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人辜鸿铭汇总课件

一、生平一、生平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英文名众多，初用Koh Ho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各位更熟悉的是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他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父亲辜紫云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1867年，辜鸿铭随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苏格兰。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英文、德文德文、法文法文、拉丁文拉丁文、希腊文希腊文，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并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同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上海黄浦黄浦浚治局督办。1908年宣统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英国文学文学。其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于1909年出版，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于1915年出版。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中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是坚决的保皇派，即使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仍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喜爱中国姑娘淑姑的小脚，酷嗜嗅女人小脚。对于清代文化如缠足缠足、长袍长袍、马褂马褂、辫子辫子、娶妾娶妾，辜鸿铭坚持终身。辜鸿铭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纳日本大阪心斋桥人吉田贞子为妾。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免职时，他也愤而辞职，曾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但他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民国时期，辜鸿铭那副由灰色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所构成的遗老形象，就使他成为京城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人们既以围观他为乐，他也乐得以“京城一景”自嘲。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游历，途径上海时，有一位西方友人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事后，这位作家欣然承认，其友人此言“真不我欺”。辜鸿铭辜鸿铭 在近代中西冲突、古今交汇的历史时代，辜鸿铭的确是一道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景。其可观之处，不仅在于其有怪诞的外表，奇异的行为和机智、灼人、诙谐滑稽的名士个性；也不仅在于其对人生、文明和东西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而更在于他那独特的人生经历、风格、思想倾向等诸多因素综合凝聚而成的深厚的文化蕴涵。这位名震中外的文化人，本名汤生，以字行世。他少年出洋，游学欧洲十余载，通晓英、德、法、拉丁和希腊等近十门语言。年近而立之时，正式返归中土。回国后，他先是在张之洞幕府做了17年的洋文案，后又督办过黄埔浚治局（“长江浚治局”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开浚黄浦条款，由上海道设立的，与各国领事共同办理。）清末时曾官至外务部的左丞。民国初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令人侧目的奇异之点颇多，约而言之，起码有如下数端：一是具备罕见的语言天才，尤其是英文造诣，生于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致力于文化输出工作，且极具世界效应。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享有以“哲学家”、“东方文化代表”驰名西方的特殊名望，他无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林语堂一人享有殊遇。此外，他还是近代中国学者中被日本聘去讲学时间最长（1924年至1927年）的一位。即便作为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辜氏也有别具特色之处。他的思想既不同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至于说到其逸闻轶事的流播之广，古怪名声之响亮和神秘色彩之浓厚，近代文人中也鲜有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者。不过，辜鸿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还在于其通晓西学而又趋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他自幼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的西方化，回国时连汉语也说得不很好。但回国后却并不见其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而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玩索并很快归服儒家传统。其态度后来还日益保守，以至于发展到连纳妾制、小脚和辫子等“国渣”陋俗也不愿放弃的顽固程度。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着实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二、蓄辫斗士二、蓄辫斗士 无论是民国初年，还是当今，对辜鸿铭有些概念化印象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的纳妾合理化、随地吐痰乃“注重精神生活之结果”论，以及他那条至死未剪、举世闻名的小辫子。