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之青海彩陶

青海之青海彩陶-07-24 16:06:00查看评论青海彩陶历史悠久。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从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到西部柴达木盆地有新石器时代及较晚时期的古代文化遗迹余处。其中属新石器时代的有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属铜石并用时代的有齐家文化类型；较晚时期的有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在这些文化遗迹的发展掘中，各类陶器，特别是彩陶是重要出土文物。这些彩陶从某种限度上表白了古代青海地区文化发展历史概况和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历史渊源。为满足群众需要，青海省工艺美术厂从这些彩陶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件，缩小尺寸，复制出一套精美的仿石彩陶工艺美术品，批量生产，供应市场。其中有民和县大庄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双-瓶、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瓶、民和县核桃庄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圆圈波纹壶、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四大圈纹单耳长颈壶、西宁兴海路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双钮盆等。这些工艺品，忠实原物，制作精细、古色古香，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更有考古参照价。沈那遗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刊登日期：08月05日 作者：徐永玲 来源：邦本网 沈那遗迹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村北，为约35前的古羌人汇集村落，是远古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种文化遗存。沈那遗迹北起阴坡，南至坟墓沟，西临乱沟，东部台下即为宁张公路，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该遗迹以齐家文化居住遗存为主，尚有少量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卡约文化遗存。从既有资料看，沈那遗迹是国内迄今发现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相称丰富、保存现状较好的多种文化并存地点之一。沈那遗迹是国内出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于1948年发现的，并出土过多件文物精品。目前沈那遗迹的发掘整顿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05月25日，沈那遗迹作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古遗迹，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沈那遗迹碑城北区小桥村半山类型卡约文化（红彩四耳大陶罐）马家窑类型（灰陶盆） (责任编辑：徐永玲复制链接) 大华中庄出土的卡约文化文物 - 黄帝四周铜像侧面图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村而得名。年代约当公元前900前6。重要分布在甘肃省境内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也饲养牛、羊、马、狗等家畜。工具多石器，有斧、刀、锤等，但已浮现铜质的镰、刀、斧、锥和镞。陶器是手制的，典型器物为底内凹成假圈足的双耳罐、双大耳罐、四耳罐和瓮等。聚落发现得很少。多见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也有土洞墓，随葬陶器、石器、骨器及铜器等。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苏志坟场发现两座特殊的墓 ，用夯土筑成坟丘，坟丘两侧各有一弧形弯曲的围墓沟，坟丘内分别有16座和10座单人竖穴墓。卡约文化是因1923年一方面发现于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而得名的。