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斯瓦伯-包爱民-罗建红

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包爱民作者简介：包爱民（通讯作者），女，博士，专家，博士生导师，从事神经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物学发病机制研究罗建红，男，专家，博士生导师，重要从事神经突触功能的分子细胞机制研究Dick F. Swaab，男，专家，博士生导师，重要从事脑神经科学研究*、罗建红1、Dick F. Swaab21. 浙江大学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浙江省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卫生部医学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310058；2. 荷兰皇家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荷兰摘要 我们神经科学工作者但愿籍此论文简介我们基于脑神经研究新进展而获得的对于人文科学某些典型问题的新见解，并从而引起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回应和讨论。本文重要针对三个重要问题：人类心智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自由意志。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意识的身心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应当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无意识的；常识心理学中的所谓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这些观点形成了一种互相关联的体系。核心词 神经科学；人文科学；大脑；意识；自由意志View points concerning scientific humanity questions based upo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BAO Ai-Min, LUO Jian-Hong, Dick F. Swaab(1.Department of Neurobiology;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Neurobiology of Ministry of Health of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Neurob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P. R. China; 2.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 an Institute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Meibergdreef 47, 1105 BA Amsterdam , The Netherlands.)Abstract:. Key words：.科学的每一种进步均有也许协助我们在结识人类自身的问题上获得某些核心性的突破，脑科学在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人类自古以来就致力于思考和质疑人类的本质，在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中已经逐渐积累了一批典型的问题。神经科学的发展也因此形成了对于人文科学某些典型问题的重新思考或重新结识，甚至可以说，对其老式解答构成了挑战。作为科学家，我们乐意坦诚地与人文学科的同行们分享我们的新见解，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回应。为了使讨论集中，我们将重要就人文学科中的三个重要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1）人类心智的本质、（2）意识与无意识、（3）自由意志。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意识的身心二元论应当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无意识的意志（unconscious mind/will），常识心理学中的所谓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或许我们的见解会显得锋利，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追求真理，由于科学家追求和遵循的只能是真理。 一、意识的身心二元论应当回归于大脑一元论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们始终困惑于二元论问题：客观的（物质的）事物如何在神经活动的最后阶段忽然从客观领域跃升到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领域，即主观的意识领域中。客观的事物怎么能影响主观的事物？在当今哲学庞大文献中占据了很大分量的“心智哲学”有许多也沉浸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为脑科学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意识并不是主观的，它是客观/物质的。它是我们大脑的属性之一，它和其她“客观事物的属性”同样客观。意识是大脑1000亿个神经元共同工作的成果，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神经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与神经突触的变化而产生神经细胞活性变化，产生脑区之间的互相作用，于是便产生意识。