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线上生死劫下权威资料

川藏线上生死劫（下）(1)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最新最全的 学术论文 期刊文献 年终总结 年终报告 工作总结 个人总结 述职报告 实习报告 单位总结 演讲稿川藏线上生死劫（下）(1) 凌晨1点。他们因为抢救机械耽搁了撤离的时间，被洪水团团包围。对讲机信号全无，他们在一片汪洋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两名失踪战士!” 消息传到北京后，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政委徐永清立即作出重要批示，交通指挥部的将军们也下达了紧急营救命令。 易贡抢险指挥部，12套营救方案很快就产生了。部队和地方的十几个小分队出发了，开始了长达三天三夜的高原大营救。 孤寂的山顶上，长夜漫漫，寒气浸骨，雨越下越大。白天的高原闷热难忍，夜晚的高原却奇冷无比。两个战士在一棵树下背靠背坐着，以此取暖。但被雨水浇透了的冰冷的迷彩服紧裹着他们的身躯，仍然使得他们瑟瑟发抖。他们相互鼓励着：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等到天亮了就好了。可是天亮了，他们发现四周一片茫茫，脚下的山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岛，他们看不见猎猎的军旗，看不见身着橄榄绿的战友。他们迷失了方向，毫无目的地轮流向四周喊话。他们喊呀喊，喊破了嗓子，也没有得到一声回音，只有洪水的咆哮声和不知名的鸟儿惊慌的鸣叫声。他们怀疑自己被洪水冲到了另一个世界。 雨过天晴，是毒蚊子和蚂蟥最活跃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香烟。只有任凭它们轮番进攻。没过多久，他们的迷彩服就已经血迹斑斑了他们饿了，从挎包里取出仅有的半包压缩饼干，每人只能吃一小块。他们心里清楚，更加难熬的日子也许还在后面。口渴了，四周是混黄的洪水不能喝，身旁300平方米的地方又找不到水源。他们知道继续往上爬，就到了海拔4000米的雪线，那里肯定有雪。高原的雪是纯净的，可以用来止渴。他们艰难地向雪线爬去 黑夜又来临了。和黑夜一起来临的还有高原的黑熊和雪狼。除了饥饿、寒冷、蚂蟥，还有野兽的怪叫。他们想拢起一堆篝火，好驱赶蚊虫、蚂蟥和野兽。好不容易找来了一堆潮湿的树枝，可一摸身上，却没有火柴。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取火。他们找来石头，从迷彩服上撕下一块布，垫在上面，开始用两块石头相互撞击。火花十分微弱，点不着布头。他俩不死心，顽强地轮换着一下一下撞击石头，手磨破了，胳膊酸了。终于奇迹出现了，布头燃起了蓝色的小火苗。树枝被点燃了。火，帮他们驱赶了黑暗、蚊虫、野兽，也给他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生的希望。 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战友们，看见了火光，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踪迹。西藏总队林芝支队和西藏军区某工兵团的营救小分队，兵分两路，迅速向两个战士靠近。 12日晚21时，林芝支队营救小分队攀悬崖，越急流，穿密林，经过一整天艰难跋涉，终于将康建祖、薛代斌从“孤岛”营救了出来。 抢险总指挥杨传堂副主席见到两名被营救出来的战士，眼睛湿润了，他紧紧地将两个战士拥在怀抱里，说：“你们表现得很勇敢，我要为你们请功!” 事后，武警交通一总队党委作出决定：给易贡抢险战斗中被洪水围困后保护机械、积极自救、最终战胜困难的战士薛代斌、康建祖各记二等功一次，并号召全体官兵向他们学习。 七、金珠玛米哑咕嘟 无情的泥石流拦截了易贡藏布江，肆虐的洪水淹没了两乡三厂4000多名藏族同胞的家园，他们不得不露宿山头，喝雪水，吃藏粑，等待部队来救援。部队官兵一边组织兵力抢险，一边组织兵力救济群众。他们把救灾物资和官兵临时损献的钱物，一批批地送到了藏族同胞的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仅参加抢险的交通部队官兵就为灾区人民捐款9万余元，大米4万多公斤，面粉2万多公斤，食盐3500公斤，茶叶500公斤，解放鞋500多双，衣物600余件，孩子们的学习用品800多种 80多岁的孤寡老人索朗群布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战士递给的衣物和现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灾难仅仅才发生了40多个小时，亲人金珠玛米(解放军)就把救灾物资送到了手中。老人说起了解放前的一场雪灾，那次大雪整整下了五六天，他们的村子被大雪封堵住了，和外面失去了联系，当地政府没人过问他们的死活。他们在雪地里苦苦挣扎了一个月，许多乡亲都冻死、饿死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就是在那场大雪中被活活冻死的老人转动着手里的转经筒，感激地说：“金珠玛米哑咕嘟(解放军好)!” 养护支队政委汪海早上起来，找不到自己的迷彩服，问公务员：“我的迷彩服呢?”公务员说：“你只有一身马裤呢了。”政委说：“怎么能穿马裤呢上工地呢?”养护支队早就有规定，所有的干部在施工一线都必须和战士们一样穿迷彩服，尤其是抢险期间，不能穿笔挺的马裤呢，为的是和战士们融为一体，同吃，同住，同施工。公务员说：“昨天晚上，你不是让我把你的最后一套迷彩服捐献给了灾区群众了吗?”汪政委恍然大悟，这段时间一直处在抢险的激烈战斗中，精神十分紧张，也十分疲劳，他已经将这一茬给忘了。他只好违反自己制定的规定，穿上马裤呢上了抢险工地。半道上，几个兵抬着一副担架从他前面匆匆跑来。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他连忙上前问：“怎么回事?”兵说：“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了这个人，他连冻带饿已经昏迷了，我们准备送到卫生队去抢救。”汪海看见担架上奄奄一息的藏族汉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当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马裤呢，盖在他的身上，对几个兵说：“赶快走吧，一定要救活他!”汪海只穿着一件制式衬衣上了工地，同行的战友说： “政委，你这样不太雅观吧?”汪海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了这些!” 整个抢险营救过程中，除了部队牺牲了4名战士外，4000多名群众没有一个人被冻死、饿死、淹死。 灾区100多名藏族孩子的校舍被洪水淹没了，朗朗的读书声消失了。参谋长王志亭和抢险的官兵们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期盼读书的眼睛，心急如焚。王参谋长根据抢险现场的有限条件，作出决定：用帐篷做教室，用被洪水冲下来的树木赶制课桌板凳，尽快让灾区的孩子读上书。官兵们白天在工地上抢险施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为孩子们做课桌，打木桩，绑支架，搭篷布。经过10多天的挑灯夜战，官兵们做好了30张课桌，30条长凳，5块黑板，泥石流灾区的帐篷小学终于建起来了。 