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内容提要：本文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与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不是把公平与效率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入手，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对长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同时给出内生的解释。本文认为，公平和效率两者都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本文的结论是，对任何国家只要走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道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其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为扶持这些企业所推行的各种扭曲性的保护政策必然恶化其公平和效率问题；只有走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从而才能够得兼效率和公平。关键词： 经济发展战略、自生能力、经济绩效、公平 一、引言：一些基本的事实和理论综述既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下面的图1反映的是世界105 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的人均GNP水平 和收入分配状况。从该图可见，以GINI系数 等于0.40 和1999年的人均GNP等于15000美元为分界线，世界各国（地区）的人均GNP和收入分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i)高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ii)低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iii) 低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属于后两者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和效率的两难，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01）资料整理而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Gills等（Gills, Perkins, Roemer和Snodgrass 1987， Ch.4）对于经济思想史上影响广泛的几个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问题的理论，进行了非常好的评述。我们这里不拟赘述，而仅仅围绕我们的分析主题，评述当代的几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标准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同时得兼，必须以两个步骤分别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表明，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率，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由此得到的关于收入分配的推论则是，任何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第二定理表明，市场竞争的某个具体的帕雷托最优的结果，未必在规范的意义上就是最合意的；而合意的福利分配 格局，必须通过人际之间的禀赋转移才能够达到 (Varian 1992)。而有的学者则走得更远，如Feldstein（1998）认为，“收入不平等不是一个值得矫正的问题。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GINI系数的上升理解为一桩坏事的通常观念，违背了帕雷托原则。这种观念事实上无异于使用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函数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被赋予了负的权数。分配问题的真正所在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Feldstein 1998，pp.1）。在我们看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定理只说明了静态方面的、经济没有受到任何人为扭曲时的情形。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两个条件是：（1）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2）企业自主地在市场引导之下，选择进入具有预期获利能力的产业，采纳具有预期获利能力的技术结构的条件。由于这两个条件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本不成立，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的推论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没有多少助益。如果说新古典思想主要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形的话，其完全竞争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不成立。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理论分别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提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规律的假说。前者更侧重于理论分析，后者更侧重经验研究。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的发展理论认为，在整个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理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推论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因为现代部门的利润只归少数资本家掌握。只有在二元结构消失之后，工资水平的上升才是可能的。但是，刘易斯的理论框架隐含了两个条件。其一，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工资率长期处于在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生存的低水平上；其二，现代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采用同样的技术结构。舒尔茨（Schultz 1964，中译本）对于刘易斯在其理论中持有的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资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率的，重新配置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不会使得产量有显著的增加。换言之，不能认为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过剩。舒尔茨援引了大量的经验例证来支持他的理论判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18-1919年印度流行性感冒导致的农业减产。舒尔茨进一步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农民之所以贫困，往往是由于国家的政策错误，而不应该归因于天灾、农民的本性或者其他的原因。从舒尔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如果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市场机制都能够有效运转，那么，在没有人为扭曲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的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就会不断增长，而且，由整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所谓“现代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就未必是刘易斯所理解的那样。事实上，在拉尼斯和费景汉 (Ranis and Fei 1961)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中就指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下，应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经验研究方面的奠基性工作是库兹涅茨的研究。他在分析两个发达国家和三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时发现，各个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的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在发展中国家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还进一步归纳出倒U型假说(Kuznets 1955)。