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名量词研究

左传所见名量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号：01010236 姓名：单丽梅内容提要：本文以左传中的名量词为研究对象，对该书全部名量词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左传中的名量词的分类、结构类型以及语法功能。旨在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从词汇和语法角度两方面揭示左传时代名量词的发展概况，明确其发展史上的自身特征。Abstract: Study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Zuozhuan was given in this paper. Discusses were gone on all such phrases in the book from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and types of structur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times of Zuozhuan from the syntax and lexical level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ir ow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ion were shown.关键词： 名量词 左传 分类特征Key words: phrase ; noun and measure word ;Zuozhuan;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量词的使用是汉语言的重要区别特征之一。它是一类十分活跃而又极其普通的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殷商已经有度量衡、容器、货币的单位词(即量词)出现了，如容器量词“升”，货币量词“朋”，天然量词“丙”等。甲骨文中量词的运用范围较窄，数量也较少，还没有出现动量词。语法发展还很不充分，在句中只能做主语和宾语，而且与数词组成的数量短语一般只能出现在名词之后，其位置较为固定。到周秦，又出现了表示事物特点的个体量词。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运用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构，这在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先秦时期，量词的使用处于萌芽到成熟的过渡阶段，量词有了初步发展。左传中共有量词69个，量词所运用的范围扩大，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多，其出现的位置也较甲骨文中的量词位置灵活。无论是语法功能，还是其表意功能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多以名量词的运用为主。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在左传中，量词的类别已基本具备，既有名量词，又有动量词，说明当时的量词已初步具备了完整的体系。量词是黏着于数词之后的词类，表示人物、动作行为的数量单位。名量词，是量词类系中的一个大类，又叫物量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单位。物量词主要作定语，常与数词或指示代词组成数量短语修饰名词，说明人或事物的数量。本文讨论左传中的名量词分类及其特点，对该书全部量词进行穷尽性的分析研究，采用统计方法做平面描写和历史的分析，旨在从词汇和语法角度对量词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揭示左传时代量词的发展概况，明确其发展史上的自身特征。一、左传名量词的分类在左传中出现的名量词个数繁多，按其性质不同，大致可以分为:A、表示度量衡的量词，这类量词如果细分，则可分为容积量词、面积量词、长度量词、重量量词等等。这类量词常见的有：雉、成、同、圻、寻、常、里、尺、斤、钧、溢、钟、釜、豆、区、盆等等。左传（昭公三年）中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钟”表示六石四斗谷物，“釜”、“盆”也表示谷物数量。下面举几例说明：1、天子之地一圻。（襄公二十五年）“圻”表示“方千里”。2、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厚，其施之民也厚。（昭公二十六年）3、土不过同。（昭公二十三年）“同”表示“方百里”。4、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隐公元年）“雉”表示垂直面积，常说明城墙，一雉是长三丈、高一丈。5、晋师退三舍。（僖公二十八年）“舍”的意思是“三十里”。6、鲁击柝闻于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哀公二年）“里”这里表示“三百步长”。7、颜高之弓六钧。（定公八年）“钧”表示“三十斤”。8、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成公十二年）9、子皮以子展之命筑国人粟，户一钟，是以的郑国之民。（襄公二十九年）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同类量词含多种量制的情况依旧在很广的范围内存在着。这样的度量衡量词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类，它的种类个数会随着度量衡单位的改变而改变，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容器名称，那么不同时代的容器量词也就不同。B、一般名词而临时调用作量词的，这是一类兼有名词特点的量词，只在一定语境中表量词作用。常用的有：金、军、师、旅、卒、伍、等等。一般认为二十两金为“一金”，“军”指一万二千五百名指战人员，“师”、“旅”、“卒”、“两”、“伍”分别为两千五百、五百、一百、二十五和五人。这类词在通常情况下作名词用，如：楚子囊乞旅于秦。（襄公十一年）其中“旅”作“部队”解，并不包含计量单位。但当这类词与基数词组合时，则明显作量词使用了。下面举几例说明：1、四军无阀，八卿和睦。（襄公八年）2、晋作六军。（成公三年）3、有众一旅。（哀公元年）4、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僖公二十八年）5、五乘为三伍。（昭公元年）由此可见，名词临时用作量词在上古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这类词称为临时量词。