5月26日，100多名藏族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这所奇特的帐篷小学，激动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细心的官兵们将早已准备好的100多条红领巾，一一系在孩子们的脖子上，然后转身又奔赴了抢险工地。 他们的身后，传来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歌声：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 是谁帮咱们架桥梁， 是亲人解放军， 是救星共产党 被泥石流中断了一个多月学习的孩子们，终于又重返课堂了。易贡藏布江畔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那声音是那么动听，那么悦耳 易贡抢险，经过数千名官兵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年前才从其他部队调任武警交通指挥部政委的卢林元将军，在部队抢险期间，来到了易贡抢险现场，他被官兵们的吃苦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站在易贡的泥浆里，满怀激情地对他的士兵们说：川藏线部队是交通部队的骄傲，是武警部队的光荣!是一支战无不胜的英勇的部队!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以一个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向武警部队转来感谢信。感谢信说：灾情发生后，武警部队迅速集结，开赴现场，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水电部队抽调精兵强将，调集优良设备，积极投入抢险；交通部队作为这次实施抢救救灾工程的重要力量，承担了道路保通和土方开挖任务，是接受任务最晚，人员集结、设备调运最快的一支部队。全体参战武警官兵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转移群众，开山辟路，抢运物资，开挖土方，体现了优良的军人风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密切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民关系 下篇：怒江峡谷生死劫 川藏线的两次大灾难，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新闻媒体要求进行详细报道。 8月10日，笔者和人民日报主任记者陈晓钟由北京乘机抵达成都，准备与武警交通一总队新闻千事郝亚明一起由此乘飞机，直接飞抵川藏公路腹地邦达，从那里开始对川藏沿线交通部队进行一次更加详尽的采访。 谁知道，我们上去后却遭遇了川藏线2000年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灾难怒八段(怒江大桥至八宿县路段)大塌方，几乎命丧川藏线。 回到北京后，陈记者还惊魂未定，一下飞机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之后，他眼睛渐渐发红，有一层水雾在那里弥漫，他说：“我们回来了，可是那些死去的战士还有那些现在还在抢险的官兵们”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们的眼睛也潮湿了，为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友。 去邦达的飞机因为高原气候的缘故经常误点，有时一误就是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我们在成都等候飞机的日子，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我想见又不忍见的女人 八、永远的军嫂 女人叫王小宁，她是王立波的妻子。 王小宁和11岁的女儿王童刚从川藏线下来。她们是去探望王立波的。为了这次探望，她们母女整整准备了10年。然而，她们不可能见到王立波，因为他已经死了10年了，变成了雪山下的两座凄冷的坟墓。 王立波是交通部队惟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离西藏波密县城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烈士陵园，王立波的两座坟墓就在那里。每上一次川藏线，我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有时烧几炷香，有时给他点一根烟，有时什么也不做，就默默地在那里站一会儿，用无声的语言和他说几句话。 王立波是我的战友。1982年底，我们从陕西老家一起坐火车、换汽车上的青藏高原。我们非常熟悉。那时，他在三支队当汽车驾驶员。他生性开朗活泼，不拘小节，整日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一笑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儿，露出两颗大门牙。他经历过三次生死劫难。头一次是在青海格尔木，那天夜里他往青藏公路改建工地运送物资回来已是深夜，十分疲劳，给屋里的火炉加满了煤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战友们去叫他吃饭，才发现他已经煤气中毒了，送到22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才脱离了危险。醒来后，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他等来的不是后福，而是又一次死神的光临。那是几年后在西藏的那昌公路施工工地，他单独执行一次运输任务。车行至卡拉山遇到了大雪，被堵在半山腰五天天夜。五天五夜里，他只啃了两个干馒头。饿急了，就抓起雪和枯黄的干草往嘴里塞。后来他昏死在驾驶室里。被救出来后，他在卫生队里躺了半个多月，生命不息，拉稀不止。那时我刚好在那里采访，我去卫生队看他，他悄悄告诉我：他每天至少要换四五个裤头，护士们一见他神态不对，就知道他“出事了”，捂着嘴“吃吃”地笑。 第三次是在川藏公路，这次他再也没有躲过死神的纠缠，真的永远地走了。那时我刚好到川藏线他所在的支队采访，他们汽车连就在机关，夜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这次跟大部队上川藏线的时候，妻子怀抱一岁的女儿刚来江油留守处两天。分别的时候，妻子死死拽住背包不让他走，他还是硬着心肠走了。听到身后妻子扯心撕肺的痛哭声，从不流泪的他禁不住也泪水长流。可谁能想到，他们夫妻的这次分别，竟成了诀别。 王立波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乡，写了那么多文章，咋就不写写我呢?”我说：“你整天吊儿郎当的没个正形，我写你什么?”他憨厚地嘿嘿笑了。当时我真的认为他没有什么好写的。写他的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这种事情在交通部队见得多了，不足为奇；写他常年驾车在崎岖危险的川藏公路上奔波?川藏线的筑路兵哪个不是天天与死神打交道?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一笑了之。可是几天后，我就后悔了。而且这种内疚的情绪一直困扰了我许多年。 1990年10月18日早晨，细雨蒙蒙，我结束了采访，准备离开川藏线。