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及其对中国物价波动的阐释

第三组：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字数：1.8万）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及其对中国物价波动的阐释万光彩* 万光彩，男，1972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即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一个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我们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内生于城乡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并在农民收入追赶机制和投资潮涌的总需求效应机制的冲击下而波动。随着城乡工资差距的不断拉大和投资潮涌形成的过剩产能，我国在长期内将面临过剩的流动性或通货紧缩压力。因此既防通胀又防通缩仍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关键词：生产力结构不平衡 引进科学技术机制 国家强控制力机制 投资潮涌现象 结构性通货膨胀Abstract: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a structural inflation model based on following three key assumptions: the imbalance of production force structure, the mechanism of introduc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mechanism of states strong controlling power. We find that Chinas inflation rate is endogenized in the productivity diverg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ections, and Chinas inflation rate fluctuates under the following dual shocks: rural residents catch-up mechanism of income 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effects caused by the wave phenomenon of investment. Due to the enlarging wag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excessive production ability, however, China will face excessive fluidity or deflation pressure. As a consequence,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stilled trapped in both preventing inflation and deflation.Key words: the Imbalance of Production Force Structure, the Mechanism of Introduc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Mechanism of States Strong Controlling Power; Structural InflationJEL Classification: E31，C51，E66三十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伴随的种种宏观经济现象，一再的说明，中国经济现象有其独特性，不少学者认识到，单纯依靠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林毅夫，2005，2007；邓正来，2006）。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如何借鉴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理论问题，必然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我们认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重点应该是其实证研究方法论及有关研究技术，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其理论和模型再加中国数据的方式进行论证。实证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不同假设条件反映的正是不同经济特征、研究思想和思路，能够同时反映世界不同国家经济问题的同一假设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创新地提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是正确借鉴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前提。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自觉和不自觉已经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是“结构性”问题，而西方经济学研究更多的是“总量性”问题。本文期望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探讨，在寻找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借鉴西方经济学方式、建立“结构性”模型等方面进行一次“尝试”。一、相关文献综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了温和的通货膨胀过程，并在整个70年代大大加速，这些事件激励着经济学家们发展通货膨胀理论以阐释通货膨胀的原因。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了古典的均衡思想，建立起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从提出了“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两种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但这在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实践中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根本无法弄清哪部分通胀是由于“需求拉上”导致，哪部分通胀是“成本推进”的结果。因此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使学者们摆脱了有关通货膨胀成因的这种恼人的争论（左大培，1996）。通过萨缪尔森和索洛的改进，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明显和简单易行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通胀”与“失业”的交替（Trade-off），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一个能够忍受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组合。然而面对70年代的“滞胀”，传统的菲利普斯在政策选择上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更致命的是弗里德曼在理论上指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只是揭示了通胀与失业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并在“自然率假说”和“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菲利普斯曲线（Friedman，1970）。在现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上，主流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综合起来，提出了“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Dornbusch、Fisher、Startz，1998）。在这个模型中，预期变化导致的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产生“滞胀”，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上升导致通胀。因而这个“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充分体现“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源于劳动力市场。然而随着现代计量技术的发展和时间系列数据样本的增加，大量的统计检验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发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事件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龚六堂、邹恒甫，2002）。