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对白嘉轩的原型解读

传统父亲的理想的幻灭对白嘉轩的原型解读摘要:白鹿原是90年代引起过极大轰动效应的家族小说。本文运用原型批评学说,从父亲这个原型意象的“符号象征审美”意义出发,在作者创作活动与读者想象反应之间的心理同一性的层面来解读白鹿原中的“父亲”白嘉轩。他的权威是在一系列的父子冲突中树立起来的。他在父子冲突中的失败,预示了传统父亲权威的消解,大儿子“父亲”权威的树立,昭示着新型“父亲”诞生。关键词:白鹿原;原型;父亲;父子冲突(Chinese Department,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Guangxi 545004,China)Abstract:Bai Lu Yuanis a family novel of a sensational effect in the 1990s.With the help of prototy pecriticism,this essay,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Father,its symbol and its aesthetic conception,m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father ofBaiJiaxianfrom the identity of the novelists creation and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His authoritativeness is set up through a series of conflicts betweenBaiJiaxianhimself and his sons.His failure in the conflicts shows the traditional Fathers authority is gone and the set-up of his eldest sons authority as a father proclaiming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a new type of Father.Key words:Bai Lu Yuan;prototype;father;conflict of father and son以白、鹿两家的历史来写中华民族的所谓“秘史”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文中所呈现的是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乌托邦幻想和民族的集体狂欢。在这个幻想国度里,掌控一切的国王是一个父亲,他的名字叫白嘉轩。他和儿女们的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一一般说来,在中国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只要写到家族就不能不写家庭,只要写到家庭就不能不写父亲、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从叙事模式上来说,这种关系在一系列冲突中实际上就构成了“父-子对应”叙事美学结构。“父亲”在中国文化叙事中是一个具有广泛、深厚文化象征意义的独特原型符号,当然,“儿子”也是如此。我们对“父亲”“儿子”应做广泛的理解,“父亲”可以是家长辈中的任何人物,如爷爷、父死后的母亲和长子等;“儿子”也可以是在家长管束内的子辈,即儿、女、弟、侄、婿等。同时,由于中国是家国同构、三位一体的宗法社会(三位指家长、族长、君王),“父亲”实际上扩大了性别与辈份(可指母亲、祖父或长子)的“父亲”;“家长”实际上是指增加了族权或许还有神权的“父亲”;“君主”是指增加了君权的“父亲”。因此,“父亲”这个原型符号可以扩展为家长、族长甚至君主。白嘉轩就是集家长与族长的权力于一身的“父亲”。从孔雀东南飞开始,父子冲突就成为文学家们深感兴趣的话题。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家中的高老太爷与觉慧的关系即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可以说,父子对应的叙事模式在中国文学整体中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是“沉淀在每个人的无意识的深处,成为集体的、普遍的、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已基本成为一套密传的符号”1(P651)。它可以把许多中国名著如孔雀东南飞等联系成一个整体的象征。父亲的强大权威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由于中国一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所以两千多年来,父亲在血缘伦理中的天然尊崇地位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发展。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因此,在父子关系中,父亲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儿子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必须为父亲而活。