Paukert(1973)对56个国家的经验实证工作得到了表1所示的结果，其结论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假说：表1: Paukert 的经验工作收入等级（1965年的美元计算）平均的GINI系数GINI系数的范围低于1000.4190.33-0.51101-2000.4680.26-0.50201-3000.4990.36-0.62301-5000.4940.30-0.64501-10000.4380.38-0.581001-20000.4010.30-0.502001及以上0.3650.34-0.39资料来源：Paukert（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关于1950-1970年代许多国家发展型式的研究、Ahluwalia(1976)关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经验实证研究工作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对于新近经验的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理论假说的一般性意义值得推敲。Fei、Ranis和Kuo(1979)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实证工作发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不仅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GINI系数也由1950年代的0.53下降到1970年代的0.33。Fields和Jakubson(1994)就库兹涅茨倒U曲线而对35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也认为，如果能够得到什么一般意义的结论的话，那这个结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不平等程度是下降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经验支持。也有文献（Ray 1998，pp.23）这样来描述倒U曲线：以人均收入水平为横轴，以两组特定收入水平的人群（比如最穷的40%的人群和最富有的20%的人群）占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纵轴，描出两组人群收入水平和收入比例的散点图，以及两组散点的趋势线。如果高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下开口的倒U线，低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上开口的U型曲线，那么就可得到支持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结论。我们认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最好的指标是GINI系数 ，因为该系数度量了经济体当中的所有调查样本中的所有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图2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Penn World Table 5.6（Summers和Hanston 1991）中按照1985年美元度量的从1970年到1992年期间有关国家的人均收入，以及Deininger和 Squire (1996)中对应年份的GINI系数画出的。如果库兹涅茨归纳的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的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在图2中，各散点之间的趋势线应该大致表现为一个向下开口的二次曲线 。但是我们以二次曲线拟合图中的散点所得到的实际的情形，显然难以支持该假说。从图中拟合的二次曲线的趋势来看，我们宁可认为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即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于公平。这个判断也基本吻合于图1中的截面数据反映出来的大致规律 。资料来源： 1970-1992年的人均收入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5.6；对应年份的GINI系数来自Deininger和 Squire (1996)。这里的GINI系数仅仅包括Deininger和 Squire (1996)根据他们的标准筛选出来的数据质量较好（“Accept”）的那些数据。Deininger和Squire(1998)利用他们收集整理的一个收入分配Panel数据集（Deininger，Squire 1996），对倒U型假说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也表明，经验证据对该假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近来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文献比较关注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有的文献（Ray 1998，pp211-217）分析了收入分配状况对于储蓄和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水平和储蓄对于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影响。该作者的主要逻辑依据是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目标差异。但是我们认为其若干理论推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就收入分配状况对于储蓄和增长的效应而言，由于各个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边际储蓄倾向不同 ，所以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就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总储蓄率的不同水平。这个逻辑推论进一步的含义是，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外生的储蓄率假定（Solow 1956）就要修改，从而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会有不同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但是照此逻辑推断出来的必然的政策含义是，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状况，就可以提高人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推论显然没有说服力。这是该作者本人也承认的。对于该作者分析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对于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效应，也缺乏事实支持。按照该作者的推论，如果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收入不平等会恶化。但是正如上面述及的台湾经验表明的那样，GINI系数可以由发展早期的0.53，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降低到0.33的水平，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考察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既有理论研究看到了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中的许多侧面，但是并没有一个普适的（Robust）理论框架令人满意地阐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大多仅从经验上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的现象，并没有深入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产生的逻辑。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框架：既能够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同时该机制又与某些国家收入增长慢且不公平的经验现象，以及另外一些国家收入增长快且公平的经验现象同时相容。既有的文献往往把公平和效率当作两个截然分开的问题进行研究。即便在那些关注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中，或者把由公平到效率和由效率到公平两种效应，归于不同的逻辑过程；或者只能够与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经验现象相容。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试图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同时解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的观点是：（i）从动态的角度讲，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会同时影响公平和效率的实际表现。（ii）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现实情况是，置自身条件于不顾，奉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此扭曲甚至是严重扭曲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低收入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劳动力资产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价格严重低估。