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闽京沪部分法院多元化调解工作的考察报告.doc

工作报告/考察报告 关于粤闽京沪部分法院多元化调解工作的考察报告 11月3日至11月7日，受院党组指派，我和民二庭刘志新法官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区人民法院，珠海市南湾法庭，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龙湖区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思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课题的考察。刘志新法官还单独到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了考察。通过计算机网络，我还对上海市松江区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了考察。收获很大，受到很多启发，对我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一、基本情况 总体印象是硬件设施一流，很多法院有多元化调解意识，部分法院已经开始了实践。但是各地普遍处于探索阶段，认识亟待提高，效果不十分明显。改革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调解衔接不顺畅，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探索工作比较保守，过于追求形式不求实效，一些法院仅仅为实现了诉讼案件负增长而沾沾自喜等等。 1、汕头市基层法院 在考察的基层法院中，汕头市的两个基层法院是仅有的没有搞“多元化”改革的法院。在汕头经济特区的龙湖法院考察，通过与立案人员交谈了解到：由于近年来汕头经济始终不景气，诉讼案件本来不多（全院在编100人，年受理各类案件约4000件），而且呈下降趋势，“根本没必要搞多元化调解”。 2、厦门市基层法院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于XX年10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是全国第一个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文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相应出台了文件，用于指导和支持、鼓励基层法院进行探索和实践。思明区法院没有设立人民调解室，但其滨海法庭自XX年8月起与司法所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工作，每年通过人民调解解决民间纠纷百件左右（其三年收案为2251件）。 3、深圳市的基层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标最高人民法院XX年年重点调研课题关于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在运用多种方法调研的同时，深圳中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院法官到基层法院挂点指导人民调解组织。20XX年3月，该院完成了调研报告。 该报告从宏观上提出了“着眼于整个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以及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正确定位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职能，厘清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模糊认识”等指导思想，并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现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原则和理念及机制的重整与架构作了一定探讨。 在实效方面，深圳尚处于对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及民间调解等方面的调研、探讨阶段。 其下辖的保安区法院，作为案件数量最多（在编人员约300人，20XX年收案约5万件）的法院，虽然在硬件设施、管理和便民利民方面比较突出（根据直观观察和偶遇的领导视察规模判断），但是并没有直接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和法院附设adr工作，仅在本院设一间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事务性书记员负责主持的调解室，进行了法院内部多元化调解的初步探索，但实际工作效果并不明显。 4、珠海市基层法院 珠海市的南湾法庭，于XX年年7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也是考察中见到的唯一直接在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室的基层单位。 该法庭在立案窗口设立专门接待选择人民调解的工作人员，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为来访人提供及时、便捷的人民调解程式。在立案大厅的另一侧是两间环境优雅、布置讲究的人民调解室。两位年轻的人民调解员礼貌地接待来访人。经庭长介绍，该区区委，院党组、特别是院长对法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放手让他们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司法行政部门积极配合。法庭在协调各相关方面关系，稳定人民调解员队伍，解决人民调解员待遇、培训人民调解员、指导人民调解和机制探索等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该法庭8名法官，年受理各类案件约2400件，法官压力很大。20XX年委托、指导人民调解成功近百件民商事纠纷，社会效果很好。 5、北京朝阳区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江区法院的基本情况。以上三个基层法院是我国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和实践较早而倍受瞩目的法院。其特点是：法院人才资源丰富，案件数量惊人（近年来受理各类案件都在五万件左右）；法院科技运用水平高，均及时将现代科技应用于审判管理院务、审判、队伍管理和具体审判工作以及对外宣传等，例如各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设置电子安检设备等；地区经济发达、群众文化层次较高、法律意识较强。 20XX年全年，北京朝阳区法院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纠纷1000余件、松江区法院3000余件（含指导交警调解）。松江区法院院长还做客东方网站、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内专家学者到院进行调研研讨、通过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宣传和介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推进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二、取得成效的原因 1、立法机关、党政部门重视，特别是一把手肯定、支持、放权，是改革成功的保障。厦门、深圳、珠海和松江法院的实践和探索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