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语文上册 第三单元 14《木兰诗》的理解和鉴赏 苏教版.doc

对木兰诗的鉴赏和理解与王富仁同志讨论王富仁同志木兰诗赏析及其文化学阐释对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对木兰诗的思想艺术成就的概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做出了文化学的阐述。作者认为，“通过全诗的赏析，读者会感到我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仔细地阅读了王富仁同志的文章后认为，文章富有理论气势，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觉得文章提出的几个问题的根据不太可靠，文化学阐释也难言允当。我们认可王富仁同志“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化学阐释仍然是中国文学研究工乍者的重要任务”的说法，尽管学术界一直这么做，也没有人说不要文化学阐释。但是，关键在如何阐释上。我们所说的文化学，往往指近年来引进的各种学术流派。这些流派是国外人文科学研究和思考的结果，但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种不足，既没有实现本质的飞跃、提升，也没有人类世界的科学的立足点，因此，不具有指导意义，只能起借鉴作用。由于我们引进的时间短，没有很好地消化，所以虽然产生了近乎深远的影响，但从其力度上给人有一阵风刮过的印象。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都需要和外国文化研究的沟通和结合，但需要时间来完成，因此，这其间的研究必然产生一些带有套用、衍化、生硬、飘离的观象。王富仁同志对现代文学有着很高的造诣，熟悉国内外关于文化学的种种流派，但他对木兰诗乃至古代文学的研究多带有生硬、套用的做法，显得不够成熟。 首先是在文化背景的说明理解上，带有想像的色彩。我们不妨先从他文章中的一些似乎是技术性的错误入手。他认为，“加官晋爵，也主要属于中国的政治习俗，在少数民族中是极少以加官晋爵的方式奖赏在战争中表现勇敢的青年的。”好像是外国没有这种习俗，少数民族会奖赏中老年，而不以官爵奖赏青年。似乎又不是。但无论如何皆是有悖历史的想像，一种丰富的带有天才的想像，且不言外国，在中国不仅凭借战争加官晋爵已成为常识，少数民族地区连“君主”之位也靠此取得。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对于历史常识非常生疏。又如作者称“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国更古时候的民族部落一样，还处于社会分工没有明确化、固定化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中，自我是一个浑融的整体，自然生产性的活动和战争性活动都是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所说的生产生活着的人与作为战士的人也是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的”。这里不仅有词汇的使用不当，也有“历史性”的错误。什么叫更古时候？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北方游牧民族更不能与中国(包括所谓中国更古时候)对立。北方游牧民族鞍马为家，逐水草而居，与“山顶洞人”的生活都截然不同。人类接受了自然条件的选择，采取的生活方式、社会分工亦完全不同，但在生命意识、生存努力的需要下展开工作。直到唐代末年，耶律阿保机接受汉人韩延徽的建议，建楼立城，造田放牧，唤醒北方黑色土地，南北才在封建文明的召唤下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参拙稿中国诗史没有荒漠论辽代诗，刊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劳动与战争无论是原始人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皆有始终的明确区分，不存在浑然一体之说。就是现在生活的人与做战士的人也难说浑然一体。全民皆兵，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而作者由此推出木兰“生活者的自我、生产者的自我与战士的自我是浑然一体式的存在”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又如，作者指出“对于他们，并不存在重生轻死或重死轻生的问题，一般说来，贪生怕死更属于我们现代的人”，这种说法亦是无稽。根据考古界的研究，在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当中，几千年的文明史只占1，而大部分时间是先民们的一种自然能充分满足的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直到自然植被生态发生变化，伴随饥饿的威胁，欲望的发展，人类才发生战争。而对待死亡，人类有着求生的本能，根本不存在无生命意识的人。原始人也罢，神话也好，秦始皇求不死药，佛教的“侵入”，还是别的什么分工，皆与人类追求长生的愿望息息相关。无论是哲学的思辨，文化的观照，还是历史的存在都得不出作者所说的那个结论。 我们承认文化的相同点的同时，我们还应承认文化的相异与互动而不能简单化。由此出发，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体有自己的性格和品位，女娲的补天造人绝不相似于伊甸园的裸露，尽管都是造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从这个文化背景出发，才能对这个时代的作品或经过改造的作品做出正确的或近似的阐述。王富仁同志没有能够抓住这个背景的本质存在而讨论木兰诗，自然不能中的，只能给人一种以观点框架去套释的印象。至于细节失误更多，如西汉初期佛教已经传入，而作者说东汉输入云云等便是。 对于木兰诗的产生时代，有北朝与唐朝两说。(笔者主张唐朝韦元甫作，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3月15日木兰诗作者文。)无论是格律诗句的出现，还是其他什么，此诗只能定型于唐朝。而称呼的不同只能说明木兰诗的作者受到北方称呼的影响。从晚至黄河边，再到黑山头，再次遇胡骑看，木兰是由南向北进军。自古以来，至少唐五代之前，北方民族的南下主要是掠夺，以强行获得良好生存；而南方北伐，主要是为了打击甚至消灭匈奴及北方少数民族，其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安适生存。而“可汗大点兵”的“大”字告诉我们，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而木兰代父从军的唯一原因是“木兰无长兄”，所以才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决定代父从军。