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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思考题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还十分艰巨。请谈谈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和认识。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制度的角度，分析这些成就取得的根本原因。3、 有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绩，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请谈谈对一观点的认识。4、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也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既要指导思想多元化。请对上述观点作出评析。5、 当前在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继续发展经济上，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另一种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完善分配体制上，只要分配公平了、蛋糕分合理了，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请结合实际评析上述观点。6、 理论上人们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实际问题是，不少企业、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是认为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经济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再进行治理。你认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地把保护环境落到实处？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8、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和预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论调反复出现，仅“中国威胁论”就演变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各种论调。如何认识和评价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各种评论和预测？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还十分艰巨。请谈谈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与认识。答： 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我们将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这一基本国情。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第二，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第三，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第四，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因而，我们始终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则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基本含义既相互区别，有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这里所说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贯穿于这个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人民”包括各阶层人民群众，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需要”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就落后的社会生产而言，包括生产力的落后，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也包括生产力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落后。这个主要矛盾，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本质。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生产力落后将长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是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党的十三大在科学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吧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高度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既紧紧抓住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全面推动历史进步，实现民富国强、民族振兴的要求。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就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87年十月，党的十三大吧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是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已经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当的十七大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五个方面新的更高要求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我们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内涵和过程性特征的统一认识和把握，则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及各方面方针和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这些成就取得的根本原因。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3、有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请谈谈对这一观点的认识。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有一种误区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导致“西化”甚至国家政权颠覆。有的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托词；有人经常错误地把前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中国不断制造“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剧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由这种腐败落后的上层建筑构筑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苏共的倒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话，那也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当造成的，而不能本末倒置，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其次，始终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这方面的困惑和争议大大减少，而在政治领域似乎仍然受着姓“资”姓“社”的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是不断有所突破。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马上就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扯在一起，于是在有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禁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的干扰：其一是“向西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二是“向后看”，即用完全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得出“今不如昔”结论的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状态的眷恋，甚至主张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三是“向上看”，即完全无视我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描绘得完美无缺，实际上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改革。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缺乏具体步骤的规划设计。我们看到，经济体制改革既有远景目标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又有战略步骤“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有“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等一系列的规划设计，甚至还规制出了每个阶段各个领域和行业所要达到的具体数据指标，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和步骤则显得比较笼统模糊，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政治体制改革最大最直接的阻力来自权力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衡，而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既得利益的丧失。一方面，权力主体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织策划者、推动者和具体操作者，而另一方面，权力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实践证明，当改革者自身成为改革对象的时候，改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改革的逻辑悖论。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入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从改革的实践过程来看也确实出现了这种倾向。本来是一个好的改革动议，也常常在操作中走样变形，甚至会出现与改革出发点南辕北辙的背反现象。因此，要破除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本末倒置的“伪稳定”观，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之上的，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尖锐化的情况下，采用强制性的手段造成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体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化解政治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姓“资”姓“社”的困扰，研究设计出阶段性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日程表。政治体制改革还特别需要共产党人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因此，目前亟需解决的，是需要干部阶层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勇于牺牲既得利益。这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党性和执政能力的真正考验，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4.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也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请对上述观点作出评析。答：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是不是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呢？毫无疑问，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利益主体的存在，肯定会出现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但是，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并不等于指导思想就要多元化。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多数时候经济成分都是多样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在相当长时期中有封建地主经济与它并存。即使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同时存在小作坊、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人土地所有者，公营性的“国有企业”，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制的出现，使所有制形式更是复杂化多样化。然而，尽管所有制形式多种多样，但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并没有变，始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样，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多样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地位，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就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是不是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呢？要看到，利益关系多样化也是很多国家、很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很多的国家，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这些阶级又分为大、中、小不同的阶层；此外，还存在大量的诸如管理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社会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尽管利益多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及其内部都有激烈的斗争、冲突、较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会容许不符合其利益的思想占主导。