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冲击下的匈牙利经济和政策

危机冲击下的匈牙利经济和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赴匈牙利经济考察团2013-3-29 9:51:56来源：经济学动态(京)2011年10期【英文标题】Economy and Policy of Hunga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赴匈牙利经济考察团，执笔人：王宏淼、张平、张晓晶、王诚、香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北京100836。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王诚、张晓晶、香伶和王宏淼一行五人于2011年6月27日至7月4日访问了匈牙利，与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在布达佩斯召开了“经济危机、教育和劳动力：中国匈牙利国际会议”(Economics of Crisis, Education and Labour: Chinese-Hungar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在研讨中，我们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和匈牙利学者广泛探讨了匈牙利经济及其加入欧元区的机会、风险和收益等问题。本文将基于此次会议情况，并结合一些公开的匈牙利基础数据和早前研究资料，就匈牙利经济转轨以来的发展情况做一综述。一、匈牙利经济转轨路径及其经济表现经济转轨向来有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道路之分，两者主要差异体现在转轨顺序以及改革的力度上。与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的经济转轨亦涉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与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不同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激进休克疗法风潮，匈牙利的转轨战略是偏重于渐进改革的，具有不同于中东欧转轨国家的转轨特色。1.总体渐进，但并不排斥特定的激进政策。匈牙利90年代的转型，实质是其60年代以来改革的继续和深化。1968-1989年，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1989年以后则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匈牙利在全面转轨启动初期，实行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逐步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来推动经济转轨，并实现宏观稳定。1968年启动价格改革，1988年开始放开价格，到1990年已有80%的价格放开，1992年90%的价格已放开。1990年匈牙利放松了78%的进口管制，1991年90%的进口不受任何限制，1992年完全放开进口。为推进货币可兑换性，匈牙利逐步将福林贬值，1989年1美元兑换59.07福林，经过1990、1991、1992、1993年数次贬值，到1993年年底，1美元可兑换85福林，官方汇率已接近于市场汇率。1995年福林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显然上述改革过程是逐步推进的。但是当匈牙利面临严重的财政不平衡时，1995年新任财政部长博克洛什就毫不犹豫地实施了激进的稳定化计划。“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停止此前右派政府一直维持的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转而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福林以促进出口、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因此有人将该届政府的举措称为“休克疗法”补课。当然就总体而言，匈牙利的转型方式仍是平缓的，从而使匈牙利的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平和，未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为主要的是使宏观领域的重大改革得以顺利推进。2.租售结合，推进土地私有化。私有化大体上分为土地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两方面。匈牙利政府在1990年时提出，要建立“以私有制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所有制改革可以说是整个经济转型的中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的匈牙利土地私有化，实际上分为两个方面：(1)真正新实行私有化的，只是部分国有土地；(2)而在合作化前属于私人的土地，则归还给原所有者个人：如将革命前属于教堂的土地发还给教堂，由教堂出售或出租收取租金。但国有土地的主体未变，即原来没收的纳粹亲善者的土地和大地主的土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仍归国有，但这部分国有土地原则上可以卖(也属于私有化)。经过土地私有化，匈牙利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所有土地从1990年占国土面积的31.8%下降到2001年的19.7%，集体所有土地从1990年占国土面积的60.9%下降到2001年的6.7%，私人所有土地从1990年占国土面积的7.3%上升到2001年的63.6%。私有化的一个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政府负担和偿还外债。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匈牙利政府减少甚至取消了对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补贴，银行取消了农业的优惠贷款，加上私有化中重新获得土地的地主并不耕种，种地成本提高而使农民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因此尽管转轨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如劳动生产率)有较大提高，但改革对于农业生产的冲击仍是巨大的。匈牙利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1999年比1986-1990年的均值减少了12%。在转轨后的11年中，农业生产有8年负增长，增长的年份仅有3年，2000年还达不到1989年的水平(仅为1989年的67.1%)，具体情况见图1。图1 匈牙利1990-2000年农业生产情况(1989=100)3.吸纳外资，进行国企私有化。在国企私有化方面，匈牙利明确拒绝了波兰、捷克以资产券方式无偿分配国有资产的建议，而以直接面向国内外投资者、以出售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大刀阔斧地进行私有化。匈牙利不仅较早对煤气、电力、电信企业和国有银行等国资进行私有化，而且也是东欧国家中率先对敏感的基础设施部门进行私有化的国家。