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管理大众化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孙中才,三亚学院财经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孙中才,三亚学院财经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前 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们可以相信，这其中一定含有很多新意，或者说，一定有不少创新。 这主要是因为，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只有发展、只有进步和只有创新的地步。而在中国，这些发展、进步和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对此，我们在此进行一点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以下3节：,1、引言：第一生产力的发现；,2、知识经济的确立；,3、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兴起。,关键词,： 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1、引言：第一生产力的发现,1956年，M.Abramovitz,(1912-2000),依据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总量模型加上Harrod-Domar 余项，得出：,(1.1),式中， -产出；,-生产函数；,-劳动力；,-资本；,-Harrod-Domar 余项，也称残差项；,-时间。,进而得出相对静态增长方程:,(1.2),并根据美国1870-1953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得到：,因而，,也就是说，从增长的角度来看，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所关注的要素-劳动力（L）和资本（K），它们的增长对产出的贡献率，合起来仅占50%，而未被统计的因素，即Harrod-Domar 余项（或称残差项）的增长的贡献率却也占到了50%。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增长率，也就是生产力（Productivity）。,这意味着，截止于20世纪中期，美国近百年的经济发展中，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合起来仅占50，还有 50属于其它因素的增长所做出的。这些其它因素，大体都包括哪些，人们是能够察觉的，而要精确地测度它们，还难以做到。但从统计核算的角度，可以把它们定义为残差项(Residual term)。人们容易发现，在这个残差项中，显然包含有管理作用、知识程度、制度变化和环境协调等。其中，管理作用和知识程度综合起来可以看作是综合技术，或称抽,象技术(Abstract Technology)；而制度变化和环境协调等综合起来看作是综合机制， 或称抽象机制(Abstract Mechanism)。人们在经验中已经知道，除了综合机制发生大变革的特殊情况之外，在绝大数正常的生产环境下，综合技术都会强于综合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因此，人们有理由假定，在一般情况下，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残差项里，综合技术是最基本的成份。,与Abramovitz进行上述研究的同时，R.Solow (R.Solow,1924-)提出了计算科技进步的余值法。Solow余值法的基本内容，可以简要地描述如下：,设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性的，技术进步是Hicks中性的，那么生产函数可以写为：,式中， -综合技术。,若是采用超越对数函数（Trans-Log Function）形式，即有：,并且，很容易由此得出“全因子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又根据Domar所给出的关于残差项的定义，得到：,（1.3）,式(1.3)实际上是用增长速度方程来表示科技进步率。其中，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应等于资本租金率； 应等于,工资率。,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够假定经济运行是近似竞争均衡的，那么，根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就可以容易地求出科技进步率的值。,定义科技进步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简称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于是，人们看到了，Abramovitz的发现与Solow的计算结果是可以完全一致起来的，即：,对照着Abramovitz的发现，由于Solow的余值法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计算，因而后来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普及和运用。,过了40年以后，到了1995前后，经统计测算，在欧美这些经济发达的经济里，已经普遍地有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达到了60%。而与此同时，经济学的深入研究结果和准确的统计数据进一步地表明了，在影响科技进步率的诸多因素里，最主要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由此，人们干脆简单地说，科技知识的贡献已经占到了经济增长的60以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到来了，简称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时代开始了。,2、知识经济的发现,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末所呈现的“知识经济”的定义，主要是根据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60%以上这个事实来给出的。显然，这是一个就知识结果的结果所给出的定义，或者说，这是就函数的函数所给定的解释，其真实的结构性和精确性都还明显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必须从知识的结构和,知识的效率入手，进而说明知识对经济的实际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有关认识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这样的结果才能解释规律和真实，也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实际工作。,其实，就在Abramovitz和Solow发现了科技进步的重大作用之后不久，一些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知识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研究中，成果最为显著的当属 E. Denison。,Denison（E.F.Danison,1915-）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扩大了投入因子的种类，把生产因子中各种质的因素包括进去；第二， 扩大了“剩余”的种类，或者说扩大了“其它力量”的种类。并在此基础上，把“知识扩展（Expanded Knowledge）”定义为“剩余的剩余”，从而发现了知识经济。,回顾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历史，能够发现，从定义、测度到数据的实际试验，其理论出发点就是式（1.3）。具体做法是，从式（1.3）,出发，然后，把直接影响科技进步的因素分解为若干，最后，通过数据的实际试验，而把其中影响作用最为显著的因素分析出来。实现这个过程的数学形式，可以大体描述如下：,第一步，给定显示科技进步的一般生产函数，在时间点 上为：,这里， -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时间点 上为：,和在时间点 上为：,试想，运用Solow余值法，在时间点 上可以得出：,容易理解，若这个生产函数在时间点 上和在时间点 上的数据均为已知，那么，便很容易计算出这个增长方程里各项的值。,同理，继续运用Solow余值法，在时间点,上可以得出：,并且，若在时间点 上和在时间点 上的数据均为已知，那么，便也很容易计算出这个增长方程里各项的值。,如果把在时间点 上和在时间点 上的结果加以对照，便可揭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Denison设,即把初始点定在1909年，第一个考察点定在1929年，最后一个考察点定在1975年。将具体的数据代入上述方程后得出：,而,这意味着，在1909年至1929年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而在1929年至1975年间，这个贡献增加到了23%，增长了近一倍，几乎占到了经济增长率的近1/4。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还可以计算出：,而,将这两个计算结果进行对照，人们容易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长，不仅自身直接带来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还促进了经济总体的科技进步。