卡约为藏语，意为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多种文化遗迹中数量最多、分布范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边，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迹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卡约文化中，先民们的居住遗迹和墓葬近年都曾发掘过，发掘的墓葬不下座，出土文物除多种生活用品陶器外，生产工具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镞、臼、杵、锤，骨制的镞、铲、锥和铜制的刀、斧、凿、镰、镞等。还发现粮食（粟和麦类）和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根据这些文化遗物，我们可以对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状况作某些分析和研究，勾画出一幅大体轮廓：当时人们大体上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的经济生活。固然这种经济生活构成在如此广阔和自然条件区别很大的地区内，不会是完全相似的。某些适于农业生产的黄土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会占得大些；在某些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地方，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成分就占主导地位，甚至尚有游牧经济的形式存在。这些状况在墓葬中常常有某些有趣的反映。例如在一般常用的三件陶器中，一件放粮食、一件放肉、一件放水。这种现象阐明当时人们出于原始宗教信奉，觉得死者在此外一种世界生活，继续需要这些生活必需品，同步也反映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产品是人们的生活来源。再如，墓中多次发目前四个牛蹄骨和一条尾声骨周边放上四个狗爪子或一种狗头。直观地看，这与否意味着狗在忠实地守卫着畜群这样一种情景呢？进一步想想，畜牧业和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关系又是多么密切呀！在男性墓葬中一般随葬铜刀、斧、戈、矛以及石、骨、铜质的箭头、箭箙等物，而女性墓葬中则常用骨针、骨管(针管)以及骨、石纺轮等物。这种现象阐明男女性别不同，随葬的器物因而不同，又反映了当时男女之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即妇女重要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男子的重要职责则是经营畜牧业、狩猎业和部落的保卫活动。卡约文化由于有大量青铜器出土，虽然仍旧广泛地使用石器，却已进入青铜时代。根据放射性碳14测定，卡约文化距今约30左右，相称于国内中原的西周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0左右活动于河湟地区的古代居民只能是羌族。卡约文化的分布范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就是古代羌族的文化遗存。在国内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曾经给周边地区以很大影响，同步周边地区的多种文化也给中原地区文化以重要影响，卡约文化也是这样。在青铜时代，羌族多次参与过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也发挥过重大影响。从湟源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说开去 湟源：卡约文化墓葬出土的铜鸠杖首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我的家乡青海湟源的大华中庄村发现了卡约文化时代的坟场，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坟场随葬的器物的文化内涵，与其她地区的同类墓葬有较大的变化,并浮现了新的内容，便被命名为“卡约文化大华中庄类型”。 而我觉得该坟场发掘的重要意义，在于出土了两件青铜鸠杖首。这两件铜鸠杖首中的一件为一只可爱的圆雕镂孔纹饰束翅鸠鸟，而另一种鸠杖首却神奇无比：杖裤銎为秃鹫的脖子，杖首上是极长的鸠喙和硕大的圆眼，让我惊奇不已的还不是这只变了形的秃鸠，而是那秃鸠之头顶上竟尚有一组圆雕：鸠的脑袋上是一头母牛，母牛的肚下有一正在吃奶的小牛，母牛的前面是一只牧犬，牧犬站在鸠喙上仰头张嘴，朝母牛作挑斗状，母牛则俯首耸肩弓腰，作与犬相争状。看着这个鸠杖首，那立于鸠脑袋上的犬和牛立即在我的脑子里活了起来：顽皮的小牛犊惹恼了牧犬后藏到妈妈的腹下吃奶去了，牧犬不依，跑来算帐，母牛瞪圆了眼威胁牧犬，不让牧犬接近它的孩子一步鸠杖首的创作者以高度的智慧，通过丰富的想象，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用她高超的雕塑艺术技巧，将一幅3500近年前活泼生动、极具牧业生活情趣的画面，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更具浪漫色彩的是，创作者竟将如此一组复杂的“犬牛相戏”的形象浓缩在了一只秃鸠的头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出自一位远古雕塑家之手的稀世珍宝。