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资本管理新思路

中小银行资本管理新思路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义 下载论文网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此时正值巴塞尔即将正式发布之时。银监会对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在中国银行业普及巴塞尔监管知识。2004年，巴塞尔正式发布，并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中的活跃银行，在2006年底之前实施。针对当时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和监管的状况，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向时任巴塞尔委员会主席的卡如纳致信，提出中国暂缓实施巴塞尔。随即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7年，银监会要求工、农、中、建、交、招商六家银行先行实施巴塞尔。2009年3月12日，中国加入巴塞尔委员会，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催生了巴塞尔，中国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承诺实施巴塞尔协议，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2012年6月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中国商业银行全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际上是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和巴塞尔的集合体，并且隐隐约约还有巴塞尔的影子，比如信用风险计量的权重法就是巴塞尔的思想。无论是从体例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都体现了巴塞尔协议的最新成果。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银行界和学术界都存在着一些有关巴塞尔协议的争论。诸如巴塞尔协议是否适合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是否必须实施巴塞尔协议？中小银行是否有必要实施巴塞尔协议？然而，从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和内容角度看，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实施巴塞尔协议。首先，将本求利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应遵循的经营原则，资本充足性就是对商业银行将本求利原则约束的一种体现。其次，建立在数据治理基础之上的风险计量是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再次，建立在风险计量基础之上的信贷管理技术是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科学手段。最后，基于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的商业银行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由此可见，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是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管理的，尤其有利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中小银行应对之策不论巴塞尔，还是巴塞尔，主要针对的是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或者说是系统中的重要银行，通俗点说就是那些对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跨国商业银行。但是，我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国内所有商业银行都要实施。从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和内容角度看，中小银行当然有必要实施巴塞尔协议。但是，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是否都要向大型银行看齐，不折不扣、照搬教条地实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践中，中小银行应该从实际出发，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几方面的工作。完善数据治理机制中小银行应该以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为契机，建立并完善数据治理机制。2012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书中讲到：“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2012年10月，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汪洋向广东省财政部干部推荐此书，要求广东省推进大数据战略。一个省、一个国家要推进大数据战略，那么一个企业、一家银行亦是如此。对于银行，不论是产品创新、业务经营，还是风险管理，数据是其运营的基础。一家商业银行创新产品，需要研究客户，并对数量巨大的客户数据进行分析，创造出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产品。同时，在开拓市场、营销客户的过程中，也需要对客户的各类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同样需要分析和研究客户，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大量客观的数据为基础。早在2004年，中、农、工、建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了数据治理建设，为后来实施巴塞尔协议打下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数据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却是万万不能的。国内的中小商业银行应该以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为契机，建立并完善数据治理机制，把数据建设作为一项日常的和基础性的工作，切实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数据支撑。提高风险计量水平从银行实际出发开展风险计量工作，提高风险计量水平。