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建造：理性主义在瑞士建筑中的影响程度”.docx

“具体地建造：理性主义在瑞士建筑中的影响程度”作者：Akos Moravanszky （ETH的建筑教授）【城市笔记人：哦，把这篇AD上的旧文草译一下，送给喜欢了解当代瑞士建筑的同学。】若想在瑞士建筑身上寻找“理性主义”的痕迹【Rationalist traces：这里，理性主义者，具体指向了1930年代意大利那批号称是“7人小组”以及1960年代号称是“Tendenza”的建筑师及跟随者；最早使用Tendenza，即，“大趋势”一词去描述这些人的是Massimo Scolari。开始指的是建筑师们对于城市的关注，后来就成了罗西等人的专有名词了。】，犹如要在当下已引起国际性关注的瑞士建筑潮流中去寻找已失去影响力的历史过去所留下的不易发现的印记那样困难。诚然，博塔（Mario Botta）今天仍旧像以往那样活跃，博塔的建筑倒是跟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不可分割，并且，博塔不止是位建筑师，还是【2007】Mendrisio建筑学院的院长。但是瑞士德语区的建筑师们通常会否认他们跟历史上的理性主义运动（Tendenza）那条影响至今的血脉有关。可是，瑞士德语区当代建筑的代表们又多是罗西（Rossi）、和邀请罗西在19721974到瑞士联邦建筑学院（ETH）教书的提契诺（Ticino）派教授们的弟子。因此，人们总觉得，在瑞士建筑身上不该仅有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痕迹，特别是考虑到瑞士建筑多是基于一种类型学调查的严谨方法，而不是仅仅基于建筑形象上的风格。仅仅基于风格的“理性主义痕迹”跟原初理性主义运动的初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基于风格的理性主义建筑不过是对已经过去事物的某种提示。或者，我们可以问问，难道晚近瑞士建筑对于“氛围”、对于“崇高”、对于建筑的入画方面的兴趣，算是一种对70多年前开始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一通研究之后，理所当然的结果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很难回答。困难就在于，“理性主义”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也就是说，先锋派（Avant-Gardism）和理性主义运动走了启蒙传统的不同路线。【译者注：这句话读者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作者怎么开始跑题了？这里，大家当知道，作者使用“先锋派”时，就是指向了现代主义的建筑。那么，他是想说，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瑞士当代建筑，到底跟这个看着现代骨子里却很古典的理性主义建筑，到底有着怎样的瓜葛？跟着，他提到了吉迪翁和梅耶，又是一个作者以为的大家都知道的暗指。这里，吉迪翁都作者解读成为先锋派的代言人，梅耶，是理性主义的代言人。然后，他提了一笔二人的分歧，但是后文马上说，哦，其实你看，他们二人的立场也像变色龙一样彼此交错。这就等于在说，哦，瑞士建筑的先锋性和来自意大利的理性主义，二者的关系实在暧昧】先锋派强调的是一种逻辑性的“科学化”方法的价值，他们旨在彻底摆脱过去神话、宗教的束缚，提倡科学管理和创新的实践。相比之下，理性主义作为出现在1930年代意大利的一场建筑运动，强调的是当下建筑跟历史和古典过去的连续性，由此，意大利的理性主义建筑师们要赋予理性主义建筑本身一种“永恒的当下”的合法身份。仅仅这么简单地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到，先锋派在方法上跟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一样地理性，而理性主义建筑跟先锋派也有着相似的英雄主义姿态和相似的背后政治动机。在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和梅耶（Peter Meyer）这两位19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瑞士建筑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争论。没啥会比这场争论更能展示出在理性主义运动和先锋派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在其1936年进入ETH的任职演讲中，梅耶就赞扬了理性主义建筑的“英雄般的精神性姿态”。