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制度结合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来浅析“李约瑟问题”.doc

天马行空官方博客：http:/t.qq.com/tmxk_docin ；QQ:1318241189；QQ群：175569632技术与制度:结合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来浅析“李约瑟问题”19世纪，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困挠着无数人且至今难解的问题：中国古代取得的技术成就在同时代绝无仅有，而到近代却为什么工业和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是为“李约瑟之谜”。对于“李约瑟之谜”，有人认为是科学技术供给不足，李约瑟研究所最近披露的答案则将其归咎于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认为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实际上，不同回答的都基于中国缺乏大量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及其场所。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主要依靠工匠、农夫的经验和少数天才的敏锐观察，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天才式的工匠会更多，所以一度在科技和经济上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主要依靠科学试验来获得。上述回答虽或多或少地接近于事实的本来，但是都有失偏颇，未能把握导致这一现象的实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搞清楚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理论模型。诺斯认为：导致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的基本原因是专业化增益与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市场规模的扩大要求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而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工势必造成一定交易成本的增加。交易成本的增加要求更为新的，更为优越的组织制度的供给以此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越的制度又为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与禁忌增长提供条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李约瑟问题一分为二来回答：即古代中国的技术发展何以独领风骚？近代却何以落后，什么原因促使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让我们基于道格拉斯诺斯的分析框架来试图找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笔者认为支撑中国古代技术取得辉煌成就的因素不外乎以下几点：，制度的优势。中国古代，技术的巨大进步可以以“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变来表示。而经历这一转变的时期，时值中国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大陆远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诸侯国林立，各自为政。这种政治格局非常类似于诺斯所描述的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大陆的政治情况。由于各诸侯国家之间的存在，必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必须迫使国家相继提出一些竞争性的制度供给。这就出现了如著名的“吴起变法”，“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等变革制度的措施。同时，当时的政府也非常普遍地的具有奥尔森所描述的“匪帮”性质，诸侯政府有一种强烈的掠夺欲望。但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英明的君主往往力求长远的收益最大化，如“春秋五霸”，因而也就伴随着几个先进制度供给政府的出现。制度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的结局是优越制度的胜出。秦的统一意味着秦所供给制度的优越性。源于商鞅的废除“井田制”，“耕战”政策，“郡县制”以及推行的一系列严明细致的法律使秦人的生产活动具有非常大的确定性。“井田制”使自耕农获得了进一步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封建主私有土地的承认使土地有了更为稳定的预期收益。因而，刺激了生产者更加积极地向土地投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大大优于奴隶制。先进的制度也使之一跃成为“七国首富”，为以后实现大一统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外，统一后的国家（除了那种极力谋求向周边地区扩张而大力掠夺国民财富的政府之外）都为经济的修养生息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这在古代的汉朝，唐朝以及元、明、清代得以体现。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两性间的情欲是无限的”也就预示着在没有任何阻碍人的增长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而从中国历史资料来看，大凡统一时期，国家人口一般都处于人口波动的“波峰阶段”。中国人口的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到西汉末期，人口接近60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到明末，大约160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沿着6000万-7000万的总量上下波动。特别是在宋代，有人估计人口已达到1亿左右的峰值。第三个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历经1亿、2亿、3亿，最终达到4亿3千万左右。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短期内生产资料的紧张。而一般在生产资料紧张的情况下会有以下选择：一是延伸土地的边界；二是在有限土地的情况下，求之于土地节约型技术。显然在古代中国上述两种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但表现最为明显的方式是不断拓展耕地面积，表现为文明向蛮荒的延伸，国土面积的不断扩大。从中国历史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统一时期，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思想的封建政府历来都主张愚民政策，利用土地将农民固定起来，不主张人口的流动。而且对于单个农民来说，在政策不予鼓励的情况下，预期收益很模糊，因而迁移的成本肯定难以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人地关系”一般更倾向于土地节约技术。如各朝代相继出现的水排，鼓风机的发明以及各种先进犁具的产生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些重要技术的发明除了某些朝代采取了鼓励能工巧匠发明的政策之外，一般都市源于在那种生产资料紧张的大背景下，由某些能工巧匠的偶尔发现而已。而在分裂时期，由于躲避战争灾难，加之分裂的各地政府为了吸收人口以增加岁入而相应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性的政策，导致人口迁移。在中国表现为由北向南的人口迁移。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就是深动例证。，统一国家的优势。新的国家统一以后，所面对的往往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凋敝的经济，整个社会有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因而会出台一些政策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法。特别是秦统一以后，为了获得政府岁入的最大化，实行标准化政策，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即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政策。这大大节省了一切生产交易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生产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此外，统一的国家，同一的文字，货币等为交易与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顺畅的条件。，制度的超前性。比较中西方历史，不难发现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确定要比西方早很长时间。因而更多的技术存量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解释中国古代技术何以先进的根本原因。 然后，以诺斯的分析范式再回到第二个问题上来。即什么原因导致了近代中国科技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我想也必须基于以下几点：统一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类生产资料的齐全，整个国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对外依存度很小，因而不会出现区域的贸易与分工。当时中国主要经济地区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以及内河水道都是呈东西方向。从古都咸阳向东一直走到大海之滨的山东半岛广阔的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然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直到隋朝开凿大运河），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运用杨小凯的分工贸易理论，即交易费用居高，农民的理性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放弃分工而选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所以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产品（粮食，木材等）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区域分工与市场交易。