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doc

教学论文“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文章出处： 发布时间：2003-07-26作者：姚德怀 简目 前言 “老国音”和“人工语言” “新国音”和“白话文” “北拉”和“大众语” 纪念黎锦熙先生 规范普通话 大众普通话 商务普通话 结语 1.前言 这次研讨会*在1998年的6月中旬举行，有其特殊意义。整整一百年前，在1898年的6月中旬，开始了戊戌百日维新，光绪帝和维新派推行新政，其中一项便是对后来所谓“国语”这个课题的重视。据此，黎锦熙先生曾经认为，1898年便是国语运动开始的一年。所以这个研讨会可以说是纪念国语普通话运动100周年的一个聚会。 说起纪念，免不了要引证历史。我们不必重复大家都熟知的史实，只须在有疑问、有争论的地方，稍加申述，同时要切合研讨会的主题商务普通话。我首先对“普通话”这个名词作出一个一分为二的界定。在现实生活中“普通话”这个名词仍然是有歧义的。学院派理解为“标准普通话”、“规范普通话”；老百姓，望文生义，理解为“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商务人士，一般口头上说的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话，以下我们称之为“大众普通话”。我们既要推广规范普通话，也要研究大众普通话。 “普通话”继承了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官话”和“国语”是模糊词。“官话”既指“北京官话”，也可指“地方官话”。王理嘉(1997)说，“十八世纪时当时读书人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是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的”。然而我们知道，1728年雍正帝下令设立的“正音书馆”都是短命的（2）。到了清末，地方官，甚至京官的“官话”其实都不高明。据说，梁启超后来虽然长期住在北京，他的国语还是相当差（3）。可知当时大家对“官话”的要求是不高的。参阅叶宝奎(1998)。 2.“老国音”和“人工语言” 清末民初1900年前后，开始对“官话”、“国语”的标准提出了要求。1892年，卢戆章主张把“南京话”即所谓“蓝青官话”，见陈刚(1984)，p.34作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则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1903年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这个词也是“日为中用”，源自日语“kokugo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定下“国音”。这就是后来所谓“老国音”。 这段历史，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以下简称“黎著”)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议长吴稚晖（武进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著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于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其后争论不断，例如关于声调，当时仅列阴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录音时，阴阳上去都依北京，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据说从前北京讲究读音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1921年，赵元任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依北京，而入声则依照南京，后来黎锦熙更进一步提倡废止国音中的入声。这些演变就组成了所谓“国音京调”运动。 “国音京调”再进一步，便是减少“国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读音，于是“国音京调”就变成“京音京调”。 3.“新国音”和“白话文” “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的“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在1924-26年内部起草会议中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是实际上由于出席委员太少，并无正式定案。然而风声所播，东南各省传习国语的，从1926年起，大家渐渐地都改用北京音了。此后直到1932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字音明确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这就是一般所称的“新国音”。顺便说明，这个期间经历了1926-28年的北伐/大革命，历经了1931-32年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因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实在是在内患和国难中勉力完成的。 与此同时期，1926-28年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既可注音，也可作为译音工具。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当年出国时便用了ChernShiingShen这个国语罗马字的译法，其中r代表阳平，ii代表上声。后来他长期在国外，免不了跟随洋俗，因此又以S.S.Chern闻名于世，其中Chern一般人也就以英文读法读出。 国语罗马字的特点是用字母标调，不须另设特别符号。旧辞海(中华书局1936，1947)“附录”有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注音的“国音常用字读音表”，使用方便。“国罗”长期以来也为台湾出国留学生所喜用。