然而，这样一种举世无双的奇特造型中，隐含着羌人先祖们如何的情感寄托呢？有关鸠鸟崇拜渊源的猜想 广州出土的鸠杖首卡约文化是因一方面在青海湟中县的卡约村发掘出了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古代墓葬遗迹而命名的。它反映的是3500近年此前的青铜器时代就生息、繁衍在青海东北部湟水流域的羌戎部落先民们的文化。这个时期相称于国内中原的商周时期，勤快勇敢聪慧的羌族先民们早已进入了牧业文明，她们因驯化了原羊和野牦牛而有了自己的畜群，她们因哺育出了被后人称之为“天狗”的獒犬（即目前的藏獒）使人畜有了保护神；她们走出青海，与西域和中原地区有了广泛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她们已创立了自己古老的原始宗教信奉，而这种原始宗教信奉构成了羌族老式文化的重要部分。羌人崇拜的图腾诸多，西羌传载：羌人“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也就是说，“牦牛”、“白马”、“参狼”等动物曾是古代羌族的图腾崇拜物，藏族史料记载：藏族的一部分族源就来自“古牦牛羌族”。和国内好多崇鸟的原始民族同样，鸟也是羌人最早的崇拜图腾之一，青海同德宗日文化遗迹出土的彩陶上, 就有非常美丽的鸟纹形象，而这些鸟纹又具有鲜明的地区色彩。青海大通出土的卡约文化时期的鹰纹骨管上，刻有五只展翅飞翔的鹰，而从湟源中庄卡约文化墓中出土的这两件鸠杖首来看，宗日文化遗迹出土的彩陶上的鸟纹形象和大通出土的卡约文化时期的鹰纹骨管上的鹰，都应当是鸠。有关这一点，有源于古羌人的藏民族至今还将秃鸠崇为神鸟，家人去世后以天葬的方式，将遗体献给秃鸠为证。这两件鸠杖首告诉我们，早在35前，羌人就将鸠置于代表王者之威的“王杖”之上，作为部落首领权势的象征的。有专家指出：“将崇拜物形象雕在图腾柱上，立于生活环境中最醒目的位置，祈求它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柱顶或杖端，让图腾与平常生活用物相结合，则为图腾柱古俗的衍生现象”。 事实上，鸠杖首的出土并非这两件，到目前为止，从北到南，全国各地均有鸠杖出土，这些鸠杖首或铜质或玉质或木质，其造型和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那件圆雕束翅鸠杖首差不多，然而，这些鸠杖中最早为春秋时期，其他大多余于汉墓，而湟源大华中庄的鸠杖出土于3500近年前的卡约文化时期，也就是说，出土于湟源中庄的鸠杖距离其她地方出土的鸠杖早千余年。那么，出土于古羌域的鸠杖首和出土于中原的鸠杖首之间有何联系呢？鸠鸟：生殖和长生不老 西安出土的鸠杖首我们懂得，早在70此前，国内南方就有了凤凰崇拜，距今70的河姆渡遗迹出土“双鸟朝阳”象牙雕刻碟形器中就有凤凰图案。而不久前在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迹出土的一种白色陶罐上，又发现了戳印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4的历史。主持高庙文化遗迹考古发掘工作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刚说，“这次发现的凤凰图案不仅比河姆渡遗迹中发现的图案要精美，并且还早了4。”到周代时，凤凰崇拜在国内的东南方早已盛行，但故意思的是，周人却还是以鸠鸟为崇拜的神鸟，她们饰于王杖杖端的不是凤凰，而是鸠鸟。我觉得，这一点不难解释，由于周的始祖名弃，而弃的妈妈是姜嫄，也就是说，周人的先祖就是羌人。鸠鸟崇拜的习俗，是周人对羌人鸠鸟崇拜遗俗的继承。而这种来自羌域部落的鸠崇拜文化对中原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汉后来。 据文献记载，鸠鸟是一种运日的毒鸟。山海经中山经载：鸠鸟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形状如雕，长颈赤喙，喜欢吃蛇，具有超自然的生殖力量。先民们用鸠鸟来象征生殖和杀戮，但尔雅翼又载：“鸠，春来冬去，备四时之事。故少昊觉得司事之官，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那么这鸠究竟像雕呢？还是像山雀呢？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历书，其中说，鸠和鹰是随季节变化的，一月鹰化鸠，五月则鸠为鹰。出土于湟源的两件鸠杖首中，圆雕镂孔纹饰束翅鸠鸟，就似山雀，而“犬戏牛”鸠杖首中的鸠就是一只变了形了秃鹫。看来，鸠春来冬去，备四时之事，一月鹰化鸠，五月则鸠为鹰的观念，也应当来自于羌人。诗经开篇就是借鸠来歌颂爱情的雎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学者赵国华先生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对上古时代诗歌及器物图案中的鱼、鸟作了全面考察后觉得，这首诗中的雎鸠在河洲求鱼，由于鸟与鱼象征着男女两性，因此，雎鸠在河洲求鱼的情景，乃是君子执着求爱的象征。