因此自90年代以来，Leeper（1991）及其后来的Woodford（1994，1995，2001）和Sims（1994，1997），Cochrane（2000，2001），Daniel（2001），Dupor（2000）等学者提出了新的价格决定理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他们指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强调短期稳定政策问题不同，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试图将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同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作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原型的鲍莫尔模型（Baumol，1967），根据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将经济分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步工业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保守服务部门。由于实际工资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隐含在契约理论中的持续性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决定的，因而两个部门的货币工资都按相同的速率增加（Tobin，1972；Hicks，1974）。这样服务部门面临持续的工资压力，通过加成定价方式，服务部门将会把这种持续的工资压力转化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在鲍莫尔模型的基础上，奥德奥克鲁斯特（Odd Aukrust，1977）及其合作者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为桥梁，通过把经济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将结构性模型的基本原理同开放小国假设联系到一起，创立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并在北欧的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从而真正由理论走向实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从而激发了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在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即总量的分析方法和结构的分析方法。从总量分析的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以及货币数量论是我国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因而在“需求拉上”的因素中强调投资需求“拉上”或者货币供给量增长“拉上”。但与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不同的是，我国学者更加深入的研究“需求拉上”背后的体制原因。如对于“超额货币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樊纲（1991）认为是“挤压”或“挤”出来的，而钟朋荣（1991）更是用“逼”这个词，并论述了我国特殊经济体制下的“倒逼机制”。而对于投资需求膨胀的拉上，则强调我国特殊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症”（朱国华，1994）。关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成因，我国学者则强调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造成的成本推动。鉴于无法在政策实践中分清到底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因此我国学者经常使用“混合型”这一概念来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李晓西（1994）认为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是部门经济结构，而不是其它的如比价结构、消费结构、地区结构等。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构成了中国转轨中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这种条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其结构型的成因主要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矛盾运动。这具体表现在两个间题上：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国有部门对非国有企业收人的攀比。此外更多的关于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讨论，则是根据物价指数编制的分类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同变动趋势，来测度不同类商品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郑超愚，1994）。如关于本轮通货膨胀的讨论中，大量的观点认为CPI指数中的八大类商品价格有升有降，不是全部上涨，因而是“结构性的”。我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生产力的不平衡结构” （陈璋，2006，2007），因而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总量分析方法不能从根本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现象。在关于我国通货膨胀流行解释的中“需求拉上”、“成本推进”或者“混合型”这些总量分析，可能对某一次通货膨胀现象能够做出一定的解释，但由于它没有注意到我国经济中的长期基本的结构性特征，因而不能逻辑一贯的解释我国历次发生的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说，理论是大胆的假设，因而必须小心的求证。由于各国的制度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假设条件自然就不一样。如产生于美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在修改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却在北欧小国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因此应该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基本特征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出发，从结构上探寻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其长期趋势并提出治理措施。尽管李晓西教授提出基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但他既没有给出部门划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构建出结构性的理论模型。而现行的关于我国本轮通货膨胀讨论中的“结构性”是所谓的“八大类商品，五升三降”，实际上只是我国对通货膨胀现象的“结构性”描述，而不是对形成原因的理论探讨，因而是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一种误解。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在提炼中国经济长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模型。为此，我们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对本文的结构做出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提炼出我国经济长期基本的三个特征作为核心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与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相关的四个推论；第三部分构造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模型，并根据核心假设和基本推论对模型中的基本变量做出我国的解释；第四步分进一步阐释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背后的传导机制，以加深对中国式通胀的理解；第五部分做出总结并试图给出一些政策建议。二、中国式通胀：核心假设与推论按照实证方法的基本思路，我们将首先初步提出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陈璋，2007），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具体假设及重要推论。