如果我们看到姓Jang的，便知道他是姓张或章，并且是根据国语罗马字转写的。 至此，不得不提晚清开始的白话文潮流和五四前后的“文学改良”(胡适、刘复)、“文学革命”(陈独秀)等各种倡议和运动。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此，“文学革命”和“国语统一”运动开始合流。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学校教科书逐步改用语体文。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这里应该著重指出，只有在民间和政府推广白话文这个大气候中，谈国音的标准才有意义。如果还是沿用文言文，那么以“老国音”为正音也无不可，甚至以较接近古音的方言为正音基础也是无可厚非的。 4.“北拉”和“大众语” 从1929年开始，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相继研究、草拟和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来拼写中国话，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拉丁化新文字”。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认为不能以某一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标准音。但是后来各地的“新文字”中，传播较广的还是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北拉的语音究竟是怎样的呢？黎锦熙认为是山东话(黎著p.299)，周有光则认为:“北拉跟老国音很接近，它是不以一个地点为标准的北方普通话”。(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4年，第97页。)例如声母z，c，s分尖团，“新文字”按照“北拉”便写成“SinWenz”。(参阅陈望道文集第三卷第140-146页“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北拉不标调，不规定调类和调值。黎锦熙认为北拉是属于“国语不统一主义”。(黎著p.301) 1934年，社会上的一个“文言复兴运动”引起了一场论战，但是这场论战迅速演变为一场围绕著“大众语”这个概念的一场混战。(以下引自陈望道文集第三卷pp.78-99。)陈望道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吴稚晖说:“白话比文言容易普遍，大众语一定比白话容易普遍。”魏猛克说:“只有现代中国普通话，才是大众语。现代中国普通话是有普遍性的，它是主要的流行在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处。所谓普通话是因为交通发达，各地人们往来日渐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产生的。”鲁迅说:“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著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都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答曹聚仁先生:论大众语)黎锦熙则作了一篇长达117页的文章，以“序”的形式刊在随即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卷首。 黎锦熙认为，“大众语这个名词，简直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他认为，如果不是，大众语诸说，可以约成三个定义:(1)大众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2)大众语是各样各式的方言。(3)大众语是交通发达、往来密切、自然混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如果是这样，黎锦熙认为，其实这些都是清末民初许多人讨论过的老话题。 关于“大众语”，由于众人各说各的，漫无标准，因此仅在1934年5月-8月期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基本上就结束了。据我个人的理解，“大众语”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话”。这个命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第7节再回到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政府的方针既定，基本上便是推行国语的年代。我在汪政权下的上海念小学，中文课本便是“国语”课本。虽说是伪政权，但是这个“国语”仍然是中国的国语，而不是日本的kokugo。 5.纪念黎锦熙先生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还有几件事应记。一是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国语辞典的出版(1937年)，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后来在1957年又以节本形式，以汉语词典的名义再版。二是注音汉字铜模的铸造。三是推行国语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大陆扩展到台湾。我这里借用梁容若先生1978年纪念黎锦熙先生的文字对这一段历史作个交代： 黎先生对于台湾的国语教育，关心最早，贡献亦多。民国三十三(1944)年五月，倡议在西北师范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创办国语专修科，即为储备渡海教育人材。以后台湾师大的国语专修科，也仿此举办。他以为台湾方言最复杂，所以标准语最需要。台湾有五十年假名(日本拼音字母)教育，以两式注音符号代假名，容易接受。他以为台湾的国语办好了，不但可以迅速扫荡日本的五十年文化侵略，也可以为闽粤苏浙等省作模范。他的国语朋友魏建功、何容三十四年(1945)十一月就到了台湾。不久留守北平国语大辞典编纂处的老将汪怡也到了台湾。黎门弟子从天南地北向台湾集中的有一百多人。 由黎先生设计、上海中华书局铸造的注音汉字铜模，光复后已运到北平，刊行国语小报，想为全国注音报作示范。