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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名词解释盘庚迁殷：盘庚即位后，为了改变王朝的困难局面，不顾贵族与大臣的反对，决定将商的都城迁回故都殷。并在这场是否迁都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场迁都加强了商王的权威，巩固了王朝统治，国都至灭国都未再有更改。甲骨文：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商代文字，是一种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占卜文字，其造字法仍以象形为主，但已有规整笔画。于1899年正式定名，学界也将这一年作为发现甲骨文的年代。甲骨文的发现对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五礼：是西周时期礼仪的五个大类，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其中每类都各自分成许多小项，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体现了“亲亲”和“尊尊”两个基本原则，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的繁复性。五刑：是周穆王时期甫侯制定的吕刑中对于刑法的种类的别称。分为墨刑、剕刑、劓刑、宫刑和大辟五大类，各相关条款都在百条以上，涉及了西周刑法体制涉及罪罚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刑罚的措施有不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平王东迁：周幽王被废后，申侯、缯侯等立原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其即位之初，镐京局势混乱，于是平王决定将都城迁至东都成周（今洛阳）。这次东迁，标志着西周的统治的结束，春秋时代由此到来。春秋五霸：春秋时期，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为了能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确立主导地位进行了争霸战争，比你个形成所谓的五霸，但具体是哪五霸没有定论，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诸侯的争霸为战国时的统一战争做了较充分的前期准备。葵丘之会：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与齐、鲁、宋、卫等国的国君及周襄王的使者在会上订立盟约，规定会盟诸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义务。这次大会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冬，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包围宋国，宋向晋国求援，晋又拉拢齐、秦两国于城濮于楚军对峙。次年4月，两军于城濮决战，晋军以巧妙的战术打败楚军，楚军仅勉强保全中军。此役之后晋确立了其霸业。商鞅变法：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发布求贤令，商鞅应征入秦，经过努力，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全面推行。其主要内容有：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推行小家庭制度；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按人口征收军赋等。使秦国迅速发展起来，是战国时期最彻底、最成功的变法。长平之战：前262年，秦进攻长平，揭开了秦、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动的长平之战的序幕。初期，赵军统帅廉颇以固守方式与秦军相持，双方陷入焦灼状态；但后期赵孝成王中秦国反间计，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换下廉颇，秦则暗地里换上名将白起。白起运用战术将赵军围困40余日，赵括于突围中阵亡。秦军则将40余万赵军俘虏坑杀，仅释放240名未成年战俘。此役两国民力损伤巨大，但赵国由此失去了与秦国对峙抗衡的实力。三公九卿：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新的国家机构。在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九卿则有奉常、郎中令、卫尉等。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听命于皇帝，领取俸禄，不世袭。七国之乱：前157年，汉景帝即位。吴国强横跋扈，晁错上削藩策，景帝采纳之，假借罪名削夺了一些郡县，景帝三年又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等郡。由此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这是一次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景帝先是诛杀晁错以平息叛乱，无果，景帝于是派出周亚夫等出兵平叛，三个月后叛乱平定，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察举制：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初期并不被广泛执行，但武帝采取强硬政策，使这一制度能够继续下去。孝廉因此成为了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其与征辟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世袭制的弊端，但其个人因素在举荐过程中作用巨大，被举荐者也容易与举荐者结合形成官僚集团，极大威胁了皇帝的统治。轮台罪己诏：前89年，武帝拒绝桑弘羊等在轮台遣田卒屯田，以威西域的建议。颁布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公开承认过去兴师不当，表示以后要停止用兵、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轮台罪己诏”及其附带政策的出台，暂时缓解了民间暴动的局面，也使一度动摇的西汉统治也重新稳定下来。昆阳之战：公元23年，王莽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兵向绿林军反扑。六月，官军逼到昆阳，刘秀与宋佻等13人乘夜突围求援，王寻王邑未加理会，刘秀率三千敢死之士与城内守军内外夹击，打败官军。此役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使起义军与新莽政权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刘秀也在此役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尚书台：在光武帝后成为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决策机构，是东汉时期实际权力的集中所在。