孔子反复强调的就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2(P18)。也就是说,孝的核心是服从父母及长辈的意志。民间广泛地在“孝”字后面加一个“顺”字,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血缘伦理和后天伦理的双重屏障,使得儿子在感情、责任上均臣服于父亲。白嘉轩充分体现了父亲原型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他不仅是白家的家长、原上的族长,还是人们的英雄和情场上的战胜者。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并不像上面所分析的那28样是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凝结着人伦之情的生动形象。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就刻画了一个平凡普通然而却充满温情与爱心的父亲形象。当然,这样的父亲在文学作品里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父亲的残酷、威严、对子女的冷酷无情。中国最早出现的“父亲”可说是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焦仲卿和刘兰芝对其的恐惧和敬畏莫不令人同情。千百年来,焦母受到无数读者的诅咒,并引起读者永恒的惊悸。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她却始终阴魂不散,潜入作者和读者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们在阅读前面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不断地“复活”这个原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崔老夫人、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祝父、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贾政等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形态是表现子女在爱情婚姻上与“父亲”的冲突即“父亲”操纵子女的命运。这些“父亲”都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专职、蛮横、刻板、冷酷、一本正经、居高临下、喜欢向家人发号施令、好支配子女等等。这些特征几乎都在白嘉轩身上得以体现。白嘉轩的种种同以前的中国叙事文学中的父亲有惊人的相似。当然,白嘉轩毕竟不同于焦母。加拿大批评家弗莱认为:原型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置换变形”,后世出现的文学形态实际上是一系列置换变形了的神话。显然原型会作为种族记忆积淀在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喷薄而出。从孔雀东南飞到白鹿原,原型也经过了“置换变形”。而“置换变形”之后,相对于孔雀东南飞,白鹿原已经发生明显的内容的更新和故事架构的调整。小说一开始,白嘉轩就以强大的生命力和雄伟的男性气概(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震惊了读者,他那“一副时刻准备着接受别人的正经相”、那一双“粗硬有力的手”、“挺得太直太硬的腰板”、“插得住刀”的心肠,充分昭示了他从生理到心理、意志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不折不扣的父亲。同时,他始终与凝聚着那块黄土地的文化及生存方式浑然一体,在白鹿原上担当起了一个几乎是人格神的角色。他是白鹿原上的领袖、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人们都敬仰他、崇拜他。他牢牢扎根于封建文明的土壤中,用“耕读传家,仁义济世”的人生目标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在与鹿子霖的较量中,白嘉轩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有三个儿子,而且,三个儿子都符合自己的意愿。但是,儿子们却不愿意变成与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的人。儿子对父亲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父亲是儿子的认同(崇拜)对象,另一方面又是儿子的谋杀(替代)对象。儿子只有通过“谋杀”,才能获取父亲的地位与权力。这种“弑父”情结构成了人类普遍的原始记忆3(P71-72)。紧张的冲突由此展开,父亲的压制与儿子的反抗交织在一起。在与儿子们的冲突中,他表现出相当的残酷与豪狠:对白孝文处以令人发指的刺刷、囚禁白灵、镇压田小娥与以往儿子最终臣服于父亲或变成另一个父亲的结局不同,白嘉轩在父子冲突中败下阵来,“父亲”的威严逐渐丧失,最后被儿子白孝文完全剥夺了。由是,文化伦理意义上的父亲被政治意义上的父亲所取代,丧失了政治权力的白嘉轩最终匍匐在了白孝文的脚下。二白嘉轩与儿子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耕读传家,仁义济世”的人生目标中。