因台湾特别需要，遂于1948年10月全套迁台北出版，定名国语日报。这个报的重要工作人何容、王寿康、梁容若、王玉川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个报在台发行到三十年，销行到十万多份，印行各种注音读物数百种。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四书、古今文选等，都有了全部注音本。可以说是注音符号从来未有的大规模使用。 北平国语大辞典编纂处主编的国语辞典四厚册，在台湾重版多次，成为流行书。改编简化的同类书不下数十种。中华新韵在台湾也重版两次。注音汉字对台湾标准音的统一，发挥了伟大作用。注音符号假名化及国语罗马字推行则遭遇种种阻碍，未能如所期望。由台湾的实例，有适当教育方法及工具，可于短期间实现全国语同音，则事属明甚。 台湾光复后半个世纪以来的推行国语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然而其中也产生了不少偏差，引起了一些后遗症。这些经过和经验董忠司先生在他的文章若干台湾的国语教育法令和儿歌现况的启示-提供一些台湾语文经验给香港(1996)有详细的分析和总结，这是也就不赘述了。 6.规范普通话 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确定了以“普通话”这个名称代替“国语”，并且陆续为“普通话”界定了严格的定义。1955年10月15日，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55年10月25日，改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56年2月6日又修订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样的“普通话”，配上1957-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是“国语”和“北拉”的合流。它确认了“国语”的语音标准，舍弃了“北拉”的模糊语音标准;基本上继承了“北拉”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和注音符号标调法，舍弃了国语罗马字的字母标调法。1957年11月11日，吴玉章(“北拉派”)和黎锦熙(“国罗派”)联名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就是表达了这个历史事实。 五十年代以来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大家耳熟能详，并且可以参考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4);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997)等文献，这?也就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定义后，有关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学院派”。这个学院派讲究严格的定义和形形式式的规范。有些规范工作，例如审音工作，都是在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在其他国家的语文生活中好像还是不多见的。不属于这个学院派的民众，甚至是大学者，便有可能被认为不及格。例如郭沫若在1972年4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加以推广普及”。这不符合已有的规范普通话的严格定义。于是他不得不在1972年10月号的红旗杂志上作出了更正，承认上面这句话“不很确切，应按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改为。”不但国内有学院派，国外也有学院派的中国通(ChinaWatcher)。当时有一位中国观察家就根据郭沫若的那封信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很可能已经完蛋，文字改革的方向很可能有了政策性的改变。当然，这些纯属猜测。参见姚德怀(1976)。4 总的来说，四十年来，推广普通话有了相当大的成绩。九十年代更引进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使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可参见“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载刘照雄主编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1994年)。 7.大众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在不断深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时候，民间的普通话又是怎样的呢。这就转入了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二部份:“大众普通话”。 “大众普通话”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它是一个模糊概念词，正确涵义有待界定。一般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会背诵规范普通话的正确定义，但是都约略知道“普普通通的普通话”是怎么回事。依我看来，它既可包括各种地方普通话，例如卢戆章当年提出的南京官话;也可包括有人为成份的普通话，例如“老国音”和“北拉”的北方话;又可包括大众语论战时提到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不过它的定义看来应该增修为:“它是主要的流行在飞机、轮船、火车、机场、码头、车站、饭店、酒店、旅馆、宾馆、客栈、饭铺、酒楼、餐厅、游艺场、夜总会、卡拉OK等处。所谓普通话是因为交通、传媒、电话发达，各地人们往来日渐密切，要求交涉上、沟通上的便利而产生的。它不单是流行在海峡两岸，也流行在南洋以至各大洋彼岸的华人社区。”譬如说我们看中央电视台的各地采访节目，主持人讲的是规范普通话，而被采访的，多半说的是“大众普通话”。因此，主持人和观众，既要会听规范普通话，也要会听大众普通话。现在研究规范普通话的人多，研究大众普通话的人少。