特别是他那条辫子，简直就是他个性的象征和历史符号。在近代中国，有两条最为著名的辫子。一条是“辫帅”张勋那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它联系一段帝制复辟的历史；再就是辜鸿铭这条既短且细的灰白小辫，它有许多妙趣的传闻，且具浓厚的文化意蕴。在晚清人人都有辫子的时代，辜鸿铭那条辫子实在是既不起眼，也不配炫耀，完全属于该“藏拙”的那一类。他的辫子正式为世人所瞩目，是辛亥革命之后，他做北京大学教授之时。张勋 民国肇建，百废待兴，视辫子为野蛮之物的革命党人，痛心于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奴隶标志，首先从“头”开始。他们正式颁布“剪辫令”，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头换面”的剪辫运动。一时间，大街小巷、交通要道、茶馆前、戏园外，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有人手持剪刀，守候在此。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得一律留下辫子，然后开路。人群中，有笑逐颜开，主动将辫子送上前去的；有稀里糊涂，顺其自然的；也有本能反抗，先与剪家来段百米赛跑，被逮住剪掉“爱物”后，如丧考妣，当场痛哭失声的。眼见一堆堆毛发，如同丰收时节割下来的大麦高粱，层层叠叠堆在路旁，一位路过的洋人，禁不住发出感慨：“好一场令人同情的剪发革命！”这时候，辜鸿铭当然是坚守在家一步不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他才不愿冒险上街，让心爱的辫子被无辜葬送。好在不久以后，民国政府就改变了强制剪辫的做法。他们意识到剪辫虽然必要，但毕竟属于社会习俗的问题，非一纸行政命令所能为功。上海都督在重申剪辫令中就表示：“日来因剪辫而致冲突之案，时有所闻本部都督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这对于辜鸿铭等人来说，真是如获大赦。然而，剪辫毕竟是大势所趋，乐于剪辫子的也终究是绝大多数。特别是经过剪辫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之后，不用说在公务人员和活跃的社会名流里面，辫子已甚为难睹，即便是在一般市井小民中，那劳什子也所剩无多。北京大学号称文明摇篮，自然得风气之先，男人有辫子的情况更是十分罕见。就在辫子几近绝迹的时候奇观却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脸庞消瘦，鼻粱高耸，眼睛深蓝，传教士般的半百者，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显露在公众面前。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面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他就是辜鸿铭。身为作人师表的北大教授，辜氏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更为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个仆人，名唤刘二，也是一个坚持留辫不剪者。来辜家拜访的人，常常要把他当作主人。此事不久也传为笑谈。人们感觉时过境迁，辜氏竟然还能找到这样两个同类，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悦目的小环境。每当车夫拉着辜鸿铭招摇过市的时候，人们总不免要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一些议论：“哎，这老夫子听说是个爱国狂，怎么连洋人挖苦中国人员厉害的“猪尾巴”也还是不肯剪掉呢？”这是一个洋行小买办的声音。“真是个败类！豕尾有何留头？那不过是满夷强加给我汉人的恶习罢了。当初我祖先因不从剃发令剃发留辫，曾惨道屠戮咧!如今他竟然视作宝物，以为清高！”一个老革命党人愤愤然怒斥道。“瞧啊，他那条小辫还在，连宣统皇帝都已剪掉辫子啦，他还留个啥劲？真是冥顽不化！”这是一个小商人的嘲讽。辜鸿铭偶尔也听到这些议论，但他常常视如过耳之风，不屑答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切齿骂一句；“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或用汉语骂一句“猴子猴孙！”当看到那些剪了辫子，然后又带上帽子的人时，他还会主动直不楞登地、莫名其妙地骂上一声；“沐猴而冠！”顺便一说，民国初年，或许是剪掉辫子的人们还不太习惯脑袋瓜上一点装饰物也没有的缘故，常常喜欢戴帽子，因之，各式帽子十分畅销。有胆大一些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爱护，劝说辜鸿铭剪掉辫子。这时候，他便怒目而视，予以毫不留情的斥责：“你以为剪掉辫子，穿上洋装，就够摩登吗？”气得学生欲言又止，无可奈何。有洋人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洋人尴尬万分，无言以对。辜鸿铭是个聪明绝顶而又颇具个性的人，他之留辫不剪，当然不只是像他对洋人所表示的那样，纯属个人爱好和审美观的体现；也绝非像一般不愿剪辫的老百姓一样，主要是泥于传统习俗的惰性力量，或是出于对“宣统还朝，秃子开飘”的顾忌心理，而是有着另外的原因。人们早就发现，辜鸿铭的护辫行为，与他那好标新立异，乐与他人及时代作对的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1919年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记辜鸿铭一文，曾首次进行了这种分析。他指出：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的这种心理和性格分析，确有敏锐之处，对我们认识民初辜鸿铭留辫不剪，乃至整个保守行为，都有启发价值。1920年，“辫帅”张勋67岁生日时，辜鸿铭特意为他恽毫赠送一付寿联，上书14个大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本是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期望他不要懈怠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可到了辜鸿铭这里，却有了自我安慰，洋洋自得的无穷妙趣。张勋对此寿联当然是一看便晓，厘然会心；而一般人却未必尽解其意。有一天，胡适与宰鸿铭同到一家做客，辜氏向他谈起此事此联，并问他解意否？胡适道：“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两位的辫子啦，擎雨盖又是什么意思呢？”辜氏答道：“自然是大帽子啦。”他指的原来是满清的官帽顶戴！1921年，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拜访辜鸿铭。