白嘉轩按照这八个字含辛茹苦、孜孜不倦地塑造着他们,他想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仁义的人。可以说,“仁义”是白嘉轩遵循的核心观念。仁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世原则;二是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儿子们丧失了对这个目标的兴趣,他们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父亲的信条进行了挑战。(一)白孝文:孝子的背叛与疏离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是仁义的重要方面。孝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始基与诸德之首。白嘉轩给儿子取名全以“孝”字行辈,强调“孝”也就显示出他以“孝”去要求儿子。有一位孝子尤其是族长继承人的嫡长子是白嘉轩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不遗余力地从小用仁义教育他,用劳动磨练他,用圣贤书规范他,身体力行引导他,使他完全变成另一个自己。起初,白孝文确实是按照白嘉轩的意愿成长起来的。小时侯唯父亲的马首是瞻,整日摆出一张“神像旁边的小神童的脸”;稍大一些顺从地进入祠堂学校和白鹿书院学习;长大后回家务农、取妻生子他恪守父亲所遵守的一切道德准则,一丝不苟、毫不懈怠。在被田小娥引诱的那天晚上,连看戏这样一件小事,他都没有自己做主,而是询问父亲、奶奶、母亲的意见。礼节非常周到。真可谓孝顺之极,但是二十多年的道德抵挡不住生命的诱惑。他堕落了。白嘉轩对违背自己意愿的长子进行了严酷的打击,在祠堂用刺刷抽、剥夺继承权、踢出白家大门甚至在白孝文闹饥荒时也颗粒不借。逼得儿子走上了乞讨之路。其实,白嘉轩是爱白孝文的,他对长子的严格正是中国人一种心态的反映,对自己所爱的人才有更高的期望与更严格的要求。“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他严的过了头,在与白孝文断绝父子关系之后,就马上按照自己的模式把白孝武培养成家族接班人,代替了白孝文的位置。这对白孝文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面对父亲的无情,白孝文由对父亲的尊敬、恭顺转到了憎恨、厌恶,他与父亲对抗起来,冲突不断升级,终至发展到下面一幕:白嘉轩劈头问:“你把水地卖了?”“卖了。”“卖给谁了?”“谁给钱多就卖给谁”“我听说卖给鹿子霖了?”“子霖叔有钱又有粮。旁人买不起。”“这地是你爷爷手里置下的,你不能卖!”“眼下这地分给我是我的,我想活命就得换一把粮食。”“这地你卖给我,我给你双价。”“那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给我钱再多也不能收回我的话了。”4(P165)当白孝文当上了县保安团长,回到原上认祖归宗的时候,白嘉轩也失去了做父亲的权力了,腰板挺得又硬又直的白嘉轩在儿子的面前两次低下了头为黑娃求情,两人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白孝文站到了父亲的位置上,白嘉轩则引退了。白孝文这个父亲是靠政权支撑的,他比白嘉轩更加冷酷无情。更可悲的是,白嘉轩没有意识到自己与长子的较量中已彻底失败。(二)黑娃:“义”的威压与反抗“义”是仁的一种具体表现。白嘉轩与鹿三之间的关系就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处世原则。黑娃是鹿三的儿子,同时又是白嘉轩的所有物。因为鹿三对白嘉轩言听计从,所以,“父亲”的权威是掌握在白嘉轩的手中的。黑娃被仁义压的喘不过气来。他始终对“父亲”有莫名的仇恨,他渴望脱离“父亲”的掌控。当黑娃冲破性欲的禁忌,带回田小娥的时候,他就注定要被父亲所唾弃。只是,与白孝文不同,白嘉轩并不屑于对其进行肉体的惩罚,他开始只是加以规劝,在失败后,以族长的权威,不准他认祖归宗,这实际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利。黑娃因此闹农协砸祠堂更是打断了白嘉轩的腰,从精神和肉体上皆沉重打击了父亲的气焰。但在他所参加的军队全军覆没之后,他的保命思想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他无力再作一个漂泊的浪子,他渴望父亲的安全港湾。他带着父亲同意的贤惠妻子,回到了父亲的身边。白孝文与黑娃同为反叛者,却走了不同方向和两条路。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家庭继承人、完全听从父亲的孝子变成不仁不义之徒,彻底抛弃了父亲这个权威;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叛逆者回归到文化故乡的怀抱,回到父亲的庇翼之下。这是令人深思的,他们两个正好从相对的两个方面起笔,描画了一个圆圈:白孝文的起点正好是黑娃的终点;黑娃的起点是白孝文的重点。有人抛离,有人皈依,表面看来,白嘉轩始终以静制动,稳稳地维护着自己的位置。然而,黑娃与白孝文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一个风风光光地当了县长,一个却被县长杀了头。父亲的叛逆者要了父亲的追随者的命,父亲成了孤家寡人,父亲的理想实际上再也没有继承者了,他的存在便再无价值可寻。(三)田小娥:贞洁观念的虚伪与功利白嘉轩看不起女人。