江苏就有南部、中部、北部的差距。09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苏州是2万6千多，那么宿迁只有1万2千多，不到它的一半，这个差距很大。 第三个城乡结构失衡，我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我省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多，那么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千，差距是2.56倍。 第四个人口结构失衡。在2009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人达到1260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7%，这是一个年龄结构，还有一个性别结构，性别结构就更糟糕了。前两年省计生委开一个十二五规划的专家论证会，专门涉及到这个事情。 第五阶层结构的凝固化。社会流动现在不自由，不畅通了。造成了大量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这叫拼爸游戏，拼哪个爸爸大，哪个爸爸有本事，这是很糟糕的现象。社会分层不可怕，社会分层就怕两个东西，第一个怕分出来的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 我们国家老的社会协会的会长，我们无锡人陆学艺他不是出了一本书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他把所有的人分成十个档次，大量抽样调查结果，最上面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然后第二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第三位是私营老板，第四个专业人员，第五个公务员。然后六、七、八、九、十是自顾自的个体户，然后是三产、二产、一产，最后是零产，叫失业，半失业的人员。所以很好记。 这个排出来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候这个书被作为禁书要批不准他发行。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冲突。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说我们国家仍然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结果工人、农民变成老八、老九和老十了，甚至变成基础了，另外一个基础的意思了，不是我们那个工农联盟那个基础的基础了。 第二个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说我们国家社会和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他们跑在了第一层，第二层顶上面去了，这就跟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冲突，这糟糕了。那么不能批陆学艺的，你批陆学艺，你要说他是造谣，那你摆出事实，你的事实还不如他的事实厉害呢，所以你要批，批我们自己的指导思想，批我们自己的工作，你不能批他，他如实的反映了我们工作以后导致的这个状况。如果他是造谣，你可以批他，他根本不是造谣，是事实嘛，你摆事实讲道理，你把他驳倒了，驳不倒的，怎么办？三个办法。一个办法按照主流价值观重塑社会分层，不得了，那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种按照新的社会阶层分析，来重新改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那又不得了，那资本主义复辟了，不谈了。最后怎么办？中国中国来中庸治国。部分修改主流价值观，然后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适当调整这个社会结构。 怎么修改主流价值观呢？有两条，都在江泽民2001年的报告里头了，第一私营企业主也能入党，调整了一下。结果我们发现私人企业主入党的不多，倒是党的书记去当私人企业主的很多。说为私营企业主入党开辟道路，还不如说为党的书记们去当私人老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个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两条不就部分修改主流价值观了。 怎么来调整呢？不是两大举措嘛。一大举措要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要促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来办后劲。第二个那就是强调我们一开头讲的改善民生，关心弱势群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通过这两个做法来部分的调整这样一个社会分层。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社会分层会产生第二个大问题的那就是分层凝固化。什么叫凝固化呢？文革当中主要是政治分层不是经济分层，于是就有红五类黑五类。那么现在主要是经济分层了，于是就有富二代穷二代，那么自古以来就是讲官家还是官家坐，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的儿子回打洞。这样一来就糟糕了。 为什么大家都推崇橄榄型社会结构呢？曾经有人说，标准的橄榄型拿不出测定的标准，也就是说有个指标体系，按照这个一测算，你这个国家是橄榄型还不是橄榄型的，测不出来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想类型。为什么变成这个理想类型呢？橄榄型是这样的，中间大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它起码有三个好的功能。 第一个好的功能，上层永不松懈，上面的人弄的不好就掉下去了，因为中间的肚子大，松，两头挤。所以你稍微不努力就往下掉了，叫上层永不松懈。中层呢？永不满足，中层上面还有呢，我要上去。下层永不绝望，因为下层往上去很容易，上面很松，你稍微努力一下就上去了。这样一来对三层都起到了好的作用。我们的结构国内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本人的解释，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站起来的哑铃，上面大，下面大，中间一个细杆子。细杆子什么呢？就是高考。每年6月7、8、9三天，这三天了厉害了，高考冲上去了就上去了，没有冲上去的就在底下。高考扩招了，扩招了这个管子粗了，粗了以后又细了。现在考上大学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现在有的人讲，你要想考不上大学还不太容易呢。 