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给辜送去一张便条纸，请他来。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来。毛姆后来知道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邀请辜，就自己写了一封非常谦逊的信交送，询问是否可去拜访。两小时后，辜就回信答应。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辜氏突然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中，神气十足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毛姆 1924至1927年，辜鸿铭曾应邀到日本长期讲学，他的日方接待人和挚友萨摩雄次在回忆中写道：“先生是一个有名的发辫保留者。即使中华民国颁布剪发今强迫剪辫，而不知怎么的对先生却没有下手。而辜先生又决不想去掉发辫。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间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胡适发表记辜鸿铭一文那天，正是星期日，当晚他在北京车站的一个饭店里请客，恰好碰上辜鸿铭也同一帮朋友在那儿聚餐。因为不期而遇，胡适便随手将此文送给辜鸿铭看。辜氏看了之后，倒还心平气和，只是对于文中不确实的地方当场加以了纠正。他告诉胡适，他当初剪辫子并不是觉得辫子不好，剪掉好去赶西方的时髦，而是为了一个女朋友的缘故。在出国到欧洲留学之前，他的父亲曾告诫他两件事：一是不准入基督教，二是不准剪辫子。到了苏格兰后，他每次出门，身后都有一群小孩子跟着后面叫喊：“瞧啊，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记着父亲的教训，他总是忍辱负重，不敢剪去发辫。直到有一次，他到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家去玩。这个女朋友顽皮地拿起他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因为女朋友的头发也是浅黑的，为了讨好她，辜氏便鼓起勇气对她说：“你要是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女朋友笑了。辜氏以为笑就表示认可，为信守诺言，就真的一把剪下辫子送给了她。看来，辜氏是为了友情或朦胧的爱情冲动，而割舍了辫子的。后来，辜氏到日本讲学时，曾多次提到他一回国就穿上衣袍、蓄上辫子的事，因为张之洞告诫他，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必须如此。由此可见，胡适说他人们开始革命时才蓄辫，也并不确切。听完辜氏的叙说，胡适表示不确切之点系来自传闻，并就此向辜氏略致歉意。回到座位上后，他远远看到辜鸿铭将这份报纸递给同桌人传看，料想那些人一定说了不少挑拨的话。当他临走前向辜鸿铭讨回报纸时，辜氏突然不客气地大吼一声：“胡先生，你公然毁谤了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向我道歉，如若不然，我要到法院控告你。”或许是联想到辜氏谩骂过的人是如此之多，胡适忍不住笑答道：“辜先生，你是在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不过，辜氏后来并没有兑现他控告胡适的恐吓。大半年过去后，他们两人再度见面时，胡适凑过去嘻皮笑脸地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啊？”辜氏正色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来骂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值，谁愿意来跟你计较？”于是，一场“小辫子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胡适对辜鸿铭的性格分析，产生了广泛影响。后人谈起辜鸿铭及其辫子时，曾经就此大加发挥。有人说，“辜氏的个性有反其道而行的叛逆倾向，这从若有某人帮了他的忙，借给他钱，为他说好话便待别要让他骂得体无完肤的怪脾气上可以充分了解。他是偏要和众人作对，开两头马车的。因为剪辫子是一项风尚，所以他非把辫子留着不可。如果当时以留辫子为时髦，第一个理光头的必定是辜鸿铭!他的辫子是他的语言，口口声声向世人说的是；“反抗！反抗！”，又有人说：“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着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但，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祟拜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他的君主主义也是如此。”从性格角度来认识辜氏的留辫子乃至整个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不错，也很有趣。但上面的话恐怕都说得过于绝对了些，因而不免简单化。如果照此理解，那辜鸿铭就成了一个纯粹受性格支配，主观随意，毫无坚实思想和信念的人，也就是现在有人所谓的“性格人”，而事实上却绝非如此。只要我们仔细地去研读辜鸿铭大量的中外文著作，特别是外文著作，就很容易认识到，他不仅有一套独特而系统的中西文化观，并且有一种稳固不变、坚定不移的文化信仰或信念。他并不是随心所欲，什么都要维护，什么都要攻击。他所要维护的只是他心中传统的价值及其有关的事物；他所要攻击的只是他所理解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以及中国晚清以降在他看来是盲目的“西化”改革、革命和一味祟洋的社会心态，当然也包括一切对传统的“误解”和“毁伤”。所以，注意到辜鸿铭的护辫、主张保存君主主义、纳妾制度和缠足风习等古怪言行与他性格的关系，还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因为这种个性心理特征的作用，归根结蒂仍只是表层的，其深层的根由在于他明确而坚固的文化信仰，特别是对儒家传统的真诚挚爱。正是这份信仰和挚爱，使得他爱屋及乌，使得他在传统的思想和事物遭到唾弃的时候走向极端，以本能地维护他心目中神圣的价值。民国初年，辜鸿铭曾有过一段颇值得注意的夫子自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此言得之。实际上，不仅愚忠清室，他之护辫，主张保守纳妾制和缠足等，也都可以做如是观。三、罕见的语言天才三、罕见的语言天才 辜鸿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特征，乃是“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离奇性，而他最让人心折的拿手戏，则无疑是在语言上所表现出的那份令人可望而又不可及的超常才能。近代中国由于东西交汇、文化融通，曾出现过不少懂数国语言文字的学者名流。