以市场经济为基本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率低下、分配不公皆根源于此。发达国家如果也追求超越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高资本密集度、高技术部门的发展，那么其收入分配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恶化。当然，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为了就业而采取保护劳动就业较密集的传统产业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牺牲了效率，但应该有助于收入分配达到较为公平的水平。（iii）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体当中的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从而不需要政府的扶持措施，这个经济体系就不会受到扭曲，低收入者的劳动力资产可以得到充分就业，公平和效率才有可能二者兼得。本文后面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扼要说明公平、效率两者与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三部分分析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造成的经济发展低效率；第四部分分析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对于理论假说的经验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二 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着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表现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影响，有所不同。我们将主要围绕发展中国家（地区）展开分析。之后阐述发达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产业和技术层次低，多数国家人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很大。人们不断地抱怨经济增长慢、收入分配不公。面对此情此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出于提高本国产业和技术层次的目的，竭力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大力扶植技术上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并努力从现有的资源中拿出更大的部分，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措施都是各自对症于一定问题的，但是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与其初衷相去甚远，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是趋于缩小而是趋于拉大，整个经济的普遍的技术水平提高步伐缓慢，收入分配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加不公平，而且，社会上腐败、寻租等现象猖獗，屡禁不止，使得社会公平程度更加低下。本文认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千头万绪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关键要理解这些国家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决定的就业和工资率决定机制。我们想强调指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是：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内生决定着公平、效率问题的表现。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上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的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林毅夫等 1999， 林毅夫2002）。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不难理解，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其效率和公平目标，就能够协调起来。反之，如果一个发展国家采取了赶超战略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密集使用资本的技术结构，那么，由于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部门不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林毅夫等 1999，林毅夫2002）。其结果必然是寻租行为盛行、 经济效率低下。少数受到保护的资本家可以聚集大量的财富，而多数劳动者的收入情形则难于改善，最终使收入分配的情形日益恶化。 由此可见，如果落后国家在发展早期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之下，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的部门优先发展的战略，那么二元经济的格局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和固化。发达国家的情形和发展中国家有所区别。发达国家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前者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密集度远远高于后者的水平。发达国家政府有可能基于两种不同目的干预经济，相应也就会对公平和效率带来两种不同的影响。首先，发达国家政府维持就业等干预措施，将使经济效率低于潜在水平、使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高于没有干预时的水平。在发达的经济体当中，那些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产业部门是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在这些部门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所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中产业部门和企业必然会按照劳动密集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渐次退出生产。而这些部门和企业中的雇员就会面临重新就业和失业的问题，从而使社会的收入分配至少在为达到新的均衡前得到恶化。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出于维护就业和控制收入分配局面的目的，通过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财政税收、补贴等手段来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那么，收入分配问题的问题将得到改善，但是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必然将受到负面影响(林毅夫2002)。其次，如果发达国家也象发展中国家那样，追求资本密集度超前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企业的优先发展，那么也必然象发展中国家那样，使收入分配问题趋于恶化；同时经济效率也将受到不利的影响。为了详细论证我们的观点，需要首先介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下面部分的分析主题。三 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战略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战略所以能够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是因为不同发展战略之下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情形各异。自生能力指的是在一个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获取社会上可以接受的预期正常利润率的能力。如果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不能获得社会上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这样的企业是不会有人为之进行投资的；或是，投资后也不能继续经营下去，除了政府的政策扶持外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的。（Lin 1999; 林毅夫2002）。显然，在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会影响这个企业实际的利润率水平。但是给定正常经营管理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利润率还决定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否得当。