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历史图说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北的汉城一带，周长25.7公里，面积为36平方公里。城的平面为不规则的方形，缺西北角，犹如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故有“斗城”之称。 汉长安城共有城门12个；城内宫殿鳞次栉比，金碧辉煌，最著名的是未央宫，长乐宫和建章宫；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大多聚集在城的西北部；整个城墙用夯土筑成，高大结实；城内街道均东西和南北向排列，十分整齐壮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最大的城市，当时世界上只有欧洲的罗马城可以与之媲美。 该图为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耧车是一种播种工具。据史书记载是由西汉时的赵过首先创制的。这是根据山西平陆出土的西汉壁画墓的耧播图和王祯的农书以及参考了河南安阳地区的早期三脚耧车复制而成的汉代耧车。 这个耧车模型是一个三脚耧，使用它可以同时播种三行；它大大地加快了播种的速度，提高了播种质量。 耧车复原图作为农业生产力重要标志的牛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汉代，牛耕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牛耕技术不但在中原地区盛行，而且逐渐向长江和珠江流域推广。 这个时期的牛耕普遍采用的是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式。 图中所示的是：1959年在山西平陆出土的西汉牛耕图和1971年陕西米脂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 这两幅牛耕图是当时牛耕的形象反映。 这是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采桑画像砖的拓片摹本；它高24.2厘米，宽37.5厘米，画面表现一个妇女手执长竿，正在采桑叶的情景。 汉代时，四川是栽种桑树和生产蚕丝的主要地区，这块采桑画像砖的出土，给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这是1967年，在山东诸城一座汉墓中出土的13块画像石中的一块。它反映了汉代饮食加工的情况。 这块画像石高1.52米，宽0.76米，厚0.23米，画面上有宰牲、炊事、酿造等内容，场面庞大、复杂、人物忙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是西汉时的青铜照明用具长信宫灯，1968年在河北满城出土。 长信宫灯的造型为一宫女跪坐着手持灯具；它通体鎏金，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组合而成，通高48厘米，人高45.5厘米。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可以拆卸，灯盘、灯罩可以转动开合，可以调节灯的亮度和角度。烟烬可通过右臂进入“宫女”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 这盏铜灯上还铸刻有铭文9处，共64个字。“长信宫灯”就因铭文有“长信”字样而得名。 长信宫灯设计精巧，造型生动，是罕见的艺术品，现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这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素纱禅衣；它是由精制的罗纹绢制成，因其没有颜色，因此而得名“素纱禅衣”。 这件禅衣长128厘米，重约49克，折叠后可以握在手中，可谓薄如蝉翼，轻如鸿毛，由此可见，汉代纺织业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西汉博山炉1968年在河北满城出土；它是一件青铜制的薰香器具，通高26厘米，因炉盖似海中仙山博山而得名。 博山炉通体错金，底座饰以卷云纹，透雕出蟠龙纹；炉身的上部和整个炉盖作成多层次的、高低起伏的山峦，其间还巧妙地配置着树木、鸟兽和人物。炉盖因势镂空，作为散香孔。 这件博山炉做工精巧，雕饰华美，富有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是汉代博山炉的上乘作品。它生动地反映出了西汉手工业的高超技巧。 这是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一组铜车马队中的轺(yo)车。 这辆铜轺车通高约44厘米，连马通长约55厘米，车宽41厘米，造型巧妙，制作精美，反映了东汉手工业水平已经很高。 铜轺车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利用水力鼓风冶铁的水排。这是根据后汉书和王祯农书中的有关记载复制而成的冶铁水排模型。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水排利用杠杆和水碓凸轮的机械原理，以水为动力，带动皮制排橐鼓风冶铁；它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冶铁质量。这种水排一直沿用到唐代。它的使用要比欧洲早1000多年。 这是一幅反映东汉冶铁情况的画像石的拓片，原石1930年在山东滕县出土。 在图的左边表现为用排橐鼓风，中间的人正在锻炼铁块，右边的人则在采矿。 这块画像石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汉时冶铁生产的情况。 这是由今人画的黄巾起义图，现收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画面表现了黄巾起义军在领袖张角领导下取得了一次胜利的场景。画面中的起义军战士发髻上都包着黄巾，这是起义军的标志. 这是1969年在甘肃武威的东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 铜奔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马昂首嘶鸣，体态丰腴，三足腾空，右后是正好踏在一只正在疾飞的飞燕背上。 马的造型骄健俊美，用飞燕作为陪衬，更显出快马奔腾，神速超过飞燕的情景。奔马与飞燕在这一瞬间的动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奔马全身的着力点虽只集于一足之上，却完全符合重心平衡的原理。它充分地显示了匠师们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是完美的艺术杰作。 铜奔马1983年被中国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它现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这是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墓葬出土的西汉骑兵俑，现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 骑兵俑通高68厘米。