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城市规划理论的断想 陈荣Braudel 在 On History 中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概括为人们为了改善生存状态而不断突破物质和精神 的现存局限所进行的努力（汪丁丁， 1995）。这反映了 “人”与“存在 ”之间的一种张力 我们总是在 构筑一个理想的未来，并由此激发出改造现状的欲望和行动。近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目标正是建立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 “理想城市 ”（Ideal Cities ）。从霍华德明 日的田园城市到 1933 年的雅典宪章，逐步建立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并且使 城市规划成为一种独立于建筑或工程设计以外的专门职业。然而， 与大多数以严谨的专业理论为基础的学科相比，近代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均来源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因此难以形成完整的自身理论体系。有研究者认为近代城 市规划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改良主义的 “社会 经济传统 ”和作为规划职业支撑的 “工 程 技术传统 ”（龚清宇， 1999）。这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思维传统在建构了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埋藏了规划理论难以 克服的自身矛盾：社会改良思想从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而工程 技术理论必须以 现实为基础并精确而严密地作用于现实客体。正是这种理论本身的“双重性 ”使百年来的城市规划思想不断地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无论出于历史的必然或历史的巧合，源于现代建筑运动核心理论的“理性主义 ”对于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理性主义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得到启示，认为城 市可以按照一种科学和合理的秩序进行建设和管理，而规划就是寻找和建立这一理性秩序。这种理 性思想恰好解释了社会改良主义建立 “理想城市 ”的技术可能性， 因此成为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核心。 理想主义本体与理性主义方法在雅典宪章中得到集成，从而标志着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成 熟。在充满悲观和怀疑论调的 20世纪 30年代，雅典宪章 “是黑暗中的火炬， 是对人类前途的一个肯定 （梁鹤年， 1999）。虽然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近代城市规划的许多理念和方法遭到激烈批评，但雅典宪章所确定的城市规划的根本目标（创造和维持美好的城市生活）及其思想精髓（对人文精神 的乐观和对理性的信赖）是永恒的。日本规划理论家渡边俊一曾经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他认为，面对工业革命以后所 出现的充满煤烟、噪声以及贫困和拥挤的大城市，早期规划者为建立 “理想城市 ”所采取的主要规划 策略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的规划理念：（1）小规模化；（ 2 ）低密度开发；（ 3）用途纯化（渡边俊一， 1989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是西方城市规划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以上三种规划理念也基本上 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城市理想。在19 世纪中期到 20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源于 “理想城市 ”的规划实践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和改善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尤其是 19世纪城市改良运动为解决城市居住和环境问题、消除平民窟所做的努力，20世纪新城运动对解决工业化以后城市功能布局、交通、居住等问题的探索，基本上奠定了整个城 市规划学科的专业基础。 直到今天， 规划者的大多数职业领域还无法超越近代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然而，正是由于城市规划的 “社会 经济”特征，驱使规划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 发展要求。 20世纪 50年代以后，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和经济的复苏，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次得 到急剧扩张。依据近代规划理念发展的城市结构再次遭到冲击，交通拥塞、环境污染、内城破坏、 邻里观念淡薄等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使人们对近代城市规划的信念发生了动摇。60年代以来对传统规划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决定论 ”欠缺对社会、经济、政治的考虑；（ 2）规划程序上的 “蓝图主义 ”无法适应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3）以低密度开发和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理想主义规划理念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4 ）由规划师所垄断的 “精英规划”不能够反映全部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物质主义是近代城市规划理想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为消灭贫民窟挺身而出的先驱者们，认为正是 物质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居民的悲惨生活， “只有美好的物质环境才能创造伟大的人类 ”（渡边俊一， 1989）。