当然有一条，要考就考名牌大学才有用啊，一般大学没有用的。当然考名牌大学它又是一个细管子。所以这个7、8、9这三天，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奇怪，中国怎么这样子搞啊，所以大家都骂教育部长，这个责任根本不在教育部长。我们曾经发生过大连的几千名家长联名上书给民航总局，要求在高考这三天民航总局停飞大连起降的飞机，因为影响考场的考试。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噪音的控制，污染的控制，只有在高考前后的20天是正儿八经的抓的，其他的时候根本不管的。因为那段时候工地上要想搞出噪音，那就犯了众怒了，因为影响到了这么多考生一辈子，所以那段时候夹起尾巴，老老实实的，你不要在夜里头发出声音。高考一结束以后，你继续发出声音没人管你。所以那几天特别厉害。 我顺便说一下，我们教育上的问题，教育部长是负不了责的。教育上大的问题都不是教育部长决定的。考试把人考死了，宣布取消一切考试，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后来发现老不考试，一代人才都断裂了，没办法了，然后决定重新恢复考试，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后来李岚清是管教育里头位置做的最高的，他搞死了，也只搞一个高校合并，在高校内部来玩。但是在高校和社会的进出口接口上，李岚清都没有办法，最后是总理朱镕基宣布高校扩招，把这个进口开大了。现在学校教育上出了这么多纰漏，你指望袁贵仁上来，就把它解决了，做梦，根本不可能的。起码要温家宝以上的人才能做，这是社会结构。 我去年跟陆学艺，还有李培林三个人专门讨论过社会结构。但是我们一个话，就是说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20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大体上和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前的那个结构相适应。但是最近我看陆学艺发的文章上，把20年减成了15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近党政各级都在加快落实社会建设。所以可能稍微缩短一点差距，他改口了，由20年变成15年。 最后一个是解决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需要。社会矛盾极具的增加，数量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本人有这么一个估计和判断，我们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最主要的动力源，我认为在1978年以后主要是在上层，在英明的，开明的中央领导那里。具体来讲，就是以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代表的。那么当时的主旋律打出来的牌就是改革开放，或者叫改革。 所以当时决定我们国家很多重大变化的举措，都是从中央那里发出的。这个做法做到1990年前后出问题了，因为众所周知，国内89年出事，90年叫东欧剧变，91年叫苏联解体，弄的大家都害怕了，不敢动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有一个视察南方的讲话，这个讲话精神很多，但是首要的精神就是那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这样子一来，主旋律就变成发展。而主旋律变成发展以后，这时候我们国家社会进步的动力源主要来自中层，就是各位了。我的中层是比较广泛的，就是各级党政领导。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领导，以及各个单位的领导，以及跟这些领导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士，无论是战友也好，亲友也好，同乡也好，或者是通过权钱交易搭上线的关系也好，那么这部分人很多的发展，很多的主意，很多的创新都是在这部分人身上。当然这部分人也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到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后，情况变化了。无论是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和谐社会，然后劳动合同法里面讲的同工同酬，选举法里面讲的同权同票，各种赔偿司法解释里面讲的同命同价，以及现在讲的公平正义，叫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共建共享。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已经到了下层。下层打出来的口号就是维权分享。叫共建共享，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一阶段主题是改革，第二阶段主题是发展，第三阶段主题是共享。共享式增长，然后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回来，叫包容性增长一个意思。 有一位县委书记讲，没有我们这样子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以及有一位公务员讲，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话都是对第二阶段的准确概况。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由第二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现在从胡锦涛、温家宝多次重要讲话的精神里面都可以看出来，也就是前面讲的，可能过去更注重的是做大蛋糕，现在更注重的是分好这个蛋糕。继续要改革，继续要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国民来共享、分享这个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最后第三个部分讲一讲怎样加强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第一就是提高对注重社会建设与改善民生重要性的认识。这里面要消除两个认识的误区，第一个认为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社会就会健康的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一切矛盾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我们经济很不发达的时候，这种误区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或者并不显示出它是一个误区。