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伦理学教案：孔孟的道德学说.doc

孔孟的道德学说1、 孔孟学说的特征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他们的专长就是演礼乐，教诗书，他们也就只能做这些事。他们正如向秀、郭象所说：只能明“古之人”之迹，而不能明其“所以迹”。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先生，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原来就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他们也讲“古之人”。但他们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的，而不是“照着”古之人讲的。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孔子虽然这样说，他自己实际上是“以述而作”。因其以述而作，所以他不是儒者，而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是以“说仁义”见称于世的。在中国旧日言语中，仁义二字若分开使用，则各有其意义，就是现在所谓道德。老子说“绝仁弃义”，并不是说，只不要仁和义，而是说：不要一切道德。后世说，某人大仁大义，就是说：某人很有道德。说某人不仁不义，就是说：某人没有道德。儒家以说仁义见称，也就是以讲道德见称。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的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他们是真正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他们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2、仁、义、礼、智儒家所讲仁、义、礼、智。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到仁义礼智。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从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此四者也是孔子所常讲的，但将其整齐地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1）“义”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是道德方面的应该。这种应该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应该，就是所谓“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陈淳语）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一个人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其行为是“无所为而然”。一个人以做某种事为手段，以求达到其自己的某种目的，其行为是“有所为而然”。用儒家的话说，“有所为而然”的行为是求利，“无所为而然”的行为是行义。这种分别，就是儒家所谓“义利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鸡鸣而起，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求利与行义的分别，就是所谓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分别。一个人的行为若是有所为而然的，他的行为，尽管有时是合乎道德，但不是道德行为。他的境界也只是功利境界，不是道德境界。（参考康德的“为了义务”与“符合义务”的区别）后来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说的话，也就是上述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对此不了解。例如颜习斋批评这话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个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言行录教及门）此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既耕种当然谋收获，即荷网持钩当然谋得鱼。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耕种，为什么谋得鱼。若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行为。不过不是道德行为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它可以是非道德的行为，即与道德范畴完全无关涉。（注意“不”与“非”的不同，参考“白马非马”之辨）儒家所谓义，有时也指在某种情形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中庸说：“义者，宜也。”我们说：一件事宜如何办理，宜如何办理的办法，就是办这一件事的最好的办法。所谓最好又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就道德方面说，一种是就功利方面说。就功利方面说，在某种情形下，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就道德方面说，一种事的最好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道德成就。我们说“在某种情形下”，因为所谓“义者，宜也”的宜，又有“因时制宜”的意义。照此所说，儒家所谓义又似乎是儒家所说的“中”。办一件事，将其办到恰到好处，就是中。所以说中，也是说办一件事的最好办法。不过义与中也有不同。中也可就非道德的事说，义只专就道德的事说。非道德的事，并不是不道德的事，而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有人说：儒家主张义利之辨，但他们也常自陷于矛盾。如论语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矣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也注意到了人民的富庶。人民的富庶，岂不不人民的利？又如孟子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以梁惠王言利为然。但他自己却向梁惠王提出一现代人所谓经济计划，欲使人可以“衣帛食肉”、“养生送死无憾”。孟子岂不亦是言利。发此问者之所以提出此问题，盖由于不知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的私利。求个人的私利的行为，是求利的行为。若所求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即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社会的利，别人的利，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所无条件地应该求的。无条件地求社会的公利、别人的利，是义的行为的目的，义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必定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如孝子必无条件地求利其亲；慈父必无条件地求利其子。无条件地求利其亲或子，是其行为的目的，孝或慈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所以所谓利，如果是个人的私利，则此利与义是冲突的。所谓利，如是社会的公利，他人的利，则此利与义不但不冲突，而且就是义的内容。