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职业生涯矛盾与自我超越

大学职业生涯矛盾与自我超越大学职业生涯远远超过关系与自我超越我前两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大学职业生活可能将带给我们的矛盾、 困惑，以及个人可能的应对之道。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金融市场的现代转型， 夺下在好的大学里面取得一个职位，已经成为在这个社会上令人羡慕 才华洋溢的事业成功的新起点。我们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地以大学作 为职业选择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弹不如卖黄豆，拿手术刀 不如拿剃头刀”的情况，早己不复存在。最近完成调查取证的第六次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看来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公 众在期望子女从事最好职业的选择中，教师职业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 先不讲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的社会责任这类赋予我们某种崇高 美感的内容，仅仅从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视角看来，大学为她的每 一位从业者直接提供了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校园，相对宽松且有人 情味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福利保障的收入，还 有一年两次、每次长达数周的有薪周末。诸位还比较年轻，到了我这 个年龄，就更能体会到，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生活习惯在一个“谈笑有 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环境中，对他们人格的形成和品味的大幅提升, 具有何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眼下这个社会迅速转型，道德观 念和是非感日益多元发展，从而发人深省难以适从的时代。即使从这 样比较神权的眼光看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校园已成里成为同事，也 真是值得高兴和珍惜的。在座的诸位大多是年轻人，大家选择任职 于大学，一定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相对更弱世俗化的理由， 一定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很好的设计，也可能对的生活怀有各种各样 多少有点理想色彩的期待。作为过来人，我想说的是，大学的职业生 活也充满矛盾和挑战，在未来的工作中，如何能保持一种带有超越感 （甚至是某种宗教感）的平衡的心态，将是诸位的职业生涯能否平顺而 成功的关键所在。陈寅恪先生讲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 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这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境界，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 大学里面。我们对大学有很多期盼和理想化，但这些期盼和理想的达 成一致，有待于用一种感带有宗教感的态度去提升。这也大学是我们 这些选择任职于大学的人，所要眼见的可能备受内心煎熬的难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矛 盾。如果从12世纪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西欧国家陆续的中世纪 大学算起，大学己经有近800年的历史。在全世界现存的8xxxxl520 年以前成立的组织工作中，有70所是学校。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中不可或缺的十分积极作用，己经不证自明。有不计其数最杰出的学 者、教育家描述过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理想，我想不避累赘，在这里引 述20世纪美国社会学家米勒布鲁姆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们有过的对 一所好大学的期许，这段话引自1987年他出版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 国信念：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被 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 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 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 而是因为传统提供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含奇迹，预 示在分享奇迹中会产生产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或者说伟大 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活着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会流 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有权威，但不是来 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是来自能够赢得尊敬的天赋。他们相互之间、 他们与大家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宗旨 的团体。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圣域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 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崇拜之情，只有发端那些将自身与平 等自由融汇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不敢说，我们都是“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融汇为一体的人”， 但我们在大学工作，都多多少少分享着这样的关于大学的理想。对一席话的一些同事来说，也许对这样的理想的憧憬，正是你们选择任职 大学的缘由。然而，毋需讳言的是，在大学任职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与职业 生涯顺利与否相关的部分，并未达到这样概念化的并未境地。大学是 人类的组织，也绝大部分就具备了社会社团的所有弱点，种种人性的 弱点也必然导致大学篮球员生活要面对的种种不公。代表了人类未来、 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醉心于各种崇尚的大学理想，是由生活在充 满了短视和不公的地理环境中的中其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其他同事的 具体公益活动活动来达成的。这是每一位刚刚步入大学黑暗世界的州 立大学同事，从一开始就要准备面对的。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矛盾，由于现代大学中教师职业互相矛 盾的双重要求而被强化了。学者职业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只有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 面从事的工作，才被同行承认为是学术的工作。对人文科学创造的愿 望，促使我们在大学里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结果，就难免要遇到大学 制度的一个内在矛盾。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越来越变成一个从业者集团内部的自足的行为，衡量一个有大有小学者学术 贡献的大小不一，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互相进程承认的过程，而这个 共同体的评价，决定了我们能否当一个好学者。要当一个好学者，一 定要有好的学术思维法学的能力，而学术思维的本质，就是规范深刻 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循学术在基础上的专业知识创造。从这个角度讲, 学术就是“反常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者的标志，是看几位学者 在学术上有没有思想的创造，有没有“反常识”的发明。而另一方面, 作为一位学院教师，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常识教授给学生。这样一来，在做一个好教师和当一个好学者之间，存在着非常 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鸿沟。学术创造与常识传授，需要的是两种很不 相同的秉性，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完美地具备这两种秉性的。我们因为 热爱思想创造而这个大学，而且也有很好的从事学术创造的才能，但 如果要长期拥有从事学术创造的资格，就必须同时具备需要有另外一 种不同的必须，即能够通过常识的传授，将一大堆聪明、好学、有科 学知识准备但不懂学术思维的脑袋，训练得具有学术思维的习惯。1919年，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做了题为“以学术为业” 的演讲，这是一次学术史上不朽文化史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两段话：大学教师中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 少有愉快的颠沛流离。