进入匈牙利的FDI约有一半参与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1990-2002年底，匈牙利吸引外资267亿美元，大约成立了3万个外资公司。这使得匈牙利成为中东欧地区(包括前苏联)吸纳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占同期流入中东欧地区FDI的1/3。4.重视政府在立法、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匈牙利在经济转轨中重视立法工作，制定了私有化法、竞争法、银行法等一整套法律体系，为市场体制建立了必要的法律基础设施。为了推进土地的私有化，匈牙利国会还相继通过了紧急过渡条例(1990年10月)、赔偿法(1991年4月)、合作社改组法(1992年1月)等。与欧盟的入盟谈判也加速了匈牙利法律“欧洲化”的进程。匈政府制定了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且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如安道尔政府时期制定的1990年“国家经济复兴计划”，为经济转型确立了中长期纲领。为提高工业的竞争力，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增加投资、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及形成广泛的商业供应网络。政府也积极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重建，如政府在2004-2006年拨出60亿美金，用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发展人力资源、保护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农业。5.注重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接轨。东欧剧变后匈牙利一方面积极推进经济转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主动融入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1993年匈牙利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1998年启动了入盟谈判进程，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经济转轨为匈牙利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创造了条件，而与欧盟制度的接轨又成了深化经济转轨的重要基础。在经过了10多年的转轨后，私有市场经济体制被建立起来。1989年私有经济成分占GDP的比重仅为18%，2000年前后，随着私有化基本结束，私有经济成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占85%，原有的2000家国有企业所剩无几。1989年之前，匈牙利的贸易65%是与经互会国家进行的，而转轨后，匈牙利的贸易方向从面向经互会国家转而面向欧洲，2002年对欧盟出口占匈牙利出口总额的75%，从欧盟进口占匈牙利进口总额的56%。在吸引外资方面，50%的外资来自欧盟。许多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在匈牙利投资设厂或设立研发基地，并将其利润用于再投资。匈牙利的经济转轨获得了国际承认，1996年匈牙利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1998年匈牙利开始了加入欧盟的谈判，匈牙利法律体系与欧盟法律体系的接轨过程加快。2002年匈牙利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28位，高于其他中东欧国家。2002年12月匈牙利结束了入盟谈判，2003年4月匈牙利正式签署了加入欧盟的条约，2004年5月1日匈牙利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经济转轨也让匈牙利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表现在：(1)转轨初期经历了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所称的“转轨性衰退”，GDP一度直线下滑，宏观经济数年混乱。1990-1993年匈牙利GDP下降了18%，这一过程直至1994年起才大体结束。直至1997年步入稳定增长阶段，才克服了长达10年的经济负增长或低速徘徊，取得了年均4.5%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居民生活水平才恢复到1989年前的水平。从宏观经济的其他指标看，1993年的失业率达到12%，直到2000年才下降到8.7%，2002年才降至5.9%。通货膨胀率1995年达到28%，直到2000年才终于降至一位数(9.8%)，2002年进一步降至5.3%。实际工资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下降，从1997年才开始恢复增长。2001年的消费水平才恢复到1989年前的水平。(2)收入差距扩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匈牙利收入最低与最高的10%人群，1987年所占收入份额分别为4.96%与19%(收入差距为13.8)，到1989年的份额为4.52%、21.45%(收入差距为14.7)，1999年为3.98%、23.38%(收入差距为15.9)，2007年为3.54%、25.44%，收入差距扩大至17.2。从基尼系数看，1987年为21，2007年达到31。一些人认为，转轨后1/3的居民比从前生活得好，2/3的人生活得比从前糟。公务员、退休者和农民成为了主要的利益受损群体。(3)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外资青睐布达佩斯和西部相对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则很少有人问津，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4)外资化倾向严重。外资企业对匈牙利经济的贡献令人关注，其产值占匈牙利GDP的近50%，其出口额占匈出口总额的80%，就业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43%。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大银行都为外资所控制，跨国公司事实上控制了匈牙利的经济命脉，外资依赖型经济特征十分突出。虽然有人对此并不担忧，认为这是小型开放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无奈之举，但也有人对匈牙利民族经济的发展忧心忡忡。(5)财政赤字较严重。匈牙利数届政府试图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实现公共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仍是匈牙利面临的重要挑战。总的看来，经过经济转轨的最初大震荡并付出较大的代价后，1997以来匈牙利经济开始显现稳步增长态势。1997-2006年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长率均在3.2%以上，年均达到4.1%。