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的确是经济基础太差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居于全世界第二位，而且增长的速度在全球仍然是独领风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就可能使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同时，其他各方面的不健康的现象没有任何的好转，相反更加的恶化。 第二个就是把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相对立。10月份我到重庆去一趟，我发现重庆有八个字是讲的很符合道理的。哪八个字？叫民生经济，唱红打黑。网络上流传比较广的后面四个字，唱红打黑，实际上它完整的是八个字，民生经济，唱红打黑。也就是说他这个经济不是像我们沿海搞外向经济，或者像有一些包括一些暴发户的地方，像内蒙、鄂尔多斯、山西的这些地方是靠资源经济，重庆要搞民生经济。所以民生经济唱红打黑。这个应该说他走出了这个误区。 第二就扎扎实实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含义应该是指全体公民，不论是地域、民族、性别、收入、身份差异如何，都能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结构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确立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然后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应该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大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底线生存方面的服务。包括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二个是基本发展方面的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就大体的。因为有的地方是有交叉的。文化体育、民政等等公益性的领域。第三个是基本的环境服务，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等。第四个方面是基本安全服务。包括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等。 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候不是通过这个均等化。因为我们过去绝对平均主义搞的太厉害了，弊端太严重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是采取了一个差别化的办法。但是邓小平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要允许乃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邓小平对于这件事给予一个名称是非常独特的，叫它叫：大政策。其他的都叫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国策、战略、措施等等。我仔细查过，称为大政策的就是这一个，叫允许乃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我们党的大政策，大政策就这一个，非常可怕的。但是现在你如果再讲允许乃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恐怕就不合时宜了。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里面提出来的，第二阶段里面维系的，而第三阶段恰恰是要把它改掉的，邓小平是了不起的，我个人对他很有感情，不然我还在农村劳动，怎么能到南大来读书，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伟大，他讲的话对，但是不见得就是他的话到现在都还能用。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毛病，这个人只要是历史上肯定是好的，那他的话都是对的。然后提一个什么东西，就几个人论述什么什么，然后就出来了。像你仔细找找这个书里头好多话是互相打耳光的。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伟人讲的一句话，你必须把时间、地点、条件搞清楚。时间跟现在肯定不一样，地点常常也不一样，但关键问题是看条件。 现在各种条件如果跟当前还差不多，那么那句话当时是对的，现在也还能用。如果现在的条件跟当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句话当时是对的，那么现在也不能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点趋向问题。邓小平从高考停了12年，各行各业人才断代，因为中间12年都没招生，青黄不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又提出来，要集中优势教育资源，重点办好少数几所重点大学。然后把尖子学生，有时候甚至来不及了，所以在科大搞少年班，把这些人弄进来，然后集中优势教育资源，突击的培养，来填补人才空档。邓小平只讲重点大学，下面大家就贯彻落实发扬邓小平这个思想，就搞起了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现在连重点幼儿园都有了。 现在这个还能办吗？不能办，要取消。袁贵仁能取消吗？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温家宝以上的下道死命令取消，这个才能解决，不然不好解决。换了教育部长以后，作了一个决定，说基础教育部分，九年制这个部分，老师要换岗，在一个学校最多待几年，然后要转走。于是下面就要来搞了，这一搞老百姓告状了，这个学校是重点学校，我是冲着这个重点学校这些名师来的，这些地方的房子卖的价钱，住的价钱，都比其他地方的房子要贵的多，我来了，现在你们教育局把这些名师都要抽走了，我这个损失哪个赔？老百姓要告你了。所以教育部长管不起来的，一定要总理以上的才能做这种决定。但这种决定现在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你跟现在的公平正义，跟胡主席讲的四个公平，权利公平这些东西要摆出来。 