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新政治经济研究视角的分析

政治开展模式比拟研究新政治经济研究视角的分析 政治开展模式比拟研究?新政治经济研究视角的分析摘要:政治开展研究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主题。本文从新政治经济研究的视角对东西方不同政治开展模式进行比拟分析。对于“西方模式,着重分析亨廷顿的政治开展理论。针对“东亚模式,着眼于经济开展与政治开展关系的现实选择,强调权威政治是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普遍国情。在此根底上,从利益分化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开展模式的选择。关键词:西方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政治开展模式引言 政治开展研究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很多西方政治学者热衷于对开展中国家政治开展问题的研究,在此领域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有比拟成熟的理论。但是,西方学者对开展中国家政治开展的研究多数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抛不开用“西方模式来对开展中国家政治开展加以引导的意图。而事实是,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开展模式,历史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等等,决定了开展道路的不同。本文采用的分析工具是新政治经济研究。新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的交叉和融合,并把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理论上说,新政治经济研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交叉点上产生的新兴学科;从实际需要上看,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是社会开展对理论研究提出的现实要求。本文力图采用这一分析视角,对政治开展问题从政治与经济结合上加以分析,并且注重从国家政治开展和经济开展的关系上来分析政治开展模式选择问题。西方政治开展理论与西方模式政治开展概念和西方政治开展研究 政治开展political development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美国60年代初首先开始了政治开展研究,这是同战后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美国迫切需要在开展中国家扩大影响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关于政治开展概念的内涵,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们做了许多限定。其中有影响的有: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在?政治开展的各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中概括了政治开展的十种含义,包括把政治开展看作是经济开展的政治先决条件;是工业化社会典型的政治;是政治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运转;是行政和法律的开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稳定和有秩序的变化;等等。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开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他指出:“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开展的标准。政治开展指国家的开展和国家的民主化。参考文献:美阿尔蒙德:?开展中的政治经济?,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8页。亨廷顿那么把政治开展主要看作是三个方面的开展: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展。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6页。西方学者有时把政治开展与政治现代化作为同一用语。美国杰克?普拉诺等著的?政治学分析辞典?,对政治开展的解释是:“一般来说,政治开展都是朝着更大地增加政府的能力方面开展。政治开展有时随着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开展而开展,但更常见地是随着每一社会的政治系统的日益分化、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开展的,而不管它们是民主政治或专制政治。政治现代化有时被当作政治开展的同义语。 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辞典?,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所以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对政治开展的限定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和公民参政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说政治开展主要具有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两个目标。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更为注重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开展。亨廷顿指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开展,这里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开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 美塞缪尔?亨廷顿:?开展的目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页333页。 西方政治开展研究的起步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的政治原因。二战后广阔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开展道路和开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新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开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兴旺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有着特殊利益和影响,美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最早。首先在美国比拟政治学界掀起的政治开展和政治现代化研究热潮,逐渐形成强大的研究队伍。美国一流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由于得到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扶植和资助,对第三世界开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在西方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政治开展理论在初期显示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尤其是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开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这些研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从开展中国家过渡到兴旺国家,只能有一种开展模式,就是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开展模式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西方中心论不仅在理论界强烈地反映出来,还反映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和开展援助方案中。由于西方政治开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处在大变革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开展中国家,而研究者们对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又显得那样陌生,因此这一理论一经问世就引起剧烈争论,并一直受到实践的挑战。许多在独立后采用西方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动乱频繁,经济停滞,政权不稳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政治开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开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在实践的挑战下,西方政治开展理论也在进行着自我修正,并且一直处在不断地更新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依附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e的产生和开展。政治开展理论在初期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西方也曾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依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它发端于拉丁美洲学者,也是新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们的一种理论观点。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正在开展中的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即第三世界和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所造成的是边陲地带中的受剥削和经济的停滞而不是经济的开展。依附理论成为西方开展理论中的一个流派,它主要作为解释第三世界经济政治不兴旺状态的原因而成为开展理论的一支。