大众普通话才是华人的linguafranca，很值得研究。 我说值得研究是因为这是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而这不单涉及语言学，也涉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一次聚会上，我曾提出一个每个人都会提，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自古到今，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口头沟通的？朝廷上需不需要翻译？包公审案时需不需要翻译？(香港法庭审案时，如果涉案人操外语或方言，法庭必须提供翻译人员。)苏秦张仪如何合纵连横？南阳诸葛亮如何舌战东吴群儒？两阵对圆，主将高呼“来将通名”时，双方是否能够讲得通？参阅陈刚(1984)。 到了现代，透明度就比较高一些。二十年代的黄埔军校，师生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是不用翻译的。四十年代的毛蒋会谈，不用翻译。五十年代以来，贻d人大政协会议，也不用翻译。虽然大家多半不会讲标准国语、规范普通话，可是都可以勉强听得懂对方的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因此我认为，中国人虽然没有“口才”，但是颇有“耳才”。然而这个结论也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听说有蒋介石的部下把蒋的斥责“强辨！”听成“枪毙！”而吓破胆的。以前凡是有毛、蒋出现的电影，他们讲的都是毛派普通话、蒋派国语。后来据说有群众反映听不懂，因此近年来拍摄新影片时演员们都要改讲规范普通话了！毛泽东晚年，说话时有人转述，例如1974年5月会见李政道时，由王海容把他“那带著浓重湖南乡音的话转述”。见宗道一(1998)。 8.商务普通话 商务规范普通话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商务普通话”。“商务普通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商务为内容的规范普通话，著重点是规范普通话，可以称为“商务规范普通话”。凡是从事商务活动而还不能运用普通话的，当然首先要学规范普通话。以商务人员为对象的普通话教材，坊间已有不少。其次，学员还要学习跟他本人的行业有关的行业用语，因为不同行业的用语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做飞机买卖的跟做饮食买卖的用语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现成的行业用语汇编，还须自己留意收集。这些都是当然的事。基本上完成了这个阶段，也就是基本上完成了“商务规范普通话”的学习。 这里不得不强调汉语拼音的重要性。汉语拼音是为规范普通话注音的工具，也是拼写规范普通话的工具。此外，汉语拼音自1977-78年开始，已经成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这对商务人员来说尤其重要。如果要在法国某地某酒店找一位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庄戆章”，能把它拼写为ZhuangZhuangZhang便能找到，否则恐怕不容易联系上。 商务大众普通话 商务普通话还有一个含义，便是“商业大众普通话”，这是因为各地商务人员会聚一处时，他们使用的多半是大众普通话。商业活动以能做成买卖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商业活动场合，“商业大众普通话”比“商业规范普通话”更为重要，它对商务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以下举例说明: 1.要能耳听八方，会听各地方音 “商务大众普通话”和“规范普通话”的重点不一样。在听力训练方面尤其如此。“商务普通话”的重点是“商务”，因此最好要求学员也会听各地商务人员的方音。粤人把“工资”说成“公鸡”，这从“规范普通话”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例子出现在1997年11月25日香港的一个普通话电视节目上，节目里的张锐老师评说，“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商务大众普通话”，就是要求学员能从“玩笑”中汲取重要的信息，要能把“公鸡”听成“工资”。假如，有香港人想去上海“投资(机)”，上海人把他听成“投机”而一口拒绝，那么失去机会的便是上海人自己。好的商务人员有如好的情报人员，不能错失任何机会，要能从“开玩笑”中摄取重要情报。 千百年来，大江南北做买卖的就有这种“拨乱归正”的能力:他们大致上能懂各种方音官话，也就是说，有“耳才”，有宽波段的聆听能力，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现在连江泽民也会在适当场合说:“识听唔识讲”！这方面再举例如下: 要会听并且体会邓小平的“funiangfuliang”。 要会听并且体会包玉刚的“不能讲”。 要会听并且体会宁波领导讲的“一靠警察，二靠妓女”。 要知道谁是“LiDengfui”，什么是“fudong。” 要知道什么是“开书级”。 要会听香港电视台普通话新闻?的香港话移植语“到亢(步、埠)”。 要会听吴语的入声“决策”。 要知道香港人的“jingji”也可以是“政治”。 2.要能辨别模糊多义词: 商务语言要求准确，而汉语中特多模糊多义词。因此要特别留意从模糊的汉语中汲取准确的信息，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参阅姚德怀，“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香港中文的一个难题”(1996)和“华语词汇的整理和规范”(1996)。举例如下: 例1.商务基本语词“发票”便是一个多义词。中国传统，“发票”就是“商店售卖货物成交后，开列品名、数量、价目等，随货交与买主之单据也”(辞海，1947年)。因此“发票”同时也是一种“收据”。但是香港人的“发票”多指英语的invoice，即“发货清单”。查一般的英汉词典invoice条，释义多是“发票”、“发货清单”两者并列，说不清楚。香港一般是买方收货依卖方的“发货清单”付款后，卖方还会开一张正式“收据(receipt)”给买方。 例2.“华侨”也是一个多义词。本来，寄居外国者称为“华侨”，后来，取得了外国国籍者仍称为“华侨”。