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只有达到成本最小化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一个企业必须以廉价的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资本，才能使其成本最小化，这就决定了在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一定是劳动相对密集的，而不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在发达国家当中由于资本相对丰富、劳动相对稀缺，所以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一定是资本相对密集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地区），还是发达国家，惟有按照市场竞争的要求，在市场的引导之下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才会有自生能力，才能够使得经济效率达到潜在的最高水平。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和上述要求相反的政策。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是任何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追求的目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而且绝大部分先进的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面对这两个事实，人们最容易产生的理解是，因为产业/技术落后，所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低落，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进而认为，要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必须尽快在产业/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不断地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进而在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无疑是正确的。而这也是几乎所有落后国家的实际做法。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快地提高整个经济普遍的产业/技术水平。在早期发展阶段就直接确立高技术产业部门优先发展的战略，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际的效果却可能是南辕北辙、欲速不达。 理解这个问题，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实际经验入手。我们知道，二战以来，除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均收入差距，没有根本的缩小，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拉大了差距。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成功者背后的共同因素是，它们实际上（不管是出于主观愿望还是出于现实制约）的发展道路是在各个发展阶段比较好地利用了由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失败者背后的共同因素是其发展道路违背比较优势（林毅夫等 1999）。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置要素禀赋结构于不顾，单单凭着热情和决心，以一代和/或几代人福利的牺牲为代价，建设那些技术结构和资本密集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生产项目。由于这些项目中的企业要大量使用稀缺、昂贵的资本、少量使用丰富、便宜的劳动，故而在开放的市场中，其产品的成本必然高于资本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相对低的发达国家的相同产品的成本，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如果单单靠这些企业自身的力量，将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为了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政府就要予以扶持。扶持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要为所扶持的部门筹集到足够的起步资本和建成之后的运营资本。可是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就在于其资本短缺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每个生产周期的经济剩余量少，而且极其分散，动员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价格高。这就是说，所扶持的部门自身或者政府都无力按照市场均衡的资本价格筹集到足够的资本。那么，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必须人为压低优先发展部门面对的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 。McKinnon（1973）和Shaw（1969）在研究发展中经济时，归纳出“金融压抑”和“肤浅的金融战略”等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利率水平低下。按照我们的解释，这个特征背后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不得不实行扭曲性的政策。除了人为压低优先发展部门面对的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个主要办法之外，国家还实行其他的扶持办法。我们知道，现实经济生活中优先发展部门的建立和运营过程当中，要从国外进口作为资本品的必要的机器、设备，还需要投入来自国内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如果要求优先发展部门完全按照市场均衡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投入品的话，优先发展的部门承担不起。于是政府就出面来扭曲汇率、压低这些投入品的价格。扭曲的价格体系必然会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导致短缺。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源。为了保障战略目标中重点部门的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命令经济体制或歧视性的资源配置系统。所有这些扶持手段的综合作用之下，在短期之内或许还可以实现有限的技术提高，但是长期的经济绩效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林毅夫等 1994，1999）。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Pearson et al. 1969; Romer 1994)。如果说赶超实现了哪个方面目标的话，那也仅仅是提高了优先发展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但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是低的；微观的效率也是低的。就发达国家的情形而言，如果也象发展中国家那样，优先发展那些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企业，那么，赶超措施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际影响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由于需要赶超的部门和企业比较少，因而无需要通过大规模地扭曲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体系和资源配置来扶持没有自生能力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政府补贴来支持少数高技术部门的发展，所以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就比较小。如果发达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维持因为资本密集度低于当前要素禀赋结构而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雇员的就业，那么也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消极的影响，其间的机制与上述相类似：政府用于扶持就业的资源本来是可以在市场的配置之下，获得更高的回报率的。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道路中，为了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不得已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不仅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还会影响收入分配。这是我们下面的分析主题。四 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别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两中情形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走赶超式的发展道路，则会在四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人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社会腐败行为获得了制度上的温床；经济缺乏效率致使可资用以对丧失劳动能力群体的转移支付的资源量小于潜在的水平。