（一）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这个假设的基本意义是，我国近代以来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始终强烈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在这样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下，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或冲击的结果，即其生产力演变总体上不是一种“自然进化”，而是一种“强制进化”的过程。在此演变过程中，我国生产力结构水平之间始终存在质(或“代”)的差别。与发达国家相对的生产力平衡结构相比，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及演变，并且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高端生产力部分的增长速度，即是一种“结构性”的高增长。这一特征充分表明，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既存在巨大差异又互为存在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结果，也将出现新的问题和变化，这些结果、问题和变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我们认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概念反映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即反映了发达国家高生产力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而形成的一种多代生产力共存的结果，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共时性问题”的存在和复杂性。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状态及演变的长期存在，是形成我国宏观经济现象最基本、深刻的原因。（二）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进一步分析可知，生产力平衡结构和不平衡结构的形成及演变，离不开其科学技术形成及演变机制的不同特征。我们认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方式是原发或自发创新的机制，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实际上与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历史中科学技术始终处于领先的事实相吻合。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科学技术进步只可能主要是引进的方式，即“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种方式与发达国家“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存在本质的不同，其主要不同表现在，技术进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大大避免了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损失，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和投资的收益大为确定，甚至可以说，技术进步的速度几乎是投资增长的稳定函数，因而我国投资增长的方式本质上就是科学技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方式。当然，“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仍只是为形成持续高速的投资“潮涌现象”提供了可能性，要真正形成现实的投资“潮涌现象”还必须有更重要的条件，即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我国众多研究表明，形成我国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内外）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典型事实，如果认识到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关系，则这一事实的背后实际上也意味着我国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快速发展的。我们认为，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从宏观角度看，引进的技术进步方式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投资“潮涌现象”在不断加快我国高端生产力部分的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我国技术进步总体水平进而形成高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高端生产力部分的加速增长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程度，是形成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演变的现实表现形式。因此，深刻理解了“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的意义，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进一步加深基础上的这一独特经济现象的出现就不会奇怪了。上面的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以及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它深刻地区别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研究的不同前提。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又具有什么样的区别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前提呢？我们认为这就是我国所具有的独特生产关系属性，从这一生产关系引申出来的经济特征，我们可称之为“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三）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我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及人口地理背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我们只就本文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一假设做一说明。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着很大的差别。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主张政府尽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而在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张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 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同，是由生产力结构特征决定的。相对来说，在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生产力平衡结构和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保证了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活动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上处于要素禀赋均等的状态，因而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比较充分、自然的平等竞争。而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无法保证在市场机制下进行平等、自然的竞争。因而在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尽力减少微观经济主体在进入市场前的要素禀赋差异，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特别是与国外的竞争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要做好市场的“守夜人”，弥补市场的失灵。在私有制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被强调在“守夜人”、“弥补市场失灵”上，因此，导致我国坚信新古典主义的学者们忽视了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第一方面。我们认为，这种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关系与不同的生产力结构和科学技术进步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强有力的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2）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我国土地公有制保证了国家对土地市场的供给具有很强的控制力。