他说：“理性主义建筑运动有着对于高度警觉、毫不出错的思维清晰性以及行动的果敢的追求。并拥有责任感，体现着不徇私情的意志力。这种直面观察的勇气以及主动去寻求答案的姿态，乃是我们整个欧洲文化的核心。也正是这样，理性主义建筑是以所有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并且，它正在积极或是消极地塑造着我们的当下”。这里，梅耶试图将“现代性”（modernity）和传统做出某种调和，还有，他的理性主义是英雄般的，这些，都跟意大利建筑师对于“理性主义”（razionlismo）的理解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梅耶也像多数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那样，他把建筑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拥抱成为理性主义任务的形式结果。不过，吉迪翁拒绝了现代建筑身上应该拥有任何纪念碑性而他的这一立场，在1943年，当他跟Sert和Leger写宣言时，却改变了，吉迪翁写的宣言就叫做有关纪念碑性的9点。罗西的影响在两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在Marx理论和罗杰斯（Ernesto Rogers）【这位就是如今Richard Rogers的父亲】的影响下，理性主义和建筑纪念碑性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里，罗杰斯乃是一批青年建筑师包括罗西在内的导师。对于罗西而言，建筑意味着要关注“场所精神”（genius loci），在城市里塞进去新建筑时要给那座城市的可读性【legibility:这里，可读不可读，往往指的是新建筑进入老城之后，是否像考古文物修复的补白那样，能够让街区，或是旧的形态，被完型地识别出来】做出贡献，而不是产生尼采所言的面对历史时那种【为古而古】的考古情怀。而在瑞士的提契诺（Ticino）地区，这一时期正好是阿尔卑斯山麓地貌转化成为一堆高速路、购物中心和办公楼的时期。这些东西已经让老百姓开始抱怨。所以，罗西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那种让城市失忆的作法的批判，就特别受欢迎。当混凝土建筑在土地上蔓延，当混凝土建筑被视为是不受遏制的资本主义贪婪的结果时，政治意义就重要起来。诸多提契诺的建筑师当时都是左派 “Party of Socialist Autonomy”（PSA）成员。例如，理性主义建筑运动里的著名建筑师兼教师Tita Carloni就是PSA在提契诺地区的代表。这就解释了为何当时这些建筑师根本就拿不到国家级项目以及为何这类建筑师总会把设计学校当成是它们重要的设计项目的原因因为学校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的。在苏黎世的ETH，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美学还是有着一种强势的在场力量的。因为这里有着一批提契诺派教授和助教们的实践和教学影响，诸如，Flora Ruchat, Luigi Snozzi, :Livio Vacchini, Fabio Reinhar, Bruno Reichlin。等罗西于1971年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ETH时，这一理性主义者阵营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提升。虽说罗西作为设计课的教授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影响是巨大的。Jacques Herzog, Pierre de Meuron, Roger Diener，等，都是他设计课里的学生。或许罗西影响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促成了一种对于基于社会学、人类学、技术性调查、那种把建筑理解成为经验科学的作法的日益强烈的批评性对抗。罗西对于个体经验、记忆和想象力的重视对于诸多学生来说有着一种解放了的感觉。【译者注：这句话包涵了非常丰富的意思。罗西本人也注重社会学、人类学的城市原型研究，但是，罗西也十分诗化地看重个人体验与记忆。这在他的写作中已经体现出来。是后者，使得ETH的学生感觉到了启发】。1978、79年，罗西被二度邀请回到Eth，跟Bernard Hoesli和Paul Hofer一起教设计课； Marcel Meili和Miroslav Sik就是这一批里的学生。