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建筑差异的人文内涵.doc

中西方建筑差异的人文内涵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所用的材料不同，社会功用不同，也使得中西方的人文差异各有迥异。 西方古代建筑是以神庙和教堂为主,宗教引导着世俗;中国古代建筑则以家居和皇宫为主,世俗改变着宗教。这种建筑功用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各自对建筑材料的选择。在西方,石制建筑高耸而不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可以满足宗教建筑神秘、幽暗而又指向上苍的要求;石制建筑不利于建造而有利于保存的特点,又刚好可以满足宗教建筑不求急用、惟求永恒的理念。在中国,木制建筑高耸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可以满足世俗建筑宽敞、明亮而又安居大地的要求;木制建筑有利于建造而不利于保存的特点,又刚好可以满足世俗建筑不求永恒、惟愿速成的需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法文化”的相继衰落,使得东西方建筑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也不再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只是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以其不仅密度较高而且跨度较大,不仅施工周期短而且使用寿命长的综合优势,同时取代了东方的木头与西方的石头。这样一来,东西方建筑原来因功用与材料的不同而导致的造型上的差别渐渐减少。面对着现代建筑因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引导下的趋同性发展,一种新的、融会古今、杂糅东西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正在涌现。 关于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得失与优劣,历来有不少文章和专著。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包括被西方视为东方的埃及、印度、伊斯兰的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包括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石头是一种密度很高的建筑材料。它的缺点是施工周期长;它的优点是使用寿命长;它的特点是足以承担巨大的压力,宜于向高空发展。与之刚好相反,木头是一种密度较小的建筑材料。它的缺点是使用寿命短;它的优点是施工周期短;它的特点是容易建造较大跨度的窗框和飞檐,宜于横向发展。相对于石头的优点和缺点,西方的经典建筑往往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施工周期,可一旦落成又可经受千百年的考验。作为欧洲建筑史上早期哥特式教堂的典范,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竣工于1345年,历时182年之久。然而时至今日,它还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的斯德岛上。比它更晚、更高,也更具有哥特风味的科隆大教堂的整个建筑时间跨越了近5个世纪,仅石料就用了16万吨。其垂直向上、高耸入云的双塔尖顶,凝结了德意志民族几代人的艰辛和努力。说到西班牙,人们一定会想到巴塞罗那的那座至今尚未竣工、却已被写进建筑艺术史的圣家族教堂。这座由著名艺术家高迪设计的造型奇异的庞然大物,从19世纪开始施工,已经建造了一百多年,而按照预期的建设计划,还需要建造一百多年才能完工在欧洲的建筑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宗教信仰比世俗政权更加稳定而长久,所以这些建筑不会因世俗政权的更迭与替换而遭受毁灭。不仅如此,在这种宗教建筑的典范作用下,西方人渐渐培养起一种对于古老建筑的尊崇与敬意。在西方,每座城市中的“主教堂”不仅是规模巨大的,而且是历史悠久的。它不仅是一种信仰的体现,而且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生命的延续。相对于木头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的经典建筑则常常只具有几年或几十年的施工周期,偌大的一个大兴城(即后来唐代的长安城)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建造成了,北京紫禁城的施工周期也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建设速度不可谓不惊人。然而,来得容易去得快,由于这些宫殿和城池都是世俗政权的象征,因而它们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很难幸免于难。当年的项羽打入秦都后,一把火便烧了阿房宫,此后很多新生的朝代,都有着废旧都、建新宫的习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比项羽富有远见,但也要把元大都的宫殿统统拆尽,将木料运到南京另建都城。待到明成祖朱棣重新迁都北京的时候,只好在元大都宫殿的遗址上再仿造南京的故宫另建紫禁城了这样的建筑材料和观念,使得今天的人们只有在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来领略秦代建筑那“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精美之处了。不仅秦代如此,两汉、南北朝的大量建筑也已因潮湿、虫蛀、地震和火灾而灰飞烟灭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为古老的木制建筑,只有唐代的佛光寺和辽代的应县木塔了。不仅如此,朝廷破旧立新的建筑理念也影响了百姓喜新厌旧的住房态度。