表现为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经济增长大量提供低价格土地，一方面迅速推进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持续吸引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外资的进入。3）金融资源供给。我国实行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保证了国家通过指导性信贷计划对金融资源供给进行控制的可能。如中国金融资源（以实际利率等衡量）比主要OECD国家廉价近1倍（龚刚、林毅夫，2007），使得贷款供给能够相当廉价和容易的获得。4）人力资本供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关于教育和医疗的制度构架对人力资本供给的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保证了全民的基本文化水平，全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现在的4%以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78年的68岁。显然，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成就是形成我国现在世界上最大规模具有较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的历史基础。5）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大型经济项目建设等的制定和执行的迅速而统一的特征，都充分显示出较强的国家控制力。以上五个方面的意义表明了，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和引进科式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下，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我国高端生产力投资的吸引力（即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进而形成了明显的产品价格竞争优势），形成了所谓投资的“潮涌现象”，加快了“引进方式”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强烈地推进了我国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进而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下，保证了我国长期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国家强控制力机制的作用也存在一定负面问题，如环境、耕地问题，不平衡结构下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问题等，我国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有关内容本文并没给予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以上三个假设条件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基本假设条件（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三个基本假设的含义似乎更多地带有“典型事实”的色彩，而非抽象规范的学术假设，仍有进一步提炼的余地，基本假设演变的过程应是由真实逐步走向抽象、成熟的过程）。（四）有关本文模型建立的几个具体假设和推论在三个基本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将提出与本文“结构模型”有关的具体假设和推论。1关于总需求方面的考虑在我国的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前提下，简单的总量分析不能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可以看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强大控制力的影响，能够从总量上对总需求做出较为合理的调控。如通过对土地、税率和利率等政策及行政手段的控制，鼓励国内外投资，从而增加了投资需求；通过对汇率的控制和优惠的出口措施，将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出口迅速转移到国外；通过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因此，尽管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下，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以来一直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在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作用下，总需求却能够适应总供给增长而使供求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因此，下面在建立“结构模型”时，我们将主要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通过厂商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微观层面入手来剖析我国宏观物价水平的形成机制，并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来描述我国的供给结构状态。但关注供给方面的结构分析，并不意味不考虑影响通货膨胀的总需求方面。通过引入投资变量，我们将在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中整合进总需求的短期冲击。2结构性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的作用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例如，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与西部，不同产业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差异”、“资本边际回报率差异”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度量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不平衡程度。鉴于本文需要，我们只是简单地将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划分为城乡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结构，并且用“劳动生率增长率差异”来度量不平衡结构的程度，进而形成模型中的“结构”变量。从上面三个基本假设可直接推出，我国城乡之间发展差异及不断扩大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趋势。在劳动生产率差异上表现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和农村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市工业部门的缓慢增长。劳动生产率是直接影响单位产品工资成本，进而是影响产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城乡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必然是决定工农业产品价格水平结构及走势的最基本因素，不断扩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亦即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将必然是决定我国通货膨胀率结构变动及长期趋势的最基本因素。3结构性模型中的投资需求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是所谓投资的“潮涌现象”，即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认为，根据上面三个基本假设的含义容易推论出，正是这三个假设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投资需求出现“潮涌现象”，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机制是形成“潮涌现象”的可能性条件，而国家强控制力机制是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条件的保证。稍具体说，由于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国外大量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对我国来说是“先进的”和最有投资价值的，我国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也有投资和生产成本低利于出口的巨大优势。进而在国家强控制力机制的推动下，外资带着“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并带动国内外大量资金及资源的跟进，从而形成了长期的投资“潮涌现象”。值得指出的是，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机制使得我国投资概念具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隐含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内直接购买国外“整条流水线”等投资方式之中，我国投资概念的本质是以“升级换代”为特征的技术直接跃迁和追赶，也可以说技术进步就是投资的函数。