2004年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大关，突破了中等收入约束，2008年达到15489美元。但2007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下，经济增长率又出现回落(见图2、图3)。二、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匈经济的冲击及应对2008年2月，匈牙利央行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从而解决了2001年10月以来同时实行水平区间盯住汇率制与通胀目标制之间的内在冲突。然而，当2007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时，由于比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和外向型特征，匈牙利成为了第一批受到冲击的经济体之一。2007、2008年匈牙利经济基本没有增长，2009年出现负增长(-6.7%)，导致人均GDP下降至12856美元。危机对匈牙利的冲击是明显的，但没有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大、时间长。为了尽早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匈牙利政府推出了“危机处理纲领”，试图为匈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进而恢复民众的信心，包括鼓励工作和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对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削减财政开支、降低劳动者负担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措施。图2 匈牙利实际GDP增长趋势(%)图3 匈牙利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人均GDP，美元)1.应对失业问题。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及流动性问题，危机中的许多匈牙利企业被迫实行大规模裁员和压缩生产。根据新纲领，匈牙利政府试图尽可能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措施包括：(1)鼓励工作，减轻劳动者的负担。2009年，个人所得税低档税率的课税起点由年收入170万福林(1美元约合220福林)提高到190万福林。从2010年起，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低档税率为15%17%，高档税率为33%35%。(2)向匈牙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匈牙利中小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匈GDP的一半，为匈全社会提供了70%的就业岗位，因此通过解决筹资与融资困难，帮助小企业渡过难关。(3)支持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匈政府按计划对能吸纳大量就业的建筑业投资18000亿福林(资金主要来自欧盟援助)，集中用于修建学校、诊所、铁路及公路等项目，以增加工作岗位，促进经济复苏。2.削减公共支出。减少财政开支及减轻匈牙利对他国的经济依赖，既是为重启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也是最终使匈牙利能够顺利进入欧元区、继续获得欧盟援助和确保国家履行对外支付义务的前提。根据新纲领，匈牙利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举措，将涉及减少公共部门支出、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等多个方面。(1)两年内，冻结公务员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名义工资；重新审定2009年下半年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薪金补贴；从2010年开始，取消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第13个月工资，代之以与财政赤字高低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慢相挂钩的奖励性津贴。(2)改革养老金制度，一是加快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到65岁的进程，从宪法许可的最早时间开始，以每年增加半年的方式把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5岁；二是把原定于2009年实行的退休金调整推迟到2010年1月1日起实施；三是停发第13个月退休金2009年下半年发放的部分；四是自2010年开始，完全取消第13个月退休金，代之以与财政赤字高低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慢相挂钩的退休金补贴；五是实行与财政赤字高低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慢相挂钩的、保持养老金实际价值的养老金制度，推出新的养老金综合指数计算办法。(3)在社会福利体系方面，减少财政支出的举措主要是：两年内，冻结对困难家庭的财政补助水平；将领取家庭补助的年龄上限由23岁减至20岁；在保证有过渡期的情况下，规定领取儿童补贴和儿童养育补贴的时限最多为两年；从2009年7月1日起，暂停购房贷款利息补助；2009年，减少居民天然气消费和远距离供暖补贴额，自2010年开始，在保留“能源效益补助”的同时，逐步取消上述补贴。3.税收制度改革。根据新纲领，匈牙利政府将应对金融危机与改革税收制度有机结合起来，除了考虑减轻劳动者负担、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外，政府还建议取消自2006年起征的、旨在降低财政赤字的税率为4%的企业所得“特别税”，转而实施统一税率为19%的企业所得税，以改善企业经营条件。为弥补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所引起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政府提高对消费类商品、财产类物品的课税税率。政府将建议把普通流通税税率由20%提高到25%，但对奶、奶制品、面包和远程供暖等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采用18%的优惠和过渡性税率；烟酒等专卖商品的税率2009年将平均提高5%至6%。匈牙利的税收体制一直不完善。目前，匈牙利是欧盟中对居民征税较高的国家之一(税率达49%)，人们收入的一半须交给国家。一些统计分析表明，目前匈牙利是250万人养活1000万人。除非旧的税收体制废除，否则匈牙利的经济将很难恢复增长。2010年底，匈牙利国会通过了2011年新税收体制法案，这意味着从2011年1月1日起，匈牙利将进入一个新的税收时代。该新税收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现实可行、简单实用、易于操作，目标是要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促进人口增长，降低财政赤字，推动经济发展。