陈寅倍，那个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据说竟通晓十七门文字。这种道行，在如今被一两门外语折腾得头昏眼花之吾辈看来，不止有高山之仰，简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除陈寅格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中国人的外语能力，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博通语言多达十门 在晚清，辜鸿铭被公认为“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尤其在语言方面，更堪称一代天才。除了母语汉语和马来语，他还通晓英、德、法、意、日语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甚至于连俄语，也略懂一点。辜鸿铭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近十部）汉文书仅有两三部，且都是些很簿的小册子。他的英文大著常喜欢以拉丁文命名。这样，在西人奉读其大著之前，就能带给他们一种古色古香之感。此外，他在行文之中，还喜欢随时夹带一些德文、法文和其他文字，且信手拈来，流畅自然，虽有时也不无卖弄之嫌，要在均能有助于他说明问题，并不显得多余累赘。辜鸿铭所通外语之广博，很早就闻名中外，享省于世。1891年，俄国皇太子与希腊王世子携伴同游中国，途经武昌时，就对此大为惊服，留下难忘的印象。俄储一行是乘军舰到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着装齐整的两个从官，先行往访。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或许是关心接待规格的缘故，俄储用法语问两个从官的官职名。这职官历来是很难翻译的东西，除非对两国语言有透彻的了解，否则难以确对。然辜鸿铭几乎是毫不费神地给予了准确的回答。不久，张之洞邀宴俄储一行于晴川阁。辜鸿铭仍以法语周旋其间。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俄储与希腊世子私下嘀咕，欲避人知，改用俄语，谓当晚还有他约，宜节量。没料到他们话音刚落，聪耳的辜鸿铭当即接茬：“此餐颇合卫生，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客人脸上现出讶异之色。张之洞吸鼻姻，希腊世子感到好奇，忍不住用希腊语问俄储，谓主人鼻上所吸何物？辜氏又马上将此语转告张之洞，随即把鼻烟取来，递给那位“少见多怪”的王世子。两个皇储益发骇异，深感中国藏龙卧虎，小觑不得。不久，当他们得知辜鸿铭所显露的尚属其不太拿手的外文语种时，更是惊诧莫名，傲念大沮。临行之前，俄国皇太子紧紧握住辜鸿铭的手，郑重表示，若辜氏有机会到俄国游历，他一定要以上宾敬待。井特意取出一块到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氏。后抵达上海，他见人便说：“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辜鸿铭所通外语不仅广博，英德法三语还十分深湛。其中最为精绝的是英语。他的英文具有维多利亚风格，典雅、风越、流畅而美妙，凡是读过他论著的英美人和懂英语的人们，几乎都有同感。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先生曾感慨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前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现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托马斯卡莱尔）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一切，还在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时，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令其百读不厌。在林氏看来，没有哪一个中国人的英文水准，可与辜鸿铭比肩：他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末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颇有点看不上林语堂的英文，但却同样拜服在辜鸿铭面前。他声言，辜氏“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孙中山年少出洋在檀香山学得一口好英语。他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他没说，有人猜是他自喻，有人则说指王宠惠，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鸿铭列为第一。英文水平中国第一 辜鸿铭为人滑稽谈谐，为文也风趣幽默，但这种幽默带给讽刺对象的绝不是轻松，而是犀利和辛辣。清末民初，他曾以英文写过一篇题为约翰史密斯在中国的文章，后收到春秋大义一书里。文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弊、他称之为“盎格鲁撤克逊观念传染病”的讥嘲，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风格。在此，我们不妨摘译一段，以见一斑：“前不久，在辛普森先生的再造远东一书及其他著作的启发下，我曾致力于为中国学生编一本关于盎格鲁撤克逊观念的手册，结果迄今为止，我编来编去，不过是以下这些东西：1.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荣耀，为大英帝国增光。2.你信仰上帝吗？是的，当我上教堂的时候。3你不在教堂时信仰什么？我信仰利益，你给我什么报酬。4就信念来说，最正当的是什么？相信人人为已。5工作的当然目的是什么？挣钱装腰包。6何为天堂？天堂意味着能住进百乐街（上海最繁华的住宅区），拥有敞篷车。7何为地狱？地狱乃意味着不成功。8人的完善状态是什么样的？像赫德先生在中国海关所那样工作。9何为亵渎神明？否认赫德先生是一个天才伟人。10何为极恶？妨碍大英帝国的贸易。11上帝创造四亿中国人的动机何在？为了英国发展贸易。12你如何祈祷？感谢你，主啊！我们不像邪恶刻毒的俄国佬和蛮横残暴的德国佬那样，想要瓜分中国。13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传布者？莫理循博士，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如果说以上便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一个真正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无论何人，只要他不惮其烦地去阅读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会否认，以上确是辛博森先生及其读过他著作的约翰史密斯所传布之盎格鲁搬克逊观念的一个公正而有代表性的陈述。”