第三千方百计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十七大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曾经讲过，十七大报告提的很好，但十七大报告里头有两句话，现在基本上没怎么落实，或者落实的力度太小，一句话就是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当时的说法我们市场改革走在前面，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安排，市场价格和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但是现在没动。原因是两个，一个原因从客观上来讲，2007年秋天十七大开完以后，2008年美国就发生了次贷危机，然后就升格为华尔街金融海啸，然后整个使国际经济衰退。那么在这种不良的国际经济金融背景下，我们来搞这个改革，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可能暂时推一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搞这个改革，得罪的人要太多了。即得利益集团的力量相当的强大，而在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当中，能找到既有本事又有决心要想跟即得利益集团来较量一下的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所以这一块到现在为止没什么动作。 第二块没什么动作的就是这句话，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言下之意就是政府拿的太多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言下之意就是资本跟高管拿的太多了。现在这个也要提高，那那边就要降低。改革有一个经验叫存量不动动增量，到2008年金融危机下来以后，这个正量部分比较微小，所以这一来这一块基本没什么动作，或者说动作很小。 现在我们也不强求马上就动存量，但是能不能来一条，政府和企业在分配当中保持原状5年，10年不动，我不要你减，但是不能出台任何提高的政策。这样子一来，增加的部分都加到劳动者，加到城乡居民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后面7年倍增计划才能得到实施。否则这个地方要倍增，高管说要增，股东说我要增，政府说我要增，你7年是增个鬼，最后你这个居民增的还不如刚才讲的那几个增的多。相对量比不过他，绝对量就更比不过他了。这个地方也要尝试性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国民收入三次分配。一次分配、市场分配，国民的收入主要形式工资、财产型跟经营型。二次分配是政府分配，这就是社保。三次分配是社会分配，慈善捐赠等等。 第四个认真做好民生的五有工作。党的十七大把居民的基本要求概括为五个有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兵有所役，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概括的非常好的。期限要求2020年。本人对第五条2020年要做到住有所居，信心有所不足，希望能看到下面有所变化以后，希望做起来。这里头好多事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比如现在讲住有所居，这个居不一定全是要买房子，你租房子也行，要变一些观念。这个观念改来改去谁改的？是老百姓改的还是你政府改的？本来我们住的房子都是租的公房，后来你说要房改，不能租房，要买房，一定要叫你买下来。买了以后现在不一定要买，租也可以，这就叫折腾。中央一旦明确要求，不搞折腾，要深化改革。我就有点纳闷了，改革和折腾怎么区分？表面上看，一模一样，原来这样做的，现在不这样做了，就叫改革，或者叫折腾。原来这样做的还这样做，那叫沿袭旧制，按既定方针办，保守。 那么不按照原来的把它换一套，又叫改革又叫折腾。但是有一条，我们并不是说创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讲。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讲人性的相悖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所以你不按照原来的那套做法做下来以后，实践检验不错，老百姓也拥护，于是就把那顶桂冠戴到你头上，你是改革的先锋。结果你这套搞下来以后，实践检验不行，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上面讲，我叫你不要折腾，不要折腾你怎么折腾的，于是把你拿下。所以有人说了，在中国官越大越好当，越到底下越难当。因为上面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深化改革，不搞折腾。就看你自己怎么把握了。 这个五条，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解释了，大家自己看。 我们苏南有了发展，苏南提出了新的五个有所。因为那五个有所是针对全国的，我们苏南的基础比较好，所以提出来学有不是所教，学有幼教，劳有俸酬，一兵有两役，老有宜养，住有宜居，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第五条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这里面摆到议事日程上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现在后面两个改革已经在开始普及，前面两个题目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开题。户籍管理、公共财政。前两天计生委叫我参加一个论证会，我首先提一个问题，你这里是指户籍人口还是指常住人口？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规划难讲。同样我们的省规划也讲，作为国家来讲无所谓的，国家比如说人口就控制两个指标，三个指标。实际上控制两个，一个是出生率，一个是死亡率，一个自然增长率，国家只要这几样就行了。但是作为江苏，作为南京市，你这三个指标没有用的，关键有一个指标，流进人口，流出人口，现在我们的出生率也控制下去了，死亡率也不能弄太低，也不能弄太高。自然增长率呼呼直上，为什么？这个进来的率太高了，但是我们的人口控制里面的这一条还没有。所以国家的东西搬到各个区域来讲，它不能完全照搬不动的。 所以这里面的很多规划实际上都涉及到，一讲到人均、收入什么等等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包括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指对策。第一考虑公共而不是只是政府财政。