现在，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有中国国籍而居留外国者是“华侨”，有外国国籍的华人不再是华侨。然而，现在不再是华侨的华人仍然有自称为“华侨”的。一般来说，来自欧美的非中国籍的华人仍自称华侨;来自东南亚的非中国籍的华人则不自称“华侨”，也不喜欢被称为“华侨”。(台湾方面，由于承?7b双重国籍，因此有不同的观点。) 例3.“来”表示概数。但是，“这辆车卖三十来万”究竟表示什么？是“略少于三十万”呢，还是“三十万左右”呢，还是“略多于三十万”呢？词库建设通讯第10、11期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三种说法都有权威的支持者。“略少”论的支持者有仓石武四郎、何容;“左右”论的支持者有王力、吕叔湘、胡裕树;“略多”论的支持者有赵元任、鲍克怡。张鸿魁说:“来由早期的不足义向有余义靠拢就成了必然趋势”。但是1998年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来”字条有关义项却又说“通常略小于”。因此，谈生意时最好避免用“来”字，否则容易引起误会。 其他:香港的政府部门和大公司的部门可以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主任”(officer)。香港人“买楼”可能只是买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屋。内地的“高姿态”是香港的“低姿态(lowprofile)”;香港的“高姿态(highprofile)”是内地的“低姿态”。(参阅词库建设通讯1997年11月第14期第28页)。 3.社交场合灵活处理 社交是正式商谈的延续。有些地区的商务人员习惯在把酒言欢的场合上达成交易。在这种场合，一切都要灵活处理。坚持用规范普通话不一定有利，用大众普通话反而更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例如称呼语词“您”，在规范普通话?表示敬意，可是在某些场合用“你”比较大众化，比较有亲切感。如果大众用“你”，小众用“您”，那末小众可能会形成疏离的一群，这对做成生意是不利的。 “兄”，以前是常用的称呼，一度沉寂，现在至少在书面上又流行起来。“兄”是一个比较亲热的尊称，但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可用。蒋介石可以称呼他的部下为某某兄，但是他的部下万万不能称蒋介石为“介石兄”。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后来是“礼失求诸野”，到了现在“礼”快成为濒危品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礼仪振兴”运动。(参阅“礼仪振兴”导言，1998。) 9.结语 “言同语”的提倡，从国语运动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从五十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的号召算起，也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其间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离开规范的理想，还是有一段距离，韶华见：潘德孚、詹振权(1997)序写道: 我原来以为普通话已经很普及了呢，没有想到，最近几年跑过的不少方言地区，还得带“翻译”。不要说广东、福建这样的地方了，就是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都属于讲北方话的地区，发音就有很大区别。山西省的许多地方，把“银子”说成“蝇子”，把“雁门关”说成“夜(雁)蒙(门)关”；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泰州地区彼此用地方土语，互相也听不懂。有些外地人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乡音难改，还讲不好普通话。 另有报导见李南玲、吴明(1998)：九届人大广东团代表他那一口广东味极浓的“普通话”让人听得十分吃力。李铁映说:“听广东代表讨论必须聚精会神，还要有联想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推广规范普通话，还得研究大众普通话。数十年来，各地出版了怎样学习普通话之类的手册数十种(详见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299-306页)。这些书的原意是教方言区人民学习规范普通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作为“反面教材”，从书中的语音对应规律可以知道方言区的语音特点，这些语音特点可能也就是大众普通话?面的语音特点。近几十年来方言学又有了巨大的进展，大部头的方言词典正在陆续出版，这就为比较方言学，从而也为大众普通话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可靠的基础。 汉语语法研究向有京派、海派(又称“北派”、“南派”)之分。邵敬敏说；北派严谨、扎实，南派探索、革新。普通话也可分为京派与海派，历来也有“南腔北调”的说法。(参阅李业宏声调和腔调(1994)一文。)“京派普通话”便是规范普通话；“海派普通话”便是大众普通话。这里的“海”，既是五湖四海的“海”，也是海参威、山海关、淮海、上海、粤海、台海、海南、洱海、青海的“海”，又是南海、海外的“海”。规范普通话好比是“最大公约数”；大众普通话好比是“最小公倍数”，包含了上述的地方官话、老国音、北拉、大众语等因子。规范普通话里认为应该淘汰的不规范的字音和词语，可能还会存留在大众普通话里。 从相反的方向看，规范普通话也可以从大众普通话中吸取营养。上海有个名菜“腌笃鲜”。现在有人在研究这个“笃”字，并且把它加了一个“火”字旁。老凤(1998)。烹饪义的“笃”会不会从大众普通话进入规范普通话呢？可见，规范普通话和大众普通话两者之间存在著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特点。从上面粗浅的分析和例子已经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学理价值，也有实用价值。 语言是传情达意的交际工具。大家都能说规范普通话固然能够达到交际的目的。大家不会说百分之百的规范普通话，但是能听懂大众普通话，也同样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这便是大众普通话的价值所在。 