直至现在,中国人对待建筑的态度仍然是以新为贵,以旧为耻的。没有人像美国的总统克林顿那样,宁愿出巨资也要购买一座百年老宅搬进去住住。与石头的特点相关,西方建筑的基本姿态是拔地而起,指向苍穹的。无论是拜占庭式、哥特式,还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都要在穹顶、尖顶或圆顶上做文章。从外部形态上看,这些建筑都容易呈现挺拔、伟岸的身躯。从内部结构上看,这些建筑又都有些阴冷、幽暗的特点。因为密度过高的石头自身的重量较大,因而不利于建造较宽的窗框,从而不利于采光。 与木头的特点相连,中国建筑的基本姿态则是横向展开,居于大地的。古代的亭、台、楼、阁,并不过于追求绝对的高度,而是在飞檐上做文章。从外部形态上看,这些建筑常常显得稳重而不轻灵,温馨而不神秘,威严而不刻板。从内部结构上看,这些建筑又都有着宽敞、明亮、舒适的特点。因为密度较小的木头不仅可以制造跨度较宽的门窗,而且可以通过梁、檩、椽之间的相互叠加,而将纵向的重力转向横向的延展。 为什么西方人的建筑以石头为主,中国人却偏爱木制的材料呢?是不是因为欧洲山石过多而中国盛产木材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资料显示,古希腊“最早的神庙是用木头和泥石在石地基上建成的。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较为奢华和耐久的石头,开始被选作建筑材料”。与之相反,“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黄土高原上除了少数的特殊地区,从未存在过森林”。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建筑大师之所以对木头与石头有着不同的偏好,不能归因于地理资源上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建筑材料上最终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呢?这或许与东西方建筑不同的社会功用有关。 在西方,大凡经典的建筑都不是俗人的居住场所,而是神灵的栖息之地。即使是一个偏远的乡村,最好的建筑也不是富家的农舍,而是精美的教堂。就像贡布里奇在艺术的故事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座教堂对那个时期的人意味着什么,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在乡间的一些古老的村落里,我们还能窥见教堂的重要性。教堂过去往往是它临近地区中惟一的一座石头建筑物,是方圆若干英里之内惟一高大的建筑物,它的尖顶是所有从远处过来的人辨向定位的标志。在礼拜日和进行宗教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可能在教堂聚会,那巍峨的建筑和它的绘画、雕刻,跟那些居民居住的简陋的原始房舍必定有天壤之别一般说来,农舍可以是木制建筑,而教堂则往往是石制建筑。一方面,石制建筑有利于高耸而不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可以满足宗教建筑神秘、幽暗而又指向上苍的要求。另一方面,石制建筑不利于建造而有利于保存的特点,又刚好可以满足宗教建筑不求急用、惟求永恒的理念。对于相信上帝不死的西方人来说,建造教堂并不是为了给有限的肉体提供一个舒适的寓所,而是为了给无限的灵魂寻找一个栖息的圣地。作为一项不朽的善事,人们不惜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来建造一座教堂,并希望其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不仅如此,在教堂的规范和引导下,就连帝王的王宫和贵族的城堡也常常是石头的。尽管这种建筑材料的选用与当时的军事防御有关,但其神秘而幽暗的空间结构显然是与宗教建筑一脉相承的。与之不同的是,在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里,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不是神灵栖居的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寺庙和墓塔,但是这些从西域引进的建筑形式发生了宫殿化、世俗化的演变。从源流上看,印度寺庙的核心原来是墓塔而非殿堂,而且墓塔一般是由砖石建造的。进入中国以后,不仅殿堂取代了墓塔的核心地位,而且塔的质料也渐渐由石头转向木材,塔的功能也渐渐由收藏佛骨的陵墓而转向观光览胜的场所了。因此,如果说西方古代建筑是以神庙和教堂为主,宗教引导着世俗,那么中国古代建筑则以家居和皇宫为主,世俗改变着宗教。这种建筑功用上的差别,不仅是由西方的“宗教社会”和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各自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一方面,木制建筑不利于高耸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可以满足世俗建筑宽敞、明亮而又安居大地的要求;另一方面,木制建筑有利于建造而不利于保存的特点,又刚好可以满足世俗建筑不求永恒、惟愿速成的现实需要。谁都知道,神是不死的,而人却是必死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必死的君王来说,都要在有生之年尽早地享用华丽的皇宫和优美的御花园,而不希望这些建筑像巴塞罗那的圣家族教堂那样长期处在一种未完成的施工状态。这也正是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可以花90年的时间来雕凿一座乐山大佛,却匆匆忙忙地要在9个月之内营造一个大兴城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大量的佛窟都是由石头雕成的,而除了死后埋葬的地宫之外,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大多数人们都不会生活在石头的房子里。 