新税收体制强调降低企业成本对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作用，从2011年1月1日起，匈牙利年收入在5亿福林(1美元约兑换200福林)以下的企业公司所得税从19%降低为10%，仅此一项措施，就可以为匈牙利中小企业减少约1400亿福林的税收负担。从2013年开始，匈牙利所有企业的所得税都将降至10%。匈政府希望通过新税收体制的实施，推动其实现未来10年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的施政目标。匈牙利新税收体制的另一主要着眼点是提高家庭收入，促进人口增长。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匈牙利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统一降低为16%，农地租赁将继续免税，有子女、多子女家庭还将获得大幅度的税收减免。根据工资收入、房地产销售所得、股票分红等收入性质的不同，匈牙利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在17%至32%之间。而按照16%的统一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对夫妇的月平均收入将提高10%至20%。随着新税收体制的实施，仅在2011年匈牙利公民就可减少3000亿福林的税收负担，从而预期大幅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推动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匈牙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率一直是负增长。为了扭转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实现未来20年新出生100万婴儿的目标，新税收体制对多子女家庭给予大幅度的税收减免，大大减轻了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匈牙利新税收体制在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鉴于匈牙利处于经济困难境地，从2010年开始，对银行、电信部门、能源部门和大型零售连锁店收取为期3年的临时危机税，强调高收入者应承担与其收益成比例的负担。按照新税收体制确定的课税办法，匈牙利政府有关部门经过初步推算，银行部门、电信部门、能源部门和大型零售连锁店每年支付的危机税分别为2000亿福林、610亿福林、700亿福林和300亿福林。征收的危机税仅限于2010年至2012年这3年。2011年5月29日欧尔班新一届政府正式成立后，宣布将实施为期3年的减税计划，3年内的减税额至少为15000亿至20000亿福林(1美元约合220福林)。作为3年减税计划的一部分，从2011年7月1日开始废除或合并12个至16个税种。通过简化企业税、废除由中小企业支付的创新税、取消休假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税基及税率等税收体系的改革，3年之内将使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比现在降低1/3左右。此外，为了降低财政赤字，匈新一届政府在推出减税计划的同时，还进行政府“瘦身计划”，将大幅精简国家行政机关及地方自治政府，以减少财政支出。如匈新一届政府只设立了8个大部，是匈近20年来内阁人数最少的政府。到2014年大选时，新一届政府还将推出缩小国会议员规模的议案，议员席位将由现在的386席减少为200席，每年可节省财政开支10亿至20亿福林。从2010年情况看，旧瓶装新酒的“新塞切尼计划”和“瑟尔卡尔曼计划”似乎见效并不十分明显。经济仍然复苏无力，经济增长率仅为1.2%，尚不及2005年水平。全年名义GDP为1304亿美元，人均GDP约合13037美元。虽然2011年上半年部分指标略有好转，但在欧债危机及国内长期矛盾的压力下，匈牙利的经济低迷状况预期还会持续，今明两年振兴乏力，最早可能在2013年复苏。三、匈牙利进入欧元区的收益和风险匈牙利和中国长期友好(目前有2万多中国人长居匈牙利)，两国又有相似的转型问题，这次又共同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从发展阶段、机制等多方面有所不同，但相互比较和学术交流都是能互相借鉴的，因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对两国在后危机阶段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了探讨。匈牙利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问题集中在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不足是大问题；宏观集中在财政赤字以及能否和是否要进入欧元区的问题。这些讨论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实教授等学者和匈牙利的学者集中讨论了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张平、张晓晶教授等学者关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学术交流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匈牙利和中国的学者在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分析中利用大量数据进行实证，注重研究细节和模型技术化，但很多重大的原因和政策被模型“略”掉了。而宏观方面则是大命题，缺少逻辑体系、数据和模型的支持，往往讨论的命题与数据关系类似“象形文字”的宏观图示，宏微观研究都需要更多的理性逻辑。会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的Tams Rti教授做了关于“欧盟成员进入欧元区”的讲演，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小国命中注定必须要加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积极进入欧元区，问题是如何进入。他从加入欧盟作为匈牙利发展的里程碑，探讨了匈牙利等国家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名义和实际的差异缩小(convergence)。正如我们前面描述的那样，匈牙利确实开始快速增长，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成为了OECD的高收入国家。他比较了先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埃托维亚等国，和没有进入欧元区国家如匈牙利等在危机冲击下的增长和脆弱指标，发现先行加入欧元区的转型国家好于未加入的转型国。他以斯洛文尼亚为最佳的加入欧元区国家案例，讨论了进入欧元区的战略。斯洛文尼亚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积极进行财政平衡，争取国内的广泛支持，货币政策采用真实的、可信的、低通胀预期，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当然斯洛伐克在这次危机中也出现严重衰退问题。捷克几乎加入了欧元区，但捷克当前的问题是财政平衡。其他很多准备进入欧元区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危机后的公共负债和财政赤字的挑战。目前的情况是，波兰不可能加入欧元区，也不积极；罗马尼亚积极，但不可能，其目标是2015年加入。