儒家严义利之辨，而有时又以为义利有密切的关系，如易传乾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其理由即在于此。后来程伊川云：“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遗书卷十七）求私利，求自己的利，是求利；求公利，求别人的利，是行义。2）“仁”与“忠”、“恕”若一个人在求社会的利，求别人的利时，不但是因为无条件地应该如此做，而且对于社会，对于别人，有一种忠爱恻怛之心，如现在所谓同情心，则其行为即不只是义的行为，而且是“仁”的行为。此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谓仁”。“体”是体贴之体，“人”就是人的心，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以恻隐之心行义谓之仁。所以说“仁，人心也”，“仁者，人也”。孟子亦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人必善体贴别人。因己之所欲体贴别人，知别人之所欲；因己之所不欲体贴别人，知别人之所不欲。因己之所欲，知别人之所欲，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此即所谓“忠”。因己之所不欲，知别人之所不欲，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此即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朱子论语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其实应该说：“尽己为人之谓忠。”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就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3）礼礼是人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拟以代表义者，于上文我们说，义的内容是利他。礼的内容也是利他。所以礼记曲礼说：“夫礼，自卑而尊人，先彼后己。”于上文我们说：义有“中”的内涵。我们可以说：义是道德方面的中。所以儒家常以中说礼。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我们在上面说：“义者，宜也”的宜，有“因时制宜”的意思。儒家亦以为礼是随时“变”的。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乐记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4）智智是人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的行为；必对于义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义的行为；必对于礼有了解，然后他的行为，才不是普通的“循规蹈矩”。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合乎仁义，但严格地说，不是仁的行为，或义的行为，或义的行为。他的行为，虽可以合乎礼，但亦不过是普通的“循规蹈矩”而己。无了解的人，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行为虽可合乎道德，但只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不是道德行为。他的境界，也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人欲求高的境界，必须靠智。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的了解，可使人到一种高的境界，但不能使人常住于此种境界。虽是如此，但若没有了解，他必不能达到高的境界。仁义礼智，表面上虽是并列，但实则仁义与礼智，不是在一个层次的。这一点，似乎孟子也觉察到。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孟子离娄上）（译文：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明白这两者的道理而坚持下去；礼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两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调节，又能适当地加以修饰。）这话就表示仁义与礼智的层次不同。3、儒家的境界儒家虽常说仁义，但并非只限于仁义。儒家所说到的最高境界，也不只是道德境界。此可从孔子孟子自述其自己的境界之言中见之。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可体现儒家的境界。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自叙其一生的境界的变化。所谓三十、四十等，不过就时间经过的大端说，不必是，也许必不是，他的境界，照例每十年必变一次。“志于学”之学，并不是普通所谓学。此所谓志于学，就是有志于学道。普通所谓学，乃所以增加人的知识者。道乃所以提高人的境界者。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谓学，是普通所谓学，是与道相对者。孔子及以后儒家所谓学，则即是学道之学。儒家所谓学道之学，虽不必是日损，但亦与普通所谓学不同。我们说：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人的精神的创造。人欲得后二种境界，须先了解一种义理，即所谓道。“三十而立”。孔子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上面说：礼是一种行为的规范，拟以代表义，代表在道德方面的中者。能立即能循礼而行。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即去己私。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皆为他自己的利益。这种人，就是有己私的人。行道德必先克去己私，所以“颜渊向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四十而不惑”。孔子说“智者不惑”（论语宪问）。上面说，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孔子三十而立，是其行为皆已能循礼。礼是代表义者，能循礼即能合乎义。但合乎义的行为，不必是义的行为。必至智者的地步，才对于仁义礼有完全的了解。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不惑。不惑的智者才可以有真正的仁的行为，及义的行为，其境界才可以是道德境界。孔子学道至此，始得到道德境界。“五十而知天命”。仁义礼都是社会方面的事。孔子至此又知于社会之上，尚有天，于是孔子的境界，又将超过道德境界。所谓天命，可解释为人所遭遇的宇宙间的事迹，在人力极限之外，为人力所无可奈何者。这是以后儒家所谓命的意义。所谓天命亦可解释为上帝的命令。此似乎是孔子的意思。“六十而耳顺”。此句前人皆望文生义，不得其解。“耳”即“而已”，犹“诸”即“之乎”或“之于”。徐言之曰而已，急言之曰耳。此句或原作“六十耳顺”，即“六十而已顺”。后人不知“耳”即“而已”。见上下诸句中间皆有“而”字，于此亦加一“而”字，遂成为“而耳顺”。后人解释者，皆以耳为耳目之耳，于是此句遂费解。六十而已顺。此句蒙上文而言，顺是顺天命，顺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做道德的事，是出于有意的选择，其做之需要努力。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做道德的事，不必是出于有意的选择，亦不必需要努力。这不是说，因为他已有好的习惯，而是说，因为他已有高的了解。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亦是因为有高的了解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