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息为体日新为道解读.doc

“不息为体，日新为道”解读此句出自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刘禹锡的问大钧赋。一、刘禹锡其人刘禹锡(公元772-824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21岁时和柳宗元一同考中进士，后入朝当了监察御史。曾参与王叔文等人发起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措施触犯了宦官藩镇的利益，革新流产。王叔文、柳宗元等被贬，刘禹锡在劫难逃，被贬赴广东连州，途中改谪往湖南朗州(今常德)当司马。后又再次被贬到广东连州任刺史。刘禹锡在政治上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坚持整肃官吏，主张“功利存乎人民”。身心受到重大打击的刘禹锡被贬连州后，他即深入民众，体察民情，勤廉守政，力行教育，为发展连州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刘禹锡对连州的最大功绩和贡献，首当重教兴学、栽培州人，开创了连州重文兴教的传统。唐宋时期，广东科举场上盛誉“连州科第甲通省”。刘禹锡在从政之余笔耕不辍，有中唐“诗豪”之称。文学上与白居易齐名,堪称“四海齐名白与刘”。留下诗文800多篇，陋室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辞章脍炙人口。刘禹锡在哲学上坚持物体形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禹锡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优良传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他的“天人交相胜”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中国传统哲学，尤其道家哲学，普遍强调人对“天”和“命”的顺从。儒家思想较为积极，比较强调人的能动性。特别是强调在服从天命的前提下，仍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如孔子认为，死生富贵等是天命，无需我们去操心，顺从它们就是了；但仁义礼智是人所能够主宰的东西，所以“为仁由己”。通过区分天命与人为的不同领域，肯定了人的一定程度上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儒家思想深处那种积极向上精神的源头。后来荀子第一次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而到唐代刘禹锡则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之说。他认为，“天”与“人”各有其“能”与“不能”。“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这里所说的“治万物”，包括改造自然（如适时节而耕作），也包括改造社会（道德法制等）。在化育万物的方面，天必定胜过人；而在治万物方面，则人胜过天。所以说“天人交相胜”。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天，关键在于人有意识。他认为，“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因为“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无私”即无意识。也就是说，天胜人是无意识的，而人胜天则是有意识地改变自然和社会。所以，人必胜乎天。正是上述哲学世界观，决定了刘禹锡即使身处贬谪之境，仍然能够写出“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这样能够世世代代激励后人的词句。二、词解“不息”源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息”就是不停止、不休息，永远向前，战胜困难的意思。“自强不息”是儒家思想的标志性的符号。易经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大思潮道家和儒家共同的思想来源。孔子晚年非常推崇易经，精心修编和阐释这部经典。今存周易其实包含两部分，即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前者可能是孔子修编过的更古老的经典，后者是战国到西汉时期学者们对易经思想和义理的阐释。易传主要反映了儒家的思想。上文“君子自强不息”说出自易传。“天”是宇宙本体，“健”是指宇宙本体生生不息的运动强盛的行为。有智慧的君子，应当像天的运行一样，要孜孜不倦地、不停息地追求上进。“日新”出于尚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做到一日自新，达到一个新境界，就要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做到每天新，天天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天向上”、“创新是无止尽的”。两个词合起来，就是说：要不停地追求上进，要不断地革故鼎新。“体”和“道”两个词在这里不是最主要的词，而是用来强调“不息”和“日新”的修饰性的词。但是这两个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中两对核心的范畴“道”与“器”；“体”与“用”。由于这两对范畴太为人熟知、家喻户晓了（相比之下，刘禹锡常常不为人知），所以有人质疑这里为什么将“体”和“道”相对，而非“道-器”，“体-用”相对。要知道，刘禹锡在这里并没有想深入阐发“道”和“器”、“体”和“用”的辩证关系，而是利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重道轻器、重体轻用的思维定势，来突出“不息”和“日新”的重要性。但是，既然有人质疑，我们就要稍微展开一下那两对范畴。“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对范畴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不仅区分了“有形”和“无形”的差别，更重要地是突出了“道”在“上”，而“器”在下。老子：“朴（道）散则为器。”认为“道”是宇宙总体，而“器”则是这个宇宙总体的碎片而已。同时，老子也强调了“道”在“器”先。后代有些思想家想颠倒“道”和“器”之间这种价值关系。如明清之际王夫之等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在西学传入后，一些思想家甚至提出“器变道亦变”、“器体道用”等观点，以强调“器”的重要性。但这些不过是为了纠正重道轻器的传统说法而作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人们主流的思维习惯。更何况中唐时期，还没有这种说法。“体”、“用”二字并举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这里“体”指形体，“用”指功用。荀子虽然提出了体用概念，但对体用关系未作深入研究。体用并举在先秦时期还是个别的、偶然的，尚未形成具有确定涵义的哲学范畴。最早把“体”“用”作为一对哲学或玄学范畴使用的是魏晋时期的王弼。王弼把老庄的“道”理解为“无”，因此“无”就成为本体或实体。无与有之间的关系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体和用之间的关系，而用是体的用。其后，这一对范畴开始成为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一对基本范畴。童世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用”范畴新解中将“体”“用”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三种：根据与表现的关系，物体与功用的关系，价值与工具的关系。尽管这些不同说法中，“体”究竟是指“本体”还是指“形体”会有所区别，甚至完全相反。如根据前者可以说“道体器用”，因为“道”是本体，“器”是“道”派生的具体事物；根据后者，则可说“器体道用”，这里的“器”是有形物体的存在，而“道”不过是这个物体的功能或作用而已。但是，这三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重“体”轻“用”。近现代历史上张之洞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无论目的是承认中学之体的前提下推行西学之用，还是因为中学为体来压制西学之用，体和用的价值地位都是不变的。结合刘禹锡的上下文以及他一贯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中的“体”显然不是指“形体”，“道”也非指物体的功用，两个词都是在“本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强调了“不息”和“日新”是两种根本的属性。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在区分“道-器”和“体-用”、肯定“道”和“体”的优先地位前提下，再辩证地强调“道、器一体”、“体用不二”。但是刘禹锡这段话的目的不是在论述二者辩证的依赖关系，而是通过强调二者区别和价值地位的高低来突出他所宣扬的“自强不息”和“创新不止”的思想。故突出了“体”和“道”，隐去了“用”和“器”。这不是常识性的错误，而是这个中唐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伟大思想的集中体现。三、现代阐释奋斗不息是刘禹锡的人生观，践行改革是他的政治观。即便身处逆境，仍然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寻求变革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将其作为校训，其励志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创新而不能生存的时代，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今天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新不止，创意无限。“日新”精神是时代的精神。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似乎更应强调务实、强调实践、强调实实在在的造物，比如清华“厚德载物”那样的校训似乎更贴切。但是，今天的造物已经不仅仅是生产，更重要的是创造。所以，我们的校训中不直接使用“器”和“用”这些词（尽管这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而是把创造性提到本体的地位上来，突出强调隐藏在器物和功用背后的创新和创意，更具有面向后工业时代的工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深层含义。对于今日工科大学生来说，强调“动手”固然重要（永远重要！），但强调“动脑”（创新）更加重要，因为脑指挥了手。我们不仅需要培养“能工”（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人），而且更需要培养“巧匠”（能够创造性地运用熟练技能改造世界的人）。一所学校的校训，应当是该校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激励精神的传承。北京工业大学可以百年传承、保持不变的精神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特定的学科、特定的人才培养规格，也不是我们特定的教学内容，更不是我们的校园建筑，因为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我们自己，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但是，万变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无止尽的创新和奋斗！钱伟量201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