因此近代城市规划的三种基本理念都是围绕改善城市物质环境所设定的。而批评者认为， 传统规划泛化了城市发展目标的物质性，成为片面的 “物质决定论 ”。与物质主义紧密联系的是规划 程序上的蓝图主义，近代城市规划十分注重规划理性，认为任何城市在开发建设以前都应该有一个 科学的规划，即 “无规划亦无开发 ”（ No Planning, No Development ），而且规划可以较为准确地预 测未来并指导城市发展。但事实表明，大多数以反映城市理想的最终状态为目标的静态蓝图无法适 应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如黑格所言， “规划顾问们画出的静态蓝图，在经济和人口无法预料 的增长期间，与其说是和财政及贯彻政治意图有关的文件，倒不如说是艺术作品 ”（黑格， 1991 ）。同样，作为近代城市规划技术基础的 “小规模化、低密度开发和用途纯化 ”理念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也 面临着重新检讨。以卫星城和市郊居住区为代表的城市分散主义在早期的确对解决大城市拥挤问题 和创造良好的城市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使限制城市规模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但随 着二战以后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小规模化开发已经难以有效疏解城市人口，反而 由于大量的郊区开发导致城市中心的衰落和郊区环境的破坏，并且由于与郊区化相伴的家庭汽车的 激增和道路设施的建设，使城市规模向远郊蔓延。低密度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产阶级对私密性和居住环境的追求。但与小规模化战略一样，随 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低密度开发在现代城市也难以实现。1988年东京 “近代城市规划 100年与 21世纪的展望 ”国际研讨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 “高强度混合开发 ”（ intensive mixed development）的概念，表明非稠密化理念所憧憬的田园式城市风光已经成为过去的梦想。以土地用途纯化为基础的功能分区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对工业化初期土地用途混杂 的无序状态提出了改进的策略。但是当功能分区被过度强化，使其从一种手段演变为用途纯化的目 标时，它便产生了可能导致城市的有机性被肢解和割裂的危险。按照理性主义的规划思想，建筑和 城市都可以设计成一部功能复杂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有其特定的位置，而生动的城市生活可以抽 象为几个简单的功能状态，从而使古典城市中那些亲密和生气勃勃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事实上， 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社会分工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金融、信息等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据了更 为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以联系而并非分离为活动特征的，这使得工业化时期居住与工作分离模式的 分区基础发生了动摇。 1977 年马丘比丘宪章指出，对分区的清晰化和纯粹化追求损害了城市的 有机结构，在今天，不应该再把城市看作一系列可以拆拼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创造一种有机的、综 合的城市环境。显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发展，近代城市规划所确立的许多思想和方法已难以适应，城市规划的变革不可避免。事实上，从20世纪 50年代 “Team10 ”对功能主义进行质疑以来，这种变革已经悄悄地开始。但是，在同力声讨近代规划思想的种种不适之后，当代城市规划并未形成一种共 同的理论体系，而仅仅是产生了许多个体学说或小规模的理论流派。如果对当代规划思潮进行一个 简单的概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较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较为温和的新理性主义规划理 论。新自由主义者以继承城市规划社会 经济传统的学院派研究者为主体，其共同特点是反对近代城市规划的科学理性，进而怀疑城市规划的正统性地位，主张削弱国家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甚至以极 端的取消主义让市场而不是规划在城市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重新 提倡 市场理性”是一脉相承的。此类规划理论如E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式规划、艾伦赫斯金的倡导式规划、A- D 索伦森的公共选择规划以及美国辩护运动”等。新自由主义源于 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政治的新右翼倾向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其 价值取向是 “市场原则 ”、 “权力分散 ”，各种措施反映出来就是删改、回避或更换规划体系(赵中枢， 1994)。无论新自由主义怎样否定理性规划的权威性，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只要承认城市规划的存 在，它就永远有一种与自由市场相抗衡的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约而同将论点转移到规划 程序的权力结构中，不讨论判定怎样的规划，而是研究如何制定规划。E林德布洛姆认为，城市规划无可否认地要包含政治，其从来不是依据理性的科学模式来制定的, 由于社会充满着各种利益的冲突，规划要准确反映所有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将更多的 政治力量纳入规划的权力结构中，采用不连续的渐进方法来满足多数人的利益(伍美琴、吴缚龙， 1994)。城市规划由此而成为一种类似议会方式的政治程序。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将城市规划作为社会调解人以及政治弱势者的代言人。