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针对三大风险给出了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这些风险计量方法的应用有着不同的条件要求。包括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计量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法和计量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其共同特点是银行运用本行的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精确计量三大风险，以实现对风险的精确管理。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准确计量风险，需要银行拥有较长时间的、大量的和高质量的数据，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中小银行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中小银行应选择何种风险计量方法来计量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就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广大的中小银行从自身实际出发，使风险计量结果符合银行自身业务的实际，不能盲目地追求所谓的“高、精、尖”。随着数据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数据不断积累和数据质量不断提高，当数据条件达到相应风险计量方法的要求时，中小银行可以探索并采取更高级的风险计量方法，以提高风险计量的精确程度和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中小银行应当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存在这样的误区：三大风险计量工具建起来了，风险管理水平就提高了。风险计量工具是银行风险管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不是风险管理的全部。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风险管理治理架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计量工具、IT系统支持等要素。银行要从实际出发，建立风险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与相关部门关于风险管理的职责和流程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保证其顺畅运行，这是风险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是保证风险计量工具有效使用，以及IT支持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围绕风险计量工具的实施，建立风险管理制度也至关重要。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中小银行应当重视资本管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除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外的其他银行，其资本充足率最低不得低于10.5%。由于目前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短期内这个要求对中小银行不会形成较大的压力。但是，从长期看，随着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深化，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成本会有所提高，盈利能力则会相应下降，净资产收益率（英文简称ROE）和资产收益率（英文简称ROA）会走低。在这种情况下，靠利润留存以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就会增大。同时，外源融资的两大途径：增资扩股和发行长期次级债难度增大。由于盈利能力下降，股东投资回报会下降。在短期内不能实现上市的情况下，投资者对中小银行投资热情将会下降，特别是随着资产规模不断扩张，资本补充规模较大，增资扩股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另外，由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银行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有如下规定：“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各级资本工具，或银监会认定为虚增资本的各级资本投资，应从相应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这样的扣减规定和减记或转股规定等对银行发行并持有长期次级债券进行了约束，使中小银行存在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失败的风险，并使发行成本明显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小银行来说，资本显得更加稀缺，资本规划及资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中小银行应该建立健全资本管理机制，在保证不影响适度规模扩展的前提下，确定年度资本消耗额度，有效分配资本，把资本消耗纳入考核体系，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有效提高经济资本回报率。总而言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已经减速，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期已经结束，未来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金融脱媒将迫使大银行逐步进入原来属于中小银行的“领地”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中小银行与大银行将在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中共同生存和竞争，市场竞争将会加剧。加之利率市场化将使中小银行利差收窄，风险管理成本提高，盈利下降。同时，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要求银行把收入的一部分缴纳存款保险费，这也将使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提高，盈利下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强资本约束下，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创新转型才是中小银行的出路。