在1975年的秋天，建筑评论家Martin Steinmann组织了一个苏黎世ETH提契诺派20位年轻建筑师的作品展，题目就叫做：Tendenzen： Neue Architektur in Tessin（运动潮流：提契诺派的新建筑）。这一展览是跟随着罗西那句名言来的，“建筑就是过去建筑们的产物”。Steinmann呼吁一种能够通过历史调查、发现一种“内在真实”的原理的建筑学。当他后来作为（创刊于1972年后来成为1970年代瑞士建筑理论的一本领先杂志）建筑命题杂志（Archithese）的编辑时，Steinmann试图发展出一种基于瑞士现代主义建筑传统（Hans Schmidt）、基于罗西的理性主义、基于文丘里“大众化“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真实性的计划来。从罗西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建筑发展成面向“氛围”的建筑意像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就是Miroslav Sik描述他学生作业时所使用的词汇“类比性建筑学”（“Analogue Architektur”）。这里，“类比”一词跟罗西在城市的建筑学中所使用的那个“类比”有关，但是罗西自己也从来没有精确解释过什么叫做“类比”。似乎我们可以这么说，罗西对于其设计方法论的理解，就是基于对历史建筑先例的观察，以及基于荣格（Carl G Jung）的把类比当成积极想象力去使用的理论。Sik 的Analogue Architektur有着相似的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在于摆脱过去认识过于狭隘的经验性调查，Sik强调要深入日常生活，深入到大众艺术形态领域里，诸如深入到漫画（Comic Strips）以及故事画（Storyboards）的形式中去。这跟1950年代史密森（Smithson）夫妇和“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的思路很相近。在Stanislaus von Moos的引见和Steinmann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文丘里进入了瑞士。这或许解释了，在推崇类比的建筑师那里有着跟文丘里相似的对中低阶层和工人住区的关注。如果我们看看一般而言瑞士建筑界对于美国风格的后现代建筑多数是给予沉默态度时，这一立场倒也很是令人惊讶。但是，带着瑞士人的那种小心，类比派的建筑师们还是跟文丘里保持了一段距离，同时也跟史密森夫妇的“日常性”保持着距离，跟罗西那模仿着15世纪意大利绘画的淡蓝和粉色保持着距离，跟拉斯维加斯的霓虹灯保持着距离。1987年，由Sik出版的那本ETH建筑论坛学生图集，就显示出来瑞士学生笔下的苏黎世工人郊区该是多么窄，远郊处的灯光该有多么暗，而在罗西的舞台上，都是宏大的透视和地中海的色彩。如今当红的瑞士建筑师就是这些作业的作者：Conradin Clavout, Andrea Deplazes, Christian Kerez, Quintus Miller, Valerio Olgiati，等等。分析派与类比派不过，真地要把这一切都解释成为罗西在苏黎世出现的直接后果还是错误的。1996年，在14届“米兰三年展”上，瑞士新建筑被当成了一种“极简流派”来展出的。策展人von Moos和Karin Gimmi，Hans Frei一道，跟在Herzog&de Meuron, Diener & Diener, Burkhalter Sumi, Peter Marli等人的建筑身上，把其中的简约追溯到了Max Bill的“艺术具体化”（artistic concretion）那里去了这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谱系描述，因为Bill关注的是科学理性，他对任何艺术的大众形式或是对真实性什么的，都不感兴趣，都排斥在外。对于Bill而言，标准化是设计师实现社会责任的一种后果。他的这一立场跟罗西把“单调”（monotony）作为类型化方法的一种产物的立场有得一比。Bill参与了号称是“新包豪斯”的德国Ulm的设计学院（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的组建。他在1954年成了该校的第一任院长。1955年Ulm设计学院开设的基础教程，与1959年Hoesli在ETH开始的基础教程，都展示了对于基于格式塔理论发展视觉方法论的相似兴趣。那么，罗西在ETH的出现是不是正好处在ETH这所学校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点上呢？