但是它本身也有很多缺陷,也没有正确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开展的真正原因。进人80年代以来,对西方开展理论的最大挑战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崛起,这一群体的经验对传统开展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并将大大丰富开展理论。这个问题我们后边要论述。 西方政治开展理论的最大弊病在于试图寻找一种普遍开展模式。事实是,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开展模式,历史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开展道路的不同。西方兴旺国家有开展问题,开展中国家也有开展问题,各自开展的内容和特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是兴旺国家之间,也不会有一致的开展道路,开展中国家的政治开展更不会采取一种模式。西方政治开展研究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开展经验去设计开展中国家的开展道路,这是行不通的。(二)亨廷顿的政治开展理论分析框架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开展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初版于1968年,是他的理论奠基之作。这本书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开展理论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至今仍为美国和西方各大学现代政治理论系科学生的必读教材,其思想和论点影响巨大。之后他又有?难以抉择:开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和?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等研究政治开展的著作出版。在其发表的?开展的目标?和?文明的冲突?等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亨廷顿对他以前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开展的目标?中,他对最近二十年政治开展理论的主要议题和议点进行了有益的回忆,提出了各项开展目标相容性假说,并提出了文化与开展的关系问题。 美迈伦?韦纳和塞缪尔?亨廷顿合编:?了解政治开展?,1987年。参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1357页。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特别看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它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冲突。 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尽管对亨廷顿的著作和文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在世界政治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据?美国政治学季刊?1986年夏季号所载统计资料,亨廷顿在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学术著作中被引用的次数居各家同行之首,其权威性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参见沈宗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页。 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说,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对政治开展的至关重要性,而他的?第三波?一书主要分析的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reface,XV。这两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代表了亨廷顿在政治开展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我把这些观点概括如下: (1)亨廷顿的政治开展理论的内容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页。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开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响。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开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兴旺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兴旺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3页。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开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开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开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开展水平的提高,开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开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防止的趋势。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p。6。 如果从政治权力的变化上分析政治开展,政治开展的这三个目标: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也可以归纳为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大和权力的分散过程。“现代化既涉及到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变化,也涉及到该体制中权力总量的变化。在一个国家开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各方面确实都构成了现代化的组成局部,而每一方面又都是对政治体制适应能力的挑战。“典型地是集中必要的权力以造成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发动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这是当今世界现代化中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此后一阶段,该体制就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制约的制度。 参见The Third Wave。 2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也即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与的开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开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开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开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上,亨廷顿明确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3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开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开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开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到达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抗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这一局部的观点见亨廷顿的著作?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美Current,June,1993。参阅?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7292页。 以上概述的亨廷顿有关政治开展的观点,不难看出他无疑仍未能脱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在根本上还是认为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兴旺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和政治开展的参照和归宿。但比起西方早期政治开展理论,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新的情况的出现和条件的变化,亨廷顿对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进行着修正。 (三)亨廷顿的开展文化观及对政治开展理论的开展 亨廷顿1993年夏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冲突。他认为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提出今天以文化和文明来区分国家,要比以政治、经济体制或者开展水平来划分,更有意义得多,并指出从现在起,国际关系将日趋非西方化,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扬言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亨廷顿的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论。我国学者也加人了亨廷顿理论引发的讨论。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亨廷顿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的广泛批评和抨击,主要集中在亨廷顿在文章中过分强调了异质文化的民族冲突、对抗的一面,却视而不见当今世界上文明的交融与沟通的一面。 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当代不同文明之间固然有差异,但文明是开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全球的一体化。