在我国，虽然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阶层、各群体的具体利益有所不同，但无论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如何多样，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这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有人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指导思想是不是可以搞多元化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指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存在的状态，一个是指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什么。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要多元。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它占支配地位，必然要求通过一元去引领多样。其次，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并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序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推动理论、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但是，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必须以有序化为前提。杂乱的、无序的多样化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或者这种导向很苍白乏力，社会运转就会或者陷入混乱，或者陷入停滞，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讲，就是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概括地说，就是多样并存、一元指导。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与各个历史时代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它来自于实践，同时是为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一元的。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可以不同，但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当今世界的理论虽然有许多种，但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实际，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把谬误同真理混为一谈，其结果，绝不是为当代中国发展寻找什么新的理论支持，而是否定、消解真理的指导作用。这种思潮的泛滥，必然动摇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而动摇我们的整个事业。.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回答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而不能搞多元化。实际上，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多么不同，不管社会思想多么复杂，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5、当前在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继续发展经济上，唯有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另一种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完善分配体制上，只要分配公平了，蛋糕分合理了，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请结合实际评析上述观点。答：蛋糕做大是前提蛋糕分好是基础-市场注重效率，主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政府注重公平，主要考虑将蛋糕分好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的前提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一点就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长远角度来看，要有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才标志着社会进步与和谐。一个原则是追求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即把蛋糕做大；一个原则是追求分配的公平化，即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蛋糕分好是基础，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就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没有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不能笼统地认为，差距是坏事，关键看收入差距处在什么程度。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有一定承受力，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对不正当收入，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心理不平衡，十分不满，反响强烈。效率与公平存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市场注重效率，主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政府注重公平，主要考虑将蛋糕分公；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和运用，要从实际出发，目标是要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首要的是解决效率问题，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突出来了。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差距过大是突出问题。当前，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分配公平对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突出地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出现贫富差距，后果日益明显。解决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努力兼顾公平，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一是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建立公平的一次分配体制；一是着重解决再分配问题，建立公正的社会保障体制，保证保障性收入到位。最后，牢牢把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是解决分配公平化的根本前提和条件。6、理论上人们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不少企业、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是认为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经济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再进行治理。你认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地把保护环境落到实处？ “先污染后治理”在我国规模发生的原因：1.技术与经济因素形成的“门坎”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动因：技术难度大，又提高生产成本，常常成为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控制、减少污染技术的“门坎”，“门坎”又随企业发展而降低，此过程就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内在微观依据。归根结底，污染的产生、环境的恶化来自于资源利用不当。消耗资源多的技术产生污染的可能性相应也大，节约资源的技术自然可降低污染。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资源开采方式能使直接生产成本降低，相应的资源价格也低；大量消耗廉价资源的粗放生产经营方式也能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有利于产品进入市场，并给生产者带来期望的回报。而由此给环境造成的损害是企业外部的事，产生的损失并不由企业直接承担。这种环境影响的外部性有利于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由小到大发展，也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经济保障。这便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动因。2.认识上的滞后性和行动中的惰性是“先污染后治理”存在的又一原因。3.行政把关不严使污染企业得以创办。 一步提高减排效率。二是加强环境监管，确保工作实效 二、加大对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力度。三规划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四加强对涉及重金属企业监督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五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2.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3.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4.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5.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8、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和预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论调反复出现，仅“中国威胁论”就演变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各种论调。如何认识和评价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各种评论和预测？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国的各种议题频频见诸国外各类媒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能成功实现崛起，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提出了“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等；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因而提出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等论调。前一派观点对中国持乐观、积极和赞赏的态度；后一派观点则对中国持怀疑、消极甚至批评的态度，这主要出现在西方国家中。本文将对西方国家认知中国的几种论调进行分析解读。“中国威胁论”1990年8月，日本诸君杂志发表了一篇由日本学者撰写的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此后不久，“中国威胁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泛滥，并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多种版本。美国是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大本营。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一文。该文认为，中国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终于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这篇文章发表后，美国报刊出现了连篇累牍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文章。1997年3月，美国学者阿瑟沃尔伦德在评论杂志发表题为如何避免与中国打交道的文章中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亚洲可能早晚要发生战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吓唬英国一样，中国现在正蓄意对美国进行恐吓，企图把它从亚洲撵出去。”同年，美国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系统深入地炒作了“中国威胁论”。此书声称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对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力增强，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中国历来对它本身的认识、它的人力物力基本状况以及它对自己的民族利益的估价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舆论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1999年9月16日，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有半数美国公众相信，今后一百年，中国将是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不时掀起反华浪潮，“中国威胁论”至今仍未消停。其原因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历来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诞生时，它们就迫不及待地对它进行围剿，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又发起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苏冷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放弃冷战思维。在他们看来，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对西方构成了“严重挑战”，必须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期盼中国走向“崩溃”或“和平演变”，以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另一方面，美国历来以世界霸主自居，冷战结束后，其霸权心态更为彰显。“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典型的霸权心态的反映。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推行霸权均势战略，即在确保地区均势和大国均势的基础上谋求世界霸权。为此，在亚太地区，美国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的双边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设法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崛起，企图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以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东北亚均势、东南亚均势、南亚均势、台海均势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均势，从而便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然而，无论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还是从现行的社会制度及对外政策来看，“中国威胁论”都是毫无根据的。