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名词解释.doc

名词解释一、纪事本末体1、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进行历史叙述的史书编纂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 袁枢开创的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既能合理地吸收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点，又可基本克服它们的缺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是他在改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过程中创作出来的。他将资治通鉴分年记述的某一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集中抄成一篇，并标上题目。每一标题下，叙述一件大事的始末。通鉴纪事本末42卷，共记述了239事，另外附录66事，实际上记载了大小事件共305件。通鉴纪事本末具有节省篇幅而又能使所述事件一目了然的特点。3、 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是，它所述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时间顺序编写，能完整地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条理化、故事化，无论对于史书编纂还是对于历史理解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4、 不过，纪事本末体也有它自己的缺陷。纪事本末体史书往往都是从编年体、纪传体史书改编而来，故其史料价值相对较小。此外，纪事本末体还有其叙述不便的地方，如对于一些零散而又不易纳入某个标题下的史事，该体就很难加以叙述。二、六经皆史经，主要指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部书。它们因由孔子删定而成，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称为“六经”，也称“六艺”。经史结合，是指经书亦是史书，经学与史学相融合，这是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经史结合的特点，亦可看成是“六经皆史”的说法。章学诚主要是从以下这几个步骤来阐述“六经皆史”说的。首先，他指出：中国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于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其次，章学诚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并强调“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再次，章学诚认为，“六经”就其本质而言，是“先王之政典”，是史书。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最后，章学诚又从史学源于春秋的角度来论证“六经皆史”。又说：“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经史结合的论说，不仅从史料角度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也为阐发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史结合、六经皆史的观念下，“六经”是先王的政典，是“切人事”的文献，是历史记录，人们因此可以将六经当作先王时期的重要史料来看待，故可以对先王时期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做出研究，从而有助于我们对上古时期历史的认识。此外，六经皆史，也为史学研究将就致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史既然是经，而经学向来斗殴讲究经世济民，所以史学跟经学一样讲究经世致用。三、奥古斯丁与上帝之城1、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被誉为“西方的导师”。为了替“基督”辩护而撰写的一部书上帝之城。2、 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在基督教史学领域的代表作，全书共20卷。为了驳斥异教徒的观点，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受到外族入侵，是因为罗马自建国以来就已存在的种种罪恶，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过错；相反，上帝的仁慈与至善却缓和了入侵者西哥特人的残暴。3、 在奥古斯丁看来，在冥冥的宇宙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善与光明，一种是恶与黑暗。有两种城市：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上帝之城代表着善与光明，而地上之城则代表着恶与黑暗。历史就是代表着善与光明的上帝之城，同代表着恶与黑暗的地上之城的斗争史，而最终的胜利必然是上帝之城。生活在“上帝之城”的人们死后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生活在“地上之城”的人类将面临世界末日，而死后必将堕入地狱。4、 他认为严格的善恶以及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完全对立，通过上帝之城来为基督教的合法化辩护。5、 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用宗教观念来解释，是一种典型的神学史观。这种神学史观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一个传统，扭转了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方向，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阿庇安与罗马史1、 阿庇安（Appian,约公元95165年），是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裔历史学家。他早年在其故乡担任过显贵职位，后来移居罗马，担任过皇帝国库检查官的职务。他在晚年还出任过埃及总督。2、其著作罗马史，从王政时代（开始于罗马建城）一直写到公元2世纪初，是一部在时间跨度上长达约9个世纪的罗马历史。 罗马史是阿庇安用希腊文写成的，共24卷，现今留传下来的只有10卷是完整的。它主要记载罗马的各次战争，其中，内战史尤为重要。 阿庇安注重解释寻求历史事件的原因，他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叙述罗马帝国形成的全部历史之基础上，考察罗马在成为共和国之后是如何发生内战、又是如何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的。 阿庇安在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其独到之初，是从经济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他指出：托勒密埃及王国的崩溃（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在于资源的挥霍和浪费；罗马共和国早期的贫民与贵族的斗争源于土地、债务和政治权利的不平衡；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内战则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矛盾斗争的结果。 阿庇安历史叙述，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方法，正如阿庇安自己所说：“我把每个国家有关的那部分历史分别叙述，略去其他国家中所同时发生的事情，留到其他适当的地方再去叙述。” 阿庇安缺乏波里比阿、塔西佗那样的史料批判精神，他在引用史料时不加严格分析，书中的史实、年代、地名等细节常出现错误。不过，阿庇安的罗马史由于保存了许多早已失传了的作品，如波里比阿、李维等人的作品，所以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五、比昂多与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1） 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在罗马衰亡的千年史中首次提出“中世纪”的说法。他也是西方考古学的创始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古罗马文物和中世纪城邦兴起的研究。2） 他在考古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复兴的罗马、著名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其作品显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3） 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以材料详实著称，共31卷。记述从公元410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到1440年关于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历史；他在书中首次提出“中世纪”的概念；并摒弃历史中的神话、传说，对史料进行严肃考证，有科学批判精神。六、瓦拉君士坦丁的赠与辨伪1、瓦拉，文艺复兴时期以史料批判著称的史学家；他的君士坦丁赠与辨伪是文献考辩领域的著作，他因此被誉为西方文献校勘学的奠基人。2、瓦拉生的君士坦丁赠与辨伪一文，运用语言学知识证明所谓的君士坦丁赠与这一历史文件是教皇伪造的。他证明了这一文件所使用的不是公元4世纪，而是8世纪的拉丁文。由此可以肯定，这份文件不是君士坦丁时代的文献，而是公元8世纪伪造的产物。瓦拉的辨伪揭穿了罗马教皇的骗局，动摇了教皇的权威。3、不仅如此，他的辨伪也在历史学领域重新唤醒了史家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史料认识方法，即利用一定时期的史料与该时期的文化状况互证的方法来校对文献的正误，从而宣告了文献校勘学在欧洲的诞生。七、爱德华.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1）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是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卓越的历史学代表作。这部书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为线索，贯穿了公元前1-15世纪的欧洲历史，全书共六卷71章。2）全书分为两部分：奥古斯都时代到公元641年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之死、从公元642年至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共800年的史实。