科技飞跃和信息革命造成了强大的文化趋同。 “文化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 何信全:?文化:世界冲突的来源抑或融和的起点?,?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亨廷顿之所以在其文章中提出异质文化的冲突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最主要冲突这样一个鲜明观点,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其中心成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他又以维护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为出发点,担忧在当今世界西方力量敌不过非西方力量的组合,因而不赞成文明之间的冲突扩大。有人批评他这是“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 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一评全球文化冲突论?,?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我认为虽然亨廷顿片面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而无视文化与文明的融合是有错误的,但是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当代政治开展,坚持因国而异,具体分析,成认由于各国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政治经济开展模式的不同,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说明亨廷顿终于指出了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 在1987年亨廷顿与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开展?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开展的文化问题。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开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亨廷顿所以意识到并关心文化问题,是由于他所致力的政治开展研究的需要,也是由于在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开展文化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东亚开展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致使他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开展与到达目标的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X国家可能的开展模式,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吗?他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开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开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可以这样说,亨廷顿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东亚开展模式的启发。东亚的经济崛起,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也成为亨廷顿提出“开展的文化问题的直接动因。他认识到其“适合各自文化开展的模式,不过是东亚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于外乡文化的自信与需求的反映。“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它们还将试图把这种现代的东西同它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协调起来。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会有全球文明,只有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相处。 所以,东亚成功的现代化促使亨廷顿等西方具有洞察力的人成认了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并力图从文化上分析各种不同模式,这个事件本身和它对理论开展的促进同样有意义。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东亚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东方文明特征。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重视家庭的作用,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秩序,群体凝聚力,注重教育,务实精神等因素在东亚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开展模式作为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又是东西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都是受西方影响很深的国家和地区,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管理经验和某些法律、政治运行程序的同时,它们努力保持自己的开展特点,并使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潜力得到发挥。这一事实本身既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反驳,又是其开展文化观的理论动力。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和他的政治开展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其政治开展理论的自然延伸和开展。虽然他片面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成认文化的不同导致政治经济开展模式的不同,进而引申出不能照搬西方开展经验的思想是现实的、可贵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其文化观时,要与其政治开展理论结合起来,了解亨廷顿对自己理论的开展是有益的。东亚模式的启示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中找出共同之处,是开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开展模式的归纳是有意义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开展模式。它在既不全盘否认传统东方文明,又不照搬西方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开展道路。(一)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 东亚的现代化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是东亚经济崛起的起点。大多数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不包括日本,而主要指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到20世纪8090年代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行列的国家地区。集中对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开展经验进行研究,对我国和其他开展中国家更有意义。 实行东亚模式的国家与地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些国家与地区是继日本之后,在既不全盘否认传统东方文明,又不照搬西方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开展道路。“四小龙和后来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的经济起飞和政治开展预示着有着特殊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模式和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解释,根本都是把视角放在东亚经济崛起这一事实上,着重分析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和经济起飞的原因,而没有把经济起飞后的社会、政治开展变化放在视角内。我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济崛起和随之发生的社会、政治开展变化应该综合起来看,因为经济开展和其他领域的开展是不可分的。经济开展又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开展和政治开展。那么,东亚模式的含义就不应该只从经济上去界定,而应该从经济和政治结合的角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合理解释其经济开展,从中揭示东亚乃至其他开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开展的规律。我认为,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开展模式。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开展经验中,可以归纳出东亚模式的本质内涵,它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开展一般是在一个以开展为导向的集权政府领导下产生的,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开展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政治开展是在经济开展推动下产生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开展在先,政治改革和政治开展随之发生,经济市场化在先,政治民主化在后;(3)集权政治是其政治开展的必经阶段和内在过程。(二)权威政治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普遍国情 东亚的经济起飞和开展与权威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这是研究东亚经济政治开展时首先应注意的一个根本领实。这一现象也普遍被国内外研究者们所强调,作为东亚模式的根本特征来认识。