这段有吸引力的文字，着实耐人寻味，启人深思。罗家伦在西方留学时，曾从某杂志上见到这段文字，三、四十年后仍能清晰地回忆出大体内容来可见其留给他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呱呱叫的德文 除英文外，事鸿铭的德文也极为出色当行。还在欧洲留学时，他就曾小试牛刀，露过一手。据说，有一次，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为旅途疲劳，闭着眼睛在那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新上来两三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品头论足，很是缺乏教养。辜氏先是装做听不借，没加理睬，然后不动声色地拿起面前的一张德文报纸，若无其事地倒看起来。那几个洋小子延颈一瞅，一个个乐得五官挪位：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摇头撇嘴：“瞧这个装模作样冒土气的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还蛮像那么回事地看得来劲！他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洋小子们欺侮辜氏不懂德文，忘乎所以地放声大肆哗笑。就连旁边坐着的几位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听不过耳，几乎忍不住要挺身加以干涉了。这时候，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那张似张非张的嘴巴，冷不防像快速磕瓜子一般地，突然流出一连串字正腔圆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德语：“你们德国的文字真是太简单了。若不是倒着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甭说这种通俗的玩艺，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那部浮土德，我也能倒着跟你们念个一字不差。”未了，他还用最典雅的德语，大引歌德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他人。羞得那几个洋小子面红耳赤，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之乎也。民国初年，在一次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氏的德语也曾得到一次显山露水、大加展示的机会。他即兴以德语做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发言，博得了所有在场外国人心悦诚服的掌声。关于辜鸿铭的德文水平，德国作家帕凯的评价，恐怕要算最好不过的公证词了。在辜氏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德译本序言中，这位曾发起成立“莱茵作家联盟”并到过中国的著名作家，曾郑重其事地记述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外，辜鸿铭的拉丁文也很不错，他能用拉丁文做诗。民国四年，上海愚园的廊壁上，曾用石头镶嵌着用拉丁文写的诗，据说就出自辜氏手笔。这曾令罗家伦之辈大为钦佩，以为了不得之能耐。同时，辜氏的意大利文也达到相当的水准。他的汉文文集中曾收一篇意大利国贤纪传，并特别注明，此文系从意大利古文译出，这份本事，甭说当时，即便在今天，又有几人能够具备？！自负的本钱和修为的秘诀 一个人在语言上的修为达到如此高度，他即便在主观上不想自负，那种不期而然的“自负”，也还是要流露出来。在做北京大学教授那阵，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原因是不太看得上眼。某日，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拖着一条辫子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恰好有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进来。那个英国人见他那副怪模样，忍不住用手指着辜，以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那个老头子是谁？”校役附着他的耳朵低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辜，仿佛是在取笑他那根举世无匹的辫子。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西洋文学时，他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那位英国教授应对不下了，他才俯偏着头，让眼光从墨品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那位洋教授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辜老头子，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五四时期，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胡适相争的岁月，辜鸿铭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掀对方语言底子薄弱的底牌，以期打击对手的气焰，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辜鸿铭深谙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战术，尽管在思想上不免苍白，他仍然没有给听众留下一个完全落败的印象，因为起码，他也显示出了对手不如的地方。语言上的本钱，大大抬高了辜鸿铭的身价，也增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而他自己却并不喜欢在同胞面前卖弄这份能耐，更不愿这份能耐为洋人所用。相反，他最厌恶的就是那种开口闭口“YES”、“NO的洋行买办，那些干方百计使自己沾点洋气的假洋鬼子。不过有一次，他也曾迫于生计，偶尔“下海”了一回。那是民国二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的时节。款主是以汇丰银行的熙列为首的六国银行团。因熙列是个瞎子，早已不能问事，大权落在次于熙列地位的德国代表科达士手上。但科达士对中文一窍不通，他必须找一个对英德语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找来找去，他们发现只有辜鸿铭才是最佳人选，因而主动地找上门。出于生计的考虑，(此时他已有两年没正式工作)，辜氏这次没加拒绝。不过他却自恃身价，高定月薪，一张嘴就要六干银元。如此狮子大开口，直把银行团中的各国代表吓了一跳。