另一方面，投资“潮涌现象”主要发生在我国城市工业部，导致工业部门资本的快速积累，进而使得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相对更加缓慢，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是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演变的根本原因。因此，投资“潮涌现象”使得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拉大的同时，也必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演变机制产生深刻影响。可以推论，投资需求形成“潮涌现象”的现象，将对我国通货膨胀有着方向相反的短期和长期效应。4结构性模型中的工资增长率差异与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施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形成了长期实施低工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高端生产力部分迅猛增长及其工资迅速增长的拉动下，使得众多城市劳动力工资改革成为必然，但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形成有关工资谈判的集体议价机制，通过国家强大控制力进行工资制度改革也成为必然。具体表现为，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理顺分配关系的工作制度改革措施。建国以来的四次意义重大的工资制度改革中，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三次，分别发生在1985年、1993年和2006年 最早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除此外，我国还推行了一系列产生较大影响的工资制度改革，它们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1年、1983年、1985年、1989年和2003年 历次的工资制度改革体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国务院关于一九八一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三年企业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83年4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1985年6月），国务院批转人事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一九八九年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实施方案的通知（198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199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财政部关于2003年7月1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和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2003年11月），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办法（2006年7月）。然而国家不断推进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时，我国广大的农村居民并没有直接享受这种好处。因此，在城市居民工资上涨，从而收入水平提高后，进一步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农民相对收入下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工农业部门收入差距。我们认为，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下，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成为唯一演变方向。因此，农业技术进步及收入增长的相对落后、农民人口的庞大与保证社会稳定的关系，使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及对价格体系的基础性影响，必然成为影响我国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因素。上面的假设及重要推论是构建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的基础，它演绎出了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亦即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三个最基本因素是，以“潮涌现象”为特征的投资、城乡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率差异以及工农业部门之间工资率的非平衡增长。三、中国式通胀：一个两部门结构性模型及解释（一）两部门结构性模型及推导基于三个基本提假设、具体假设及其推论，我们将构造一个新的两部门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依据劳动生产率差异，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将经济只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由于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处于最低端，投资回报率低，因而资本积累速度相对工业部门来说非常缓慢，我们可以假定其资本存量为常数，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要素投入和劳动生产率。而在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存在投资的“潮涌现象”，因而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非常迅速，从而对总产出的影响很大。因此，可分别构造出两部门不同形式的生产函数。 、 上标1、2分别表示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下同。分别表示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产出，、分别表示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第二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如果两部门的物价水平分别为、，则它们产出的货币价值分别为： 设资本的租用成本和劳动力的工资成本分别为：和、，因而两部门的利润、分别为： 两部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要求：，我们先来考察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物价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考察第二产业部门的投资。根据上式我们得到： （1） （2）和分别表示两个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了简化分析，这里假定两部门分别具有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即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它们分别替换（1）式和（2）式中的边际劳动报酬，我们可以得到： 这里所导出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暗含了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分别是两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样的前提假设。尽管这是一个与现实差距很大的假设，但它是我们理解问题实质的基础。如果考虑到不完全竞争因素，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加成一个垄断因素，这就是加成定价原理。在这里我们没有进行加成的原因就是在接下来的数学处理中，加成定价部分可以被消去，对后面结论的推导不会产生影响。对上面的工资物价方程取对数并求导，得到： 我们用、分别表示两部门的价格变动率（通货膨胀率），、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工资变动率，、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率，则上面的两个方程可简化为： 用表示整个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率，（）表示在计算物价总水平变动时的第一产业部门所占的权重，则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率可以表示为：将、的表达式分别代入上面物价总水平的表达式中，并进行重新组合得到：进一步，我们用表示两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差异，用表示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于是得到下面的（3）式： （3）图1 劳动生产率差异与通货膨胀（3）式是结构模型推出的基本结论，它表明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受到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增长率差异、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价格变动率三者的共同影响。