王立波来到车边给我送行，当时他情绪很低沉，冥冥之中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他说他想家，想转业，说他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就在我离开那里的当天，他驾车去林场拉木柴，车子不慎掉进了悬崖下的河里。一车9个人，当场就牺牲了4个。当天只找到了战士李仕明和王海军的尸体，郭占树的尸体第二天才浮出水面，而王立波的尸体连续打捞寻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后来，才在下游的河边找到一具无法辨认、残缺不全的尸体，以为是他，就埋在了山坡上。第二年春天，在下游几十里的沙滩下，又找到一具尸骨，上面裹着一块毛衣碎片，有人认出是王立波生前穿的衣服，认定这尸骨才真正是他的。于是，他就有了第二座坟墓。 王立波出事那天，我刚好回到拉萨指挥所，还没来得及洗脸吃饭，就接到了王立波牺牲的消息。我傻了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我非常震惊，非常悲痛。我不相信他会死。昨天他还好好的和我说话，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但多次走过川藏线的经历告诉我，他可能真的出事了。在川藏线上，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我突然明白：王立波，川藏线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筑路兵，他的平凡中不正包含着不平凡，渺小中不正孕育着伟大么?当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屋里开始写他，写他的故事，写我对他的思念。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感觉到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或者坐在我的桌边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泪如泉涌，眼前一片模糊。我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洗把脸再写。那一夜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我惟一写的最悲痛的一篇文章，也是我惟一一挥而就没有改过的文章。凌晨一点，我完成了它。第二天，我就将这篇文章寄了出去。我再次上川藏线的时候，在王立波的坟前将发表后的文章烧掉了。心里说：立波，你不是想让我写你吗，我写了，现在就烧给你，你看看吧。但愿他能看到。 见到王立波的妻子王小宁，是我这次上川藏线采访的第一个意外。尽管10年来，我多次打听他们母女的消息，但始终没有结果。这次我们却在成都不期而遇了。丈夫牺牲后，王小宁便离开家乡到西安一家纺织厂打工，用每月400多块的工资供养年迈的老人和女儿。这些年，女儿一直寄宿在亲戚家上学。后来这家纺织厂倒闭了，她又到一家私人纺织厂打工。和她多年的姐妹至今还不知道她是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军嫂。她从不对人说起她的苦难。她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尽管生活很清苦，但她从不求人，更没有向丈夫生前所在的三支队提出过任何要求。她用一个女人瘦弱的肩膀支撑着一个破碎的家。见到我这个和她丈夫一起入伍的老乡，她才流下了强忍了多年的泪水。她说丈夫走后，她每次在大街上看到身穿军装的军人，都感到非常亲切，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就会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大哭一场。 王小宁尽管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地方政府每个月给她送来的抚恤金就是明证。但她就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总幻想着丈夫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当年部队上处理善后工作的同志给她看过一张追悼会上的照片。照片上，王立波的棺木里只有一顶军帽和一套军装。10年来，她始终坚守着一个念头：王立波没有死，他可能被河水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被藏族群众救了，只是山高路远一时回不来。或者，他被冲到一个密林里迷了路，走不出西藏绵延的大山和森林。她甚至想，是不是部队交给他一项连家人也不能告诉的秘密任务，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也不能回家，等任务完成了，他就会回来的。这些幻想，也许就是她一直未再嫁的原因。10年哪，整整10年!王小宁一直就这样生活在幻想里。10年来，她一直想着到王立波的坟前去亲眼看看，看见了，也许就死心了。 为了不给女儿王童的生活带来阴影，她一直没有把丈夫牺牲的消息告诉女儿。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女儿总是问：“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她就哄骗说：“爸爸在部队里工作特殊，忙，回不来。”这样骗一次两次可以，骗多了女儿就不相信了。女儿再问到她的时候，她也不知如何回答，只说：“我也不知道你爸爸为啥还不回来。”一次，女儿看到了她藏在柜子里的影集，指着丈夫和她结婚时的合影问，这个穿军装的人是不是爸爸?她只看了丈夫一眼，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失声痛哭。已经长大懂事了的女儿明白了，她的爸爸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母女俩抱头痛哭 半个月前，她们母女终于如愿以偿，上山探望了长眠在雪山下已经10年的亲人。部队对他们母女这次上山祭奠很重视，原计划派车来接她们娘俩，但汽车因为路上遇到了泥石流，堵在了半道上，七、八月份，正是西藏的雨季，川藏线时常会发生泥石流、塌方等灾害，道路中断实属正常。部队临时决定让她们坐飞机到邦达，然后再由山上的部队用车接她们到波密。但是邦达机场建在4300多米的高原上，气候多变无常，飞机常常误点。有时飞机起飞时上面的气候还好好的，可是等到了机场上空，气候却突然变了，难以降落，只好又返回成都。三支队刘柏苍的妻子有一次带孩子上山，改了三次航班，在成都机场等了半个月，飞机只带着他们在邦达机场上空转了一圈又飞了回来。最后因孩子的假期到了，只好放弃了上山的打算。王小宁和女儿还算幸运，她们只等待了三天，飞机就起飞了。 飞机安全降落在邦达机场。王小宁母女经过一天的艰难颠簸，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亲人出事的帕龙藏布江边。当年那场灾难的的幸存者和寻找了几个月王立波尸体的战友，向王小宁叙说了当时的真实情景。面对滔滔的江水，王小宁失声痛哭。当她把家乡带来的纸钱撒向江中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王小宁来到丈夫的两座坟墓前。这时，王小宁这才相信丈夫真的死了。她拉着女儿跪倒在坟前，哭着说：立波，我和女儿看你来了 王小宁把她在成都等候飞机的三天里扎的几十朵白纸花撒在丈夫的坟头。女儿王童将她在火车上专门为爸爸叠的十几只白纸鹤和画的两幅童话世界的画烧给了爸爸，希望爸爸能够骑着纸鹤，飞到她给爸爸营造的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去 在成都，听完王小宁的诉说，我说：“立波已经走了，你和女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活着。”