须知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才不过数十银元而已。但辜氏既然是中外闻名的语言长才，又正处于在经济窘因之中，银行团也不是没有银票，怎好跟他讨价还价？只好爽快地答应下来，权当让他敲记“竹杠”算了。不料辜鸿铭却并不领情。他生性厌恶银行这“铜臭熏天”的地方，更深恶各国借款给中国的内在动机。因此，聘期一到，他离之唯恐不速。临走时，他还持意留下了一句令各国银行代表哭笑不得、又深觉有味的格言：“所谓银行家，就是晴空万里时，干方百计把钱借给你，等到阴雨连绵天时，又凶巴巴地逼你还钱的那种人。”不久，此言便出现在一部畅销的英文格言集中。辜鸿铭的外语造诣如此深厚，除了天分之外，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秘诀呢？每当人们诚心诚意地向他取经的时候，他便会毫无犹豫地回答：“有。那就是背诵。像我国幼童从小大背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那样。”他进一步解释说，“中文很难，然而每个中国人都能掌握得那么好，个个堪称语言学家，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有背诵学来的语文，才可能是真正熟练地道的。中国人早已值得学语言最科学的方法，用不着欧美人来教我们。”辜鸿铭自己学外语，就是从背诵入手的。他学英语时，曾专背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和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学德语时，又曾大背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有一种可能过于夸张的传说，讲辜氏曾全部背完莎士比亚37个剧本，把失乐园竟横流倒背了50遍。还说他曾背诵过卡莱尔那部文情并茂的长篇杰作法国大革命史。不管这种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那就是，辜鸿铭深厚的外语基础，正是通过早年辛苦的“背功”打下的。四、为纳妾制护法四、为纳妾制护法 替纳妾制护法，就像给辫子保驾那样，是辜鸿铭的保守“好戏”。观辜鸿铭表演而不看此戏，岂能透悉其保守“风采”？然观剧之前，有点背景尚需略做交待：民国以前，中国的男人们有权、有势、有财力者，娶个三妻四妄并不稀罕。“红顶商人”胡雪岩便妻妾成群，夫人多得让人数不清。民国总统袁世凯在顶峰的时候，也曾达到一妻九妾的程度。几千年的封建夫纲，造就了男人的特权，也助长了男人们的恶习，以致于革命炮响，天翻地覆多年以后，仍然有人不愿将此种特权轻易放弃。不过尽管如此，茫茫人海中却末见有敢于挺身而出。将此种心态公诸于众，冒冒然为纳妾制度辩护陈辞的，辜鸿铭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他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竟明目张胆地、而且是气壮如牛地为一夫多妻制辩解。纳妾并非不道德 在一本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辜鸿铭振振有辞地宣称：纳妾在中国不仅合乎情理，而且并非不道德。何以见得呢？谈论这个问题之前，他先做了一个开场白：“这个问题（指纳妾）不仅难度大，而且对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来说，怕是无法理解的。在此公开讨论它，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然而，正如英国诗人所言：傻瓜蛋闯入了天使也畏惧的地方。我在此将尽最大的努力，来解释何以纳妾在中国并非像人们普通想象的那样，是那么一种不道德的风俗。”首先，辜氏郑重其事地告诉欧美人说，中国妇女有一种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这是纳妾成为可能而且非不道德的前提条件。纳妾在中国并不意味着可以娶许多妻子，按中国的法律，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妻，但如果他乐意，可以尽量地纳进女仆或妾。中国古人造字，常有深意。“妾”由“立”“女”二字构成，意即站在男人身边侍候男人的女人。他继续说，在中国，理想的妇人不是一种供男人终生拥抱和拜倒的偶像，而是作为妻子绝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因此，当丈夫生病或因过度操劳而身体欠安、需要一个女仆，一个扶手或眼架子，以使他恢复健康，得以继续生活工作的时候，无私的妻子便给予他所需要的一切。这就好比在欧美，一个好妻子在丈夫生病或需要的时候，适时地递上一把椅子或一杯山羊奶。实际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无私无我，她的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责任，容许男人可以纳妾。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要求妇人无我而牺牲，男人们则只是尽情享受这种牺牲的甜美果实呢？辜鸿铭耐心而胸有成竹地解释道：男人们也并非只顾享受。作为丈夫，他们辛辛苦苦地支撑家庭，尤其是当他是个士大夫君子的时候，不仅要对家庭尽责，还要对君国尽忠，有时候他甚至还可能要献出生命。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牺牲吗？在中国每个真正的男人，上至皇上，下至黄包车夫，以及每一个真正的妇人，都过着一种牺牲的生活。妇人的牺牲，是为她称作丈夫的人无私地活着；而男人的牺牲，则是为妇人或所有他带进家的女人、连同她们为他所生的孩子提供并保障一切花销。民国时期的一夫多妻家庭 想到那些喜欢谈论中国纳妾制不道德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言辞开始变得尖刻起来：“许多西方人大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的不道德，其实，纳妾的中国官大人，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抛回马路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但他至少为他的仆妾们提供了住房并供养了她们，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大人自私，那么我以为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民国时期的一夫多妻家庭 在另外的场合，辜鸿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那就是中国男人纳妾总还算光明磊落，不像欧洲的男人们大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一旦露丑，又打打闹闹，有伤风化。“当然，这与我们中国男人自身的素养和修炼也有直接关系。这是我要在此加以特别补充说明的。真正的中国士人那种老练圆熟那种完美得体的风度，使得其御女有方，游刃有余。