而欧洲则不同，他的政治版图表现为很多大小不同的国家，区域比较优势明显，必然要求互通有无 的贸易与分工。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由于阿尔卑斯山东西走向，导致整个欧洲的内河水道的流向基本呈南北分布状态。且西欧曲折的海岸线使得海运更为便利。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等大宗产品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斯密），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 由于帝制政府的固有弱点，有一周期性的朝代更替，而每一朝代的更替会出现战争，瘟疫以及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东亚地区，处于温带、寒温带、亚热带地区，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繁，如恶劣气候造成的蝗灾等灾害所导致的饥荒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迁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上述原因使人口增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生产资料紧张程度得以缓解。因而土地等要素的相对价格的提升边不再那么急迫。 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建构于农耕社会之上，政策上倾向于“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政策。以儒家所倡导的“礼仪”深入人心，使中国的封建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主体。科举制度的产生，使人力资本的培养畸形化，未能激励知识分子投身于应用技术的研究，科技发明始终停留在直接的经验层面，没有孕育出科技革命。政策制定者的励精图治，特别是明清两代，陆续推出一些变革措施，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出现延缓了人地紧张关系。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如元、明、清）阻碍了制度变迁，使生产资料与人口之间的弹性僵化。而实际上，在清朝已经出现的大量“杀婴”“溺婴”现象已经昭示了人口的扩张已达到土地所能承受的程度。土地边界的扩大，洞庭湖等湖泊的面积大大缩小，人口达到5亿。政府的掠夺性行为。国内关卡市场林立，明清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由于各地政府沉重的赋税所扼杀。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又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力；另外一个没有掠夺行为。（权力与繁荣第3页）。封建制度由于其产权制度根本上的不健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子富有四海”，基于这一政治原则的的产权肯定是低效率的。因而也当然无法把个人发明的创新的私人收益等同于社会收益以至于在明清时期，我国文化科技发展都处于一种整理、回顾、考据的的特征。因此，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的科技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成为必然。“理性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当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时，才会有人主动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计时钟发明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5世纪初，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和仿效，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些科技成就注定了只能是源于低成本的经验层面上偶然的发明与发现。通过对“李约瑟之谜”的分析，应该或多或少地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古代中国技术的辉煌源于一个长期超优于西方的制度，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我们会相对容易地得出结论：对于技术的发展，制度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抑或直接陷入制度决定技术或技术决定制度的“决定论”当中。以诺斯的观点来看，他更倾向于制度，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他曾这样写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之所在。”为此他还引述了一个故事：即16-18世纪，海运技术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不断改进的管理制度与产权制度，海运业实际上较以前经历了巨大的进步。再比如，同样是在欧洲，16、17世纪的英国、尼德兰与法国、西班牙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组国家国王权力被消弱，国会权力加大。国王变更赋税征收比例必须经由国会讨论；而法国和西班牙则不同，国王获得完全的征税权，而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以后两组国家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不可否认的例子是：制度对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笔者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如古代中国历代以来的一些能工巧匠，根据长年的经验和个人的天才而形成的先进技术通过以“秘方”的形式有选择的传承。由于“秘方”的私有性，政府一般是保护的，而正因为这种“秘方”保护制度阻碍技术的进步。直到现代，其中有些“秘方”才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如著名的酿酒配方“五粮液”，云南白药等。由于社会收益有限，个人收益也因之很小。所以这种知识保护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传播。没有广大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收益，技术的发明创造是没有原动力的，发明的社会收益也难以形成。在明代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舟车篇中：“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雠迁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类哉？人有贵而必出，行畏舟行；物有贱而必须，坐穷负贩。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梯航万国，能使帝京之气充然。”从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出现了对发展工商业，扩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我们在诺斯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西欧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在处理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时，也许可以直接借鉴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在他的理论中，技术进步必定源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为简便起见，可以直接将分工的深化等同于技术进步。人们选择分工与否在于分工的交易成本与分工的预期收益（包括专业化的规模经济）之间的比较；显然，只要在预期收益明确的情况下，降低交易成本即可选择分工，即更为先进的技术模式。所以，从杨的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预期收益；一是交易成本。在没有市场或市场很小的情况下，预期收益是不明确或很少的。正如前面所论述有关秘方的例子。而交易成本的下降则可以通过先进的组织方式（这涉及到制度）和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如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使更进一步的分工成为可能。因而，笔者认为，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更为确切的说是“同一”的，都是人类解决无限欲望有限满足的方式。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下熊彼特的观点：“创新不仅是科学发现和发明，而且是企业家利用新思想创造新的生产资源组合来增加利润的过程。”技术与制度在创新那里得到统一，二者只是创新的不同方式，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纵观人类历史，可以有勇气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进步必定昭示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飞跃必定意味着制度的变革，制度与技术从来不曾分开过。探求二者的关系并不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这一古典悖论之中，而是统一于人类解决无限欲望与有限能力的矛盾之中。最后，让我们以诺斯在变迁中的台词，来结束这篇枯燥的文章：“专业化增益与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参考文献：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宋应星，天工开物，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2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道格拉斯诺思，P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