保加利亚、拉托维亚等采取货币局制度等。现在未能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都面临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约束，公共债务和赤字是问题的关键，此外政治共识、失业和较高的通胀都是问题。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Gbor Oblath教授则做了关于“欧元区的危机以及匈牙利加入欧元区应汲取的教训”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考察了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即PIGS)诸国加入欧元区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强调不要一味想着加入欧元区的好处，因为这也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麻烦”。那些处在欧元区之外的经济体，一开始的想法都是能够越快加入就越好，理由是：小国开放经济拥有自己的汇率很危险(这会成为主要的外部冲击风险源)，且没有明显的好处。如果加入欧元区，不但没有汇率波动，交易成本降低，利率下降，而且，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也会消除。而以上所有这些，都会促进增长。但其前提条件就是要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么，加入欧元区以后到底会怎样呢？根据原先的假定，欧元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通胀差异会存在，但这只是由于“均衡”(赶超)通胀效应(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引起，因此不会是一个问题，工资增长一定会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不依靠贬值)。国际收支平衡限制的消除只会带来好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欧元区各经济体之间的通胀差异，可能是赶超或经济过热，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同一的名义利率在高通胀的国家就可能导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而名义工资增长会持续地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未被消除，只是变得更加软性化而已，并且具有潜在的负面效应。这样一来，那些原本能够反映发展不可持续的信号要么不存在，要么时滞过长，汇率已经起不到这个信号作用；而政府债券收益率指标也是反应滞后，且出现的反应会非常剧烈。通过对一些实际案例的考察，Gor Oblath教授认为，一旦加入欧元区，宏观经济方面会出现不可持续的发展：一是国内信贷过度增长(实际利率偏低)，二是国际竞争力恶化，三是外债迅速增加。和仍处在欧元区外比较起来，加入欧元区会使得上述的不平衡持续时间更长。这是因为：汇率不能贬值以及利率反应太慢。因此，想加入欧元区，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加入欧元区后，财政责任是必要的，但这还不足以保证避免私人部门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放弃货币自主需要三思而行，因为汇率贬值能够调整宏观经济的失衡，反之，就难以做到。另外，货币贬值的替代方案(如工资价格的缩水)可能会导致衰退的螺旋(通过提高名义债务的真实价值)。因此，只有在一些制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放弃汇率才是可行的选择。【参考文献】1Fazekas, K. & G. Molnr(eds.)(2011),The Hungarian Labour Market 2011: Review and Analysi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E HAS。“经济危机、教育和劳动力：中国匈牙利国际会议2011”，(Economics of Crisis, Education and Labour: Chinese-Hungar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论文集。2亚诺什科尔内，1999：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由钟培华、韩孟根据6月12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作讲演的录音和相关文献整理)，中国国情国力第9期。3亚诺什科尔奈，2007：均衡、增长与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1-12页。4高伟东，2010：匈牙利：改革税收体制，推动经济增长，经济日报12月21日，第8版。5高伟东，2011：匈牙利采取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日报6月4日，第8版。6何德旭、李昭、解利利、吴波龙，2003：匈牙利金融：最新变化及启示，财贸经济第3期，第78-86页。7蒋宏宾，1995：匈牙利体制转型的进程与特点，国外社会科学情况第5期，第42-46页。8金雁，2002：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匈牙利的经济转轨，国际经济评论第Z3期，第22-29页。9林卿、林翊、王荧，2008：匈牙利土地管理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中国改革报10月27日。10刘文璞、常永青、刘玉满，1995：体制变化使匈牙利农业面临挑战匈牙利农业经济考察报告，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第58-62页。11刘亚、张曙东、黄亭亭，2009：匈牙利汇率制度改革与启示，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第3期，第39-47页。12马逾际，2000：匈牙利三十年改革历程回顾与启示，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第56-60页。13秦晖，2002：“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论“匈牙利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Z3期，第16-21页。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团，2002：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改革考察报告，中国社科院网站。15庄起善、王健，2006：金融业的稳健与吸引外资对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的实证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93-100页。16匈牙利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2.5%，新华网2011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