我犹豫了几次，还是问她：“你还年轻，就没有打算再婚吗?”王小宁说：“也许吧，等我渐渐地淡忘了他，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真的，一点也没有想过。我总是忘不了他。他走了10年，对我来说，好像刚刚才走” 从内心讲，我不希望她成为永远的军嫂。可此时此刻，面对执拗的她，我能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 那就让我们默默地祝福她们母女吧，祝愿她们来日幸福快乐! 九、死神触摸到了我们的额头 8月14日，我们一行3人乘坐波音757客机飞往邦达。原本可以乘坐200人的飞机，只在机舱中间位置坐了80多个人，据说是为了安全。从成都到邦达只要1个小时。飞机起飞不久，我们就可以从机舱的窗户看到下面绵延的雪山和鸡肠似的川藏公路。公路时隐时现，蜿蜒在冰山雪谷之间，看上去是那样的纤细和不堪一击，但它却自50年代修建成后，一直在西南边陲默默地顽强地发挥着巨大的国防和经济作用。俯瞰着那条路，不由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据统计，50年间，有2500多名官兵为了这条“西部奇路”的畅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平均每一公里就掩埋着一个士兵的忠骨。这哪里是路哟，分明是用生命铺就的躺在雪域大地上的丰碑! 飞机仿佛缺氧似的颠簸了几下，摇摇晃晃地降落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机杨邦达机场。走出机舱，放眼四周，山顶上白雪皑皑，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接着就感到头晕，脚下轻飘飘的，一时找不到踩在土地上的感觉。我和郝亚明毕竟是老高原了，一踏上高原的土地走上一段路就好了。从没上过高原的陈晓钟记者反应极大，脸一下就青了，嘴唇也紫了。他毕竟快50岁了，高原反应当然是免不了的。老陈说，我感觉头痛。我说，头痛就对了，你不是要体验高原反应吗?这就是高原反应!他说，反应这么大，我走路人都打晃，你们的官兵怎么施工?他们已经习惯了。 三支队的驾驶员小苏开车来机场接我们。我们刚准备走，一个脚穿松糕鞋、打扮时髦的年轻姑娘向我们的车走来。她问我： “你们是不是三支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认识车牌子。我是三中队一个志愿兵的家属，能不能捎上我?”一听说是部队的家属，我们赶忙让她上了车。姑娘很年轻，也很兴奋，话也多。第一次上高原的人开始都这样。她说她家在江油，离三支队基地不远，前年冬天别人介绍他们认识的，今年三月部队上山前才结的婚，蜜月没有过完他就走了。我几次写信要上来看他，他就是不同意，说上面经常塌方，很危险，还有高原反应。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没给他打招呼就上来了。他还用高原反应吓唬我呢，我上来了这不好好的吗?一点感觉也没有!姑娘这话说了不久，她的脸色就开始发白，说司机司机快停车，我想吐。小苏将车停在路边。姑娘蹲在路边吐了半天。吐完后，看着邦达草原上到处盛开的艳丽格桑花，姑娘又来了精神，看着我手里的照相机，说你能不能给我照张相?我要拿回去给我的姐妹看，这地方太美了。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翻过了川藏线上有名的海拔4839米的业拉山(也叫怒江山)，走过九十九道回头弯，进入了嘎玛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施工的三支队官兵，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石明。他皮肤黝黑，满面尘土，但很健壮。他是支队派到这里来常年蹲点的，石明我们相识多年，见到我他急忙迎了上来。我给陈记者介绍了石明，然后私下里对他说，石明就是我们交通部队1号首长石兆前将军的儿子。陈记者顿时对将军肃然起敬，说能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这山沟沟里来，真是令人敬佩，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在工地上，我们找到了江油姑娘的新婚丈夫。姑娘一看见浑身尘土的丈夫，跳下车跑过去，也顾不了有那么多人看着，一下子就搂住了那个正在发愣的兵，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用相机抓拍了这个感人的镜头。可惜，我的几个胶卷和采访本在几天后翻越大塌方区域时遗失了。姑娘和她丈夫的名字我当时就记在了采访本上，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们继续前行，计划在天黑前赶到八宿县，三支队川藏线指挥机关就设在那里。从嘎玛沟到八宿，公路绕来绕去一直往下，往下，好像要一直延伸到地狱，路旁是滚滚东去的怒江，这就是绵延百里的川藏线怒江大峡谷了。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怒江的右岸，等过了前方的怒江大桥，驶入了“怒八”段，公路就会被甩到了左岸。“怒八”段是川藏线上典型的塌方多发地段，几乎年年都有大小不同的塌方发生。但愿我们今天不要遇到了塌方。 “怒八”段40多公里，部队刚刚改建过，但由于地质条件极差，路几乎是从松酥的山崖上凿出来的，很窄，而且头顶上经常有石头滚落，行车十分危险。三支队政委李生荣(现为拉萨指挥所政委)的妻子王桂英，见丈夫一年没回家，就带着儿子上高原来寻夫。路过“怒八”段时，她吓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敢说，双手紧紧地抓住丈夫的胳膊，浑身不住地颤抖。就在他们过去不久，“怒八”段就塌方了，王桂英和儿子李非被堵在了八宿县。儿子上学的时间到了，不能不回成都，可塌方地段还没有抢通。李生荣只有跋山涉水，绕过塌方地段，步行40多公里，将母子俩送出“怒八”段。在这段路上，儿子李非穿坏了一双爸爸的新黄胶鞋。王桂英一回到成都，就对其他的军嫂说：“他们在上面太苦了，那里简直就是地狱。等他们回来了，我们要对他们好些，不能再埋怨他们不顾家了。” 提起“怒八”段，有说不完的话题。1997年9月22日，三支队一中队黄新忠、张志宏、李炳岑三位战士在“怒八”段执行运输任务时，不慎翻车牺牲。黄新忠结婚不久，就返回了川藏线，这是他与妻子的第一次分别，而这次分别却成了这对新人的永别。他牺牲时，妻子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张志宏，19岁，他给父母的信中说：还有两个月我就可以探亲回家了。可是，这两个月却成了一段凝固了的时光。李炳岑，20岁，弥留之际，他对战友只说了一句话：这路太险了，一定要把它整治好，让它安全畅通。这三位年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川藏线，融进了茫茫的雪域高原。 三位战士牺牲后，一连三天，老天都下着细雨，像是为他们送行。灵堂设在简陋的八宿县医院，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拥来，自发地为战士守灵，劝也劝不走。三天三夜里，守灵的群众走了一批又来一批，络绎不绝。开追悼会那天，县委书记来了，县长来了。八宿县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县医院。悼词原计划是由政委李生荣致，可追悼会还没开始，他已被悲凄的场面感染得难以自制，只好临时换了一位副支队长。