他有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男权中心意识,女人被他视作泻欲对象、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干事时的帮手。“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妻子们对他来说,仅剩下新婚之夜的快感,“引以为豪壮”自己还有能力驾驭女人。因此,田小娥这样的女人注定要被他轻视、惩罚和诅咒。她和黑娃回到这个原上,但是白嘉轩并不给他们认祖归宗的权利。在被鹿子霖以救黑娃为名霸占了之后,白嘉轩让鹿子霖这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作为行刑人,惩罚田小娥和一个无辜的白狗蛋。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于是,并不逆来顺受的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直接挑战了白嘉轩的权威。结果可想而知,白嘉轩受到了致命打击,但是田小娥也引来了杀身之祸。这是父亲首次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他深恶痛绝的“儿子”。事情远未结束。小娥这个渴望主宰自己命运却总是被别人操纵命运的女人化为报复的精魂,在白鹿原上掀起一场罕见的瘟疫,尽情地嘲笑和戏弄白鹿精魂的体现者白嘉轩。白嘉轩的残酷进一步表现:他把小娥的尸骨架在硬柴上烧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并在其骨上造起一座镇妖塔,“让其永世不得见天日”,连原上飞着的小飞蛾也不放过,一起被埋在了塔下。造镇妖塔这个具有中国色彩的经典行为让人不禁联想起那个拆散许仙和白蛇的法海来。这塔其实是一个纪念塔,它时时刻刻提醒白嘉轩,白孝文毁在了她的手里,成为白嘉轩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白嘉轩一生主张贞洁,自己却极具讽刺意义地亲自策划了一起“失贞”事件。在孝义无生育能力的情况下,白嘉轩心思缜密地想向兔娃“借种”。这时候,他“仁义”地出钱给兔娃订了一个媳妇,成功地堵住了他的口。可见,女人并不是不能失贞,只要“父亲”允许,不仅赶棒槌会是可以的,就连勾引别的男人给丈夫戴绿帽子也是可以原谅的。在传宗接代的最高任务前面,贞洁观念这块遮羞布又算得了什么?(四)白灵:耕读之路的彻底覆灭白嘉轩一生看不起女人,他没想到最先最彻底地反抗自己活法的竟是女儿白灵。他没有估量到这个女子的胆量和勇气,一旦发生,他也没有能力阻止。白嘉轩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准女儿上学念书;他早早替女儿安排了婆家,女儿一反抗,他就囚禁她;他把不听话的女儿毫不心软地赶出了家门。所有这些措施,在白灵眼里均是小菜一碟。她私自进城念书;撕毁与王家的婚约;走上革命道路;与鹿兆鹏私定终身。这个“文可安邦定国,武可以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子,选择了出走,与白孝文、黑娃相比,只有她才是彻底割断了与父亲的联系,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走了。“出走”,是中国父子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鹿兆鹏和父亲冲突的方式也是出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出走”是一种叙述历史潮流的经典行为,它是冲破黑暗反抗家族封建禁锢的有效表达方式。在这样的叙事中,“出走”者往往就与自身的文化母体完全割断了联系,以此显示人物与旧文化的决裂。白灵的出走正式宣告了白嘉轩人生理想的覆灭和他对“儿子”们失去了控制力。有趣的是,我们从白灵身上却更多地看到白嘉轩的影子,同样刚硬、坚强、百折不挠的性格,同样富有生命力和英雄气概。在临刑前,白灵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不屈、凛然和男儿气概,分明是白鹿原上站得笔直的父亲白嘉轩。毕竟,剪不断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白孝文、白灵、田小娥,一个个违背了父亲的意志,以各种反叛形式走出了父亲的庇护,而黑娃虽皈依于父亲门下却不得好死,只剩下孝武、孝义、兔娃之类的儿子,他们虽想继续父亲的老路,但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小农经济的瓦解、土地革命的完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父亲的权威的外在基础已经坍塌,白嘉轩的理想的破灭是无法挽回的。至于依托政权和政治权力而新站起来的“父亲”,他在新的时代面前和儿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则是另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了。参考文献:1朱栋霖.文学新思维(下)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米可泓.论语直解学而篇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M.三联书店,1989.4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责任编辑:莫山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