下面我们将基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典型事实，对（3）式中的三个变量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试图阐明在我国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各变量是如何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率的。（二）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与通货膨胀如果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为横轴，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则图1表示了两者的关系。图1表明，通货膨胀率与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呈正向关系。即随着两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持续扩大，通货膨胀率随之上升。在图2表明自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工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不断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根据基本模型，这将导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具有长期上升的变动趋势。图2还显示，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是“稳健向上的”，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迹象，因此它还无法解释我国某些年份出现的“不太愉快”或“无法忍受”，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模型中另外两个变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中的年度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并整理，。（三）两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与通货膨胀随着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工资也在稳定的增长，这一方面拉大了城乡两个部门工资增长率的差距，另一方面改变了城市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为了理顺分配关系，国家必将推进工资制度改革，这提高了整个城市各部门职工的工资水平，打破了城乡居民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这将引发农民为维持或缩小原有收入差距的努力，在没有其它增加收入途径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更大幅度提高成为必然也是唯一的选择 由于农村农民没有工资，我们以农民人均收入替代其工资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导致两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的暂时性下降。之所以是“暂时性”的，是因为农产品天生就具有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季节性周期特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天生不具有可持续性，它只能是一种外生的冲击。而城市工业部门工资的持续增长将很快超过农业部门暂时性的人均收入增长，从而使得它们之间的工资增长率差异继续扩大。图3表示了两个部门工资的非平衡增长路径。城乡工农业部门工资率的这种非平衡增长，在图1中将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调整过程。当工资增长率差异暂时性下降时，曲线由向上跃迁至的位置，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上升。如在图1中既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下，通货膨胀率由原来的跃迁至位置。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状态，随着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持续增长，又将进一步增大，将向回移动而导致通货膨胀率的逐渐下降。正是城乡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的这种长期趋势，部分抵消了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持续扩大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态势，使得我国某一持续增长阶段，保持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当然，关于这种以牺牲农民收入增长为代价而换取低通货膨胀率的社会福利分析，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四）工业部门的物价变动率与通货膨胀最后，还应该解释的是（3）式中最后一项，即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工业部门的物价变动率。从长期趋势上看，根据，我们认为，根据三个基本假设，我国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取决于工业部门持续的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因而取决于其持续的投资增长。在“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机制”下，资本或投资是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劳动力因素的意义相对次要得多。因此，一般来说，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是明显小于其劳动生率增长率的，因而为负数。在现实中这往往表现为，我国工业部门高速增长的同时其产品价格却是持续下降的（可参看图5中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走势）。这将再次部分抵消由于劳动生率差异不断拉大而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当然，工业部门的物价变动率还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进一步讨论，即如何分析作为我国重要需求部分的投资的“潮涌现象”对产生的影响。下面将分析投资“潮涌现象”对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一步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发生机制的理解。（五）投资“潮涌现象”与通货膨胀从短期来讲，投资是总需求的一部份，根据新古典理论，投资膨胀在短期可以诱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从长期看，投资作为资本积累的流量，随着投资流量的不断被积累，资本存量的增加会通过生产函数的作用导致产出或者说“产能”的增加。因而从总供求分析框架看，长期的投资增长将导致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在传统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中，很少论及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途径影响生产函数而形成产能，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的外移。我们认为这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有关，因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其资本存量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巨大的规模，因而投资流量的变化在短期内对巨大的资本存量规模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投资仅仅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而不会导致总供给曲线的外移，我们认为这样假设是合理的 在经典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总供给被假定为劳动力的函数。因为劳动力规模的变动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因而当厂商面临需求增加而必须增加产量时，他将在一个不变的生产规模上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但如果需求持续增加，厂商在长期内将扩大生产规模以达到最优的要素投入组合。