这位副支队长一向坚强，可那天他三次喉头哽咽中断致词。 送葬的时候，雨突然大了起来，群众冒着大雨，放着自己买来的鞭炮，紧跟在灵车后面，一路走，一路放。张志宏、李炳岑生前照顾过的一位孤寡老人走了两天的山路才赶到县城。他来晚了，等他买了鞭炮和烧纸跌跌撞撞跑到墓地，三位烈士已经下葬，老人面对三座新坟，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离“怒八”段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陈记者问我在想什么，我没有告诉他以前“怒八”段上发生过的事情，怕给他增加心理压力。我给他讲述了怒江桥头山崖上的那幅保存了50年的崖画 当年解放军一边向西藏进军，一边修筑川藏公路。在修筑怒江大桥时，有个技术员晚上独自去察看刚刚浇注过还没有凝固的桥墩，脚下一滑跌进了混凝土泥浆，他想呼喊，嘴里却灌满了泥浆；他拼命地挣扎，却越陷越深，泥浆很快就没过了他的头顶。战友们第二天发现他时，他已经和桥墩凝固在了一起，只露出一只僵硬的手，直直地伸向天空。直到现在，那个技术员还站在桥墩里。后来，桥修好了，一个排的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了排长自己。排长悲痛欲绝，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怒江，去追寻他那些日夜相伴的战友去了为了纪念这些川藏线第一代筑路兵，后来的筑路兵在崖石上刻了一幅排长跳江图。几十年过去了，那幅崖画经受了无数的风吹雨淋，也没有消失，至今还完好无损，栩栩如生。 陈记者心情沉重地说：“那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啊，到了怒江桥头，你一定要指给我看看。” 大约还有一两公里就到了怒江桥头，天下起了小雨。我奇怪路上怎么突然不见过来的汽车。细雨中，一个姑娘从路的那一头朝我们奔来，她的红上衣在灰蒙蒙的色调里特别显眼。看见了我们的车，她直挥手，示意我们停下来。车停在她的身边。她气喘吁吁地说：“前面塌方了，过不去了”我们抬头望去，只见怒江桥那边尘土飞扬，天空一片灰暗。真的塌方，又是“怒八”段!我问姑娘塌方的情况，她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大，只说离他们不远的一辆车失踪了，听说车上还有3个人，可能被泥石流冲到河里去了。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川藏线上生死劫（下）(1)http:/m.biyelunwen./fanwen/wenhua/381185.html 姑娘说，她也当过兵，在陆军的一个通信营，去年才复员回的四川江油。她是上来和四中队的一个排长结婚的。她报考了一所院校已经被录取了，可是报到的时间快到了，回去的路却断了，又买不到邦达到成都的机票。刚才她搭乘一辆地方车，准备去八宿县给学校打电话先口头报个到，刚到了怒江桥前面就塌方了。 姑娘已经被雨淋湿了，她说如果碰不到我们，她就准备这样一直走回丈夫的中队去。这里离嘎玛沟还有四五十公里路，她居然要走回去!我们急忙让她上了车，说等我们到前面了解了塌方的情况，再将她送回嘎玛沟去。我们来到怒江桥头，那里已经堵了十几台车辆，前面的塌方还在继续，能清楚地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尽管天下着雨，但还是能看到浓浓的烟尘从前面翻卷过来，能闻到呛人的土腥味儿 好险哪，仅仅只差几里路!要不是我们在路上为穿松糕鞋的那个年轻的军嫂照了几张像，也许我们和失踪的那三个过路的司机一样，刚好就走在塌方区域 死神已经触摸到了我们的额头! 了解到了塌方的初步情况，我们返回嘎玛沟，将“怒八”段塌方的消息告诉了部队。这时，嘎玛沟的部队也刚刚接到了塌方地段另一支队前线指挥部的指令，正在准备派小分队前往“怒八”塌方地段，寻找失踪人员 战士们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到那3个失踪的过路司机。他们成了这次塌方中最先死去的人。 据交通部队三支队对塌方现场初步勘测表明：“怒八”段公路对面的半边山体发生坍塌，怒江上游的冷曲河被拦腰斩断，河水猛涨漫上峡谷，形成了一个长3公里的狭长的湖泊，6公里路段被毁 官兵们惊奇地发现，该段公路1998年8月13 日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大塌方，与这次塌方的时间仅差一天。那次塌方，经过三支队官兵40多天的抢修，才恢复了通车。这次塌方比上一次的情况还要严重。由于后来的小塌方仍在继续，塌方的规模还暂时无法估量。 川藏线又一次大抢险战斗拉开了序幕。 十、夜宿嘎玛沟 前面塌方了，我们不得不住在嘎玛沟三支队施工中队里。中队部分官兵已经到塌方现场寻找失踪人员去了。由于塌方还在继续，部队无法进入现场抢险，只有在嘎玛沟驻地等待上级指令。 嘎玛沟，藏语是“月亮沟”。意思是这沟很深很窄，白天看不见太阳，只能在夜里看见月亮。嘎玛沟，月亮沟，这名字听起来多有诗意!但生活在这里的官兵却找不到诗的感觉，他们体验到的只有艰苦、危险和生死劫难。三个施工中队，相隔五六里沿公路排列在半山腰上，他们来到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正在改建这段破烂不堪的公路。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对于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来说，正好相反，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他们要不断地搬家，哪里需要修路了或者路断了，他们就搬到哪里；路修好了，他们又会搬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或者路不通的地方。他们像候鸟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总是搬来搬去。甚至还不如候鸟，候鸟还有歇息的时候，他们却要不停地搬迁，因为路在不停地向前延伸。嗄玛沟的施工部队像川藏线上的大多数筑路部队一样，住的是帐篷或者简易木板房，为的是便于搬迁。帐篷冬冷夏热，木板房四面透风，隔壁说话这边全听得见。部队最发愁的是家属来队不好住。但官兵们下不了山，再不允许家属上来探亲，就未免太不人道了。能大着胆子走上高原的女人，就是很了不起的女人，她们也不在乎住房条件差，只要能和丈夫呆上那么几天也就心满意足了。部队吃的水，是用一根塑料管子从四五千米的山顶引下来的雪水。新兵刚上来，一吃雪水就拉肚子。 我们到达下面那个中队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指导员和队部里的几个干部还没有吃饭。他们刚刚从塌方现场回来，说没有找到那几个人，明天还得继续找。指导员的妻子来队了，她为他们包了饺子，刚刚出锅，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吃。我吃了几个，发现不好吃，原来因为路断了中队没有蔬菜，饺子馅是用土豆和一些剩菜叶做的。指导员的妻子招呼刚刚回来的战士都到中队部来吃饺子，结果一个人只吃了两三个盘子就见了底。她说，你们爱吃，嫂子明天再给你们包。指导员夫妻俩给我的印象是：恩爱，和谐，幸福。但夜里指导员悄悄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动得十分心酸。 指导员说，他最害怕家属来队。每年到了该下山探亲的时候，他就感到十分为难。他爱他的妻子，爱她胜过爱自己，可他又怕见到她。每一次夫妻相聚他都十分自卑、懊恼和不安。他觉得对不住妻子。原因是，三年前他在指挥施工中从挡墙上掉了下来，石头把下身碰伤了。