我不知道在一千个普通欧美男人中，是否有一个人能够在同一间房里保持一个以上的妇人同住，而不把房子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根据你们很崇拜的西洋科学生物学的知识，人类每生100个男孩，就同时降临105个女孩。阴盛阳衰本不由人定。再说，男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带有较大的冒险性质，劳心劳力的程度也高，因此往往死得比女人早。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世上将有多少女人嫁不到丈夫。怨女充斥，寡妇横行，那还成为什么世界？！从生理学上讲，也大有理由：男人到死还可以传种，而女人过了更年期就没有效用了，要增加人口又不制造社会问题，除了纳妾，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这个辜鸿铭，越说越野，真是谬论叠出，越发荒唐难以入耳了。残害妇女的纳妾制，明明是怨女丛生的渊英，他却偏道是避免怨女的保证。如此利嘴，真可以把白说成黑。87岁的杜威 与42岁的洛维茨于1946年12月结婚，两人相差45岁 82岁杨振林与28岁的翁帆相差54岁 但辜鸿铭更荒唐、更谐谚而可笑的怪谬之论还在后头。一次，一个社交界很活跃的英籍贵妇在宴会上问辜鸿铭：“辜先生，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辩护。可是从普通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辜鸿铭平静地回答说：“夫人可知道人类始初的情况。那时候，人们就是不知其父，只知其母的。难道夫人还留恋那种野蛮状态？还想回到那遥远的原始时代吗？我是为中国的纳妾制做过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纳妾只在中国才合理，它是天理。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这种“茶壶”与“茶杯”的怪论，不知辜鸿铭是否也曾不失时机地对国人加以宣讲。但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圈子里，此论却是流传奇广，鲜有不知。“茶壶”与“茶杯”辜鸿铭的“茶壶茶杯”歪论，被人广泛传为笑谈，也曾连锁反应地引出了另外一些笑话。陆小曼和诗人徐志摩结婚后，担心徐郎多情不专，在外拈花惹草，曾娇嗔地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车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呢！”五、五、“金莲金莲”之癖之癖雅好小脚女人 辜鸿铭喜欢女人小脚，尤其醉心于那股裹脚臭味，为世所传。他的正室淑姑，一个多情而带点辣味的湘女，在丈夫移情爱妾之后，所以能有恃而无恐，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她拥有一双地地道道、标标准准的“三寸金莲”。那是辜夫子须臾不可离之物也。当初，为了寻找这么一个“金莲夫人”，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幕府可没少耽误公差。广州不比在北方，甚至还远难比他的故乡福建，要找一个可心的小脚淑女，谈何容易。别的不说，单言要照顾闺女“名节”这点，就不得不亲自同媒婆反复合计，寻找各种机会去接近日标；秘窥偷瞧，累煞双眸。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辜夫子疲倦的双眼突然大放异彩：他相中了淑姑，确切地说，相中了她那双好看的大眼，特别是那两只无可挑剔的小足。这也是一见钟情的事。已届而立之年的辜鸿铭，几乎是急不可待地将他所渴望的神秘的“金莲”娶过门。后来，尽管辜鸿铭以淑姑“肚子不争气”为借口，又纳进一位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日本妾吉田贞，沉醉在她千般温柔和万般抚媚之中不能自拔。但由于这位日本女人终究缺少辜氏所厚爱的那一双小脚，因而始终无法全面取代淑姑的位置。辜鸿铭之爱小脚，已达到成癖的程度。他之谴责宋儒狭隘，使中国妇女丢失雅味，似并不包括朱熹所热心提倡的缠足制在内。他尤其喜爱读清人方洵所著的香莲品藻一书。那是一部真正令他心折的全面论述缠足“艺术”的专著。它将各式小脚分成五大类十八品式，强调“金莲”有三贵：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热爱小脚又能创造性读书的辜鸿铭，当然不会完全赞同方询的“藻品”。他自有他得自体验的一套高论：“小脚女人，神秘美妙，它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持有的肉香，脚味算头一等！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清醒的时候，辜鸿铭也能承认，他所感受的那种肉香，其实乃是一种奇臭。不过这时他又会有另一番高谈出笼：“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喜嗅怪味，并非始自辜氏。在中国古代文士中，此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唐人鲜于叔明嗜闻臭虫，宋人孙何好以爪搔发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种种奇癖，不一而足。辜氏不过是继承这种畸变文人的传统而已。所不同的是，他生在“天足浪潮”滚滚而来的近代，遭遇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梦见的毁“莲”运动。因而，他不得不孤军奋起，与世抗争。这位辜夫子维护小脚最为有力的一招，是紧抓西洋女子“束腰”行为，来作为攻防自如的挡箭牌。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或对他老先生的嗜癖有所不恭时，他就会以此为契，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原来，在号称最文明的英国，18和19世纪，曾盛行以鲸须紧捆女子腰腹的习俗。姑娘们一个个面部胡下，低俯床沿或扒在地板之上，等待母亲在背部踏上一只脚，使出吃奶力气拼命往上技扯鲸索，让它紧紧匝住腰肢，以收“蜂腰”之美效，好夸示于群芳之间。在辜氏看来，这种“束腰”才是真正残酷野蛮的行为。它与中国妇人的缠足尚不可等量齐观。他加以分别说：“束腰伤害肚子，有碍消化，缠足仅约束脚丫，又有何妨？你看那些裹了小脚的女人走起路来又挺又直，粉臀肥满，颤颤巍巍，多么生动可爱，令人生怜呀。”由此，他奉劝女人们，“改造脚，别改造肚子。肚子是生产要地，糟踏不得！”辜氏之护卫小脚，归根结蒂，其实是为了维护他心中传统的妇人理想。在春秋大义一书中，他就曾表示，缠足是妇人逃避繁重体力劳动的驻颜妙术。因为只有缠足，才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藏在深闺，养成“幽闲”神秘之美。他最看不惯天津上海那些洋行橱窗里摆放的奶罩之类“秽物”了，还有那一双双蒲扇似暴露在外、到处乱踩的大脚。