3）主要目的：探寻罗马帝国衰落原因，并在寻找原因的基础上，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和冷峻的笔调讽刺批判了基督教的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他认为罗马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而传统罗马的英武精神在基督教影响下消失了，基督教在罗马文明的毁灭中起了主要作用。4）特色：他是第一个从历史角度而不是神学角度批判基督教的史学家。吉本治学严谨，重视原始史料，史实详实。罗马帝国衰亡史体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八、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1、孟德斯鸠，启蒙运动时期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启蒙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主要学说是三权分立说。和所有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孟德斯鸠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的社会思想对于当时封建、反君主专制的斗争都是由积极作用的。2、1734年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在此书中主要为了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他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总结罗马盛衰的原因，将其兴盛归结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共和制度的建立，而衰亡则归结于罗马帝国时期，制度变为君主制，最终导致了衰亡命运。3、这本书一方面是探讨罗马盛衰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借古喻今，宣扬其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主张。九、布罗代尔与长时段理论1、 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年鉴主编， 1984年，布罗代尔荣获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法兰西学院院士。布罗代尔于1949年出版的两卷本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16世纪地中海区域史研究的经典作品。2、 地中海一书实际上体现出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长时段理论。3、 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换言之，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1）“短时段”：是个别的时间，布罗代尔称之为“事件”的历史。“事件”是指突发的事变，如爆发革命、签订条约、发生地震等转瞬即逝的变故。短时段的历史处于运动的表层（2）“中时段”：一种社会时间，布罗代尔称之为“局势”的历史。它包括的历史内容非常广泛，如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物价升降、工资涨落等等，中时段的历史是“缓慢而有节奏的历史”。(通常要用10年、20年、50年或更长的时间来衡量。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跨越了短时段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构成了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3）“长时段”：一种地理时间，布罗代尔称之为“结构”的历史。这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长时段的历史是一种“几乎不动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长时段。4、布罗代尔强调，历史虽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但历史依然是统一的，多层次的时间节奏的思想，会导致“总体史”的建立。十、二重证据法1、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是其创立的“二重证据法”，他是在其“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的。2、 王国维“古史新证”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甲骨文、金文等地下材料来证明纸上材料或对其予以补充纠正。纸上材料主要有尚书、诗、易、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史记。3、 其“二重证据法”，就是用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4、 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结束了古史研究以文献为唯一依据的局面，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了巨大成就。十一、史学即史料学1、 傅斯年主张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观念与方法来建设中国新史学，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等口号，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扩张和整理史料，把探求历史真相的任务完全建立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且要把历史学建设成如同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科学。2、 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1）使用直接材料，发现、扩张新材料：傅斯年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使用直接材料并注重发现、扩张新材料，以此来促进史学的进步：“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2）扩张、丰富研究工具：对傅斯年而言，现今研治史学之良器即为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和方法：“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以看待自然界的态度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在史学研究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出来则客观史实便自然显明，而无需对史料做任何疏通、解释或主观论断，从而把历史哲学、史观、史论等排除在“史学”之外。他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3、傅斯年极力反对疏通史料，对史料采取“证而不疏”的态度，并试图以此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这是傅斯年试图将历史学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傅斯年强调在史学研究中应排除研究主体主观意识的渗透，由于试图排除研究主体的主观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渗透，傅斯年极力反对疏通史料，傅斯年由于“反对疏通”的治史原则，所以他也反对“著史”，因为“著史”往往夹杂着研究主体的主观意念。傅斯年认为，“著史”并非纯粹的历史学，“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4、傅斯年的这种反对疏通史料、试图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之做法，显然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尽管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主张及相关史学思想在理论上存在上述明显的不足与局限，但他主张运用西方近代的科学观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来扩张和整理史料，将史学研究牢牢地建立在对史料进行考证的基础之上，这在实践层面上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朝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二、现代史学运动1、朱谦之在他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他聚集了本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设立“史学研究会”，并自筹经费于1933年开始创办了现代史学杂志，掀起了一场“现代史学运动”。2、现代史学运动”的三大使命1）从历史哲学上去把握历史的现代性。朱谦之认为，“现代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把握历史的现代性，此处所谓历史的现代性，也就是以现在或当下的立场来研究历史。2）从史学方法论上去认识现代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朱谦之注重史料与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结合，这也是他倡导“现代史学运动”的初衷。但是，朱谦之也反对一味地专注于史料而忽视对史料的解释，他特别提醒说：“历史构成的方法很容易走到极端，变成文献考古学的方法，以为历史就只是文书的搜集，古籍古器物的研究，这么一来历史的辅助科学竟可冒充为历史的本身，我们自不得不否认他。”3）从史学史上看出研究文化史，尤其是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的重要。3、不足：朱谦之的“现代史学”理论存在一些缺陷，总体而言，他的理论是综合多、创见少，他既没有提出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具有创见性的理论假说，也没有像傅斯年那样在“史学即史料学”这样一个观点下聚集一批学者开展大规模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另外，朱谦之的“现代史学”理论，不是从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是先验地构筑起来的，因而显得有些空泛。4、优点：当然，朱谦之的现代史学观，主张“考今”、凸显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力图综合史料考订派和唯物史观派的长处，强调史料与史观并重，并且倡导现代史与文化史的研究，都是与现代史学发展趋势相符、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值得我们去借鉴、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