1998年5月28日 参考文献(拼音序): 陈刚，“谈谈普通话的几个同义语(上)”，文字改革，1984年第1期总第143期，北京。 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JohnDeFrancis著，郑宝璇、姚德怀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再评价”，语文建设通讯第21期，1986年11月，香港。 董忠司，“若干台湾的国语教育法令和儿歌现况的启示?提供一些台湾语文经验给香港”，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 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 胡适，四十自述。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老凤，“烹饪词语杂谈(一)”，咬文嚼字第2期，1998年，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第35-37页。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李南玲、吴明，“尴尬的广东普通话”，选自新民晚报，载汉语拼音小报第738号(1998年4月15日)第一版，上海。 李业宏，“声调和腔调”，语文建设通讯，1994年3月第43期，第49-50页，香港。 “礼仪振兴”导言，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998年7月，第79-81页，香港。 梁容若，“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敬悼黎劭西先生”，抖擞双月刊第29期(1978年9月)第1-10页，香港。 刘照雄主编，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马西尼(F.Masini)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尤其是第1章第7节“新国语的诞生”一节。 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资料整理)(上)(下)，语文现代化第一、二辑，1980年。 潘德孚、詹振权，汉字编码设计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28-229页。 沈怀兴，“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第18-24页，北京。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王理嘉，“民族共同语和标准音”，1997年10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讲座(一)”的报告提纲。 姚德怀，“ConstantinMilsky和他的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近著”，抖擞双月刊第14期，1976年3月，第85-86页，香港。 姚德怀，“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香港中文的一个难题”，中国语文，1996年3月第2期，第113-120页。也载: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12月，第39-50页。 姚德怀，“华语词汇的整理和规范”，词库建设通讯第9期，1996年8月，第36-49页，香港。 叶宝奎，谈清代汉语标准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第82-88页。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修订本)，北京，1964年。 郑伟，“梁启超的遗憾”，汉语拼音小报第740号(1998年4月29日)第二版，上海。 宗道一，“伟人晚年幽默如故”，香港:文汇报，1998年4月23日，A11版。 关于“规范普通话”和“大众普通话”的讨论 陈建民先生(北京，1998年6月30日) 大作:第一、与普通话有关方方面面的来龙去脉都作了说明。第二、“大众普通话”比“地方普通话”的提法角度新。“普及普通话”实际上是普及大众普通话，普及南腔北调普通话，普及普普通通的普通话。普通话既在大众之上，又在大众之中，大众对普通话的感觉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十年前，我在全国方言与普通话会议上提出“普及地方普通话”受到了围攻，如果改为“普及大众普通话”，围攻的人肯定要少一些，因为学院式知识分子也不敢得罪“大众”的。什么“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成为“标准高，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的根据。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大众的耳朵可不管那么多，只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汉人对语言的理解总是在模糊状态中进行的。大作出现了“耳才”的新词，令人耳目一新。第三、你提到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这一点很重要。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黎先生的语法体系连同他的史纲都如同正在洗澡的婴儿，全都被泼出去了。记得十年前在黎先生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史纲这本书的价值，一位北师大老教授休息时对我连声表示感谢，说很多人早已不提这本书了。因为书的后面有一段说北拉派拿卢布过日子，得罪了很多新贵，当然被打入了“冷宫”。58年黎的国语文法被批得一塌胡涂。此后，汉语传统语法也被打入“冷宫”。世事变幻无常。想不到今天，搞计算语言学的人才发现黎锦熙的语法系统最管用。为黎先生讨个公道的日子将很快到来。 朱永锴先生(汕头，1998年7月19日) 我在今年二月号的语文研究杂志上也写了一篇蓝青官话说略。我把它称做“蓝青官话”，用的是旧名。