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手”理论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一)

经济学的“手”理论及对目前改革的启示（一）唐志军 作者简介：唐志军，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 （湘潭，411201）作者按：立即就要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了。鉴于中国目前改革的困局，本次会议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但是份！然而，问题是：怎么改革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手”的理论中窥见一二。我觉得，从经济学的“手”的理论出发，改革的核心在于重构主导资源配备的四只“手”：即市场-看不见的右手、政府-看得见的左手、公司-看得见的右手、集体行动与权力-看不见的左手，并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此，我将在两篇文章中系统地简介经济学的“手”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目前改革的启示。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以“看不见的手”来比方市场对资源的配备作用。此后，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公司的管理革命一书，并以“看得见的手”来比方公司内部的管理。奥尔森在1999年出版的权力与繁华一书中把对为长期垄断权力、成为坐寇而减少掠夺这样的一种“机制”称为“看不见的左手”，并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定义为“看不见的右手”。为此，在本文中，我们把市场比作“看不见的右手”，公司比作“看得见的右手“，政府比作“看得见的左手”，权力和利益集团比作“看不见的左手”，以探讨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和这“四只手”的功能及它们的最优组合。同步，探讨，经济学中的“手”的理论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一、市场看不见的右手市场是由买卖双方自愿和独立决策导致商品和服务以均衡价格和数量进行交易的一种制度，是目前世界多数国家里进行资源配备的一种重要方式。市场经济极大的增进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和谐以及人的解放和自由。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因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她指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较好地引导资源配备。斯密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备上的功能。其中，可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伟大理论相提并论的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哈耶克觉得人类具有两种秩序。一种是“人为秩序”，即发明出来的秩序，它源自人类的意愿和意图，这种观点觉得：社会秩序建立在命令与服从关系的基本上，是一种“上级权威对下级个体的行为进行强制性指挥”级别制度。一种是“自发秩序”，即，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无意识的发明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哈耶克指出，“伟大社会的成功秘诀正是由于它没有一种单一的指引中心，社会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某一单独的意愿，而是多种意愿、多种实践成果、多种失误、多种失败以及多种成功之间互相竞争的成果。社会应当有秩序，但这一秩序应当是自发秩序，而不是人为秩序对人类来说，最普遍的自发秩序就是市场秩序。”（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82） 斯密和哈耶克等伟大的经济学家系统的论证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的巨大能量和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福利。同步，人类的实践也佐证了经济学家眼里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的巨大功能。在人类的历史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极大的增进了生产力的奔腾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福利和自由。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白：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种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长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发明的。世界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自身，涉及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还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重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重要发生在过去30年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所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近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在200近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奔腾 然而，市场要充足发挥其功能，有效地配备资源，必须要满足如下几种条件:产权要界定清晰，有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并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建立健全的法律，该法律能有效的增进市场交易，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能有效克制政府及其官僚对市场的非理性干扰和她们的设租、寻租行为，能有效规避垄断，增进市场竞争，能增进社会信用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信息充足和完备；要素自由流动；一种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或价值都反映在该商品的需求函数上，不存在虚张声势，没有威胁和方略，所有消费者都只有对的和诚实的偏好显示；不存在外部性，生产该商品的所有成本都反映在供应曲线SMC上；公司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可是，现实中的市场常常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并非万能，在其运营中，会浮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导致某些无效或偏离公平太远的成果浮现。（“市场失灵”重要涉及：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公共产品供应短缺、时滞的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在解决收入分派差距过大问题上的低效、单纯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各方的逐利行为会导致经济波动过大，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要充足发挥其资源配备功能，还必须借助其她的“手”的协助，与其她的“手”一起作用，互相配合，才干增进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发展。二、政府看得见的左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单独完毕有效配备资源的任务，还需求其她的手的协同作用。承认“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就构成了政府介入和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政府正是为理解决这种市场缺陷而浮现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找到了理论和现实根据。因此，斯蒂格利茨说:“那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的潜在作用” (Stiglitz，economics，P145) 。