尽管他们还能勉强过夫妻生活，但在他来说却是一种痛苦。开始，他把这种痛苦埋在心里，没有告诉妻子。可是后来痛苦不断加剧，他实在受不了，就告诉了妻子。妻子没有埋怨他，搂着他哭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他说，我们夫妻一年才见一次面，我不想委屈你。妻子说，你呀，可真傻从此，每次休假，妻子都要陪他到各地去求医。现在虽说病情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彻底康复。他们夫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川藏线上，筑路兵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灾难和痛苦，也有许许多多外人所看不见的难以给人道及的痛苦。我和这个指导员见过几面，有些交情，所以他才将他的难言之隐悄悄告诉了我。可谁又能知道，川藏线上还有多少这样不为人知的心酸的故事呢?这是他们夫妻的隐私，我本不应该写在这里，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它。请允许我文中隐去这个中队的编号和这位指导员的姓名。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歉意。 十一、翻越塌方危险区 这次塌方，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实属十数年罕见。塌方再次惊动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做了重要批示，责成国家有关部委与西藏自治区组成抢险指挥领导小组，亲临一线勘测险情，制定抢通方案，指挥协调抢险战斗。 灾情发生后，在嘎玛沟和八宿一带施工的武警交通部队三支队立即出动，疏散两头被堵的数百辆过往车辆和上千名险区群众。同时在八宿县城和邦达兵站张贴告示，设置临时路障，阻止群众进入塌方危险区域。部队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现场，勘查灾情，为抢险战斗的展开作准备。三支队官兵迅速出击，在抢救地段搭起帐篷，调集机械和物资，开始了前期抢通战斗。只两天工夫，就开挖出便道200米，牵引便道80米，修筑铁丝笼基础50米 8月20日，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加保和西藏交通厅副厅长杨文银，以及武警交通一总队副总队长许遵传赶到塌方现场，同技术专家组一起研究制定了抢通方案：河道疏通沿原路抢修；提高线位，新开路基；开炸堵河堆积物，以便将“湖”水排出抢险指挥部规定：9月22日，为抢通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三支队的官兵们将在1个月内，要在上有塌方、泥石流时常发生，下有急水浊流的陡峭山崖上开凿出一条4.5米宽、6公里长的简易公路。 接受任务后，许遵传一夜没合眼，一直在帐篷里和参谋人员研究抢通具体方案。这位70年代初就走上高原的老兵，深知这又是一次与大自然的殊死的较量。第二天，三支队一线官兵被迅速编成两个突击队，分别从上游和下游两头开始抢通。 8月24日，我们随一总队抢险领导小组的同志徒步从山上翻过塌方区，到八宿那边去了解抢险情况。这可是一次死亡之旅。一路上，小的塌方不断发生，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左躲右闪，浑身沾满了泥浆。随专家组上来的电视摄影干事张晔和陆玉，肩扛摄像机，跋山涉水就更困难。陆玉是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学生，第一次上高原，在经过一处泥石流地段时，他脚下一滑，从十几米高的山坡上滚了下去。所有人都惊叫起来了，说这下完了!可是幸运的是，陆玉只是手脚擦破了皮，摄像机因为他一直高高地举着，竟没有受到损伤。大家虚惊一场!中午时分，我们经过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山顶。前面至少还有一多半路要走。可是此时的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迷彩服完全被汗水打湿，鞋里灌满了泥浆，四肢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想躺在水里泥里歇上一会儿。可是不行，泥石流随时都在发生，停下来就有生命危险。这时，我们真正体验到了高原筑路兵的艰辛。我们空手走路都这么艰难，他们在抢险过程中还要身背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物资跋涉，那艰辛就可想而知了。许遵传副总队长告诉我，每次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道路中断，部队的施工物资和生活物资就得靠战士们翻山越岭身背肩扛。他说，他在三支队当支队长的时候，部队有一年就经历过一次与世隔绝160天的严峻考验。 当时，部队在川藏线中坝段担负整治任务。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月，道路多处中断，部队被堵在了中间。官兵们一边抢通道路，一边生产自救，期间所有的物资都是官兵们一袋袋背到一线的。二中队地处然乌天险，营区两头的路被洪水冲刷得无踪无影，90%的新建工程被吞没。中队迅速组成三个突击队冲上公路，战士们咕嘟咕嘟喝几口酒，跃入齐腰深的刺骨的洪水中，打木桩、扎木笼、夯垒基础，个个被冻得嘴唇发紫脸发乌，胸前背后被树枝山石冰凌划破一道道血口子。他们每天至少要在工地奋战15个小时以上，吃饭都是炊事员送到工地。一个月下来，大米、面粉、蔬菜各种食品吃完了，就连最易存放的海带、干菜、土豆也所剩无几。施工用的水泥、油料等施工物资更是供不应求。路不通，运输供给跟不过来，怎么办?背，人背肩扛也要闯过这一关!战士们来回跋涉几十公里，硬是用钢铁般的脊背将生活物资和施工物资一袋袋背到工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也维持着这条生命之路。 工地成了孤岛，战士们几个月没有见到一点肉星了，大多时候以盐水泡饭维持生命。后来，部队从扎木兵站背来了50年代储备的战备压缩菜，这些菜比战士的年龄都大，塞进嘴里跟嚼木头似的。就连这样的菜，也从一天三顿减为两顿、一顿。情急之下，支队调用一辆冷藏车装载4吨大肉，由青海格尔木经由拉萨千里迢迢运入川藏线，可途中遇到了塌方，只得在半道滞留了七八天。押运的战士步行100公里到支队机关报告，支队立即组织官兵前往搬运，将4吨大肉一片一片背过来，再一片一片送到各中队。等这批大肉经历千辛万苦，到了战士们的嘴里，已经是二十几天后了，肉早已严重变味 我们咬着牙，迈动沉重的双腿继续前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山上到处是泥石流和雨水，很滑。为了在下山的时候不至于滑下悬崖和深谷，我们在树上拴一根长绳子，找不到树的时候就几个人用手拽着，再让其他人一个一个抓着绳子往下溜。有人下到半截，看见脚下翻滚的江水直发晕，加之身上的力气差不多已经耗尽，手没抓牢就顺着绳子溜了下去，被下面的战友急忙接住才没酿成大祸，但双手早已血迹斑斑行走在塌方区，不时能听到巨石掉落山下的空旷回声，还有山体坍塌和泥石流奔涌的声音，头顶经常有神鹫在盘旋，发出几声凄厉苍凉的怪叫，似乎在提醒我们：这里是死亡之谷 黄昏时分，当我们一行出现在上游抢险工地的时候，一总队纪委副书记周承勇不无惊奇地说：“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十二、他在妻子面前永远消失了 8月18日，对于董杰的妻子杨开云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最悲惨的日子。 