是不是此时先锋派已经失去了它的激进和政治立场，从而需要一种能对抗先锋派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realism）呢？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一种二元的对抗（在瑞士是个激烈的辨题）。这样的对立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在USSR的Socialist现实主义以及在Bill的艺术具体化的影响下，瑞士重要的人物像施密特（Hans Schmidt）就把纪念碑性、标准化和预制问题，都串联了起来。1974年，当罗西为施密特文集撰写一份介绍时，罗西引了施密特自己的一段话：“弹性建筑自己肯定不是弹性的；弹性指的是渗入建筑内部的生命是弹性的，以便对抗虔诚派的立场”，对抗功能主义者那“美学化了的道德观”。1977年，瑞士建筑杂志作品（Werk）（“瑞士工盟”和“瑞士建筑师协会”的喉舌）与杂志建筑命题（Archithese）（当时在von Moos的编辑下，成了后功能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论坛）合并了（尽管时间不长）。这一合并显示着过去理性主义阵营中的批判派和类比派之间的差别已经变得不再那么不可调和了。提契诺派的建筑作品总比初看上去要更为一致：虽说Snozzi惯用厚混凝土墙，Vacchini喜欢大跨度和轻灵形象，但总归是康的建筑对他们影响很大，只不过大家对康的解读不同罢了。倾向于功能主义传统的建筑师们，比如属于Solothurn派的（Fritz Haller, Franz Fueg, Hans Zaugg, Max Schlup）会拒绝个性化，坚持一种系统性的设计方法，从而产生了彻底简洁的建筑，以及偶尔像位于Meggen的Fueg天主教堂那样，产生一种超验感。今天，瑞士建筑理论家们修正了他们早前的阐释框架，在“理性的新教教派态度”和“地中海版本”【注：新教，基督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所谓地中海版本，指的是意大利本土的天主教教派】之间做着斡旋：一种，是基于量化判断的经济和科学的理性，另一种则是政治性的，一种在正反之间总在做着智慧甚至狡黠平衡的态度。重新定位像Christian Kerez和Rudolf Fontana（1995）设计的Oberrealta礼拜堂那类作品，看上去像是受益于罗西的类型学消减法【（Reduction，消减法，往往是先有的大的规则，大的概念，再简化下去，一种从上到下的作法：后文会提到Deduction，即所谓演绎，二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作者在结尾处告诉我们，Deplaze那种实践论的视角，就是边干边思的deduction作法）】，但是更源自一种激进的态度，这跟地中海的影响没有任何关系。要想调和者两种对于晚近瑞士德国建筑的解读，理论调整，就是对于基本属于和概念的重新思考是必要的。Steinmann的建筑方法是基于对于建筑形式的符号学解读的。他对今天这些建筑的解读时会说，这些建筑乃是“空无的符号”、“带有力性的形态”。而Valerio Olgiati的建筑，在这一语境里，却给理性主义的解释出了难题。Olgiati总在探索理性的设计方法，设定逻辑化的规则，用最大限度的精确监控建筑的实施但是，这种极度痴迷于理性的建筑作品，却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只能靠直觉去靠近。Andrea Deplazes对于罗西或是Giorgio Grassi的语言给出了很是不同的阐释。Grassi把建筑学当成是一种死语言，因为建筑总是传递着一种失落感。而在Deplazes那里，真正的目的是把“意义”和“氛围”给调和起来，这样，反过来，又会影响和改变语言规则。这样一来，大家就像面对所谓死语言“拉丁语”那样，已经显示出建筑理解的不同。在晚近的瑞士德国新建筑身上，理性主义的地中海痕迹就像是新车挡风板上塑料包装上的针脚那样：这些针脚在那里，仅仅是暂时的缝合，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正在等着新设计的问题身上。当然，追溯回瑞士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样的返祖追溯也会让我们注意到历史先例。但是在那时的理性主义和瑞士新建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特别是在针对“过去”的使用上。对于罗西而言，不断重复类型和形式就是一种无时间性过去的表现他在自己的科学性自传里就说过只有记忆才能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线索。