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为扶持优先发展部门而扭曲整个经济价格体系的必然结果。当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人为压低之后，尽管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这些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则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 “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结果是这些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在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而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之后，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从而会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模式还会拉大地区差距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所差异。但是，当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的少数项目的发展。按照管制的低价进行资源的地区间转移，其后果必然是获得扶持的资源输入地区的发展水平高过资源输出地区。而且赶超的力度越大、优先发展的部门增长越快，则地区差距就越大。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滋长了寻租之风；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比较低。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大致有三类：其一，先天或事故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其二，因为年龄小而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儿童，以及因为年龄增长而自然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人员，第三，面上的大量有劳动能力而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我们上面分析的主要着眼点，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道路对于第三种弱势群体的影响 。对于第一、第二种人群而言，任何社会都应该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体系积累的资金，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为之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社会公平的题中之义。而社会能够划拨出来的用于救助第一和第二种人群的资源，以及家庭中从事劳动的人员的收入水平，均取决于社会整体经济增长效率。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道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这意味着能够提供给第一、二种人群的资源少，有时政府甚至会把本来应该留作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基金，用来扶持优先发展部门。这样一来，社会上真正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来扶持的弱势群体，处境会恶化，社会公平就更无从谈起了。当然，从理论来说，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为了就业而去保护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的资源少，保护落后产业的能力低，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也基本不存在。发达国家中，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又可以分别两种情形来分析。首先，如果发达国家扶持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目的，是发展资本密集度高于当前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企业，那么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将随之而趋向于不公平。只不过在发达国家里为实现这种赶超而需要的干预力度小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所以，对于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也小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其次，如前面所论，发达国家为了扶持因为资本密集度低于当前阶段要素禀赋结构而丧失自生能力的企业，本身就是出于保护这些企业就业人员的利益的考虑。这个意义上的干预尽管会使经济发展的效率受损，但是却将降低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有利于收入公平目标的实现。五 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经验检验本节就上述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作者之一已经就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越是顺应比较优势来选择发展的产业/技术，则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以越快的速度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理论推断吻合于经验事实。具体的结果请参见林毅夫（2002）。这里着重检验上文归纳的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推断。我们的理论假说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的产业/技术，会使收入分配状况趋向于恶化，反之亦然。在介绍可证伪的命题之前，首先介绍发展战略的度量指标。1、度量发展战略特征的指标作者之一（林毅夫2002）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CI）来度量发展战略的特征。其原理如下：在顺应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制造业实际的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的最优结构，内生决定于整个经济体的资本禀赋量和劳动禀赋量结构。也即，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最优的资本密集度水平，是该经济体当中的资本和劳动禀赋结构的函数。为了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我们首先定义一个制造业实际技术选择的指数TCI，该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禀赋量比率。即：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政府的发展战略决策会影响到该经济体的TCI指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定义制造业的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将（1）式在K/L=0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并忽略余项，我们可以得到：上面式子中的是一个常数，表示在（1）式在K/L=0处的导函数的取值 。显然，资本/劳动禀赋比例结构越高的经济，其制造业的最优的资本/劳动投入量之比也越高。也就是说>0。至此我们定义最优技术选择指数为：就是给定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的最优。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定义，间接地度量政府的实际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如果一个国家（地区）当局推行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DS=0。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这种赶超战略之下DS>0。进一步，DS的实际取值越是大于0，则表明赶超的力度越大。反之，如果象有些发达国家为了就业而去保护落后的传统产业则DS<0。2、待检验的假说和经验检验方程式的设定我们以公认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GINI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前文的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可证伪的假说：假说：如果一个国家（地区）以越大的力度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则其收入分配越趋向于不公平；反之亦然。为检验这个假说，以及其他的竞争性假说，我们构造如下的计量检验方程式：上面（6）式中，GINIi,t代表当前时期t第国的GINI系数；9C 常数项，DSi,t代表相应的t时期国的实际赶超力度指标。按照我们的理论推断，如果越是赶超收入越趋向于不公平，那么GINIi,t与赶超力度DSi,t呈现正向的关系，即为正。