董杰是三支队装备股副营职助理员，在六中队代职蹲点，抢险战斗中负责突击队的机械管理和油料供应。董杰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下山了，杨开云带着儿子董春山上川藏线来找丈夫。他们母子是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立波的妻子王小宁一起上川藏线的。王小宁是为死去十年的丈夫来扫墓的，杨开云是为看望丈夫的。她从王小宁身上看到了做军人妻子的所有艰难和痛苦，对她们母女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安慰。她想，作为女人她比王小宁幸运得多，丈夫尽管常年不沾家，但他毕竟好好地活着，可王小宁的丈夫 儿子董春山出生时正好是春天，丈夫在川藏线的雪山上，不在身边，杨开云既思念丈夫，又怨恨丈夫，就给儿子起了“春山”这个名字。一家三口一年难得团聚一次，他们母子千辛万苦来到山上却碰上了部队抢险。董杰整天在一线忙碌，连回来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经常到了半夜才疲惫地回到屋里，洗也懒得洗，倒头就呼呼睡着了。第二天天不亮又上了工地。杨开云来部队半个月，跟自己的丈夫难得说上几句话。部队都去抢险了，只有她和儿子守着空空荡荡的营房。在家独守空房，来到了部队还是独守空房。杨开云心里很不是滋味。 18 日凌晨，董杰早早起来准备往外走。杨开云问：“这么早你去干啥?”董杰说：“部队抢险快没油料了，我得带车到波密去拉运，晚上就回来了。”杨开云不放心地说：“你路上可要千万小心” 丈夫踏着晨曦走了。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午时分，杨开云得到消息：丈夫董杰在拉运油料的途中，由于天突然下雨，路滑，汽车跌进了悬崖下的江里 部队派出了营救小分队，沿江寻找了3天，把下游几十里的河道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董杰的影子。八宿县的上百群众也自发地加入了寻找董杰的队伍。人们打着手电筒，举着火把，沿江呼喊着董杰的名字。可是除了咆哮的江水声，什么也没有。为了寻找董杰，八宿县城里所有商店里的电池都被人们买光了 本来是鹊桥会，却落个人去屋空，变成了生死诀别。杨开云是来看望丈夫的，没想到却变成了为丈夫送葬。她痛不欲生，跪倒在江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你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不能撇下我们娘俩不管呀” 就在头天晚上，丈夫还对她说，这几年没有照顾好他们母子，等有一天他转业回去了，好好补偿欠下他们母子的感情债。可是现在，丈夫的诺言永远也不能实现了。他才32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就带着对妻子的愧疚和遗憾，消失在妻子的视线里 杨开云撕心裂肺地哭喊：“孩子他爸，我和儿子不要你照顾，我们只要你活着啊” 部队寻找了十多天，也没有找到董杰的尸骨，确定他已经牺牲，就为他在雪山上造了一个衣冠冢。掩埋了“丈夫”，孩子上学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杨开云不得不下山了。可是路还没有抢通。丈夫的战友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翻山越岭将他们母子送出了塌方地段，送上了邦达飞往成都的飞机。就在登上飞机舷梯的那一刻，杨开云茫然回身望了一眼茫茫雪域，对身边的儿子董春山说： “儿子，你记住那个雪山了吗?等你长大了，别忘了来给你爸爸上坟” 十三、泥石流卷走了推土机和梁明伟 26日，部队正在塌方区抢险。 我们在一线官兵们喘息喝水的时候，采访了他们。一脸疲惫的上游突击队副队长温广元上尉说：“我们是8月17 日凌晨正式进点的，官兵们已经连续施工十多天了，一直没有休息。你看到了，现在有时还在塌方，这里十分危险，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久留。”我问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小的泥石流不断，河水时涨时落，有时候路基刚刚挖好，又被泥石流和河水冲没了，抢险难度大。但是难度再大，我们也得把路基挖出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装载机手刘勇说，他每天都要面对十多次小塌方，飞石经常从他的头顶掠过，塌方掀起的灰尘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眼睛都睁不开 在我采访的时候，摄像干事张晔将镜头无意中对准了一个推土机手。他就是在易贡抢险中提到的梁明伟。他从易贡抢险一线回来不久又参加了这次战斗。张哗拍摄梁明伟，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被他一丝不苟的神态所吸引。可就在张晔和我们离开现场几个小时后，梁明伟连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卷走了 下午4时左右，抢险现场突然发生了自14日以来的第二次特大塌方。随着一声巨大的轰塌声，工地上腾起弥天的烟尘，河水四溢，泥石流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巨大的气流冲击力将站在最前面的战士推倒。现场指挥员大声命令全体官兵赶快撤离。可是处在最危险地带的梁明伟，却不愿丢下自己心爱的推土机独自撤离，他固执地驾驶着机械向安全地带转移，由于烟尘弥漫视线不清，加之河岸被泥石流和上涨的洪水掏空，20多吨重的推土机掉进了十几米深的河谷，梁明伟被泥石流卷走了 我们赶到出事现场，塌方已经停止，战友们正在沿河焦急地寻找梁明伟。梁明伟的师傅、机械工程师雷忠英含着泪用颤抖的声音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站在梁明伟不远的地方指挥，我听到轰隆一声，看到第一个蘑菇云下来，就叫他赶快撤。接着第二次塌方又来了，我被气流推倒在地，嘴里全是沙土，我大声喊叫：不要管推土机了，赶快跳下来往回撤!可他还是没有跳下来。塌方带来的蘑菇云又压了下来，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摸索着向前爬去，想把梁明伟拉回来。可我刚爬了三米，就听到轰隆一声，我就知道推土机掉河里了” 梁明伟，一个年仅22岁的士兵，一个主动放弃了报考军校的机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连续两次参加了川藏线特大抢险战斗的士兵，就这样被无情的泥石流卷走了 张哗无意中拍到的这组镜头，竟成了梁明伟留在世上的最后的形象。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组镜头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出现 前去梁明伟家乡四川万源县处理后事的三支队军需股副股长周长辉后来对我说，梁明伟家里十分贫穷，一家人至今还住着三间茅草屋，屋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让周长辉想不通的是，家里这样贫穷，梁明伟还能坚持用自己的津贴费资助川藏线上的藏族孩子上学。但他很快就在梁明伟的父亲梁文福身上找到了原因。