大脑的其她功能还涉及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对于身体功能进行调节、运动行为、激素释放等。从解剖学角度看，意识是“额外脑组织”工作的产物。这部分“额外的”脑组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位于那些调节身体基本功能的脑组织之“上”。因此，小鼠或者大象、鲸鱼的意识都比我们人类要少得多。大脑工作的成果（经验、精神/心理状态，例如视觉、痛觉、快乐、悲哀、红色等等）是“主观的”的吗？不是的，它们但是是由大脑特定脑区内神经细胞的神经递质释放和活性变化产生的成果。例如，眼睛视网膜内光感受器细胞视锥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起反映，“颜色”被编码于这些视锥细胞的电活动里，继而在大脑皮层进行解码。我们看到红色是由于大脑皮层内神经细胞对红颜色波长的编码进行理解码。多种意识的活动基本都是神经细胞某种特定的功能变化和/或神经细胞和其她特定脑区的神经细胞进行交流（communication）。这些大脑活动随着着我们意识的产生或者定性的经验/体验（qualitative experiences）。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可以被反思/内省（introspection），也可以用语言表述，而无论是反思/内省还是语言的基本都是客观的（物质的）。现代神经科学与技术甚至能使人们对本来抱有神秘感的脑意识（身心）关系进行彻底的“祛魅”（disenchantment，借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人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措施例如电极、高效液相色谱这是测定神经递质水平的一种措施。、分子检测技术、显微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可以通过行为学检测来测量大脑的工作。越来越精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读心术”，mindreading）、电生理例如测量大脑内仅仅对于比尔克林顿的相片产生电反映的细胞。颞叶内的“人面辨识神经元”，它们仅仅在个体辨认出特定的人面时放点/工作。1, 2、化学措施 例如测定产生快乐感觉的大脑内伏隔核的多巴胺的释放。等已经开始解读大脑的意识活动。这些观测难道还没有阐明我们的意识是“客观的”吗？如果说大脑产生意识是一种“共性”，那么每位个体具有独特的大脑因此具有独特的意识就是“个性“。对于人格、性格等等所谓“主观”现象，目前神经科学也可以提供良好的解释。物种、遗传背景、大脑初期发育环境中的差别以及每个大脑后来的成长环境或者经历对于大脑的重塑共同作用，使得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请注意，由于拥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个体甚至可以基于不同的意愿而采用相似的行动。个体A感觉到同情（empathy）而想协助她人；个体B由于其大脑前额叶发育不良（mal-developed），她对她人没有感觉到同情，但是为了获取良好的个人名声以及赚取钱财，她也协助了她人。这些意识差别都可以由大脑的不同构造和功能来解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称它们是“主观的”呢？最后，我们将用一种有趣的例子进一步支持“意识是客观的”观点：25岁的马修纳格勒（Matthew Nagle）颈部被刺伤后导致全身瘫痪。医生在她的大脑运动皮层植入了一块4x4毫米的具有96根电极的薄片。由该装置所导出的操纵运动功能的脑细胞的电活动能使她操作一台电脑。她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学会了这项技能要做的仅仅是去“想”（thinking about）移动自己的手去跟踪电脑屏幕上移动的光标。她还成功地、仅仅通过“想”，就在电脑屏幕上画了一种圈。她还能阅读电子邮件、玩电脑游戏，甚至张开、合拢自己的假手的拳头。这个例子阐明，“想”（意识）是一种可以采用电极来进行测定的大脑的工作，并且可以转化为运动行为3。总之，目前的神经科学发现显示，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所谓二元论的难题（hard dualistic problem）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应当回归于大脑一元论。二、大脑与意识和“无意识” 大多数相信二元论的学者们在乎识与物质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觉得意识作为大脑的特性，与物理特性有主线的不同，例如它必然是“觉醒的”（aware）或“故意识的”（conscious）。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脑的工作其实大多是“无意识”（unconscious）的，而却能较好地完毕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完毕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也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我们的大脑在诸多方面可以被比拟为一台巨型的、无意识地工作着的电脑，在很大的限度上不得不像自动驾驶仪般不假思考地工作。我们持续地被巨大量的信息轰炸着，无意识地用选择性的注意来提取那些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信息。我们的许多决定的确都是在“转瞬间”或者“本能地”，或者凭我们的“直觉”、“胆魄”（gut feeling）而做出的，没有自觉地（故意识地）去思考它们。我们由于一见钟情而“选择”一位伴侣，而一位被指控的罪犯会在法庭上非常真诚地说，她是在杀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就像现代飞机可以不需要机长而由自动驾驶仪控制起飞和降落，大脑在无意识思考的状况下也可以杰出地完毕很大部分的功能。固然，我们的大脑得通过训练才干做到这点。