第二公共有一个问题，是当地的所有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还有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就更广了，因为流动人口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要就地落根的要常住人口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他长期处在流动当中，他不想在这块待长，以后可能还走的。 第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应当建立完善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纠纷冲突的预警机制，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社会治安防控机制等等，社会管理方面的新的机制。这个社会矛盾现在是非常突出的，不能回避的，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个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应该有专门的管理机制。因为我们的机构是要服从于任务的，服从于工人的。现在十二个五年规划把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提的这么高，恐怕应该有相应的机构。 省里面搞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委托我做一个社会管理改革方面的一个预言报告。因为社会管理十一五规划里面没有，十一五规划开始有社会建设了，十二五规划开始要提社会管理。那么我做了以后，五个方面，后来专家论证的时候觉得还是不错的。不仅为十二五提供了思路，而且为以后的社会管理这一块也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平台框架。 这里面我主要提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继承社会管理的新格局。怎么落实完善和细化十七大里面讲的城乡社区管理的新格局四句话叫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第二个党政主导群众维权的新机制。现在很奇怪，现在老百姓维权就对着党和政府。实际上十七大报告里面讲，我们要老百姓共享，要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作为这个维权共享的号召是党中央发出的。所以怎么样来构建由党政主导群众来维权。 第三，社会组织建设管理。我们国家现在用的名称叫民间组织。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国外有的叫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名称很多。我们的党的系统这边的文件多半是用社会组织。但是政府管理那边的文件上基本上用的民间组织。另外还有一个以前在工商局登记的后来转归民政上去管的叫民办非企业机构简称民非。 第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新架构。最后一块应急管理建设的新目标。应急管理这一块矛盾也是越来越突出，压力越来越大。 第六个要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在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2006年出的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把现在政府的职能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其中就有社会管理。这样一来，我们省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进行以下的一些变化。人们一般都认为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我考虑在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再加上十二五期间不可能提小政府，可能在最近头二十年都很难提小政府。我这里面用的是精政府，主要指的是精干。权能性政府变为有限职能型政府，竞技投资型政府变成社会投资型政府。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专门对社会投资做过详细阐述。行政管理型的政府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运动服务型的政府变成制度服务型的政府。我们是搞运动的，后来说不搞运动了，是指不搞政治运动了，但是经济建设现在基本上还是要走运动型的。现在我们要搞法制国家，所以应该搞制度服务型。我们的政府不是服务于运动服务于党委发动的各种运动。而是要服务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健全和稳定。其实服务型的政府变成平等无差别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要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一视同仁，强调刚才讲的那几个同，同工同酬、同病同价，同权同票等等。 第七个非常重要就是发挥社会组的作用，就是民间组织。现在国际社会的共识，一个国家它分三个领域。一个叫国家领域，国家领域里面的组织形态是政府。第二个是私人领域，这里面的组织形态是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构成了市场。第三块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里面就是社会组织。我们国家的说法就是民间组织这三种。 但是现在这三者地位不平等，现在我们国家前面那两个国家领域里面的政府，私人领域里面的企业，以及企业的联合体，这个市场，这两个被抬的很高。现在我们往往是这样讲的，市场它能提供私人物品，提供公共物品不行，市场失灵怎么办？政府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行的，政府提供私人物品是不行的，怎么办？政府失灵的地方市场来。这样一来，这两者就包打天下了，社会组织就靠边，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最近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就这个，在中国行政管理第十期上就专门写的这个。实际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分别有两种状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