您从历史及现状详加论述，我只谈了现状，而且被编辑部删掉一些可能得罪人的段落。 6月6日在香港的一次宴会上，我又一次发表了我的意见：从普及的角度来说，恐怕还应该是这种蓝青官话，即大作中说的大众普通话。研究标准的、科学的普通话，当然十分重要，但对于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人说的蓝青官话，似乎更有重视的必要。例如在香港推普，如果把精力放在分清zh、ch、sh与z、c、s、轻声、儿化等上面就会使大多数港人望而生畏，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成目前台湾的“国语”。 总之，您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也希望两岸三地的学者能平心静气地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已经有人发出“书同文”的呼声了，我们是不是在口语方面也有此行动呢？ 沈怀兴先生(河南新乡，1998年7月22日) “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立足于发展商务经济，提出了学习、研究“大众普通话”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兼治语言问题上的集权专制病的一服良药。“学院普通话”也好，“规范普通话”也好，不过是“大致的北京语音+想当然的词汇+中西杂凑的语法”而已。近三年来，内地教育部门搞“普通话水平测试”活动，已经充份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因此，我十分赞成您提出的“大众普通话好比是最小公倍数”的观点，而不能理解所谓“规范普通话好比是最大公约数”的看法。 从理论上讲，既然汉语各方言都是从古汉语发展来的，那么现在调查、分析、研究、描写大众通话系统，当是可以做到的，为大众学好大众普通话而编写一部科学而实用的大众普通话教程也应该不十分困难。但是，具体实施起来，恐怕困难就大了。语音、语法问题如果说还勉强能够解决的话，词汇问题就保不住了。而造成交际障碍的却常常是词汇问题。 另外，您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口才，但是颇有耳才”的观点极为重要，此通而百通。但请恕我冒昧，前面的论据似不够有力。 庄泽义先生(香港，1998年7月26日) 在“规范普通话”之外，提出“大众普通话”这个概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很赞同除了“规范普通话”，“大众普通话”也可以、而且应该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我觉得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目标，除了培养教师和播音员之外，应该是使大多数人能说大众普通话。某些推广普通话的人士，开口闭口卷舌、轻声、儿化，动辄训人“鸡蛋要说鸡子儿，围巾要说围脖儿，口水要说哈喇子”；侧闻一些“普通话测试”的题目也故作艰深，别说港人，就算毛泽东再世前来应考也要“肥佬”的。这种种跟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完全南辕北辙的做法，应该受到批评。 丁乙先生(8月12日) 十几年前还在澳洲搞对外汉语教学的时候，个人所经历的两次“遭遇”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我们跟据辞典和教科书，强调训练学生“昨天晚上”(包括轻声)该怎么说，有一位认真的英籍女士(因为跟一批海外华人很接近)，向笔者提出，据她所知，许多华人根本只说“昨晚”，似乎认为教“昨天晚上”的“标准”说法，实在没有必要(记得当年要她接受教科书的发音要求，实在不容易)。另一个遭遇是听到一位“华语”颇为不错的有地位人士对笔者说的一句话，让笔者长时期惊讶不已:“台湾播音员说的国语比大陆播音员说的普通话好听”(台湾播音员大多带南方口音)，这句话经笔者多年后的“消化”才理解出来(也由于香港不少人夸奖一位南方人教授的中文说得漂亮，得到进一步印证)：许多中国人/华人对zh/ch/sh、z/c/s以及n、ng分得一清二楚的“普通话”，似乎并不认为怎么好听，有人认为那是“侉味”。按照我们的了解，“规范普通话”对许多人就有些“侉味”，那些心中真的认为“知资”分明并不好听的人，恐怕就不可能会努力去采用普通话的发音。这可能就是(至少部份如此)能说“规范普通话”的国人并不多的原因。 “规范普通话”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是“StandardPutonghua”吗？据笔者所知，“standard”云云，英美人是不大说的，笔者觉得可以试用“ReceivedPutonghua”(根据receivedpronunciation标准发音而来)，不知读者同意否？ 王均先生(北京，1998年8月14日) 多谢赐赠大作“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此文很好，也是我常常想说又怕说不周到的一个问题。而您娓娓道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讲得真好！两个术语尤其提得好。 关于“大众语”与“国语”之争，正如“新文字”与“国罗”之争是一回事一样，会有那么激烈，当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今天看来，实在是同一阵营内的内部争论，共同的对手应该是复古回潮的守旧势力。这样的历史应该是不会重演了。您提到普通话也可分为京派与海派。我认为有道理。就以普通话的轻声儿化来说，我主张必须强调和记忆的“以少为贵”：要想迅速推广普及，必须尽量减轻广大学习者的负担。有人不以为然，觉得轻声儿化太少了“不地道”。我自己普通话也没说好。作为搞语言专业的，也是差劲！我把自己归在“海派”，是否辱没了“海派”？ 从现代化要求规范化、标准化的观点来说，自然要要求规范统一。所以要搞普通话水平测试。测试要科学、公平、合理，标准应该统一一致，这也无可厚非。对不同对象，可以在统一标准下，作不同要求。这个我也赞成。比方说，香港人能说二级普通话就很不错了，不能不考虑起点问题。但是，有没有个心理作用？说了半天，才是个“二级”！有人就是不愿或不好意思开口。你总得让他有勇气开口。鼓励他说，而且喜欢说。从大众普通话到规范普通话，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北京话。总不能说北京话就是普通话。有人说，北京“人艺”的话剧听了就是“过瘾”！