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及近期实现了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除个别例外,经济起飞时期几乎都采取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权威主义政体。“权威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一个共同特点。以往人们多注意了权威政治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开展的作用,而很少从政治开展的角度分析权威政治。本文试图不但从权威主义政体对经济推动的作用上,而且从政治开展的角度对其做一些分析。 要进行这项工作,首先要对本文所使用的权威政治概念作一些限定。权威政治Authoritarianism是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它有时被作为专制或专制的同一用语。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最高官员由公民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产生,而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政府最高官员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专制政体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君主专制政体,权力一般由世袭获得。在现代,专制政体有各种表现形式,如一党专制、军人专制、官僚权威主义和个人专制等。这些政体形式都不具有民主政体的那种自由竞选机制和广泛的公民投票参与,其权力由革命、政变或世袭等方式获得。本文所使用的权威主义政体是指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开明专制政府,它与传统的专制政府不同。主要不同在于:A这种权威主义政府根本是在法制条件下运作的。传统专制政府不是在法制条件下运作的,而是“一种人格权威在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权力运行轨道。在这里,法的权威和机构的权威都处于附属的地位。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B这种权威政体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开展取向,有人称其为开展型专制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不管形式上怎样称呼,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经济开展的早期和中期阶段的政府都不是民主政府。高度集权的军人政权是韩国经济开展早期和中期的持久政治现象,从1961年军事政变军政府上台执政,到1987年向民主化转变之前,韩国一直是在军人政权统治之下。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也是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新加坡一直采取的是一党统治。香港我们不太好归类,但是它在港英当局统治下也不是民主政治。东南亚的三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多数时间也是在高度集权的军人政权统治下,马来西亚在不同程度上是柔性专制政府,不同时期实行过一些民主措施。所以,尽管在形式上有各种区别,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专制政府或非民主政府毫无疑问是这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经济开展时期的普遍政治现象。正是这种政治上的非民主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并有效地压制和缓解了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进而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开展。 关于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权威政治现象,我的认识是: 第一,权威政府所以能促进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因为在东亚有接受权威政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历史上,东亚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民主制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而在东亚历史上一般都采取中央集权制。近代东亚社会又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开展,没有西方社会那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要求。所以在东亚,除个别国家外,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期间都是集权政府统治并非偶然。它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标准瓦解而新的法理型标准体系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这种权威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的开展,使自身成为社会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根本依托,到达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进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开展。 第二,不只是东亚,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权威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比民主政治更能促进经济的开展,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成认的事实。许多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成认这一点:“如果一个欠兴旺国家想要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开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 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西方大多数开展理论家似乎都已经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开展需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防止的。 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国外一项对98个国家的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开展率,而民主政体那么确实像是有碍于开展的一种奢侈品。 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成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形式,而是来源于它的政绩。在东亚各国中,菲律宾采取的是民主政体,虽然它的根底比大多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都好,可是近些年来它在经济开展和社会稳定上却远不如以上国家和地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在开展中国家采取权威政治开展经济比民主政治效果好。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权威政治是其现代化初期国民经济开展的重要保障。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只有依托权威政治的力量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推动本国工业产品进人西方市场,以政治优势弥补经济技术的劣势。同时,借助权威政治,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有力地发育和培植了市场体系。它们的经验说明,在现代化初期,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可能对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起到助产婆的作用。 第三,从历史上看,兴旺国家的经济转型和起飞也大都是在专制政体条件下或民主政治没有真正形成的情况下完成的。英、法等欧洲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得力于封建专制王朝庞大的行政权力机器的推动。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时,尽管建立了议会和内阁,但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是到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法国的工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这个时期正好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德国的经济起飞也是出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陆,和在大局部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因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必要的。“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对权力集中于一个绝对君主常常持赞同态度,正如当今现代化推进者对于权力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群众性政党持赞同态度一样。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第四,政府能力和政府效能的提高是政治开展的题中之意。从政治权力变化的角度看,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扩大是现代化早期和中期阶段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政府根本上是现代意义的集权政府。区别传统专制政治体系和现代集权政治体系的标志是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也可以用政治体系的组织结构分化程度和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的出现及职能分化来表示。