王富仁同志说“关键是木兰所难为的只是父亲年迈而无子嗣，并非把可汗大点兵当作额外的负担”可能不是没有读懂原诗，而是一种疏忽，因为文章后边引用了“小弟闻姊来”的诗句。这样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木兰从军和木兰诗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没有家哪有我”，便是中国人传统家国观念的写照。家国与国家，是中国人认可的一种生存形态。从远古的俘虏，孔孟时代的受廛而为氓，无不以家国方式认可自己的存在。至于我们，还称国为国家，把家和国维系在一起。这种家国的代表，便是号称可汗或天子的君主。南方的农业生活与北方游牧生活的不同就造就了“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的荷花女子和李家小妹式的巾帼形象。南方花型的女子从大戴礼记中的七出到班昭的女诫，一直延续下来，所处的皆是屈从的位置，受的是忌妒、女红和柔顺的教育，再加上唐代的裹脚，女人从人身自由到心理深处都被套上了无数的绳索。作为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咒骂，还是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都从理论上和行为规范上做出了同样的指认。因此，像木兰这样的南方女性，能够代父从军又不得不女扮男装，便是在北伐的文化背景下，孝道亲情与男尊女卑、情与理冲突的前提下，一种人性的自我认同和解放，当然是一种英雄的壮举。这种英雄的壮举，不仅表现在“从此替爷征”的痛苦挣扎，还表现在久不战争，以致大举北伐时连战争的装备都一时难以配齐，这东西南北的排句与“大点兵”的“大”字刚好呼应。更表现在进军、战争和富贵不淫上。至于末了用兔子作兴句，亦不是王富仁同志所说把木兰比喻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女性。双兔用来比喻的是木兰和她的伙伴，不能以为雄兔也是指木兰。其兴句的本意是为了赞美她与伙伴们的武功是卫国之器，用吴王双剑化双兔故事，已见拾遗记等书中。(参笔者双兔傍地走发微，刊云南师大语言美274期) 木兰的原身份是一个纺织女，出于孝道，代父从军，所以功成，完成代父从军使命后当然要穿她的女儿装。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王富仁同志不认为木兰的行为是英雄行为。他的文化学阐释的架构立足点是：“哪一个阶级和阶层在自己的民族中享受着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哪一个阶级和阶层就应当在保卫自己民族的战争中付出更大的牺牲。”那么请问木兰是什么阶级呢？显然王富仁同志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我们知道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一部历史和文学文本不存在一个相同的数理模型，因此，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比例关系不合历史实际情况。事实上，就是整个国破了，君主逃之夭夭的事情在历史上都有发生，每次战争的首先、直接受害者是民众而不是统治集团与阶层。由于立足点的错误，因。比在王富仁同志的笔下木兰是：“她不像我们一样害怕战争，但也绝不像拖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一展自己英雄本质的人一样在内在意识中渴望战争；她不重生轻死，便也不重死轻生；她并不是愚昧，但也不斤斤于自我的得失。她的蓬勃的生命力是在极朴素、自然的形式中表现着的，意志力和情感性保持着天然的均衡。在精神上她是一个天然的晶体，而绝无人造的痕迹。”这么说来，木兰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无所谓的天然人，她的行为是在无意识中进行。这不免有违作品本身。 以六朝言之，大诗人陶渊明远离心尘，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但毕竟有人赠酒钱千万，如鲁迅所言不必一面耕田，一面写诗。而木兰作为一名女子能弃织从戎，这种进取精神、忧患意识更接近儒家思想，这种行为就是英雄主义的壮举，就是又一种崇高。她的叹息、她的替爷征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意味，所以不能把木兰的英雄壮举看成一种无目的的无意识演化。在六朝门阀制度下，如晋武帝九年规定，女年十七不嫁就已过时，使长吏配之，按照后汉书的规定女性应该“专心纺绩，不苟言笑，整洁酒食，奉迎宾客”。六朝亦然。所谓“木兰当户织”一段正是说明木兰循礼守分的身份，所以前一部分主要写礼与情的冲突，在冲突中塑造形象，展开情节。在北伐十二年后，木兰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女性，依然是一位女儿家。因此，我们以为，北伐十二年确实体现了统治者连年不断战争的时间长久，当然会带来一连串的痛苦和必然的悲剧现实，而木兰的喜剧体现了一种以苦为任、进取不息的高昂情调和英雄主义精神，刘大杰先生所述大致可信。王富仁同志认为苦就应该写苦，既疏忽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乐观进取精神，又不合中国文学的文体实际。 就审美理想精神表现看，王富仁同志也提出了不能令人接受的观点。首先王富仁同志提出的三次分裂说，主要针对的是所谓的“原初人”，而不是木兰的那个时代，所以所谓分裂说无论是多么美妙，但具体落实到木兰的阐释上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文不对题。就木兰诗来说，作者描写的木兰故事是否真实目前尚无法肯定，尽管黄河南岸的河南省有木兰祠及元代石刻一类物证，陈代和尚智匠的古今乐录一书隋书经籍志已经证明它只是一部音乐的书，与木兰诗没有什么关系。但从具体的形象上是作为卫国之器来表现的，唐代的娘子军和宋代的梁红玉皆不能和她相比。木兰是位既循礼守节，又有孝道忠义，还能百战不殆，清高不俗的不失女性本色的理想形象，她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皆能接受的女性，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女性的人格表现的最完美的审美理想。加上诗人不俗的艺术表现天才，才使作品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绝不能把木兰看作是无痛苦无意识的社会分裂的产物。我们希望王富仁同志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时能够考虑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因素，写出更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