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最挖苦女人，有了它们，女人简直从头到脚都丧失了神秘的美感。鉴于此，他对西洋那“袒胸露乳”的女人服饰也大加非议。偏嗜“香莲”时代的潮流看来是挡不住了。辜鸿铭只能眼睁睁瞅着他心爱的“金莲”悲壮地消失。但时代也一时还干涉不了人们所有的个人趣味。辜鸿铭仍旧可以沉浸在“香莲“的臭味之中，依然将其当作激发才情，创作佳作的“兴奋剂”而乐此不疲。每当握管为文，才思枯竭时，他就会大喊一声：“淑姑，快到我书房里来一下！”那位深知丈夫怪癖的太大也真是乖顺得可以。一听辜鸿铭催呼，便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速移莲步，急趋书房，坐在他的身边。只见那辜氏右手执笔，左手像把玩佛手一样地捏着那三寸金莲，捏捏嗅嗅，嗅嗅捏捏，顷刻之间，灵感泉涌，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辜氏那无数佳文奇构，竟会是在这样一种“兴奋剂”的辅助下创作出来的。一生本色是天然 辜鸿铭是个性情中人，他不修边幅，讨厌装饰，性之所近，一任自然。他所穿的长袍常常是油光可鉴，斑斑点点，闪烁着鼻涕唾液痕迹，但他却全然不以为意。即便有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造访的时候也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大文豪毛姆在访问他之后所写的哲学家一文中，就记述说，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是“很不适宜穿戴的了”。辜鸿铭“胡须挂珠”的故事，曾广为流传。据他的马来亚同乡、医学博士伍连德记述，在辜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里，拉碴的胡子上挂满闪闪的汤珠，是他常现的“雅”态。每当这种时候，旁观者或许忍俊不禁，但与其共餐之人则不免大感可怖。因为此时此刻他依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那唾沫飞溅，汤汁乱舞的场景，实在令人难以下箸。最惨的常是他那批属下，饱览局主雅状，非但不敢发作，还得千方百计装着视而不见，以免局主觉察，出现尴尬局面也。用辜鸿铭自己的话来解释，中国人对物质生活环境不甚讲究，乃是中国人注重精神和心灵生活的体现。那照此推论，他不讲究外在仪表，自然也是过于关注内在精神之故了。嗜赌与狎邪 辜鸿铭祟尚文雅，们他自己的嗜好、情趣却实在谈不上雅，相反倒俗得可以。有人说，辜鸿铭是个有思想的俗人，是个享乐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说不无道理。不过辜鸿铭虽俗却并不娇情。他本人就以率性真诚自鸣自得。辜氏的嗜好很多，除了喜欢小脚、缠足臭味和辫子等之外，还酷爱叉麻雀，打牌赌博，逛窑子。他在讲学日本、途经台湾，借住辜显荣家中时，常常老兴勃发，一连几天大叉麻雀，顽童之态可拥，身心俱疲，欲罢不能，给宝岛人民留下难忘的印象。有一次，辜氏与人打麻将，摸得一手好牌，有望大赢，未了竟因少一张牌作了相公。洗牌再战，才发觉一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在辜夫子嘴边找着。原来老夫子忘情之际，误将麻将当雪茄烟头叼了起来。于是满桌捧腹。辜鸿铭囊中羞涩的日子居多。一日有几个钱的时候，他总喜欢上桌开赌，过过牌瘾。但据说他牌技奇差，每次脾瘾远未过足，囊中即已告罄，只好忍痛起身，不舍而去。辜氏喜嫖，世人皆知。狎妓之好本是名士恶习，晚清尤其，民初依然。王湘绣、郑孝胥等皆有同好，陈独秀、章士钊等也有此癖。林琴南晚年丧妻后，为名妓蝶仙所爱。虽然自己也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最终却痛下决心，斩断情根，成全了晚节。辜鸿铭的儿子辜守庸常常为父亲的此种浪荡行为感到苦恼，只是因为有强烈的孝心，才不敢“犯上”阻止老头子的浪行。辜鸿铭的狎妓习惯养成于晚清，他不仅公然出入妓院，还喜欢到处明察暗访，寻花问柳。郑孝胥日记就对此类“花”事有所反映。两位同道交谊不薄，常常是结伴同往。或许足因为章郑这段亲密关系的缘故，辜鸿铭去世后，其子辜守庸结婚时竟向郑伸手要钱，郑氏在日记里，大骂辜氏此子为无赖。民国建立后，由于政治上更不如意，精神上愈加苦闷，辜鸿铭更乐于到妓院娟安打发闲情。民初时，他是国会的捣蛋议员，每次出席会议，他都可以领到三百大洋的出席费。一旦领到这笔钱他就要去逛八大胡同。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叫妓女鱼贯而过，任押妓之人挑选。据说，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要去点一次名，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一连逛上几个妓院，把钱花光，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这种古怪行为，无疑有着复杂的心理背景，除了确实有狎妓之好外，也是自鸣得意，与世抗争，不屑使用袁世凯那作孽钱的缘故。同时，这在他还是发泄对于议会制度不满的一种方式。1921年，英国文豪毛姆拜访辜鸿铭时，辜氏曾亲手抄赠，透露一首他写给妓女的诗，诗中就或多或少地透露过一些这样的信息。不过，毛姆看待辜氏的膘妓，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见识，他愿意宽恕这位老人在秘密处的所为。因为他感到，作为一个哲学家，也许辜氏此好，“是想要明了人类那种最不可思议的幻觉。”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耸动一世的怪杰辜鸿铭终于在孤寂中走完人生旅途，逝世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国闻社和大公报均发布了关于辜氏去世的简短消息。大公报报道说：“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1928年5月1日，辜鸿铭逝世后的第二天，著名学者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悼辜鸿铭先生一文。文章开篇就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的确，在近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前20年间，要论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影响，在欧美的名气之大，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人可与辜鸿铭比肩。吴 宓六、评六、评 价价 辜鸿铭撒手人寰之后，他的名字却并末被人们所遗忘。他不仅留下了广为传知、令人绝倒的的趣闻佚事，还留下了一个人所共知、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古怪”之谜。正如人们常说的，尊之者誉为“怪杰”，鄙之者称为“怪物”，“怪”之一字，乃世人对他最普遍最突出的印象和感觉。名士样板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