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辨讹论文

有关杜甫的文章，感谢您的阅读！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辨讹论文本文是关于杜甫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 和分享。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载迟乃鹏先生杜甫石壕吏中 的老翁和石壕吏一文，迟文就杜甫石壕吏中老翁和石壕吏的形 象以全新观点给予品评。令人遗憾的是，迟文在史料应用上存在一些 错误，需要辨正。 一、迟文全篇立论的基础为：“唐朝承接隋朝， 在兵制上实行府兵制。兵志云：凡民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因此官府才会对老翁“点其为兵” （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第 84 页。下引迟文同） 。然而只要我们略读一遍新唐书 卷五 侗志，即可知府兵制与其所规定的二十至六十岁之限，本指唐 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时兵制的情况，与迟文所言安史之乱时的征兵 没有丝毫关系。依新唐书卷五 侗志所载，唐代共有三次大的兵役演变， 且不同时期的兵役制度互不相同：“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 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似铮似镉址希而方镇之兵盛 矣。”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5 册，第13231324页。下文 所引新唐书同） 府兵制的主要内容为：府兵者的家庭其他成员 依然正常服徭役。府兵者本人服兵役，且兵、农不分，平日务农，农隙演练，自备兵器和粮饷。如此施行兵制对于朝廷是极为有利的，兵 志予以总结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 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第 5 册，第 1328 页） 因此，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履行得越广泛、越彻 底，府兵制度也就越巩固。反之，若土地集中、战争频仍，均田农民 必大批破产，无力按府兵制的要求自备粮饷器械，府兵制度也就毁弃 了。府兵制最早隳废于高宗朝至武则天执政期间。当时，各地府兵番 役更代多不以时，大量府兵逃亡，“府兵之法浸坏” （第 5 册，第 1326 页） 。至玄宗开元时，各地府兵均“逃亡略尽” （宋范祖禹 唐鉴卷八玄宗上） 。鉴于府兵制名存实亡，宰相张说奏请玄 宗召募壮士充宿卫，施行“似铩敝法：“（开元）十一年（ 723）， 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 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 号曰似铩。” （新唐书卷五 侗志，第5册，第13261327 页） 每个似锉丁“皆免征镇、赋役” （第 5册，第1327 页） ， 由官府拨给兵丁军器、粮资。似镏频挠藕翊遇，使得逃亡者争相应募： “旬日，得精兵十三万。” （宋范祖禹唐鉴卷八玄宗上） 至 此，府兵制彻底废弃。待至奸相李林甫执政时，军费开支成了朝廷的 巨大负担，于是朝廷便在“似铩狈心闹葱兄写蚱鹆苏劭：“自天宝以 后，似镏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新唐书卷五 侗志，第 5 册，第1327页）朝廷不发军饷，似锓T脖阃接行槊了。但似锓山 从纱朔现梗至安史之乱时依旧采用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即谓：“以 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万以御逆胡。 以京兆牧、荣王琬为元帅，命高仙芝副之，于京城召募，号曰天武 军，其众十万。”（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 册，第230页。下引旧唐书同） 新唐书卷一三 五哥舒翰传也说：“禄山本以诛国忠（朝廷）即募牧儿三千 人，日夜训练，以剑南列将分统之。又募万人屯灞上。” （第 15 册，第4572 页） 这里的“募”，指的便是似锬急法。由上可知：彻底摒弃府兵制，施行似镏剖切宗朝和安史乱时兵制 的显著特点。因此，若论述安史乱时之兵役，仍旧以早已灰飞烟灭的 府兵之法来立论著说，便显得风马牛不相及了。二、迟文中有一条来自主观想象的推论。 即：因为石壕吏里有“惟有乳下孙”句，所以老翁岁数是“五 十左右”。依据府兵制“六十而免”的规定，“老翁还应当是个兵”， 官府也有权力令其出征，但是老翁以“逾墙走”的方式逃避兵役，故 而老翁是一个“对国家社稷无责任心逃避兵役之逃兵”。迟文以“乳下孙”来推断其祖父（老翁）岁数“五十左右”，从 常识上来讲，其推断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漠视了无奇不有的大千 世界所有“乳下孙”与其祖父可能相距的实际年龄。例如白居易谈 氏小外孙玉童诗所记载的“外翁七十孙三岁” （全唐诗卷四五 文学分享九，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14 册，第5233 页） ，迟文便无法自 圆其说。故此，按照“乳下孙”来推断其祖父的岁数并作为推论的前 提是不科学的。那么石壕吏中老翁的年龄到底应该有多大呢？我以为：最小 也当有六十岁。理由有两点：（一）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肃宗乾元二载（759）是学术界的 共识（可参见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乔象钟主编唐代文学史、 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时杜甫本人已经四十八周岁了。从常理来分析，他不可能称呼仅 比自己大两三岁的人为“老翁”的。因为“翁”字是对长辈带有褒义 的尊称。汉扬雄方言六说：“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南楚 谓之父，或谓之父老。”