（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城商行快速发展中存三大隐忧以辽宁省15家城商行数据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课题组近年来国内城商行发展迅速，但根据辽宁省内15家城商行20112013年数据研判发现，当前城商行快速发展背后存在“盈利空间收窄、扩张风险上升、贷款质量下降”三大隐患。三者互相影响，易形成负反馈，即由于盈利空间变窄而“以量补差”，进而增大贷款风险，降低贷款质量。城商行一直是推动地方经济和金融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仍处于发展关键期，未来的发展好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经济金融走向。暴露出的问题亟须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与城商行合力重视和解决。截至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资产合计13308.22亿元，较2012年年末增长20.11%。贷款余额5659.78亿元，占总资产的42.5%，同比增长21.8%。略高于资产增长水平。其中，贷款增速超过20%的有9家，最高增速为鞍山银行，达43.3%。2013年，辽宁省15家城商行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0%。2013年9月末，与三家A股上市城商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相比，盛京、大连两家城商行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利润率三个主要效益指标均处于行业较高水平。快速发展难掩三大隐患利润空间收窄。这种情况已出现端倪，若不及时调整盈利结构，未来会加剧。主要表现在：利润结构仍主要依赖利差，手续费和佣金收入零增长。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共实现营业收入397.5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239.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60.25%，较2012年年末下降3.6个百分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2.3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与2012年年末持平；投资收益等其他收入占36.64%。由于利率市场化加速，利差收入空间继续收窄。一是存款利率上升。城商行多对存款利率“一浮到顶”，揽存成本高。二是贷款利率出现压价苗头。为应对利率市场化，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各家银行都视中小企业为战略必争之地，过度竞争导致“蓝海”变“红海”。三是随着存款压力增大，城商行也通过同业业务主动负债。这部分负债不稳定，不利于长期资金配置，影响利差收入，且存在更大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2013年年末，15家城商行存款占负债80.7%，较2013年年初上升0.5个百分点；而同业存放占负债的9.9%，较2013年年初上升2个百分点，高于前者1.5个百分点。扩张风险加剧。城商行面对盈利下滑、竞争加剧，限于市场布局、经营范围、理念、人才及技术制约，主要采取新设机构、“垒大户”、表内外多放贷等方式应对，企图快速做大“以量补差”。实质是依赖利差收入的传统竞争模式，风险较大，还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本地资金外流、贷款集中度高、资本约束加剧和流动性风险累积等。新设机构扩张规模，导致经营成本上升，本地资金外流。2013年年末，15家城商行有分支机构1000家。其中，2012年新增39家，2013年新增74家。客观而言，新设机构有合理一面。主要由于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市场有限，且竞争加剧。如阜新银行、丹东银行所在地经济总量较小，受区域发展限制，规模扩张有限，且贷款集中于当地较大企业，风险集中，新设分支机构可以分散风险。但新设机构也有盲目一面，存在隐患，具体如下：一是抢占地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机构，则经营成本较高。如B银行在北京CBD设立机构，由于成本高企，不得不依赖大项目和中长期贷款，2013年年末其北京分行中长期贷款余额19.53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4.2%，较2012年年末增长38.7%。二是域外投放导致本地资金外流。总体上看，2012年辽宁省15家城商行总部所在城市贷款增速为15%，省内异地分支机构贷款增速为37.3%，省外异地分支机构贷款增速为22.8%。2013年，15家城商行总部所在城市贷款增速为13.6%，省内异地分支机构贷款增速为22.8%，省外异地分支机构贷款增速为43.1%，省外异地分支机构投放增速已升至首位。从个案来看，B银行设立北京分行后，2013年在北京地区的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11.45%，同比增长58.9%；C银行设立沈阳分行后，沈阳地区贷款余额占比由2011年的14.5%上升至2013年年末的17.2%。 “垒大户”扩张规模，贷款集中度远超监管标准，风险也过于集中。一些城商行受制于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不能增设机构，多采取“垒大户”方式扩张。如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对大、中、小型企业贷款，较2013年年初分别增长23.9%、15.9%和24.3%。“垒大户”带来了两方面问题：一是贷款集中度超标。如2013年年末，D银行前十户企业贷款余额13.4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11.88%。最大十户贷款集中度68.5%，高于监管标准（50%）18.5个百分点。二是贷款集中于部分主要企业，风险难以分散。如大连实德集团目前持有金融股权质押贷款64亿元，其他形式贷款约30亿元，将波及3家辽宁省内城商行。变相放贷扩张规模，流动性风险、项目信用风险较高，“回表”补充资本和滚动负债压力较大。为增加放贷，城商行还通过票据、“出表”等方式做大规模。如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和应收款项类投资大幅增长，较2012年年末分别增长22.5%和24.1%，占资产比重分别提高0.06和0.22个百分点。这种快速增长，实则可能为变相放贷，具体如下：一是部分城商行与存贷比较低的农信社、农商行合作，通过票据买断转贴现，将应归于贷款的票据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变相扩张贷款。如2013年，C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40.65亿元，占同期贷款的14.5%，较2012年增长28.4%。二是把表外理财转至资产项下扩大规模。如个别城商行通过同业存放资金对接银证合作的资管计划，将融出资金转移至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类投资”项下，扩大资产规模，主要体现为非保本理财。