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引入政府,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左手”的功能来纠正和补足市场的缺陷，会提高资源的配备效率、增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解决收入分派中存在的问题和增进社会和谐和人的解放。因而，马斯格雷夫将政府功能拟定为“资源配备、收入分派、经济稳定三个方面”，这是与市场失灵的内容相相应的。政府究竟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步减少政府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斯密觉得，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起“守夜人”的作用。她主张“便宜政府”，限制政府的规模。但19291933 年爆发经济危机后，在凯恩斯的影响下，政府的职能慢慢扩大，由“守夜人”转变为了“干预者”。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随着政府经济功能的扩大和加强,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其行为又不可避免的产生另一种缺陷,即政府活动的非市场缺陷“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为此，诺思（1994）说道：“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本源。” 根据学者的理论研究,“政府失灵”重要体现为如下几种方面:一是政府政策行为的低效率。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虽然计算成本，也难以精确化，这样就有形或无形地促使政府部门对公共物品的供应超过社会财富最优分派时所需要的数量，因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挥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政府可以运用这种垄断地位，在供应公共产品与劳务时尽量减少服务质量、提高服务价格；她们还可以运用所处的垄断地位封锁有关信息，从而使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失去效力。再次，是政府收集信息的困难。政府要制定对的的政策，必须获得全面、精确的信息，但政府同样面临信息有限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获取信息同样是十分困难的，获取信息的成本亦是十分高昂的。这样，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会由于信息不全和不对称而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由此看来，政府作为一种非市场组织,其活动的低效率是内生的,这种低效率是从政府自身的性质和活动方式中产生的。二是政府机构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涉及两个方面，即政府机构构成人员的增长和政府机构支出水平的增长。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迅速增长呢? 其主线因素在于政府机构追求“行为空间”的最大化，机构扩张可以把更多的领域控制在政府管辖范畴之内，从而扩大自身的行为活动空间。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五种状况的扩张: (1) 政府以供应公共物品和消除外在效应为唯一职能时的扩张；(2) 政府作为收入与财富的再分派者时的扩张；(3)利益集团存在时的政府扩张；(4) 官僚机构与政府扩张；(5) 财政幻觉与政府扩张，即政府用选民意识不到的措施来增长选民的税收承当,从而扩张财政支出。政府部门的扩张，不仅使政府运营成本增长,并且庞大的官僚机构之间互相推委、扯皮，减少了办事效率。三是政府的设租、寻租及腐败活动。政府机构自身并不是一种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相反，它往往将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内在化为政府的利益。政府及其官僚会运用自身的垄断性权力来设租和寻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用的政府设租和寻租行为有:政府定价；特许权和限制进入；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政府订货等。设租和寻租行为会搅乱市场价格机制和自由竞争制度，从而导致资源配备的低效率和收入分派的不公。同步，由于监管方面的缺陷，政府及其管理亦会产生腐败行为，导致社会不公加剧和资源配备的扭曲。四是政府并不是大众的政府，它往往为某些有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政党具有自身的利益，为了能当选，她们在拉选票时或当选后往往会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从而制定或采用某些无效率当有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五是政府政策目的和手段间存在矛盾，多种政策的作用往往互相抵消。从而使得政府缺少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备和收入的较合理分派。然而，市场与政府并非替代关系，也非对立关系，因而，斯蒂格利茨主张,不要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右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左手”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同步，大多数经济学家觉得，真正有效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和宪政政府。有限政府理论觉得，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其不可替的代的权威性、强制性,能消除市场阻碍, 鼓励自由竞争, 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契约, 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 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保证市场活动有序发展。但是政府自身又必须是有限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左手”只应在其边界内作为，而不能过多过烂的突破其有效边界；它只是一种强化市场型政府，它不能强大到可以随时危害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奥尔森，1999）。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补充市场, 而不是替代市场；政府的经济责任在于保证公平, 而不是增长至上。换句话说, 政府对于发展的最大奉献, 无疑在于提供公平竞争的恰当的制度基本, 而不是毫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营。宪政政府则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效的保护和尊重私有产权、个人自由和契约自由；二是强调权力的制衡，特别是对最高层权力的制衡；三是强调对少数人的保护。 三、公司看得见的右手经济学大师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哈特和格罗斯曼、张五常等人公司的性质展开了多角度、深层次的论述，丰富了公司理论的内涵。同步对如何发挥公司这只“看得见的右手“的功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而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公司的管理革命，则着重讨论了美国公司发展过程中浮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达，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公司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派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仍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发明者，然而现代工商公司已接管了协调流经既有生产和分派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将来的生产和分派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合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公司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也就是说，钱德勒觉得公司这只“看得见的右手”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右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右手”而言，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可以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起生产和消费的明显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公司的管理革命”。