在现代化过程中,集权和政府职能的专门化相伴而行。这是社会的日益复杂和对政府的要求日益增加的反映。没有职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政府仍然是原始的、低效率的。制度化要求决策者尊重和履行法律规定的制度,即要求决策体制和决策行为的制度化。在开展中国家的政治开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化的开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开展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一个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的政治体系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的条件,经济增长也更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由于政治制度化的开展,权威政治所保持的长期政治稳定,有利于政府着眼于国家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坚决不移地贯彻既定的经济开展战略,保持经济开展的持久后劲。相比之下,一些开展中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权更替频繁,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开展问题上只能搞短期化行为,这正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开展中国家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是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开展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模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在奉行权威主义政治时,也不否认民主政治开展方向,并在不同时期进行有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展和社会开展到达一定阶段,提供了向法理型政治转变的必备条件时,它们没有固守权威政治不放,而是逐步开始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如卢泰愚、金泳三时代的韩国。如果它们在这个时候还固守权威政治,其政治就会失去合法性根底。(三)经济开展与政治开展关系的现实选择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开展是以经济开展为根底的。“在这些现实的关系中,尽管其它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开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开展进程的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在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开展时也是完全适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过去30年来的经济开展对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其政治体制的开展和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开展是经济开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如上所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开展的早期阶段所普遍实行的权威政治,是适应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开展的要求的,同时,以法制为根底的权威政治也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开展推动的结果,是其政治开展的必经阶段和内在过程。 其次,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必然以经济开展为根底。从历史的开展方向看,政治民主无论怎样说仍然是开展中国家政治开展的根本任务。东亚的经验说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必然以经济开展为根底。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民主政治的实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把这些条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物质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和“防卫条件。他认为在所有这些条件当中,兴旺的经济水平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首要条件。“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如果群众中大多数人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 美科恩:?论民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0111页。在一个经济兴旺的国家,民主制度比拟容易得到实施和推广。因为只有在兴旺的经济根底上才能到达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较为普遍的社会联系,造就较高的国民文化素质,从而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另外,兴旺的经济往往以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为支柱,容易造就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容易达成民主政治所必须的社会和解与政治妥协;同时,经济的兴旺还往往使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趋于公平合理,政治资源的分配比拟多地按照公平竞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先赋的方式来进行。现代开展中国家的历史事实说明,没有兴旺的经济作保障,民主制度不是徒有虚名,就是不能持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落伍是专制政治的温床,富有与进步才是民主政治的良伴。 陈秉章:?政治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出版,第190页。 第二,经济开展的性质比经济开展的水平对政治开展和民主化可能更有关键性。也就是说,政治民主化与市场经济的开展有更直接的关系。韩国的民主化转变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后,是经济开展推动的结果,但是只有在韩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开展之后才有政治向民主化的过渡,这是一个不可无视的事实。韩国从80年代全斗焕政权起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逐步走向自由市场化。金泳三就职后所实行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用参与和创造取代指示和统制作为开展经济的根底,向“以公正与竞争为原理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并提倡“小政府。 事实证明,韩国的经济市场化对其政治民主化的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的特性是全社会特性的根底。这就揭示了商品所蕴含的民主特性和民主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兴旺形态,它必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具有更彻底的民主成分和民主内容,并把民主成分渗入到社会经济开展的各个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吸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它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法码,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第三,经济开展与政治开展的关系还表现在政治文化的变迁上。经济开展将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孕育成长创造条件。经济的开展、市场化、教育的开展、工业化、都市化、通讯的开展等,这些都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开展。因为在这些因素的开展中,人们的价值会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上,人们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宽容精神、协商和妥协精神等现代价值观会随之形成。而只有在一个现代价值观在公众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政治才能有效运作,民主政治的规那么才能得到共同遵守。另外,在经济开展中社会的教育水平会逐步提高,而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关心政治,参政意识、宽容精神、权利意识和相互信任感越强。“四小龙和其它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教育的开展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现代价值观的逐步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开展是推动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现代价值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动力。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又必须有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撑才能稳定和长期存在,否那么,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总之,在经济开展与政治开展、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为开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它首先是这些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压力下积极推动的结果。