然而在我国，在前面三个基本假设下，投资流量的增加像“潮水般涌来”（林毅夫，2007），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集聚巨大的产能。这样假设投资仅为总需求而对总供给没有影响的新古典理论可能无法合理的解释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在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条件下，必须重新认识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1“技术跃迁”、“民工潮”与投资“潮涌现象”再回到前面工业部门的最优化一阶条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假设条件下，可以得到资本的边际报酬：将上式代入工业部门的一阶条件，得到： （4）令表示实际利率，并代入（4）式得到：令，表示第二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等于初始资本存量加上投资流量（暗含忽略资本折旧），代入上式替换，得到投资的表达式： （5）（5）式表示，在短期内，投资与实际利率之间是一种反向关系，正如新古典理论的投资函数所说明的那样。而在我国三个基本假设下，投资增长与技术进步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投资“潮涌现象”使得第二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方式具有“跳跃式”特征。此外，劳动力的变动也不是新古典理论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外生的、以一个不变的速率增长，而是随着城乡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不断扩大，将出现像“潮水般”由农村大量转移而来形成“民工潮”。因此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变量是两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函数。可以用图4作更形象的说明。图4表明，当利率为时对应着投资量。如果政府为控制投资规模而提高利率，由上升到，在新古典理论中，此时投资应该下降到。然而，在发生投资“潮涌现象”和“民工潮”时，投资曲线已经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平移，由跃迁至的位置。与提高后的利率水平相对应的投资规模应该是而不是。如是就出现了我们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利率提高投资反而上升的现象，即投资和利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如图4中向上倾斜的虚线所刻画的那样。I图4 投资的“潮涌现象”I0I2I12投资“潮涌现象”与通货膨胀：短期与长期为了分析投资“潮涌现象”对通货膨胀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我们对（4）式中的取对数并进行微分得到：用投资替换资本存量的变动（同样忽略资本折旧），用、分别表示名义利率变动率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则上式变换为：将上式代入我们的基本模型（3）式中，得到： （6）（6）式表明，在短期内，由于投资流量的增加对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小，可假定资本存量为常数。而当“投资潮涌来袭”时，将导致工业部门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在图1中表现为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长期看，随着投资潮涌，资本存量被迅速的积累，加上与之相伴随的技术的跃迁式进步和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第二产业部门产出得以迅速增长，即式（6）中的快速上升，这将导致第二产业部门物价指数的下降，在图3中表现为曲线向下回移，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下降。因此，投资“潮涌现象”在加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方面导致我国投资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维持了我国长期的低通货膨胀趋势。投资“潮涌现象”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种特有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四、中国式通胀：传导机制的初步分析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和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三个基本假设下，我们能够容易地推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经常存在的几个基本现象或趋势，如：投资的“潮涌现象”，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演变趋势，产品出口竞争优势及强劲增长，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的“结构型模型”所推出的结论，更进一步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工资增长率差异以及“潮涌现象”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具体影响及关系。因此，利用有关结论并结合现实情况，可以更加清晰地描述出具有我国宏观经济特色的通货膨胀机制。我们归纳了四种传导机制，分别是：“收入追赶”机制；投资“潮涌现象”的“总需求效应”机制；“工资物价螺旋”机制；“预期自我实现”机制。当然，这四种机制不是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收入追赶机制随着经济特别是工业部门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必然推行工资制度改革，以相应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同时也使得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下降，打破了原有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了抵御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恶化，市场和农民的自然选择就是以不断提高的农产品价格来相对减缓其收入不断下降趋势。我们可将市场和农民为了减缓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恶化而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行为，称之为农民的“收入追赶”机制。表1列出了我国历次重大工资制度改革年份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及CPI，该表表明，一般在我国的工资制度改革后的两年中，农产品价格均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由工资制度改革导致“收入追赶”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前面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假设而得到解释 ，因而是我国特有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具体传导过程可简单描述为：投资“潮涌现象”使得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其工资相对也迅速提高，进而必然引起城市工资制度改革，提高了广大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农民的相对收入出现加速下降，使得原有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由于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相对缓慢的提高，市场和农民被迫选择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而实现“收入追赶”，在以CPI为通货膨胀率衡量标准时，农产品价格在CPI编制中占有非常高的权重如食品类价格在我国CPI中的权重高达33.6%。，因此，农产品提价通过其在CPI中的高权重就显著地表现出来。表1 我国工资制度改革年份后的农产品价格变动与CPI （%）工资制度改革农产品价格83至85年的工资制度改革89年的工资制度改革93年的工资制度改革03年的工资制度改革0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粮食85年10.986年9.389年21.390年-4.893年27.794年50.703年2.304年26.406年4.1507年7.99肉禽及其制品85年22.086年10.1（肉蛋禽）*89年36.890年14.3（肉蛋禽）*n.a94年41.603年3.304年17.606年7.1807年40.2蛋类n.a94年15.003年-1.404年20.206年11.807年14.9CPI85年9.388年18.894年24.104年3.907年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2006和2007年的数据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得到。