在现代汉语中也不乏其例，如：“生了一肚子气”，“满脸的不高兴”，“欠了一屁股债”等等。 C、集体量词，这是表示多数个体的量词，这类量词是把习惯上组合在一起的若干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计量的单位，常见的有：乘、两、驷、珏、肆、束等等。“乘”可用来计量车辆，如：左传定公九年：“晋车千乘在中牟。”但也可以表示四匹马，此时用来量“马”的“乘”已经不是个体量词，而是集体量词了。但这种用法只通行于先秦时期，在两汉时代就已经被淘汰了，到了南北朝时就更看不到了。“两”，作称量时用法有多种，作个体量词时，它可以用来量“车”，发展到后来就索性写作“辆”；在这里它是表示双数的集体量词。“驷”也指“四匹马”，“珏”是成对的玉，“肆”是成列的悬钟，每列十六个，“束”常用作礼物的单位，十个为一束。下面举例说明：1、无亏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闵公二年）杜疏：“以二丈双行故曰两”，“三十两，三十匹也”；孔疏：“谓之两者，分为两段故也。”2、王皆赐玉五珏。（庄公十八年）3、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襄公十一年）4、纳玉于王及诸侯，皆十珏。（僖公三十年）5、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哀公二年）表示集体的量词，有些是表示确定的量的，有些是表示不确定的量的。D、个体量词，表示单数个体的量词，限个体名词搭配表示事物单个的量，它的作用在于陪伴名物，指明其范畴意义，它虽然在先秦时期的诸多著作中已经出现，但在此时并不常用，这类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成熟，直至今日仍在大量使用。左传中出现的这样的陪伴性个体量词很有限，我们只见到零星的几处这样的量词，如：1、识其枚数。（襄公二十一年）枚，“枚”的本义是“树干”后引申用作计数的工具，再由此引申用作量词。孔疏：“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两枚也。”直到现在的书面语中我们也能见到“一枚奖章”等等这样的说法。2、马三匹。（庄公十八年）3、弃疾见子产，以马六匹。（昭公六年）匹，“匹”作陪伴性量词出现得很早，如书（文侯之命）：“马四匹”。这里用“匹”来量“马”，但除了“马”之外，它也可以用来称量其它兽类。如：这里用“匹”量“牛”。但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成为专门量“马”的量词了。3、子产以帷幕九张行。（昭公十六年）张，“张”的本义是指“把弓张开”，由此引申作量词用来量“弓”，量“幕”。孔疏：“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张之，幄幕九张，盍九幄九幕也。”4、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襄公八年）个，“个”的本义是“竹干”，杜注：“一个，独使也。”现代汉语中常用“个”量“人”，左传中也有这样的表示，举两例表示：1、又弱一个焉。（昭公二十三年）2、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昭公二十八年）然而左传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用这样的陪伴性个体量词，如：1、盍庐伤其将指，取其一 履。（定公十四年）2、彤弓一 ，彤矢百 （僖公二十八年）（“ ”表示可添加陪伴性量词处）其实从这种陪伴性个体量词的使用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数词和名词发生关系不需要通过量词作介绍，可见这时期的量词的使用并未成熟与规范。二、左传名量词的结构类型及语法功能在谈陪伴性个体量词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在先秦时期，数词和名词发生关系时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量词作介绍。如以下几个例子：1、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昭公三年）2、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昭公三年）这里作“三种老人”解，指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岁以上的人。3、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昭公十六年）据孔疏，这里是“几度为之笑”的意思。4、一夕三迁。（哀公八年）5、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成公十六年）6、绞人获三十人。（桓公十二年）这种不用量词的数词和名词的结合，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沿用，如：1、一 人一个橘子。2、五十万 人参加了游行。可见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了些量词，但有很大量的名词人们一时还没有适合的表示单位的名量词，在表示这些名词的量时有那些方法呢？在左传中，就有很多关于计量的说法都只是用单独的数词来表示的。如：A、直接以数词放于名词前表示物量，形成“数词+名词”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以后沿袭这种方式的较多。1、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成公十六年）这里“两国”是“两个国”。2、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襄公三年）B、直接以数词接在名词后表示物量，形成“名词+数词”的形式，这种形式起源也很早，甲骨文中亦已出现。1、齐为卫敌，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哀公十五年）2、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僖公三十三年）3、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僖公二十八年）这里的“一”、“百”都是用直接的数词表示了量的关系，将它们扩充一下就是“彤弓一把”、“彤矢一百支”。4、归公牛、羊、鸡、狗皆三百。（闵公二年）以上两种出现都比较早，这两种形式很可能是远古时期汉语语法形式的残留。C、以同一名词复用代替量词，形成“名词1+数词+名词1”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殷虚卜辞中就已出现，我们推测可能古人觉得名词和数词直接组合的形式不够明晰，或是为了句法的整齐，因而才运用了这种在数词之后复举前面的名词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以后的典籍中还有出现，可以说这是最初量词的代用法。