2012年，15家城商行自主发行理财产品387亿元，其中非保本理财232亿元；2013年，自主发行理财产品498.8亿元，其中非保本理财419亿元，较上年增长80.6%。贷款质量下降。为弥补盈利下滑而加快信贷扩张，难免鱼龙混杂，增加风险。加之当前经济、产业形势和政策因素等影响，城商行贷款质量已呈下降趋势。其中，政府类贷款、房地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较大。由于贷款仍占城商行资产较高比重（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贷款为5659.8亿元，约占总资产的42.5%。考虑“出表”等实际放贷，该比重可能更高），贷款质量下降的影响较大。总体来看，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2013年年末，辽宁省15家城商行整体不良贷款余额为54.5亿元，较2013年年初增加13.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较2013年年初上升0.1个百分点。尽管数字绝对值尚好，但考虑以下因素，实际资产质量劣于数字表现：一是加速信贷扩张本应做大分母，降低不良率，但不良率仍在上升。二是不良分类存在不准确因素。如对E银行的调查显示，部分连续转贷的贷款仍划分为“正常”，个别多次欠息的贷款也未转为“不良”。三是存在借新还旧。如F银行2013年办理借新还旧贷款68笔，金额合计为60.5亿元，占比达到全行贷款的37%。从贷款主体来看，政府类贷款隐患较多。2013年年末，依照贷款主体口径，辽宁省15家城商行发放政府类贷款余额268.7亿元，占全部贷款的4.7%。据审计局地方债务统计口径，15家城商行发放政府类贷款余额381.7亿元，略高于前一口径统计数据，占全部贷款的6.7%。虽然政府类贷款规模仅占7%左右，但存在以下隐患：一是部分项目收益不及预期。以G银行为例，2013年年末，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余额15361万元，且逾期一年以上。主要原因在于借款企业还款来源依靠项目收入和财政收入，项目收益未达到预期、政府资金到位不及时、土地出让延迟，从而造成逾期。二是个别存在违规与过度担保。如H银行的贷款中有五户区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证方式的贷款，存在交叉保证等违规担保现象。三是通过信托等方式变相多放贷，融资成本高。以A银行为例，2013年上半年新增银信合作投资业务99.2亿元，占新增贷款量的85%。其中，约44%的份额投在了城投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个别项目收益率超出了9%11%的平均水平。由于还款来源绑架在预期土地价值上，在当前形势下还款预期并不乐观。从贷款行业看，部分行业贷款风险较大。一是房地产业。2013年年末，15家城商行房地产贷款余额699.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2.7%，而省内全部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为9.35%，城商行高出平均水平3.35个百分点。从房地产开发贷款来看，15家城商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省内全部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的26.77%。二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及5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如钢铁、船舶等。以L银行为例，其投向冶金业和钢铁深加工业的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9.3%。2012年下半年以来，钢铁价格长期低位徘徊，加上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利润率低，贷款也受到冲击。三是部分其他行业。如某公司因国际市场低迷，生产经营出现严重问题，2013年破产重整，而M银行尚对其有7笔贷款存在欠息。应对建议综上，城商行快速扩张，追求贷款规模，风险已现端倪。信用风险体现在资产质量下降，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表现在资本补充和负债压力。新资本管理办法对次级债发行要求更为严格，资本补充难度大。负债压力方面，任由金融机构无序扩张，可能引致流动性风险。有鉴于此，建议如下：降风险。过快发展的城商行要适当放慢步伐，“稳步走”。一是城商行加强自我约束，宜稳不宜快。一旦超出管控能力，就可能风险失控，最终波及地方财政经济，也给地方金融生态带来负面影响。二是为配合城商行自我约束，地方政府可根据需要，重点针对由于超常发展而面临资本、人才、信贷调控等各方面硬性约束和风险较大的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三是加强对金融机构新设分支机构管理，对城商行新设机构特别是异地分支机构分类加强开业辅导。此外要多方配合，加强区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预备工作。城商行体量小，历史短，风险联动性强，加之部分省份城商行布局分散，平均规模小，更要提防风险。一要继续加强对城商行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与资金管理状况的摸底，做到对各类情况心中有数。二要完善和实行风险防范沟通机制与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坚决杜绝系统性风险爆发和蔓延。促转型。一是完善城商行组织机构管理。由于部分省份城商行机构众多且资产规模普遍较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建议将部分城商行进行兼并重组。一些小型银行采取入股方式并入若干大银行，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当地重大项目建设，增强城商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从而更加有利于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二是争取监管政策支持，帮助城商行“先行先试”创新业务。城商行体量小，试错成本低，可在审慎选取试点机构前提下，鼓励对金融创新业务先行先试，探索盈利模式和转型方向。从而有助于避免固化现有金融业竞争格局，满足先进城商行的合理发展诉求，也符合市场化取向。基于当前形势，建议优先推广具有稳定收益的融资平台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创造稳定负债来源的大额可转让存单等。三是组织培训，引导城商行“转型升级”，找准定位，特色经营。加强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业务，增强金融创新等培训，帮助城商行遵循金融大势，从实际出发，集中优势，整合资源，专注于创造富有特色的竞争优势，避免同质竞争，尽可能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寻找业务空间和利润增长点，实现自身增长与当地繁荣发展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