又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鸠鸟食道畅达，是“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为此，鸠鸟又象征着长生不老。 周礼中就记有周人献鸠敬老的风俗。周朝还专设了名为“罗氏”的捕鸟官职，“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意思是说，罗氏负责掌管用罗网捕获鸟雀之类的事。到了寒冬腊月天子大祭之际，则使用罗网围取鸟雀献给天子，用作祭品。仲春二月，就用罗网捕获惊蛰后复苏的鸠鸟。这时候的鸠鸟体内布满着生机，是一种高档滋补品，最合适于“养老助气愤”，罗氏代表天子把它们献给老人，但愿她们食用后，能收到返老还童的功能。周礼载：“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意思是说到了汉代后来，由于没有了专门捕鸠鸟献给老人的罗氏了，就只得取鸠鸟长寿吉祥之意，将王杖之首雕成鸠鸟，送给老人了。有学者根据周礼所载“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之句，撰文断言：“鸠和杖在战国中后期已经合而为一，演变为以鸠为首的鸠杖了”。我想，出此判断，是由于持此观点的学者，没有看到出土于湟源大华中庄村卡约文化遗迹中的这两件铜鸠杖首，也没故意识到鸠鸟崇拜之源来自35前青海高原的古老的羌文化。 用鸠杖显示为王者的威严和权势的羌人文化不仅影响了周人，甚至影响到了吴越人。 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时大墓出土中就出土了青铜鸠杖，并且那鸠杖的杖镦下，甚至跪着吴人奴隶，与此相类似的鸠杖奴隶跪像镦在浙江湖州埭溪、绍兴里渚也有出土。东夷虽然崇拜凤，但还以鸠鸟名命了执掌民事的五种官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 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流传到今的书面语言中看出羌人的鸠崇拜队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尔雅解释：“鸠，聚也”。左传隐公八年中有“以鸠其民”之句，意思是挥动鸠杖，将民众汇集起来。根据这个意思，就有了鸠工(招集劳工)、鸠民(汇集安定百姓)、鸠率(聚合率合)、鸠采(收集)、鸠聚(汇集)、鸠合（现作“纠合”）、鸠集（现作“纠集”）等等的词汇。 汉代的鸠杖与敬老有这样一种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在洛阳、荥阳之间吃了败仗，刘邦正在逃跑，见项羽率兵追杀过来，她无路可逃，只得钻进了灌木草丛中。项羽追来，发现刘邦忽然不见了，想，这家伙一定钻进灌木丛中了，正要命人进灌木丛搜索，忽然看见那灌木枝上落满了鸠鸟，并在唧唧喳喳地鸣叫，就一摆手，对士兵说，这里肯定没有人，要是有人，这些鸟早吓跑了，到前面去搜吧！刘邦躲过此劫，就认定鸠鸟是她的救命鸟，心中存了感谢之情。刘邦建立了汉王朝之后， 就把鸠鸟的形象刻在手杖上，赠送给老人，但愿老人们也想她同样得到鸠鸟的保佑，长生不老。这个故事显然是后人附会在刘邦身上的。由于据史料载，以鸠杖赠老人的老式早在先秦就有。春秋时期通行大夫70岁退休的制度，如果由于国家需要而退休不成的话，国君应当赏给她几和杖（其中，“杖”是拐杖，用于行走时倚拄助行，“几”则用于居处跪坐时倚靠），并派专门的使女服侍她的出行。但是，汉代的确继承了从周代就传承下来的敬老美德，并将这一老式美德发扬光大，成为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却是事实。从此，鸠杖也淡化了它“以鸠其民”的王权特性，演变为皇家敬老的标志，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九尺，端以鸠鸟为饰”。民间便将鸠杖视为朝廷授予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种特权的凭证。老人持有它，进官府衙门不必下跪，做买卖不纳捐交税，路人见持鸠杖的老人必须让道，子女要是虐待有鸠杖的老人，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这种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赠杖遗俗始终延续到了明清。因此民间给老人做寿时，就有“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的寿联。大清乾隆皇帝八旬寿诞时，有大臣给乾隆皇帝的寿联也用此典：“鸠杖作朋春宴饫，莺衣呈舞嘏词新”。由于鸠杖是皇帝的赐物，老人过世后，就郑重地将它放进棺木，陪葬了，这便是全国各地的汉墓中不断有不同的质地、不同样式的鸠杖出土的因素。 但毕竟凤鸟崇拜在中原各民族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汉后来，虽然鸠崇拜的遗俗还延续了一段时间，最后被凤凰所取代，鸠崇拜只留在了以天葬为俗的藏民族之中了。