反对战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千百年来浸润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灵魂与气质，并成为其行为指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一贯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坚持独立自主，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致力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消除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主张废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事实充分证明，中国不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相反，它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国崩溃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和绝对胜利，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按照福山的理论，没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国只能遭到失败。这一波“中国崩溃论”侧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也被称为“中国垮台论”。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民顶住了巨大困难和压力，保持政局稳定，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垮台论”很快不攻自破。但西方国家又刮起了新一轮“中国崩溃论”风潮，其矛头指向中国经济领域。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该论调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加之中国还面临许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如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中国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2000年，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了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文章，提出“中国统计数字水分论”。作者称他发现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对1997年至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此观点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紧接着，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于2001年7月推出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将“中国经济崩溃论”推到顶点。该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断言中国由于加入世贸组织而会被洋货冲垮，该书预言中国5年左右崩溃。章家敦的言论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近来，随着中国房地产政策收紧、股市下挫、商品价格上涨，西方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中国将结束长期高速增长势头，“中国崩溃论”再度浮出水面。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有“卖空大师”之称的吉姆奇努思放言，中国的经济只靠政策支撑，泡沫比迪拜要“严重一千倍以上”，注定即将爆破。哈佛经济史专家肯尼斯罗格夫也预言：“在中国，一个以债务为燃料吹起的泡沫在10年内将会引发地区性经济衰退。”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赵穗生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走到了尽头，“因为现在很多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以及政府的权力跟市场经济结合以后产生的很多弊病，使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受到挑战，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很多扭曲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受到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遭遇各种各样的风险。目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中国经济崩溃论”明显夸大了中国目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低估了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甚了解与偏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某些西方人士的别有用心，他们唱衰中国经济，损坏中国的国家形象，目的在于破坏中国的投资环境，打压中国经济，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崩溃论”相反，中国经济成功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与“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崩溃论”同样不攻自破。“中国责任论”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各个层面。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也表示希望世界其他国家一同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的、更为融入的参与者。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扩大的责任，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责任。文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气候变化、地区安全以及援助政策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2007年的八国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所谓“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迅速崛起的一些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在解决世界政治经济问题过程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日本则认为联合国现有会费分摊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交纳份额。由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在抗震救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加之中国GDP首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把一些高帽子不断扣到中国的头上。概括起来，西方的“中国责任论”有三种含意：其一，认为中国虽然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任的国家。其二，把现存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要中国对此负责。国际金融危机后，他们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其三，从宏观和战略角度要求中国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一方面是中国力量上升和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必然产物。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及其国际责任问题的关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责任论”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国际角色及其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的预期。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西方社会对崛起中的中国猜疑与不信任的一种表现。西方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其主旨并不是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认同，而是对西方国家自身责任的推卸、对中国无端的责难以及对中国国际责任不切实际的定位。“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从表面上看无甚于系，但实际上密切相关，前者“捧杀”中国，后者“棒杀”中国，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表面上要求中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对等国家来参与国际机制、处理国际事务，但实质上不过是通过倡导双方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来确保中国不挑战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的一种战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更是以务实的态度，努力构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方面，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责任”，中国积极承担，义不容辞。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顾全大局，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减免非洲国家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此外，“在反对毒品、反对走私、反对损害知识产权、反对非法移民，以及有关生态保护、物种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凡做出承诺的，都会积极地提出建议，并负责任地予以履行。”但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某些“国际责任”，既不合理，也超出了中国的责任范围，中国无须承担。“中国傲慢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中国傲慢论”的极力鼓吹者。2010年8月，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认为中国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是错误的，并且将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跌入谷底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中国的“傲慢和过于自信”。2011年1月19日，约瑟夫奈又在英国BBC中文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妄自尊大几成中美关系主色的文章，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率先强劲复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美国经济复苏迟缓乏力，中国由此产生了“美国正在衰落”的误判；这种“过度自信的力量评估”“导致过去两年中国的外交政策日趋强悍”，“咄咄逼人”，“违背邓小平所说的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智慧之言”。“中国傲慢论”的另一位重要鼓吹者是法国世界报总裁埃里克伊斯拉尔维兹，他于2011年2月推出中国的傲慢一书激发了各界有关中国是否傲慢议题的广泛争论。该书以本世纪初十年里的中国发展为依据，认为中国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其自我审视的态度已从自信到了“傲慢”，而这种傲慢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正在向西方进行报复。中华文明历来崇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鄙视骄傲自满、蛮横无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也承认，“如果说法国人在当今世界上经常以傲慢著称，那么，中国人民却是个谦虚的民族，而且这种谦虚有其历史性。中国的文化，无论是道教还是孔子学说，都以和谐为基础，而非强调统治”。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最近几年来，被”中国傲慢论”鼓吹者引以为证的“傲慢”与“强硬”行为，都是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原则下的有所作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谈不上“强硬”，更谈不上“傲慢”。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不赞成中国“傲慢”的说法，认为用“非常自信”来描述中国更为准确，并认为自近代以来一直对中国十分傲慢的西方人没有理由说中国人傲慢。虽然中国过去长期被西方国家傲慢对待，灾难深重，但现在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无意向西方“报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傲慢论”的兴起，反映了近年来在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情绪，那就是既无法回避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又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崛起。“中国傲慢论”是西方人“傲慢与偏见”的产物。结语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势必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甚至冲击。因此，上述论调虽属奇谈怪论，实则不足为怪。只要中国继续发展，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就会继续存在，新的奇谈怪论就会不断涌现。但和平发展的中国以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郑重承诺和实际行动，充分证明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和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目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客观和理性，对中国正面积极的认知也越来越多。然而，对中国的消极言论在西方仍有较大的市场，它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我们要正视这些论调，采取积极的对策。在这里，笔者认为可以借用邓小平谈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为此，我们一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二要努力构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三要加强对外宣传与交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需要发展，也需要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谐相处的世界。四川省 雅安市 四川农业大学 4-612 申义君（收）邮编：625014感谢您的服务。鞋底已经严重断裂，望您能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