俑的马昂首、张口，正在嘶鸣；它四腿直立，尾巴翘起，显得躯身矫健挺拔。一个武士端坐在马背上，两眼注视前方。他头扎巾子，身上披着红、白短战衣，一手紧握缰绳，一手拿着兵器，显得非常威武雄健。 同时出土的兵俑有数千件。这些骑兵俑的出土，反映了当时西汉军队中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骑兵；它们是对北方匈奴族作战的主要兵力。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茂陵东约1公里处，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之一。 霍去病是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杰出青年将领。他曾六次率军反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深入匈奴腹地两千里，官至骠骑将军，并受有冠军侯等封号。 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病逝。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劳，为其举行隆重葬礼。霍去病的坟墓形似祁连山，墓前陈列着各式大型石雕像。这些石雕像成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批石雕艺术珍品。 1961年，霍去病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卫青墓位于陕西兴平境内，是西汉时抗击匈奴著名将领卫青的墓地。 卫青曾在汉武帝时多次率军深入漠北，出击匈奴，为西汉击败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 卫青于公元前106年去世。为了表彰他的丰功，汉武帝将他的墓修建在了自己的茂陵外侧 王昭君墓又名汉明妃墓、青冢，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大黑河之滨。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今湖北秭归人。她是西汉元帝时的宫女，公元前33年，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汉朝和匈奴的亲善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昭君出塞”成为传诵千古的历史佳话。 昭君墓地势平坦，从远处望，表面颜色青青，故称青冢。墓的方向朝南，现高约33米，旁边有阶梯可以登到墓的顶端。原来墓前有石狮、石虎、石马等巨型雕像。 昭君墓前立有墓碑，董必武撰文刻于碑上；碑文写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 这是1959年在甘肃武威的一座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绢地刺绣。 这幅绢上加刺绣，其图案瑰丽秀美，线条粗细搭配均匀，明纹暗纹结合得当，显示出了汉绣的高度艺术水平和娴熟的技巧。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汉代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丝绸西运的历史境况。 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后，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的生活。这是那时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几种植物；它们分别是：苜蓿、葡萄、石榴、核桃。 这卷木简是1930年在甘肃北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它是一个器物薄，记录了这座烽燧所拥有的兵器及其它驻屯军用品的数目，其中有东汉和帝“永元”的纪年。 这卷木简是用牛皮绳编起来的，出土时比较完整，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这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纸质地图。 这幅纸质地图的纸质薄且软，纸面平整光滑，用黑色线条勾绘出山脉、河流、道路图形。因墓内积水受潮，已残破成为有规则的碎片，现碎片长5.6厘米，宽2.6厘米。 放马滩出土的麻纸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实物纸张，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这是一幅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导引术式的图解，1973年在长少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 导引图上绘有做着各种运动姿态的男女共44人，图旁写有文字说明，所描绘的导引术包括健身功与治疗功的呼吸运动、躯体运动、器械操练和按摩等。 导引图的出土，为了解我国所特有的导引术及其作用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这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和有关考古资料复制而成的东汉地动仪模型，现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地动仪是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于公元132年发明制作的。它可以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原地动仪是用铜铸成，圆径约有1.90米，器内中间有“都柱”，周围装有分别指向八个方向的八根横杆，一且受到地震波的冲动，“都柱”就会倒向发生地震的方向，推动同一方向的横杆，使龙嘴张开，铜丸就会落在蹲在下面的蟾蜍(chn ch)口头，发出声响，提示人们发生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张衡发明、制作的这台地动仪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测知仪。 秦汉时期，求仙迷信思想在统治阶级中特别盛行。 这幅神怪图，摹绘自山东嘉祥汉代武氏石祠画像石。这类神怪画像在武氏祠画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它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统治者的天神观和对神怪的迷信。 这是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的论衡。 王充针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在论衡一书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天是“自然”体，没有意识，不会赏善罚恶和予知吉凶；认为人死“精气灭”，不会为鬼；人的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不存在什么先知的圣人等观点。 