再说“犬戏牛”鸠杖首 清代出土的白玉鸠杖首 由于鸠是至高无上的神鸟，因此，各地出土的饰有鸠的器物上，鸠总是高高在上，这样的例子除了鸠杖外，甚至尚有种“鸟田”、说“鸟语”、自称为“鸟人”的古越人也将鸠作为圣鸟饰置于屋顶的例证，1981年，绍兴就出土了这样的青铜屋模。而故意思的是，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铜鸠杖首那鸠的脑袋上，又塑上了“犬戏牛”的铜雕塑，这不是对不可亵渎的圣鸟的严重不遵吗？事实上，将象征着牧业繁华的母牛和小牛犊、以及保护它们的牧犬雕铸在神圣的鸠之头顶，意思非常明确，就是羌人用形象而又直观的铜雕语言在祈祷：至高无上的鸠之灵啊！祈求你用你所具有的超凡的神力，护佑我们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增进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的“飞速发展”吧! 忽然想到了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东汉墓中的铜奔马。这件汉代青铜圆雕奔马正昂首嘶鸣，举足腾跃，一只蹄踏在一只飞翔的鸟身上。其造型之生动，锻造之精美，比例之精确，为中外的许多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叹为观止。特别是马踏飞鸟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既有力的感觉，又有动的节奏，给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据记载，这件文物出土两年后的1971年，郭沫渃先生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郭老看了铜奔马后大喜，说，这是宝中之宝！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虽然拿到世界上去也是一流的艺术珍品！郭老觉得， 踏在马蹄下的那只飞鸟是燕子。于是，这尊铜奔马便被称之为马踏飞燕。1983年，国家旅游局将其拟定为中国旅游的图形标志，同步成了武威市的城标。后来，有些学者觉得，天马所踏的鸟不是燕子，而是神话传说中的风神龙雀，马则是行空之天马，故称之为：超越风神龙雀的行空天马，简称马超龙雀。我之因此想到这件艺术品，是由于出土铜奔马的甘肃武威，上个世纪80年代曾出土过数根汉代木鸠杖及铜鸠杖首。结合湟源大华中庄村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来看，窃觉得，这匹俊美无比的天马脚下所踏的飞鸟既不是燕子，也不是龙雀，而还是那只具有超凡神力的鸠鸟！它和早于它1000近年的“犬戏牛”鸠杖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的这一大胆推测可以成立的话，这尊铜奔马应当改名为神鸠助天马。其含义不是天马“超”鸠而行空，而是圣鸠在暗中助天马提高飞行速度。就此思路进一步推测，也许古人觉得，天马之因此能行空，就是在冥冥之中有鸠的神力的协助，就如羌人“犬戏牛”鸠杖首所体现出的，想借用鸠鸟所具有的超凡的能力，来护佑和增进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的“飞速发展” 的愿望同样， 汉代人通过铜雕这种艺术载体，也将鸠助天马的祈望和想象形象化了。这尊铜奔马的镀金青铜仿制品于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而飞越到大洋彼岸去了。而我们的那件在地下沉睡了3500余年的神奇无比的“犬戏牛”铜杖首出土后，又悄无声息地藏在博物馆中沉寂了二十近年而无人问津，至今鲜为人知。我想，不能再让我们的“犬戏牛”铜鸠杖首沉睡下去了。鸠鸟也该到为青海旅游经济的腾飞做出奉献的时候了。由于以它独具特色的艺术品质，和铜奔马同样，有资格成为湟源甚至西宁的城标，有资格成为青海的旅游标志，有资格成为赠送来宾的礼物。如果有一天，放大后精心锻造的“犬戏牛”铜鸠杖首雕塑像铜奔马同样，做为青海旅游的标志出目前游客的面前，那活泼生动、极具生活情趣的情态将倾倒多少人！ 我企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探秘临洮寺洼文化遗存_陇原史话_ /08/13 | 分类: 西北地区 | 编辑: 旅游博客 | | 刊登评论 寺洼文化是初次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而得名。分布范畴东至庆阳合水，南达西汉水以至岷江、白龙江、嘉陵江，西至青海民和，北至宁夏隆德、西吉。有学者觉得，寺洼文化与氐羌族有一定的联系，考古界把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并列为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寺洼文化生产的铜器重要有镞、戈、矛、刀、泡等。