权威政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适应其经济开展特定阶段的政治形式并且是其现代政治开展的内在过程。因此东亚的经济开展带有鲜明的后开展经济的政治过程的特点。同时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起飞又带来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展,形成了一种“政治专制?经济开展?政治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开展历程及其开展趋向。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说明,开展中国家不宜过早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必须是经济和社会开展到一定阶段成熟的内部条件驱动下实现的。中国政治开展模式选择?从利益分化的角度(一)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现状与特点 中国的改革开展是以培育和开展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总体社会转型,而利益分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与成熟而不断开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是根本否认利益分化的,而在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是我国进行改革的必要前提。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还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城市实行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都是对利益平均化的打破。“让一局部人和一局部地区先富起来,更是对利益分化和利益差异的成认。三十几年来,由于市场化进程的加剧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也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利益格局迅速实现了由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变。目前我国利益分化的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利益分化在广度上开展迅速。 在方案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单一集中,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经济体制使全国人民的利益凝成铁板一块,在利益分配中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和国家利益,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指向单调归一。所有的城市劳动者也都几乎毫无例外的依靠国家发放的相对平均的工资维持生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获利渠道,社会成员日益突破原来意义上的群体划分范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四大群体不断分化,出现了以不同职业为主要划分依据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如工人阶级分化出了生产性工人群体、效劳性工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群体;农民中分化出了乡镇企业工人、专业户、包工头、小商贩等;还有个体劳动者群体、私营企业主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如歌星、影星、律师、自由撰稿人等);靠债券、股票等获利的食利者群体等等。多样的利益群体获得了国家和人们心理上的成认,不同的利益需求也都逐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得以表达。并且,各个群体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分化和重组,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分化、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 其次,利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 利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主要表现在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个人利益客观存在的现实得到了成认。利益竞争、优胜劣汰使人们之间在物质收益上出现巨大反差,而且由于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机制等配套措施尚不健全,更加大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利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 最后,多种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由小变大。 对多种利益群体的成认,带来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观念的强化。利益的驱动使不同的群体逐渐习惯于从各自特殊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和改革中的一切事物,并且有更多地考虑群体利益的倾向。这是因为,由共同的职业分工、劳动方式、分配方式联结起来的利益群体,必然产生共同的利益感受、共同的利益要求,甚至共同的荣辱观和共同的社会地位,这种共性使每个成员既受到这种意识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利益群体的倾向。这种群体意识和社会观念的强化必然增强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整体性利益结构向多样性社会利益结构的过渡,这种过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日益开展成熟和理性化,必然为我国的政治开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二)利益分化为中国政治开展提供动力 人类自身的解放是政治开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利益作为同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的事物,在人类追求解放的过程中经历着自身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开展概括起来讲,就是指在生产力极开展、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普遍公平和公正的根底上,社会每个成员个性的全面开展。说到底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开展,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普遍的需求和幸福,为了发挥一切人的潜力,为了一切人的解放。人类开展的每一步始终要以社会和人的普遍利益和需求为核心。也就是说,只有成认每个个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尊重每个个体的特殊利益,社会才能走上正确的开展道路。再者,人类个性的全面开展必须以摆脱人身依附和困境,起到了比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规那么更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包括广泛的、有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及与国家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利益分化塑造了有主体意识、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比拟政治学?一书中,把公民分为政盲、顺政者和参政者三类,并认为在政盲和顺民占绝大多数的政治社会中,民主政治难以实现。只有参与型的公民占大多数的社会才是民主的社会。阿尔蒙德的论述准确地揭示了民主社会对公民自身提出的要求,很难想象在一个有政盲和顺民充满的社会里,民主政治能够得以建立和顺利运行。参与型的社会主体是民主社会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根底。那么,这种参与型的社会主体的品格如何养成呢?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发生孕育在市场经济中,利益分化是塑造有主体意识、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的主要力量。 首先,利益分化与主体意识。 所谓主体意识就是指公民认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不依附于任何势力,能够根据自身的判断和感情参与政治生活,相信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解决有关问题。这是民主社会的社会主体必备的政治心理。这种主体意识并不是天生的。在小生产社会往往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小农意识和小商品意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5。 1972年版,第693页。这种社会意识是民主社会产生的巨大障碍。市场经济的产生,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依赖纽带、血缘纽带、等级差异、种族差异等在利益多元合法化面前都被打破了。束缚人的依赖关系逐步走向瓦解,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根底和条件。我国的改革是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成认利益多元化是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第一步。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获利源泉多样化,唤醒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鲜明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观和尊严感,与此相适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