论衡打破了人们对于天的神秘观念，阐发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宝库。 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市东10公里，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即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据说，当时白马寺的建造格式仿照印度祇园精舍，中有塔，殿内有壁画；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就在此译出。以后千余年，白马寺几经兴衰。现在，寺内存有天王殿、大雄殿等建筑，以及清凉台遗址等；寺内的雕塑、碑刻多为明、清时期的遗物。 白寺背负邙山，南临洛河，古刹高塔，遥相辉映。 两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已经具有相当水平，壁画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装饰画，但大多都已湮(yn)灭不存，大量兼有绘画和雕刻双重特点的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代绘画资料。 这幅反映水陆战斗场面的汉代画像，摹绘自位于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氏祠石刻。 画面分为三层，采用的是常用的减地平面阴刻的方法，石上的人物、车马突起，细部则用阴线纹装饰，都反映出格斗的情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战斗场面开阔、生动。 这是金质的“汉委奴国王”印，1784年在日本发现，现被日本列为国宝，收藏在日本福冈美术馆，并在发现地点立有碑纪念。 这枚金印正面呈正方形，边长2.35厘米，上刻“汉委奴国王”字样，是隶书。印钮为蛇形，印重约108.7克。 委奴国在九洲，是当时日本众多的小国之一。这颗金印的发现，印证了后汉书所记载光武帝赐倭奴国王金印史实的真实可靠性，也反映了汉代中日交往繁频的历史情况。这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帛画。帛画为导引死者升天的幡引，呈“T”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分上、中、下三部分，分段描绘天上、人间、地下的现实生活和幻想神话传说景象： 有日月、天门、女娲(w)、扶桑的天上景象； 有贵族拥役仆婢、鼎壶列食的人间生活； 还有黄泉水族神怪的地下景观。 各种人物、器具、神怪巧妙地布局在“T”形构图中，布局对称，线条流畅，色彩浓烈，显示出了较强的写实技巧，说明两千多年前我国绘画艺术已具有很高的水平。 马王堆汉墓帛画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 这是1959年在甘肃武威的一座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绢地刺绣。 这幅绢上加刺绣，其图案瑰丽秀美，线条粗细搭配均匀，明纹暗纹结合得当，显示出了汉绣的高度艺术水平和娴熟的技巧。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汉代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丝绸西运的历史境况。这是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杂技陶俑、是由表演、伴奏、观赏者组成的陶俑群，总共有21人，都固定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长方形座盘上。 座盘中间是表演场，有七人在做表演：二名女子挥动长袖翩翩起舞；一名男子立于左前方，长袖长衣，好象正在旋转；另有四人在做杂技表演，他们或倒立，或作柔术表演。 座盘后面为一排七人的伴秦乐队，他们在吹笙、弹瑟、敲钟、击鼓。 座盘左右两侧有观赏者七人；他们都长衣广服，袖手而立。 整组陶塑，布局严谨，乐舞杂技同场表演，表演者与观赏者成组出现，气氛热烈，情态生动，具有丰富的艺术效果。 彩绘乐舞杂技陶俑1969年在山东济南出土，现收藏在济南博物馆。 这个彩绘击鼓说唱陶俑是1957年在四川成都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它通高55厘米，现收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击鼓说唱陶俑头上戴有头巾，额前有花饰，袒露上身，赤脚，身穿长裤，两臂戴有饰物，左臂挟鼓，右手举槌，右脚上翘，正在作击鼓说唱表演。 这个陶俑神情幽默风趣，姿态活泼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陶俑的传神形象也代表了当时民间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这是教材中所选的三种汉代舞蹈图画。 左图摹绘自山东曲阜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这个舞蹈的名字为“踏鞠(j)舞”，3个女子身穿长袖细腰舞衣蹴(c)鞠而舞； 中间为“剑舞”，摹绘自辽宁辽阳汉墓壁画； 右图为“七盘舞”；摹绘自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七盘舞”是汉代流行很广泛的一种舞蹈，舞者在乐队伴奏下，在放在七个盘子的场地上亦歌亦舞。 从这里不难发现，秦汉时期，我国的乐舞种类已经很多，乐舞也已达到相当 公元8年，外威王莽取代汉朝，改国号为“新”，自己做了皇帝。他为了缓和西汉末年尖锐的阶级矛盾，妄图用托古改制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王莽改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币制。他废除五铢钱，仿照古代的货币，多次改制。其结果是加剧了财政金融的混乱，使本来已经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王莽的改制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王莽改制后的货币。 从左到右，它们分别是：大泉五铢、布泉、货泉、金错刀、契刀、大布黄千 这是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镂玉衣。墓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 这件金壁辉煌的殓服，制作精细，共用玉2160片，金丝约700克，分为头罩、上衣、裤筒、手套、鞋等五个部分。按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制作这件玉衣，一个玉工也要花上十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当时统治阶级生活的奢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