罗西的伤感预言着建筑的灭亡：建筑师以为的历史声音在现实中乃是自己的幻觉。同样，类比性建筑也带着这类自说自话的情绪，像是旨在压倒任何激进的知识、设计的概念，覆盖任何提倡建筑该介入社会行动的声音的一股“模糊且暗色的浪”。所以，通过把建筑学说成“建造”（to construct），Deplazes赋予了理性主义者那种反对乌托邦情结一种激进的逆转。与其把建造都指责成为扭曲的世界观，指责成为虚假意识的记录，Deplazes强调，建筑也是心灵的可能性，是可以在真实社会场景中超越知识决定论的。用他的话说，那种“艺术家-建筑师”（就是经常把自己放到社会条件之外的人）以及听话的建筑师（那种把自己仅仅当成社会需要中介者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那些愿意边做边改的自我教育者，同时，又愿意看到自己的工作具有意识形态价值，总是能够愿意为何新的价值敢于抛弃旧的意识形态的人，才能够做到“去建造”。为了强调此类设计试验的内在逻辑或者叫先验特点，Deplaze指出，犯错乃是“设计的前提和潜能”。他的这一观点跟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理性主义者根本在道德上就不相信这种边做边改的初衷。他们总是强调文化现象所具有的规则统领地位，包含把一切建筑设计的责任都推给文化现象。瑞士建筑里的这些新动向展示了从思维的类比方法的一种重要转移。这不止对建筑重要，也对理论构建和抽象都很重要。那就是大家转向了对于具体事物的重视，对从底层和细部发展概念的重视。如果我们仅从现有的惯例出发，那就没有批评性的事物出现。仅从惯例出发，这样的理性主义要么领向一种教条化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领向一种自恋的高度主观化的“诗学”，即使变得很极简。而另类的替代方式，则是倒过来的【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小到大】，是推演式的【不是解答数学题，而是不断自我改造的】，寻找一种反思性的平衡。我们可以赞同罗西的说法，即，“建筑总是过去建筑们的产物”，但是不是在他说的那个层面赞同他：不是把过去当成一种建筑学的死语言，而是当成一系列的尝试，作为试错的过程，作为“建造的建造物”甚至，不管是“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还是记录。我们这么做，是希望真实的意识似乎能够存在似的。（全文完）。Moravanszky, Akos, “Concrete Constructs: The Limits of Rationalism in Swiss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Sep. 2007, pp.30-35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63861/【译者评：在这期AD的专辑里，有两三篇文章还不错。ETH的Moravanszky的确比别的文章要好。同样的篇幅，却说了很多事情，又基本把大的线路给说得比较清晰。就我个人而言，有几个小点是翻译过程中被作者“电”到的地方，比如，1。作者指出意大利30年代7人小组的骨子里，是古典的，这个提法挺准确的。我看特拉尼的Casa de F. 第一稿，简直就是古典建筑，坡屋顶，柱子，窗。完了到了建成时，几乎就大变样了。作者的这一点题就给出了一条有趣的思路去看很形象现代的那批意大利建筑师；2。作者对于罗西在ETH的作用，给出了让我比较惊讶的理由。因为我经常会在赫尔左格等人的谈话和发言中，看到他们对于罗西的尊敬，而他们设计的路子，又挺不罗西的。看了本文作者的指点，才明白，哦，原来，在罗西的城市建筑学里还同时藏着两种力量：一种是群体性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城市建筑研究，那种类型学的东西，另一种，则是罗西对于个人感受和记忆的重视。对于学生而言，即使同时接受这两者，反而是后者，让学生在日后更为感动和受用。当然，罗西的方法，也根本不是个人记忆法，他的类比，弄来弄去，也够考古的；3。就是作者对于ETH的教授们的设计方向和特点的总结。这个够简洁的；4。就是结尾处，作者对于Deplaze的评价。那是够深刻的。既不是永恒的从大概念出发的历史还原或是消减法，也不是自说自话法，而是一种既浸入氛围、维系着动态环境平衡的介入，同时，又在对话中通过建造寻求新的可能性的实践性。所以，Deplaze的方向，的确，才配得上“建构”这个词。总之，因为学到了一些别人的认识和观点，就觉得，这文章没有白读。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