属于羌文化特性的双耳马鞍形口沿寺洼陶器距今约为33一25前后，相称于中原商代晚期和两周初期，陇中的洮河、渭河流域的先民们继承更初期的彩陶艺术，发明了独具特色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这两种文化基本属于同一时代，但又各具特点，均为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于1923年至1924年间发现。记者在临洮采访期间，在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保强引领下，考察了寺洼遗迹。寺洼文化因一方面发现于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而命名。通过后期更多的发掘，发现寺洼文化在今临洮县、漳县、渭源县等地均有分布。但正如吴保强简介，学术界对该文化研究较少，诸多文章中都是一带而过，致使寺洼文化只成为古文化遗存中的一种符号，其详情至今鲜为人知。寺洼：氐羌文化遗存？寺洼文化铃首铜短剑临洮县衙下集是寺洼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临洮南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南有南屏山，北有临洮城，其中东西两道山岗之间形成一宽阔平坦的川地。洮河纵贯南北，灌溉着千顷良田，滋润着一方百姓。据狄道州志记载，临洮南部这一地区原有藏族土司设立的衙门，有大衙、二衙、三衙，是藏族土司赵琨的封地，故寺洼村一带被称为衙下。属于历史上汉藏交汇地区，该地百姓骁勇强悍、粗犷豪放，民风纯朴独特，至今有藏族老式习俗“拉则节”昌盛不衰。并且该地也是“洮岷花儿”的发源地，据传还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蝉的出生地。作为古狄道州府的临洮，堪称文化的“富庶”之地。衙下中学正门前的小山包就是寺洼文化遗迹。顺山包向右看去，当年均为连绵的山地，中间的凹地为安特生发掘遗存而形成，后改修成了公路。再右侧远处的山上既是几十年前被毁的赵土司衙门。寺洼文化无疑是人类远古文明的一座山峰，是悠悠洮河亘古积淀的一方圣土。寺洼遗迹内除寺洼文化外，尚有丰富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寺洼文化的墓葬，有的打破了马家窑文化的灰层，同步还发现铜器，这阐明寺洼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前后。寺洼文化没有定论，寺洼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继承关系，从器形和纹饰看，寺洼文化具有辛店文化的特性，也许是同步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根据其火葬的葬式，初步定义为氐羌原始文化。寺洼文化的艺术特点马家窑遗迹寺洼文化的器形，以罐最多，罐器都是灰砂粗陶，表面磨光，颈部均有对称的双耳，高肩，深腹下杀，马鞍形口沿，平底，表面多为红褐色，面有褐色斑点，一般不具纹饰，有的仅在耳和颈部有附加的泥条堆纹，作曲线状或指压纹。寺洼遗存中鬲、鼎较少，但鬲却侈口，素面，短腿窄档，乳状空足，颈和腹部有时附有泥条堆纹。鼎，形小，鼓身浅腹，柱状小腿，都是泥质红陶。尚有长颈圆腹双耳壶。三足形小罐和单耳杯（呈筒状）、彩陶罐，形制酷似辛店陶罐，底微凹人，侈口鼓肩，肩在腹适中处，肩附双耳，彩绘黑色，口沿处有条纹和曲线纹，肩部有交错的三角形带纹，腹部横以二平线。从器形和纹饰看，都具有辛店文化的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寺洼文化陶器上不仅饰以“一”字、“人”字纹，并且还刻画有众多的符号和字形，被学术界觉得是中文的前文字形态。有学者觉得，在甘肃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四坝文化（前1950千430）、卡约文化（前1600前600）、辛店文化（前1400前700）、诺木洪文化（前21951935）、寺洼文华（前1400700）、沙井文化（前900前409）均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都与古羌人生活有关。其中寺洼文化与古代羌人关系最为密切。出版于临洮研究寺洼文化的杂志括地志一书中说“陇右、岷、洮以西，羌也”。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河关之西南应涉及兰州西南部及青海东部地区。即黄河上游的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这些地区正好是辛店文化（尚有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辛店文化彩陶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400公元前7。这一时期正是古代羌人在黄河上游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古代羌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羌人即为游牧人之意，从寺洼文化遗存发现的陶罐罐口均为马鞍形，有学者因此初步断定其为羌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