倡导性规划理论家艾伦赫斯金并不反对规划本身，而主张多种形式的规划。他认为规划不能仅仅为政府服务，对 规划师来说，重要的是代表并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无权无势的人和少数民族。而J 弗里德曼认为， 城市规划应当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 利用 “自下而上 ”的规划来抗衡 “自上而下 ”的国家和 集团意志。里德及A D索伦森更为支持市场过程，而对城市规划的失败给予严厉的批评。里德认为，城市规划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不起作用， 而仅仅通过控制土地利用类型来调节由规划条例产生的客观效果 (黑格， 1991)。索伦森认为应当在自由市场的传统下，利用法律秩序和多元选择为城市规划寻找 可靠的基础。他赞成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规划应当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对近代城市规划的批判基础上，由于批评者大多并非职业 规划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也是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并且缺乏规划实践的基础，因此，虽然给当代 城市规划理论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但并未对城市规划的实践发展造成很大影响。与新自由主义者对城市规划本身进行严厉批评相反，来自规划职业内部的改革者在充分认同城市规 划正统性地位的前提下致力于对传统规划理论的变革和发展，以促使城市规划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 变化。对传统理性规划的改革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规划总体学说的再认识；二是对程序式规划方 法的变革与改进。在城市规划新的理念方面，P霍尔试图以地方主义规划来取代传统的总体论，对抗激进的规划取消论，以适应规划决策分散化的要求。J 雅各布主张以 小而灵活的规划” (vital little plan)代替集中的大规模规划。许多城市规划实践者，如M布兰奇提岀以 连续性规划”代替终结性总体规划(M - Branch，1981)。在这方面，无论英国传统的结构规划，还是后来的概念性规划(conceptionplanning )、趋势规划( tendency planning )都以更多地增加规划的灵活性和可适应性为目标，以 消除过于严格的总体控制在操作和适应市场方面的困难。C匹克万斯指岀，趋势规划与单纯的干预规划不同，它更多地考虑城市开发中土地配置的市场趋势，因此弹性是必须的。如果实际操作中规划否决权运用得更少，则说明规划更为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趋势（cPickvance,1985 ）。与之相类似，十分严格的区划法在 60年代以后也产生了许多变化。奖励性区划、包容性区划、规划单元开发（PUD、特惠发展密度区划、管理程序延缓等新的措施使区划法更为灵活，由单纯的规划 否决加入更多的积极引导。同时，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成为当代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对城市规划方法的变革则更为多样化，如J B麦克劳林的系统规划理论及F S 查宾的区段开发理论等。新理性主义者无视激进理论家对规划科学性的批评，坚定地相信传统规划的错误并不在于 它的理性，而是缺乏与这种科学精神相一致的技术手段。因此他们将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引入 规划研究，以更为理性的手段来改造理性规划。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为新的理性规划提供了更多 有效的工具，由于电子以及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大规模数据处理带来的方便，规划师可以更为精确地 了解和分析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同时，数学模拟、成本分析、目标评价等传统技术在计算机的 帮助下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这些似乎都为新的理性规划提供了可靠的帮助。然而，直到今天，新兴的规划理论在本质上并未突破传统的规划理论范畴而形成一套足以与近代城 市规划相比较的理论体系。近代城市规划所确立的基本目标和理性灵魂仍然是当代城市规划的立足 根本。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城市理想，而规划理论仍然需要在新的理想和新的现实之间不 断耕耘。参考文献：1 汪丁丁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 J 读书， 1995，（ 3）2 龚清宇追溯近现代城市规划的传统：从社经传统到新城模型J 城市规划，1999，（ 2）3 梁鹤年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 J 城市规划，1999，（ 7）4 渡边俊一著，曹信孚译欧美近代城市规划的反思 J 国外城市规划，1989，（ 4）5 E 黑格著， 赵中枢译 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回顾 c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内部科技情报资料， 1994 6 伍美琴，吴缚龙挑战与机遇：西方规划理论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启示J 国外城市规划， 1994,（4）7 Melvile c. Branch ,continuous city Planning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19818 chrisPickvance. Physical Planning and Market Force in Urban DevelopmentM. combridgePress, 1985 9 J B 麦克劳林著，王凤武译系统方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应用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作者简介 陈 荣（1968），男， 1996年获东南大学城市规划工学博士，现任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