X代表其他的解释变量，?是这些变量的系数。是残差项。由于是不可观察的，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计算出DS的取值。但是，注意到是（1）式在K/L=0处的导函数的取值，它是一个正的常数。所以，在回归分析时，我们就可以将（6）式经由（6）式最终展开为（6）式。在（6）式中，C=C- EMBED Equation.3 。在下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估计的方程式是（6）式。3、变量和数据集说明在说明解释变量之前，我们先介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GINI系数的数据集。我们所选用的GINI系数数据，来自Deininger和Squire（1996）数据集的一个修订版，下载自世界银行 。在该数据集中，报告了众多研究对于有关国家的GINI系数的估计 。其中有的用收入数据进行估计，有的用消费支出数据进行估计；各种估计所涵盖的范围也不尽一致。Deininger和Squire（1996）对于各项GINI系数估计的质量给出了评估。我们采集GINI系数数据的原则是，采用数据质量为“较好”（“Accept”） 那一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根据Deininger和Squire（1996）的发现，对原始的数据中基于收入估计的GINI系数和基于支出估计的GINI系数做了必要的调整，将按照支出估计的GINI系数，加上6.6。这个数是两种口径估计结果平均的差值。TCI指数的具体计算办法和资料来源，请参见林毅夫（2002）附录II当中的介绍。本文的附录中给出了我们用于计量分析的样本国家（地区）GINI系数（调整口径之后）和TCI指数数据集。我们的全部Panel数据集总共有36个国家（地区）从1970年到1992年，一共有290个观察值。其中，能够同时得到TCI指数，以及1992年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0美元以下的且数据质量“较好”（“Accept”）的GINI系数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数目有18个，这18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Panel数据一共有108个观察值。图3和图4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集和全部数据集描出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如理论预期，实际TCI指数的值越大，GINI系数趋向于上升。为了同时检验其他的竞争性假说，我们还引入了如下解释变量。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倒数（）。这两个变量用来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假说。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应该显著为负 。其次，根据Li，Squire和Zou（1998）基于Deininger和Squire（1996）的整个数据集进行的严格的检验结果的信息，GINI系数就各个国别自身来说，在时间上是相对稳定的。基于这个发现，为了控制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众多因素在历史上累积的对收入分配影响，为了控制国别之间若干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初始年份的GINI系数，记为IGINI。由于我们的数据集的限制，各个国家（地区）的初始年份的选择不一致。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初始年份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即IGINI系数越高，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后续年份的GINI系数也相对越高。为此，IGINI在方程（6） 中的系数的符号应该为正。另外，政治腐败和官僚清白程度显然也会影响收入分配状况。为此我们引入了另外两个解释变量：政府腐败指数（）和官僚质量指数（）。两个指标的数据来自 Jeffrey D. Sachs 和 Andrew M. Warne（1997），该两个指标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在整个分析时间段之内为一个固定的值。指数的取值越高，则政府越清廉，官僚质量越高。按照理论的预期，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应该为负。自由贸易将会影响要素相对价格（Samuelson 1948），而且会影响到不同部门的市场空间进而这些部门的就业容量（Krugman,1997），所以对外开放会影响收入差距。为了控制开放程度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开放度的指标（）。该指标的含义是名义进出口总值占名义GDP的比重。数据来自William Easterly和Hairong Yu（2000）。不过开放对于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并不能够从理论上先验推断开放程度的系数在方程（6）中的符号。4、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说和其他竞争性假说，我们基于得到的Panel数据集，运用LIMDEP7.0的计量软件对（6）式进行回归拟合。我们首先分析了全部国家的数据集，结果报告于表2中；另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结果报告于表3。我们首先估计了以技术选择指数（TCI）、初始GINI系数（IGINI）、政府腐败指数（）和官僚质量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I。由于初始GINI系数（IGINI）、政府腐败指数（）和官僚质量指数（）等变量不随时间而改变（Time Invariant），共线性问题致使我们无法估计双向国别固定效应模型；另外这些变量又控制了国别的影响，所以模型I中我们估计单向时间效应模型。在全部国家数据集以及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分析中，模型I的Hausman检验拒绝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我们在表2和表3中报告了单向时间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的结果来看，如我们的理论假说的预期，TCI指数的系数符号，在36个国家的数据集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从而与我们的假说相容。模型I的估计结果中，政治腐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和通常的推断相反；而官僚质量变量系数的符号为负，符合预期。两个变量在全部36个国家的数据集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零，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分析结果中则均不显著异于零。而出现政治腐败变量的系数为正的情形，则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腐败等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难以在收入分配调查时得到准确的反映。另外，这两个变量本来取值是离散的，只有16六个正整数，近乎虚拟变量，所以，也难以反映政治和官僚方面的基本情况。与这两个变量形成对照的是，TCI指数的符号一直稳定为正。模型I里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的符号，在36个国家的数据集分析结果中，以5%的显著性水平为负，而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分析结果中则为正，但是不显著。开放对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开放的短期和长期之内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这里的小样本经验证据，不足以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来。Lin（20012）的分析和前文的分析均表明，政府腐败指数（）和官僚质量指数（）以及开放程度（OPEN）都内生决定于发展战略。为了避免这里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估计了不包含这几个解释变量的模型II。首先在模型II中，仅仅包含TCI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其次，根据Li，Squire和Zou（1998）基于Deininger和Squire（1996）的整个数据集进行的严格的检验结果的信息，GINI系数就各个国别自身来说，在时间上是相对稳定的。基于这个发现，为了控制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众多因素在历史上累积的对收入分配影响，我们在模型II当中，引入了各个国家（地区）在样本集合中的初始年份的GINI系数，即IGINI，来控制国别之间的差距，形成模型III。基于全部36个国家（地区）的结果和基于18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结果分别报告于表2和3表。模型II在全部36个国家数据集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II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2 和表3的结果表明，TCI指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我们的假说相容。模型III里包含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IGINI，该变量控制了国别之间的效应，所以，我们估计了单向效应模型。