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3 年 版，第 1177 册，第 64 页） 唐代也是如此：唐玄应一切经音义 卷一六善见律称祖父为 翁：“祖为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丛 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0742 册，第 744 页） 再 如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张荐叹赏年已八十的忠直之士颜真 卿为翁：“不知悲翁何以堪此！” （第 16 册，第 4980 页） 所以 迟文推定老翁的岁数为“五十左右”是不近情理的。（二）唐代称普通百姓为“老”有着严格的规定。官府登记注册的“老”，才是真正的“老”，不可随意称呼。旧 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记载云：“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 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 （第 6 册，第 2089 页） 新、旧唐 文学分享有关杜甫的文章，感谢您的阅读！ 书及文献通考载其注册后的“老”有五点好处：第一，称“老” 之后可不必服各种徭役；第二，老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朝廷便会授其 名誉官衔；第三，犯罪可以减免刑罚；第四，可参加县令主持的礼仪 活动；第五，可荫惠其子免除徭役。由于“老”的称呼与其本人及其 子男的赋役情况紧密相关联，故而唐中宗之韦后曾用“老”的称呼来 收买人心，将“老”降为五十八岁：“韦庶人为皇后，务欲求媚于人， 上表请以二十二为丁，五十八为老，制从之。” （旧唐书卷四八 食货志上，第 6 册，第2089 页） 后韦氏伏诛，杨躺媳砬肭蠓衔 卞咸岚福“省司遂依趟执一切免之”（旧唐书卷一八五杨檀， 第 9 册，第 4819 页） 。朝廷对民之“老”的称呼如此斤斤计较地 反复修正，说明“老”之称呼绝非今天对年长之人随意泛称那样简单 由上两点可基本确认老翁岁数最小也当为六十岁，没有服兵役的 义务，官府也不应当征其为兵。迟文强行指责一个至少六十多岁的老 田翁为“逃兵”是不合适的。那么假使撇开府兵制早已废弃及年龄条件等因素而不谈，老翁是 不是“逃兵”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亦有两点：其一，老翁不是府 兵。从杜甫石壕吏中的“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句可以看出：石壕吏只管捉人，并未要让被捉之人自带兵器和粮食。 这说明：军队负责供给士兵兵器、粮食。这种情况不符合府兵制自备 粮饷和兵器的原则。有点类似似镏疲只不过其中将“招募”变成了捉 兵而已；其二，老翁亦不是似镎心急。似镎心急丁对身体的要求是很 严格的：必须要达到“强壮”的程度，新唐书卷五 侗志记述招募似锉之身体标准为：“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 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 （第5册，第1327页） 这样 高的要求，老翁是达不到的。因为任何时候也无法将“强壮”与老翁 等同起来。至于“老翁逾墙走”之事，应当以同情的心理来看待：老翁已为 国家献出了三个儿子，家里只剩老妻和“出入无完裙”的儿媳及“乳 下孙”，若老翁再被捉走，一家人该如何生活？迟文将老翁说成是一 个“对国家社稷无责任心”的人，有失公允。三、迟文主观认为：石壕吏捉拿老翁服兵役，是“依据法律”的， 因此石壕吏是代表“国”的“法律执行者”。此观点亦不正确，原因有两点：第一，安史乱时，官府向百姓征 兵役毫无“法律”可言：不仅老翁、少年要服兵役 （杜甫羌村三 首其三有“儿童尽东征”句；垂老别写“骨髓干”的老者走向 沙场事。分别见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394、534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而且连精力衰竭的贫苦老妇人也不放过。在如此黑暗的社 会里，奢谈“依据法律”，岂不谬哉？第二，如果一定要牵涉“法律” 的话，那么石壕吏捉拿老翁上前线打仗有违新、老皇帝的诏命，不仅 不能代表“国”，不是“法律执行者”，而且是祸国殃民的凶神恶煞。骑制代替府兵制后，玄宗为了让天下百姓感受到惜老怜贫之仁君 形象，曾先后两次下诏放还老兵。放诸镇兵募诏敕命云：“或老 疾尪羸一切放还。” （全唐文卷三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1册，第344页。下引全唐文同） 放还老病军士诏重申 道：“有疾病老弱不堪斗战者，委节度拣择放还。” （全唐文卷 三一，第 1 册，第 352 页）肃宗即位后亦想压缩没有战斗力的兵员。 如乾元元年（758）肃宗颁布乾元元年南郊赦文：“兵士有尪弱 羸老并拣择放。” （全唐文卷四五，第1册，第496页） 稍后 的罢役兴农诏再一次下令强调：“应在行营有羸老病疾不任战阵 者，各委节度使速拣择放还。” （全唐文卷四三，第 1 册，第 478 页）如前所述，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肃宗乾元二载（759）是毫无 疑问的事。也就是说：这时肃宗刚刚颁布了军队放还“羸老”的乾 元元年南郊赦文和谕旨，石壕吏既不奉行老皇帝的诏书，也不顾及 新皇帝的敕令，将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圣旨”视为儿戏，何 以能代表“国”，何以称得上是“法律执行者”？综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迟先生的观点虽说新奇，但违背基 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成立的。这说明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 不仅要有新思想、新方法、新思路和新发现，同时更应具有严谨、科 学的治学态度。感谢阅读，希望能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