当听到儿子牺牲的噩耗，这位拥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村干部，蹲在地上，抱着头，一言不发，只有大滴大滴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地上。身有残疾的母亲涂维碧号啕大哭，晕倒在地上当周长辉问他们对部队有什么要求时，老父亲强忍着悲痛说：明伟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当了兵，入了党，就应该这样。我们没有啥子要求，只是听明伟说，川藏线附近的藏族孩子上学很困难，他每年都要和战友们一起给那里的“希望工程”捐款，他还专门资助了一个叫普布的孩子，政府给我们的抚恤金你们带回去给那里的孩子们用吧，就算我们老两口替儿子了却了一个心愿吧。周长辉感动得流泪了，说：那里的孩子有政府有我们呢，山上的战友会资助他们的，这抚恤金你们万万不能再捐了。老父亲说：儿子都没有了，还要这钱有啥用，你就让我替儿子做这最后一件事吧。两相僵持不下，周长辉百般无奈只好接受了其中的2000元，带回了川藏线，捐给了八宿县“希望工程”。 11月7日，武警总部在四川成都召开命名大会，授予梁明伟烈士“川藏线抢险英雄”荣誉称号。在命名大会上，我见到了梁明伟老实巴交的父亲和身患残疾的母亲。当他的母亲由三支队政治处主任李新国搀扶着，一瘸一拐艰难地走上主席台，从武警部队副政委刘原中将手里接过荣誉证书，转身向在场的官兵鞠躬致意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和其他战友一样，泪水夺眶而出 十四、想起黎卫芳 张哗为梁明伟留下了生命的最后形象。 十多年前，我也有过与张哗惊人相似的经历，为一个名叫黎卫芳的见习排长留下过生命的最后一瞬。梁明伟的死，让我又一次想起那次终生难忘的痛苦经历。 那时，黎卫芳所在的中队正在“老虎口”施工。我当时是总队的新闻干事，肩扛摄像机到现场采访。当时，黎卫芳正带领五六个战士在悬崖下打风钻，他们满面尘土，我无法认出哪个是黎卫芳。那天的风沙很大，紧闭着嘴，沙子还是钻进了口里，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崖石顶上经常有沙土和碎石掉下来，十分危险。指导员李景文给了我一顶安全帽，我刚戴上不久，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打得我脑袋“嗡嗡”直响，半天没有缓过神来。要不是李指导员给了我安全帽，那个石头可能就让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李指导员指着站在最前面的一个高个子兵说，他就是黎卫芳，已经带了三个班了，现在还没吃午饭哩。我一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换下来?指导员说，他坚决不下来，说今天风特别大，他不在这里盯着怕战士们出事。在来的路上，指导员就已经给我介绍了黎卫芳的情况，他的提干命令刚刚接到，还没有宣布，等晚上官兵们从工地下来准备宣布。我把镜头对准了黎卫芳和他的战友，镜头里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只能看见一只只黑亮的眼睛 由于风沙太大，我怕损坏了摄像机，指导员也一直催促我赶快离开那里，拍摄完毕，我就从“老虎口”下来了。我走出不到100米，突然听到身后“轰隆”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老虎口”烟尘四起，我心里一惊：不好，塌方了!我急忙返身往山上跑，半道上遇到正朝山下奔来的指导员和几个兵。指导员身上背着一个兵，那兵耷拉着脑袋，我无法看清他的脸，只见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的嘴里奔涌出来，已经浸湿了指导员的半边棉袄。我问是谁，指导员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黎卫芳。我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 天黑的时候，黎卫芳被送到了30里外的县医院。医院条件很差，又没有电，几个兵在急救室里举着蜡烛为医生照明，滚烫的蜡油流淌在他们手上也全然不知，有个新兵一直在哭。下午排长刚把他替下来就出事了。他哭着说，排长是为了保护他才出事的。从江苏来的一位援藏医生在紧张地抢救着黎卫芳。我看见黎卫芳的血不断地从身体的许多部位涌出来，流在床上，又浸透被褥，最后滴滴答答滴落在床下尚未解冻的土地上。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我用颤抖的双手拍摄下了整个抢救过程。然而黎卫芳还是去了。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指导员一把抓住医生的衣领吼道：“你为什么不救活他?为什么?”医生一个劲地摇头，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雾。指导员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大声痛哭。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再也拍摄不下去了。急救室外黑暗的走廊上传来士兵们的哭声 掩埋黎卫芳的时候，战友们怎么也给他穿不上刚刚领到的军官皮鞋，因为他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失了形，脚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穿军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不能让排长光着脚上路啊!”战士们只好将皮鞋剪开，流着泪为他们的排长穿上了皮鞋 在整理黎卫芳的遗物时，我们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留给妈妈的一句话： 妈妈： 站起来，我是你的希望； 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阳! 妈妈的一个年轻的儿子倒下去了，然而一轮新鲜的太阳在高原冉冉升起，放射出耀眼的雪域光芒 那盘血淋淋的录像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资料柜里，但我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我不忍心去打搅黎卫芳已经安息的灵魂。这盘录像带成了我的一份死亡档案，它时常激励着我去努力工作，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的一切苦难! 十五、并非尾声 2000年9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昨日，被山体大塌方封堵了34天的川藏公路，在武警交通部队官兵日夜奋战下提前4天恢复通车，被困的390余台军地车辆和上千名过往群众顺利返程。八宿、波密、默脱、察隅四县领导前往抢险一线部队慰问，藏族群众为参加抢险的官兵们捧上了香醇的青稞酒，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2000年，上个世纪末，川藏线上三次特大抢险战斗，与武警交通部队经历过的众多抢险战斗一样，已经成为一段悲壮的历史，永远地镌刻在了地球之巅、雪域大地。 2001年，新世纪的开端，新一轮川藏线的筑路兵们与大自然的生死搏斗又拉开了序幕。 6月1日，武警交通一总队新闻干事郝亚明从海通沟抢险一线打来电话说，经过养护支队官兵昼夜奋战，因大规模山体塌方中断了的川藏线比原计划提前25天恢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