在全部36个国家数据集和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当中，Hausman检验均拒绝了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单向时间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TCI指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我们的假说相容。从表2和表3报告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I、和模型II和模型III里，IGINI的系数的符号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与Li，Squire和Zou（1998）检验结果的精神相一致。不过模型III所检验的我们的假说，较之Li，Squire和Zou（1998）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即：不论初始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未来时期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路径，将受到未来时期发展战略的显著的影响。给定初始收入分配的状况，如果顺应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推行赶超战略，则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缩小区域不平均；否则，反之，如果推行赶超战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或是采取就业保护政策，那么未来时期的收入分配状况，只会比初始时期变得更加不均等。我们的数据集能够用来检验库兹涅茨倒U假说。为了将库兹涅茨假说和我们的假说相对比，我们估计了3个模型：模型III、V、模型IV和模型V和模型VI。模型IIIV当中包括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倒数（）以及TCI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模型IVV当中包括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倒数以及初始的IGINI系数作为解释变量；模型V在模型IVV的基础上再引入TCI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就模型IIIV和模型V而言，由于三个解释变量均随时间改变，所以可以估计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全部36个国家数据集的估计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而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估计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VI在模型V的基础上再引入初始的IGINI系数作为解释变量。就模型IV和模型VV和模型V而言，全部36个国家数据集和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估计当中，Hausman检验均拒绝了单向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单向时间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2表2和表3报告的模型III和模型IVV和模型V的估计结果均表明，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倒数（）的系数的或者符号不显著，或者在有的场合下系数符号根本就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预期相反。而模型III涉及到的TCI指数的系数的符号，则均显著为正。其中，在36个国家的数据集中，显著性水平为10%，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中显著性水平为5%。就模型VI而言，全部国家数据集的估计中，显然拒绝了库兹涅茨假说；而发展中国家数据集的估计结果则支持库兹涅茨假说。而TCI的系数的符号在36个国家和18个国家的数据集中均比较稳定，且在36个国家数据集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在发展中国家数据集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最后为了比较起见，我们估计了仅包括TCI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VI，在全部36个国家数据集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8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集当中，Hausman检验拒绝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我们报告了双向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估计的结果印证了我们的假说，TCI指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但在只包括18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R2为-0.0886。综合模型III、模型IV、模型V和模型VI的全部估计结果，尽管基于1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的模型V的估计结果支持库兹涅茨假说，但是很难认为该假说是普适的（Robust）。如果说我们的小样本检验所采集的数据少，代表性不强的话，Deininger和Squire（1998）基于他们的大样本数据集（Deininger和Squire 1996）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严格的检验结果，则是比较可信的。具体的估计结果请参见他们的论文。在他们关于库兹涅茨假说的几种可能情形的检验结果当中，只有一种情形下库兹涅茨假说获得了经验支持，即：将各个国家的10年期间的GINI系数平均之后，比较各国横截面上平均GINI系数和人均收入之关系。然而，饶有兴趣的是他们接着给出的说明：库兹涅茨假说在这里获得的经验支持不稳定，对于其他情况比较敏感，一旦引入拉丁美洲国家的虚拟变量，则检验结果就不支持库兹涅茨假说。Deininger和Squire（1998）并没有对这个发现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个经验证据能够在我们的假说框架中，用实际赶超力度的大小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赶超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可从经济当中动员起来的资源的多寡。人均收入非常少的国家，心欲赶超而力不足，实际的赶超力度可能比较小，从而对于收入分配的不良影响就相对小一些；人均收入中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可动员资源总量的扩张，实际的赶超力度就快速提高，导致收入分配迅速恶化；而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中的人均收入高的那些国家，均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几乎不赶超。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政府如果说对于经济有什么干预的话，那么其出发点也是保护就业等目的，而不是技术赶超，实际起到的作用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具体到我们前述介绍的Deininger和Squire（1998）中发现的经验现象而言，拉美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人均收入算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们的赶超力度，也是非常高的。他们推行的出口替代战略，属于典型的赶超战略。而Deininger和Squire（1998）加入拉美国家的虚拟变量，实际上就控制住了这些国家赶超战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这里的虚拟变量背后的决定因素，是TCI指数。一旦控制了赶超战略的影响之后，出现Deininger和Squire（1998）所指出的库兹涅茨假说的横截面经验支持的不稳定性，也就可以理解了。综合别人的检验结果、我们的检验结果，以及我们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库兹涅茨假说并非一般规律，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要顺应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那么就根本无需担忧库兹涅茨假说预言的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某个阶段“将”出现分配不公程度提高的问题；同理，那些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库兹涅茨假说为据，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寻找原因，不得要领地探索解决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变赶超的发展战略。综合上述所有的检验，TCI指数的系数的符号在各种模型和各种估计方法中均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判断：无论是36个国家在1970-1992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