先秦时期量词的结构形式中，“数+量+名”的完整形式很少见，而大多以“名+数+量”的形式出现，如：1、马三匹。（庄公十八年）2、王皆赐玉五珏。（庄公十八年）按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的说法，在先秦时代，数词兼带天然单位词或度量衡单位词的时候，位置是在名词的后面的，它们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了一种语法范畴。而这种飞跃是在中古实现的，到了近代，这种格式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A、“数词+量词+名词”或“量词+形容词”和现代汉语一样，量词作句法成分常要和名词结合在一起。最常见的是作定语成分，如：1、与一筐锦。（昭公二十七年）2、或取一秉杆焉。（昭公二十七年）当然作主语、宾语、补足语、状语、同位语等各种成分的也有，但大都以充当定语成分的最为常见，如：1、公膳日双鸡。（襄公二十八年）B、量词+动词+数量1、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宣公十一年）“乡”是表示集合意义的量词。“乡”前省略主语“楚子”，“取”的动作是楚子发出来的，“乡取一人”即从“每乡取一人”，“乡”作状语。量词表示“每”，作动词的状语，与之相对应的数量结构作动词的宾语。古汉语的量词有一个特殊之点，当需要表示“一”这个量词时，往往不用“一”（如一般不说“一亩”、“一枚”），而仅用一个量词。在一定的结构关系中，量词的单独重叠使用，可以有“每”、“一一”等意义。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量词常常和另外的数量结构相对应，中间有动词，也可以没有，这种量词在句中显现出状语的性质。C、动+名1+名2+量+数量此型是常式。名1：是间接宾语，名2：是直接宾语，“量+数量”作动词的补语。1、子皮以子展之命 国人粟户一钟。（襄公十九年）“户一钟”补充说明动词“ ”。而“户”和“一钟”是状中关系，“户”限制“一钟”，是表达对“每户”分配上所限定的量为“一钟”。D、“量词+方位词”和现代汉语不同，此时的量词还可以和方位词相结合。如：1、间三年，闻君将靖东夏。（襄公二十二年） 这都是因为这时的量词名词性质相当的显著（那些临时由名词调用来的就更不用说了）。三、左传名量词的特点总结通过对左传中名量词的分类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左传名量词的使用较甲骨文时期丰富多了。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从词汇学的角度上来看，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1）从左传中使用的名量词在数量上增加了，除了一般表示度量衡之外，一些表示自然单位的量词已经开始出现，从前面的描述中便可以看出来。（2）取象于人身，取用于物体。有些量词直接取象于人体，物体。如尺和寸，中医切脉部位名称，难经：“脉三部：寸、关、尺。”寻，人的两膊伸直的长度为8尺，一寻是人自身的一倍，所以8尺为“寻”标准。（3）表量含混，同类量词进制不一。这点在长度单位和重量的量词中表现最为明显，同为长度单位，“寻”与“常”是二进制，“丈”、“尺”、“寸”是十进制，“斤”与“两”是十六进制，“斤”与“钧”是三十进制，斤与石是一百二十进制。但在现代汉语中，有些量词已经不再使用，如“寻”与“常”合并为一个副词使用；“咫”与“尺”合起来连用，形容距离极近，常和“天涯”相对；“同”、“钧”等都有自己的名词组合，而不再作为量词出现；“舍”也多作名词或动词出现，而即使用作陪伴性的量词也不再表示长度。（4）名词兼作量词，量名合一现象普遍。这种其他词类用作量词只是一种临时现象，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和总结无疑有助于丰富汉语语法和修辞的研究。但它们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作为名词存在，只能说这种活用丰富了它本身的含义和语法功能。 2、从语法功能角度上来看，可以说，由于先秦时期量词的使用仍然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它的语法特征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明显和系统了。（1）在先秦时期，数量词对于中心词的位置是可前可后的，没有一定的规定的。如：1、与一筐锦。（昭公二十七年）2、或取一秉杆焉。（昭公二十七年）3、王皆赐玉五珏。（庄公十八年）4、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僖公二十八年）但发展到后来这样的情况就有所改变了，而以数量词的前移为主，这样就使数量词和中心词结合得更为密切了。（2）同现代汉语语法功能基本一样可作多种句法成分，左传中的数量结合可以作定语、状语、补语等等：1、与一筐锦。（昭公二十七年）2、子皮以子展之命 国人粟户一钟。（襄公十九年）3、公膳日双鸡。（襄公二十八年）（3）文章中对左传名量词结构类型的分析，展示了左传中数量表示的特点。左传中保留并发展了上古汉语的数量表示法。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谈到上古事物数量的表示可有三种方法，即“数+名”、“名+数”、“名+数+量”三种类型，并指出“数+名”在上古最常见，到了左传时，这些方法仍然保留着，但在次基础上，“数+量+名”的形式已经出现并蓬勃发展。左传中的名量词有些继续保留到了现代汉语中，有些保留词目而语义发生变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左传中的名量词作为一个时期语言的沉积，在名量词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活跃的动态系统，生动地体现了名量词乃至整个量词词汇系统的存在状态。参考文献：（1） 王伯祥选注春秋左传读本，中华书局，1957年。（2） 黄盛璋两汉时代的量词，中国语文1959年11月刊。（3）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4）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5）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7）李佐丰左传量词的分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8） 杨晓敏中的量词，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三期。（9） 何乐士的数量词，选自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10） 李佐丰先秦汉语实词，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