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 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 每一位等受着感情的驱策，宁愿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深 知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另一名合格 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最出色是一名杰出 的历史学者，同时却是个可有可无的萨德基老师。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 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 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缠绕植物回答说：“自然，我只 为我的天职而活”。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 忍受这种事。这样的矛盾，我们可能出现要终身面对。依我自己的经验，这类之所以有时会变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常 常主要不是由于学术制度的虚伪，也假如主要不是由于上级或同事看 法的偏颇，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面对现实不能内心的煎熬。 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所，从小学的时候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 做人要力争上游。但恐怕难以改变的事实是，人类大脑先天的结构已 经决定，天才只占人群中相当小的比例。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在一 个淘汰率很高、每一步都充满违约风险的教育体制中，能够完成从小 学到研究生的学习体来，有机会到法学院任职。但这样的经历，证明 仍不足以证明我们就是奇才，甚至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比大学外面的 人更聪明一些。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 中才而己。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 不换句话说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小想我们能 够取得大的成就。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 一个卸任于退休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虽然的根源。 所以，我们在可以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想说的是，要正确面对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 矛盾，使我们的大学职业生活更加平顺并有更大的，除了要遵守外在 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另外，更重要的因素是，逐步形成在科学理性基础 上的对自己的内心召唤的遵从。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都市生活临床 经验的带有宗教感的体验。我们选择任职于当今中国的任职大学，还要经常面对保持大学 精神的追求与带有明显“工具理性”性质的各种外部双重压力重压之 间的矛盾。我们这个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贡献的 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所有的大学都会有教育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 所有大学都享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世界史上，没有清 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略 去。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振兴中华类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 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生活在这样的校园文化之中，耳边不时回响着陈寅恪先生“惟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 光”的警句，大学的同事们对精神的自由言论有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 更自然的向往。岭南文化对大学精神内核的形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 响。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 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更为深刻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 “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 “中庸”、“持 中”、“大正至中”这些中国人思维方式非常中最宝贵的思想要素。 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学或者说，我也相信商学院相信的最动人之处，就 在这个“中”字。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风险因素，让这个大学始终对 校史上许许多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保持着足够保持稳定的宽容和 理解，让这个校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些在其中生活 的生存环境人，在面对社会和自己内心的各种煎熬时，更容易保持一 种平衡的心态。但是，具有明显“工具理性”取向的外部压力仍然存在，且与 日俱增，各种各样的评估结果和排名，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大学的 生存与发展。校长公开表明以“为中才立规矩，给天才留空间”为治 校理念，既然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中才而已，自然就要受到更多的外部 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和制度，即便有一部分与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对学校的期望、对学术的期望并不一致。作为教师和职员，公立学校还期待着我们为大学争取更多的荣 誉。19世纪以后，历史学成为一种职业。这使得我们必须遵守职业的 规范，艾文涛而荣誉变成了一种衡量职业（而不是学术本身）是否成功 的区外在标志。在学术职业化的背景下，有了荣誉，就可能意味着有 机会为学校自然资源争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必须明 白，这与自己值钱学术工作是不是有价值，是没有必然隔阂的。我们 在学术上所是否成功，在于看下一代学者会不会引用我们的东西，在 他们眼中，这些东西有没有内在价值。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来衡量每 个人长的水准，是具有破坏性的。太过看重荣誉，孤独思考的时间就 会减少。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大学里，我们好象就有为大学争取荣誉 的责任，而偏偏争取外在的“荣誉”本身，就是违背“大学精神”的。 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悖论。这样以来，任职于大学者，同样是其中的学者，就有了强力的 责任。一方面，我们要守护大学的本职和精神，努力改变各种不利于 文化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制度和。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制度重建的 年代，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时代对于大学的其要求之一，也是我们在 大学工作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普通的教职员，我们又要遵 守既有的遵照制度和规矩，在现有体制下为个人和学校争取更多的。我个人的体验是，只有在严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现有体制下做 得比周围的周围人更好的先决条件下，我们政治体制才有资格讨论改 革体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现阶段只有遵循目前的规矩而取得令人信 服的成绩，我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方案，才会被正确地得到理 解，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出于对教育、文化 和学术长远发展壮大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学这个人类生活的家园， 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在这个校园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我看到的情 况是，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提出批评建议，且能被接受并取得成效 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下会体制下就做得比别人更好的人。我是学历史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生活 在这样须要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来讲，呀可遇而不可求。正是 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亟需日益 多元化，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今 天在这里如实地描述自己的体验和感觉，是想告诉诸位，真正的解决 之道，是要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情感能够容纳更 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