表中2007年的价格指数为上半年指数。*有些年份的统计年鉴中将“肉蛋禽”放在一起报告价格指数。（二）“总需求效应”机制从短期看，投资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它的增加将推动价格水平向上攀升。短期看投资“潮涌现象”将成为通货膨胀的拉上力量，可将这种影响称为“总需求效应”机制。这种传导机制可描述为：在“潮涌现象”发生时，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因而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也乐于为这些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林毅夫，2007），信贷规模在第二产业部门迅速膨胀，货币供给量内生被动的增加，为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货币基础；另一方面，“潮涌现象”导致对投入品需求的急剧增加，将拉动原材料、动力和燃料价格等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后者又将推动企业成本乃至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扬，存在“瓶颈”制约情况下可能演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从长期看，“投资潮涌”和“民工潮涌”的共同作用，将形成巨大的产能，从而导致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工业品价格趋于下降，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或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过剩的产能通过出口得以消化，但其结果是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并由此带来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并在结售汇制度下演变为流动性过剩，即“产能过剩”转化为“流动性过剩”。然而一旦外部条件恶化，出口大幅度下降，产能过剩将转化为现实的通货紧缩，历史的教训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国外部条件恶化，出口受阻，其代价是随后发生的通货紧缩以及近5年的经济紧缩。图5说明了“潮涌现象”的短期总需求效应和长期产能过剩趋势。即工业品中属于原材料产品的价格的上升趋势，以及工业品中属于消费资料类的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趋势。图5中，以1991为基年，指数为100，在接下来的15年中，耐用消费品的定基指数下降为81.6，而原材料的定基指数则上升为264.3。如果收入追赶机制与总需求效应机制“巧合的”同时发生，那么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将由于这种叠加而被放大，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变得“不可忍受”。也就是说这种叠加的相互加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将是较为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这种叠加的传导机制中，一方面是收入追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是投资潮涌导致投入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即原材料、动力和燃料等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能源资源性瓶颈约束条件下，这种叠加的效应是相当强烈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历史中，工资制度改革与投资潮涌相互叠加的结果往往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峰值区间，这表现为四次通货膨胀峰值：1980年的7.5%，1985年的9.3%，1988年的18.8%，和1994年的24.1%。当工资制度改革的外生冲击结束以及投资潮涌所带来的大量产能形成后，消费资料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将对整个物价水平产生向下的拉动作用，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得以缓和，并在宏观紧缩性政策加强下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如1988年是通货膨胀的峰值，而1990年是谷底；1994是通货膨胀的峰值，而1997下半年开始通货紧缩 有学者认为1996年达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软着陆”并没有实现，而是在加速下行，这表现为随后的通货紧缩的到来。（三）工资物价螺旋机制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是经典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可简单描述为：工资成本上升，厂商会将增加的工资成本转移到产品的定价上，因而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使得居民生活费用提高，于是要求工资第二轮上涨，进而引发新一轮的物价上涨 由于是工资物价螺旋，因而我们这里的描述并没有注意其中的因果关系，将工资上涨作为螺旋的起点并不是说工资上涨是传统工资物价螺旋的原因。而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进一步演变的过程中，我国工资物价螺旋机制则表现为，新一轮的工资上涨并非表现为城镇居民的工资上涨，而是表现在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上。一轮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并不是源于农民的收入追赶，而是源于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实际上升。其成本上升又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农产品生产中日益依赖工业品的投入，这增加了农产品生产的生产资料投入成本；其二是随着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增加了农产品生产的“工资”成本。这也是我国农产品价格在长期必然呈现上涨趋势的根本原因。（四）预期自我实现机制现代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预期因素是通货膨胀得以持续和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绝大数的冲击是一次性的外生冲击。一般来说，一次性的外生冲击仅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不存在足以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动力。然而在预期因素的作用下，物价水平的上涨不仅可能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也可能使得通货膨胀得以加剧甚至演变为恶性通膨胀。对预期因素的重视，充分体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即“通货膨胀惯性”导致菲利普斯的向上移动 “通货膨胀惯性”就是以“适应性预期”方式将预期因素引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中，即。因此我们认为，预期因素在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模型中没有能够将预期因素整合进去，这是本模型的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因此在这里提出这种机制以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同时表明我们也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而工资制度改革、投资的“潮涌现象”正是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基础，并在收入追赶机制、总需求效应机制以及工资物价螺旋机制的作用下不断的被强化。也就是预期的通货膨胀通过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不断的演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而现实的通货膨胀又反作用于预期，使得预期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不断的将通货膨胀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五、本文的综合性结论本文的研究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内生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演变，并随着我国区域、城乡工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长期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