尚书台长官称尚书令，副职称尚书仆射，下设六曹尚书，分掌各种政务。皇帝会挑选亲信大臣“录尚书事”，基本等同于皇帝直接指挥尚书台，使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到了加强。度田：公元39年，刘秀颁布度田令，在全国丈量土地，核实人口。其目的是限制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及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的数量，以增加赋税的收入。但是在度田令的实施中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抵制，刘秀又采取强硬手段，但适得其反，于是度田不了了之。豪强地主势力并未被根本削弱。党锢之祸：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因“教子杀人”被捕，后“逢宥获免”，时河南尹李膺案杀之。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其结党。桓帝因此下诏逮捕“党人”，李膺未能幸免，所幸有士大夫的努力营救方能获赦。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次由于李膺等人获释后声望更高，使得宦官集团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不仅李膺等人横死狱中，更牵连无数无辜者。这是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反宦官斗争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更影响深远。官渡之战：公元200年，袁绍南下进攻曹操。袁绍兵力十万，曹操仅有二三万。双方在官渡展开战斗，曹操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取得首胜，有派兵偷袭乌巢，烧去袁军粮草辎重，使袁军军心大乱，曹军趁势进军，大获全胜。此役后袁绍忧愤而死，其子为夺位而引发内乱，曹操又继续进军，一举肃清袁氏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曹操亲自率军南下征伐刘表，但刘表正好病死，曹操得到了荆州，乘胜追击刘备，又向孙权送去战表。为救亡图存，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抗曹。二军相遇于赤壁，初次交锋曹军即失利，只能退守乌林，并用铁链将船连起来。周瑜令黄盖诈降，率船队驶临长江北岸纵火，孙刘联军乘势冲杀，曹操惨败，逃回北方。赤壁之战导致了长江南北割据的长期对峙的局面，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九品中正制：曹丕称帝后，为使“唯才是举”的原则得到落实，遂根据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在州郡县设置“中正”考察本地士人品行并评定等级、上报中央，中央则依此授予官职。在曹魏初期是还能够体现“唯才是举”的精神，但后期品评越来越重视士人的门第，因此后期九品中正制蜕变成为维护世家大族政治特权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及其他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法令规定的出台，使士族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际得以形成和巩固。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其子惠帝即位，外戚杨骏辅政。贾后不满，密诏楚王司马玮入京翦除之，自此贾后控制了朝政。300年，贾后诛杀太子司马遹，激起宗室及朝臣的怨恨。赵王司马伦首先起兵，诛杀贾后，控制朝政，不久称帝。这一举动使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起来讨伐他。政变演化为武装混战，惠帝不久复位，大权却落入司马冏手中。其后，司马冏、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混战。306年，司马越控制朝政，立怀帝司马炽，“八王之乱”宣告结束。这场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集权统治。土断：东晋时期，由于侨州郡的逐渐增多，给户籍管理带来极大的麻烦。于是，东晋政权推出“土断政策”。其内容是：对侨州郡的设置和侨人的户籍进行整理，在撤销、合并一些侨置机构同时，将侨人的户籍性质改为与土著居民的户籍性质一致。这一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和了侨人与土著居民的关系，维护了东晋政权的统治。祖逖北伐：西晋末年，刘曜攻破洛阳时，祖逖率领亲族、邻里迁至京口。被司马睿任命为军咨祭酒，祖逖当时即提出北伐。司马睿由于无暇顾及，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拨给少量粮饷布匹，令其自行招募兵士。祖逖北伐的行为受到广泛支持，并得到一定成就，但晋元帝司马睿为防范其功高难制，派人制约之。祖逖感到壮志难酬，抑郁成疾，不久病死。祖逖的北伐时东晋北伐活动中最早的一个，这些北伐行动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阻止北方割据政权向南扩展势力，保护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三长制：北魏孝文帝改革中一项关于地方组织机构的改革措施。规定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三长皆由乡里有威望者担任，职责是核定田亩、户口，收取赋税，征发徭役，维持治安等。三长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健全了户籍制度，有助于进一步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六镇起义：公元523年，由于怀荒镇遭遇灾荒，又值北方柔然入侵，镇民要求开仓赈济，被守将于景拒绝，镇民盛怒下囚杀于景。不久沃野镇爆发起义，各镇兵民普遍响应，很快占领了北部边境的六镇，北魏朝廷围剿数次未果，竟联合柔然夹击起义军，起义失败。接着，柔玄镇兵杜洛周率六镇“降户”起义，同时怀朔镇也爆发起义，后来两支队伍合在了一起，由葛荣领导，数量达数十万，攻占河北五州，声威大震，直至529年被镇压，六镇起义结束。六镇起义后，各地相继爆发起义，北魏由此走向末路。淝水之战：是前秦与东晋之间进行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公元383年，苻坚率军南进，东晋谢安则派谢石为征讨大都督，北上抗击前秦军队。两军最后在淝水隔水相持，进军要求秦军后移以便渡河作战，秦军则打算趁晋军半渡时发动袭击，遂断然命令后撤，致使秦军大乱，晋军渡水后冲杀过来，东晋降秦之将朱序趁机在秦军阵后起哄，使秦军阵脚更乱，秦军前锋都督苻融死于乱军之中，苻坚败回，东晋取得最终胜利。此役解除了东晋北方的威胁，进一步稳定了其在江南的统治，南北政权之间的对峙局面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