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增长，那么，可以认为，这种知识的增长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劳动力生产力的增长，还具有扩展的功能，能间接地对整体科技水平产生有利影响，令整体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有所增长。,同时，人们也容易看到，截止于1975年，若扣除科技进步的贡献之后，劳动与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43%里。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贡献为23%，也已经超了另外那两个因子的贡献的总和，即也高过了资本和受教育年限短的劳动力合起来的贡献。,知识，不仅直接增长了劳动能力，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成了贡献最大的第一生产力；另外，它还能扩展，促使一,般科技水平增强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则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生产力。,3、,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兴起,Denison的研究结果，从经济学实际验证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揭示了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解释了知识经济的结构与运动规律。深刻准确，清晰精确。可以认为，Denison在综合技术影响因素的分析工作中，或者说在把抽象的技术分解为具体技术的工作中，特别在分析技术进步的后备因素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Denison的研究结果中，关于高等专业教育的作用，似乎立即引起了世,界知识界人士的注意，也引起了世界文化建设组织者的高度重视。就在Denison的研究结果公布不久，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联合国各成员国颁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技术统计指南，而在此之前，已经颁布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又在1995年给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些，都直接地反应了国际组织对Denison研究结果的回应，也体现了世界上各个经济体对知识经济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在具体行动中，不少发展中经济的宏观管理者更受到了启发，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率先性的行动通常都是扩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力争在未来的发展中，至少在数量上，不致于出现过于被动的局面。例如，台湾、韩国、新加坡等都立即扩大了大学的招生规模或者着手兴办了一些新的大学，试图力争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能与未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发展速度相匹配。中国也,对此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扩大了原有大学的招生规模，并较大规模地兴办了一批新大学。迄今为止，已经使大学生的年入学人数达到了500万，成为当今世界上建制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然而，对于中国未来的劳动力需求来说，只经粗略估算，无需更精确的计算就可以知道，这仍显不足。若按照劳动就业人口应占总人口的1/3.5计算，将来，劳动力至少要有4亿；以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1/2计算，那么需要2亿。以现在已有的大学入学规模来计算，需要在40年以后才能达到这个要求。然而，以我们目前在岗的就业情况来看，在2020年以后的20年时间里，平均每年要有150,万左右的高学历者退休，大概会出现每年100万以上的亏缺，要补上这100万的亏缺，并保证40年后的平衡，假定现有大学的扩展能够满足高级学位的要求（假定年入学50万左右），那么还需要新办在校生规模达到2万人、年毕业5000人的大学200所。,如果以某些实际统计数据为依据，所需要新建的大学数量要翻一倍。例如，若以现在河南的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为准，那么就,需要新建400所了。过去河南的高等教育比较紧缺，最近10年中大力发展，在校学生数大约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现在达到大学规模达到平均13000人左右。如果需要建立400所大学，以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来平均计算，那么现在每个省市自治区要马上就建立10几所新大学，规模绝不应少于10000名在校生。,因为,有一组解近似于：,经济统计经验显示，这是成熟经济平稳运行的一般状态。因此，40年左右一直平稳，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标准。,对于中国来说，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似乎主要在于以下4方面：,1) 尊重自然规律和由自然规律衍生的教育规律，给教育以自由发展的条件；,2) 国家加大教育投资，迅速兴办400所大学，在购买的美国国债到期后可考虑优先投放于教育。截止于2013年上半年，中国已购买美国1.27万亿美元，若到期后,全部投入400所大学的兴建，每所大学可得30亿美元，核180亿元人民币，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至少大学的建筑会很是挺现代的；,3) 依据宏观经济学原理，政府要以充分就业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在现有的经济结构里，保证大学毕业生要充分就业，并以他们的发展为目标，支持新兴产业，并格外注意支持大学毕业生的独立自主创业；,4) 继续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办大学、发展大学，并且，一定要依据教育规律来办大学，逐步实现教授治校，专家治学，行政执行。,在以上分析中，用到了40年时间这个参照值。看起来，40年时间不是一个小数字，其实，对于办大学来说，现在就应该感到急迫。若要再提前一些，也就是想再提前几年达到对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那势必就更急迫了，也就更需要中国高校的改革和发展有更大的步伐了。,就知识经济的需求而言，在目前和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间里，我们中国继续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地，既是一个,不可迟疑的历史任务，又是一个不可懈怠的历史任务。而且，中国的高等教培育必将继续经历一段严峻和艰难。几百年的亏欠，几十年要补好。,参考文献,1 Abramovitz， M.， Resources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J，,Paper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 46， 1956，146-149.,2 Denison， E.， Accounting for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June 1974，58(3)，311-326.,3 张佩珍，中国大陆农业总要素生产力之变化(1953-1979)：区域性之研究M， 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国大陆经济研究论丛 第一辑,(农业)，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台北： 1988. 73-158.,4 Solow，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ugust 1957， 39(3)，312-320.,5 孙中才， 国家综合级模型的结构与功能J，,中国农村经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报告,No.003，北京：1994.3，3-4.,6 林毅夫，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J，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8年第36期（总57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8年8月。,7 Kendrick， J.，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61,89-91.,8 史清琪 秦宝庭 陈 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1985，148.,9 Denison E. an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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