只有通过给无意识的大脑长时间地提供大量的信息，一位艺术专家才可以达到能立即“感觉”出她在观看一副赝品的水平；只有通过观测了大量的病例，一位医学专家才会获得一双“临床慧眼”在看到病人刚走进房间时就对其作出诊断。功能性脑扫描已经显示，我们在做故意识的推理或者凭直觉做着决定期是运用了不同的大脑回路的。故意识的推理过程的产物并不总是优越于无意识决定的成果，它们甚至有也许阻碍人们做出好的决定。大脑这种物质的确在生命中并不具有高档任务机制。但是大脑（即“我”）拥有“生存（survive）”这种无意识的愿望，这是在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那些缺少这种愿望或者这种愿望较低的有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都消失了。获得食物和繁衍的愿望（注：食欲和性欲）是和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伏隔核内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强烈关联的。这些基本的愿望在人类可以升华到（体现为）工作、科学、艺术等产物。某些人所拥有的这种（生存）内驱力（drive）要多于其她人（个体差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最高档的电脑也不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但愿生存和繁衍的愿望，它们是无机物。 三、与否存在自由意志？以上讨论还与另一种问题有关，即自由意志与否存在。许多人都坚持觉得我们具有自由意志。然而，科学实验提示，大脑在乎识到自己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这些实验观测对我们与否具有任何限度的自由意志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如上所述，我们承当过重的大脑总是通过无意识的过程不断地做出决定，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韦格纳（Dan Wegner）因此建议用“无意识的意志”（an unconscious will）来取代“自由意志” （a free will） 4, 5。无意识的意志根据环境中发生的状况而做出瞬间的决定，其过程重要由大脑在发育期间所形成的工作方式，以及由之后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记忆）而决定。“自由意志”的信念部分来自于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在做着自由的选择。然而根据韦格纳的观点，这是一种错觉。她进行过某些实验来支持她的理论。例如她让受试者A站在镜子面前，手臂置于镜子的视野以外。受试者B站在A的身后并将自己的手臂从A的腋窝下方伸出，即从镜中看似乎是A的手臂的位置。当B的手臂按照个体C大声说出的指令去完毕动作（例如“挠挠你的鼻子”、“挥挥你的右手”）时，A就会产生一种错觉（illusion），觉得是自己的意志在控制这些动作。韦格纳的实验清晰地表白，A的大脑中的无意识的过程引起了她有关B的这些手臂动作以及去做动作的“故意识”的念头。当B做一种动作时，A的大脑所观看/记录到的“故意识的画面”让A感觉到那动作是她自己在故意识地做的。但是，事实上A的大脑工作（感觉）和B的手臂动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A的感觉是错觉。根据阿姆斯特丹的心理学家维克多拉姆（Victor Lamme）专家的观点，对于“故意识的意志”的错觉都是延迟浮现的，即它们仅仅发生于正在进行的动作的信息被传送回大脑皮层之后。自由意志仅仅是错觉这一观点还得到了许多其她重要实验的支持。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通过她的出名的实验显示，当我们的身体接受到刚刚超过意识的阈值的刺激时，在我们的大脑故意识地记录到这种刺激之前会有半秒钟的延搁。大脑皮层所引起的行动也有同样的体现。她得出的结论是，浮现这样的行动之前，大脑有半秒钟的无意识的活动（readiness potential，“准备电位”），这一结论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控制我们的行动”的假说提出了严肃的质疑6。对于利贝特的实验发现始终存在着热烈的争论，然而近期的实验表白，上述潜伏期（准备电位的时间）甚至也许更长。弗里德（Fried）对大脑内被植入了电极的受试者进行研究。在受试者做出故意识地按压一种按钮的决定之前的一秒半钟，大脑内特定脑区内个别神经元就开始活动。研究者可以在受试者的决定被做出的大概700毫秒之前预测其作出决定的时间，精确度达到80%7。，海恩斯（Haynes）研究组8 对受试者进行大脑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检测，她们在受试者面前放置一块屏幕，其上闪烁着一连串的随机字母。受试者被告知无论何时只要感觉到浮现按压按钮的想法就可以用左示指或者右示指去按压按钮，同步记住做出这种决定期在屏幕上看到的字母。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时显示了受试者选择用右手或者左手做按压按钮动作时刻的脑活动。实验表白，故意识地“按压按钮”的决定在实际按压动作的大概1秒钟之前就做出了；而在做出这种决定的长达7秒钟之前，大脑活动的一种模式似乎已经预告了这种决定的做出。尚有实验显示，意识滞后于行动而发生：受试者被交代迅速地点击在电脑屏幕上浮现的闪光点，闪光点浮现后的0.1秒，信息就从大脑视觉皮层发射到运动皮层而启动受试者点击屏幕上亮点的行动。如果接下来采用磁脉冲干扰视觉皮层信息解决过程，那么受试者会做出点击屏幕的动作，但是无法“意识到”电脑屏幕上浮现了亮点9, 10。所有这些观测都指向同一种结论，即有关这些行动是由“自由意志”引起的想法的确是一种错觉。固然，对于自由意志与否存在这个重要问题的最后答案还应当来自于将来更多的科学实验。当今的神经生物学知识还显示，许多遗传因素、大脑发育初期阶段的环境因素影响了我们余生的大脑的构造和功能。这意味着，我们在拥有多种各样的天赋和潜能的同步，也拥有着固有的局限性/限制性（limitation），后者涉及袭击性的基本水平、对自身性别的认同感、性取向，以及发生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边沿性人格障碍、多动症等疾病的或大或小的倾向性。