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异同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第四，孟子的政治思想比孔子更具有人民性。孟子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是为群众着想的。孟子的政治管理学是建立在“民”的基础之上的。他说：“民为贵，社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为观。这体现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的心为心”的科学的政治思想。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雔”。孔子的政治管理思想虽然也是“民本”的，但没有孟子具体和鲜明。今人能不能这样认为，当时孟子的这种思想，应当说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发端。第五，孟子有很强的战斗性。面对黑暗政治，孔子采取了退让的方法。孟子则与孔子恰恰相反，他鼓励人民起来造黑暗政治的反，杀掉厉王、纣王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孟子说：杀掉那暴君安慰那百姓，好象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非常高兴！（孟子、縢文公下）第六，孟子的战斗性来源于浩然正气。孟子善养浩然正气，这也是孔子思想不曾有的地方。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意思是说，内心的志向是义气的主帅；义气是充满浑身的力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才没有妨害，就能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要跟义与道相配合。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缺乏力量。这是积累了正义才产生大力量，不是凭偶然的正义之举所获取的。看来，孟子养的气，就是正气，就是充满胸间的正义精神和力量。孔子的“气”没有孟子充盈，所以孔子没有孟子的战斗精神强。孟子用这种浩然正气去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唤醒民众向罪恶的统治作斗争。孟子的这种浩然正气贯穿他全部行为和言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縢文公下）这些话多么具有力量！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将“浩然正气”书成巨匾，悬于明堂，激励和鼓励自己。毫无疑问，孟子这种精神滋养、润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民族的精英。第七、孟子的人性说。“性”这个既涉及到人的气质又涉及到人的修养的复杂的问题，孔子基本上没有提到，而孟子有深刻的论述。从社会实践行为的角度看，人的幼年或者说人没有具备社会实践的年龄之前，他的人性是善的，不是恶的。后来的恶，是社会环境使然，包括社会行为教育，社会管理状态等。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以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他认为，人性的善良，好比水性向下流一样。人没有不善良的（本性），水没有不往下的流的。不过水是这样，拍打它可以溅得很高，高过头顶；用戽斗汲它可以倒流，甚至引上高山。这哪里是水的本性呢？是情势使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被怂恿干坏事，本性的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孟子的认识是，人的本性是不坏的，是善的。后来在社会行为中变坏了，那是环境的逼迫和使然。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告子上）孟子还深究人之性善之源。认为，性善来源于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