尽管钱德勒和斯密的理论有着巨大差别，但对于钱德勒而言，她提出“看得见的右手”，恰恰不是对斯密的否认。在理论措施和逻辑前提上，钱德勒严格遵循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分析措施。钱德勒的“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限制的。她多次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管理并不能取代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增进作用，只有在管理机制比市场机制可以产生出更大的生产力、公司内部调成本比市场交易成本更为低廉的状况下，“看得见的右手”才会发挥作用。这种论证，严格遵循着斯密开创的经济学研究途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与斯密是一致的。钱德勒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进一步分析了公司这只“看得见的右手”的功能、治理架构、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等问题。现代公司理论觉得，要充足发挥公司这只“看得见的右手”的功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的制度安排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经营者的选择问题，即如何保证真正有公司家才干的人来管理公司；二是鼓励问题，即如何使公司成员（特别是公司经营者）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张维迎，）。为此，必须合理地解决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问题：第一，最重要的是公司的所有权安排，即公司正式的股权构造要合理，为此，一方面要明晰公司的产权；一方面要合理分派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尽量相应，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当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说，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当风险。第二，国家的法律制度，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劳动法等法律规定，一方面能增进资我市场、经理人市场的发育和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一方面能有效地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营者对股东，大股东对小股东负诚信责任；同步，还能增进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第三，市场竞争和信誉机制，涉及产品市场、资我市场以及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机制，这些制度能有效的减少垄断，增进市场竞争和多种中介机构的建立、发展；能便利公司融资，并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真实价值、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前景；能减少和制止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能对的评价经理人的能力和努力限度，能增进经营者珍视自己的信誉，有效遏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第四，经理人的薪酬制度和公司内部的晋升制度，为此，经理人的收入报酬必须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而不应当是固定工资合同；必须协调解决好鼓励的强度原则、鼓励的信息量原则、监督和鼓励的选择原则、鼓励的平衡原则、鼓励的团队原则和鼓励的动态原则这六者间的关系；必须使公司内部的晋升制度能起到人尽其才的配备功能和鼓励作用。四、集体行动与权力看不见的左手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种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用集体行动。然而，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成果。“看不见的左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人们的抱负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通过度析，奥尔森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奉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长，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由于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并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于1982年出版的国家的兴衰则集中论述了研究群体与社会、国家这个更高层的关系。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通过度析利益集团的行为，提出了“分利联盟”的概念，并觉得正是分利联盟的存在及其行为给国家经济发展制造了许多不利因素，导致各国发展浮现差别。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限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种分利联盟串通共谋、获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她们这样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但是，如果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局限性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是理性的选择。同样地，社会中的群体也没有强烈的鼓励机制与分利联盟损人利己的行为作斗争，由于这种斗争事实上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使全体人民受益。除非存在有附带的特殊利益，此类活动的成果给群体以及群体中个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微乎其微。但是，组织此类活动的边际成本却是十分明显的。权衡利弊，理性的群体也选择搭便车。因此，哄抢的还在哄抢，沉默的多数还在沉默。 在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奥尔森还总结出“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主线区别。“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华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鼓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共容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华密切有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派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富有，有的国家贫穷？”为回答此问题，奥尔森出版了权力与繁华。她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种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伙等发明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反之，只要存在鼓励机制诱使公司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发明，经济就繁华，社会就富足。奥尔森还发现，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到处可见，在合同约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很普遍。投资、融资、研发新产品等“产权密集型”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绝对保护、商业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与繁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然而，如何才干有效地约束权力这只“看不见的左手”，使其能增进繁华呢？Acemoglu等人的研究则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她们觉得，一种国家的权力构造比较均势时，就能增进权力制衡和增进对权力的良性运用。因此，有必要改革权力构造，使政治权力被最大多数人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