希望这不是北京人的“方言情结”。 我赞成您的论点：“大众普通话”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话”。这个命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普，就得有群众观点。没有普及，哪来提高？ 非常欣赏您关于中国人颇有“耳才”的新鲜而又合乎实际的论点！这真是妙极了！所以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实在重要！有些方言词语将会进入全民共通语，丰富共通语。当然，要经过一番筛选。“耳才”就是比较、筛选、认定的能力。 “用大众普通话反而更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话听来新鲜，却也是实情。这也怪。大概是讨厌“官腔”吧？求沟通，包含感情的沟通跟求标准不是对立的。 咱们不用“中介语”的说法，大众普通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规范普通话得从它吸取营养，甚至于在语音语法方面，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受它的影响。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可是规范还得暂定于一。真正的规范总是滞后的，而又不会是停滞不变的。但是让规范普通话在传媒和教学等方面起示范的作用还是有必要的，您说是吗？ 读者来信 “普通话”和“国语”(王维周，苏州52信箱) 关于国语/普通话名称方面文章，似乎好久没看到了。但少人谈并非问题解决，更不是不同意见已趋统一，而是在于所涉及问题的深、广、难。 就我所知，这个名称涉及到了国家、民族的理论和政策，涉及到了列宁在1914年说过的一段话，涉及到有些人担心受毁的“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原则”，如此等等。 如果从这些意见出发，我以为，如有谁人敢作“中国的国语就是中文”(第56期)之类说，也是“罪该万死”的，因为他认有国语之存在。(哈哈，说笑了！) 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民族共同语/全国通用语仍应叫“国语”，因为它是正式语，高层语，不必人人都去学(好它)。方言在推普中正在被大大限制，形同围歼中，这是决要不得的，是特色文化的悲剧，不可人为加速这一种违反规律的事情。原苏联不敢提“国语”，已成为国家分裂解体原因中一，而更主要中国与他们国情大不同，为什么就是紧抱不放、视作万古不变的真理？ 我想如下信息定能令我们作三思：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已确定“在其整个领土上的国语是俄语”。 *本文是作者根据向“港沪商务普通话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改写而成。该研讨会由香港科技大学语言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于1998年6月8-12日在香港和上海召开。 1.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黎锦熙曾说，公历的末一数字是“八”的，就是“国语运动”的纪念年。他认为1897-98年是“国语运动”贻d始的一年。历史记载: 1898: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上谕:调取卢戆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1918: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1928: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 以上见国语运动史纲(1934年)。我们现在还可以加上: 195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按照黎锦熙的说法，今年应该是“国语-普通话运动”100周年。内地现在一般用“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则是从1892年算起，那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在厦门出版。国语运动中坚黎锦熙先生于1978年3月27日逝世。我写这一段文字恰在3月下旬，因此这段文字也是纪念黎先生逝世20周年。 2.清朝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里有下面一段话(引自陈望道文集第三卷第107页。): 雍正六年(1728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1735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1737年)弛其令。会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 可见这个办法当时没有行得通。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现象。董忠司(1996)引用了张博宇(1974)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董说:“雍正七年(1729年)台湾县署(今台南市)设立过短命而终的正音书院，后来在凤山、彰化、诸罗也先后设立短命的正音书院。” 3.据郑伟(1998):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梁把“考”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光绪帝虽侧耳倾听，还是听不懂。梁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王桐龄去听讲，逢课必到，但总是听不到二三成。 4.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规范普通话的定义进行了反省和思考。最近的文章有沈怀兴(1998)。 5.以上各引号内的原意顺次是:“互让互谅”、“(宁波)北仑港”、“一靠政策，二靠机遇”、“李登辉”、“互动”、“开书局”、“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