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因果关系

苏轼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因果关系每一个作家无论魏晋无论南北，其文学上的造诣特别是诗歌方面都可以说是作家生平 经历的直接再现。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现在就根据他的生平来论 述一下作家经历对诗歌传作的直接影响。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宋仁宗景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诞生 于四川眉山纱觳行。苏轼的生平与创作可以按以下四个时期来阐述：一、初踏仕途与创作的发轫期苏轼由于要应进士科考的原因，诗歌的创作较晚，一直到嘉佑四年，兄弟二人一举成 名，名动京师之后的两年，在为母亲守制之后，返回京城的水路上，父子三人诗酒唱和，结 集为南行集，标志了苏轼仕宦生涯的开始，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发轫，直到熙宁二年王 安石变法，都可以划入这段时期的范畴。此段时期，苏轼涉世未深，诗歌的写作也限于江山景物、文物古迹，在凤翔时期，则写 作了大量的人文题材的作品，如题画、品题书法等。南行的舟船在苏轼初发嘉州的诗中启航，苏轼诗歌创作的航船也随之启动了：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比之苏轼后来的作品当然还不够成熟，但毕竟也可以说是出手不凡了。二、州守时期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 的浪潮之中。苏轼被任为杭州通判，直至乌台诗案，历知密州、徐州、湖州。此十年时光， 可以称为苏轼生平及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此时期，苏轼在政治上较为激进，在创作方面，除了歌咏湖光山色的作品之外，也写 作了大量的抨击新法之作，在艺术水平方面，由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 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等，已具有大家风范。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 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 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 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了后来哲理诗的先河。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在他转任密州、 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 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 名的“乌台诗案”。三、黄州贬谪时期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 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 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 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 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 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 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 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 堂”。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 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 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 人一一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 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四、元佑时期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 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 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 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 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 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 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 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 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 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掠。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在此四句诗下 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 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 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五、惠州、儋州时期元佑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 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 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 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 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政者章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 “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 ”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当时，苏轼“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 全家人痛哭决别。元符三年（1100）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其弟徽宗继位，这是苏轼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 位皇帝。经过七年的岭外流放，东坡终于北归生还。东坡在北归的一路上，到处都受到了他的朋友和景仰他的民众的欢迎，观看这位九死南 荒而终得北还的传奇文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东坡穿过大庾岭，五月抵南 京一一他早已得到允许他自由居住的命令，于是决定在常州定居。六月的酷暑，旅途的艰辛， 加以常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而今一旦放松，66岁（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的老人病倒 在旅程中，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暂借的常州孙氏宅中。“文星落处天地泣”，“吴越之民， 相与哭于市”。正如东坡的人生观念，具有冲决种种束缚的因素一样，苏轼的诗歌创作也具有大胆创新， 摆去拘束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继承发展前人、特别是唐诗的优秀成果，一方面他深感在 辉煌的唐诗之后，处穷而必变之地，于是，大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 为诗”、“以理趣为诗”，从而开创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体制。在苏轼诸多方面的成就中，尤以苏诗的艺术特质而为批评家们所指责，争议甚伙。如陈 师道之批评韩愈、东坡“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严羽批评苏轼“以议论为诗”等：“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 焉。”这些批评家们，一方面承认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又批评其改变唐诗的传统. 他们还不能站在更高的视点，把握中国史诗的宏观进展，把握苏诗变革的意义。苏轼其人，生前死后，无论怎样被流放，被当权者诬陷咒骂，还是受到无数人的敬仰； 苏轼之诗，无论怎样不被批评家们接受，还是被人们歌吟传唱。东坡生前，便有黄庭坚、 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著名诗人集于他的门下，被美称为“苏门四学士”；死后，苏诗更为 盛行：“崇宁大观年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 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清波杂志）而东坡之亲笔翰墨， 在宣和间，便已“一纸直至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