此外，我们出生后即生存于一种特殊的语言（母语）环境中，虽然我们不具有选择母语的能力也不拥有掌握这门语言的遗传性天赋，这种语言却会对我们大脑的构造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出生后所生存环境中的宗教或信奉也会使得我们内在的灵性（spirituality）具体化，使得我们成为诸如宗教信徒、唯物主义者、或者对环境深度关切的人。 四、结语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神经科学的新发展对于人文科学的问题所提出的也许解答。总体而言，我们觉得意识是客观的，众多因素决定了每个大脑的独特性，这使得在“大脑产生意识”这种共性之外，还存在着“每个大脑的意识都不相似”的个性。但是，这两种属性都是客观的。并且，我们还指出了大脑在很大限度上进行着高效而无意识的工作，也即做出迅速决定。同步我们指出大脑的无意识工作方式有助于证明意识的客观性和“故意识的、自由的”意志的可疑性。我们觉得，脑科学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助于人类对自己的本质的结识的进一步，并且对于改善社会伦理和机制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那些觉得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去行动的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还曾经制造过大量悲剧。例如，过去人们普遍觉得我们的性取向，即异性恋、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是一种“选择”问题，由于所有的宗教都觉得同性恋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直到不久之前同性恋都被鉴定是非法行为并被认作是一种畸变。人们曾经尝试了所有的措施来“治疗”同性恋者的“病态”行为，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措施显示出任何微小的“疗效”。然而，神经科学已经发现，每一位个体在出生之前其脑中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决定其性别的认同感、性取向的脑构造的差别。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对于由于大脑发育缺陷或者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对自已的作案负起责任的人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人们从总体上说都批准“精神病患者没有自由意志”的观点。今天，我们的监狱里的犯人们仍然有着高比率的精神疾病，这一事实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的法律应当如何去解决这些个体？我们应当如何去惩罚这些罪犯？参照文献1 Kreiman G. Category-specific visual responses of single neurons in the human medial temporal lobe, Nat Neurosci, NO. 9(), pp. 946-953.2 Kreiman G. Imagery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O. 6810(), pp. 357-361.3 Hochberg L. R. Neuronal ensemble control of prosthetic devices by a human with tetraplegia, Nature, NO. 7099(), pp. 164-171.4 Wegner D. M. The minds best trick: how we experience conscious will, Trends Cogn Sci, NO. 2(), pp. 65-69.5 Wegner D. M. Precis of 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 Behav Brain Sci, NO. 5(), pp. 649-659; discussion 659-692.6 Libet B.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 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 Brain, NO. 1983), pp. 623-642.7 Fried I. Internally generated preactivation of single neurons in human medial frontal cortex predicts volition, Neuron, NO. 3(), pp. 548-562.8 Soon C. S.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 Neurosci, NO. 5(), pp. 543-545.9 Boyer J. L. Unconscious processing of orientation and color without primary visual cortex,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NO. 46(), pp. 16875-16879.10 Ro T. Extrageniculate mediation of unconscious vision in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induced blindsight,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NO. 26(), pp. 9933-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