所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从抽象的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西方建筑就一定比中国建筑伟大,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建筑就一定比西方建筑高明。面对当今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似乎只有两个:第一,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与中国的“宗法文化”相继衰落的今天,人类的建筑艺术应该怎样自觉地从上帝或血缘的笼罩下抽身出来,进一步实现主体性的回归,即真正实现其“人性化”的努力。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文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将如何汲取东西方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历史性努力。首先遇到的问题仍然是材料。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使用,使得古代西方建筑所偏爱的石头和古代东方建筑所偏爱的木头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从性能上讲,钢筋混凝土材料不仅密度较高,足以承载巨大的压力,可以实现纵向的发展;而且跨度较大,容易制造宽大的门窗,可以实现横向的发展。不仅如此,钢筋混凝土建筑几乎同时具备了木制建筑施工周期短和石制建筑使用寿命长的优点,因而具有综合性的优势。与之相反,随着现代人对资源的保护,对效率的追求,原有的木头和石头作为建筑材料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从而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这样一来,东西方建筑原来因材料的不同而导致的造型上的差别渐渐减少,其次要提到的问题仍然是功用。由于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法文化”的相继衰落,使得东西方建筑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也不再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当这些外在的制约消失之后,建筑的惟一目的只剩下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这样一来,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省材料,如何最为合理地分布空间,如何最为充分地利用光线,便成为东西方建筑共同努力的方向。于是,同古代建筑相比,现代建筑因功用不同而导致的地域形态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毫无疑问,东西方建筑由古代向现代的这一发展有着理性化、科学化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在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引导下的趋同性发展,不仅使东西方建筑渐渐失去其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文化内涵,而且其民族性、地域性的美学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在渐渐消亡。这或许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悖论。 海德格尔曾这样描写希腊神庙:“它质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但神庙及其领域却并非飘浮于不确定中。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的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坠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换言之,这神庙作为一座建筑物,不仅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而且将天、地、人、神融为一体了。但是,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现代居室中,我们虽然可以欣赏那华丽的壁纸、闪亮的门窗,以及洁白无瑕的天花板;然而除此之外,我们既无法获得庄严肃穆的宗教信念,也无法体验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尽管这座建筑的结构是那样合理,材料是那样坚固,但其背后的形而上指向已付之阙如了。 在现代建筑之文化内涵渐渐稀薄的同时,其固有的民族特色也在不断减少。当巴洛克式的装饰背后已不再具有神圣的理念,它的存在便是多余的累赘;当复杂的斗拱已不再具有经济效益的时候,它的消失便成为势所必然。于是,评价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已不再以“中式”或“西式”为标准,而是以“三星级”还是“五星级”为标志了。科学化必然带来标准化,标准化又必然带来模式化。以普遍的人性为依据,以普世的科学为准则,以共同的材料为基础,人类建筑又有什么理由不走向共同的、乃至单一的美学模式呢?当宗教不再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伦理不再指导人们当下的实践的时候,留在建筑物上的任何宗教标志和伦理符号都会变得滑稽可笑;当贸易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生活的方式也在渐渐趋同的时候,刻意追求建筑风格上的民族特色就会显得很不自然。这便是古典主义与伪古典主义、民俗与伪民俗的差别所在。尽管日本人曾试图用钢筋混凝土来仿造木制斗拱那动人的曲线,尽管中国人曾努力在一个火柴盒式的西式楼房上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大屋顶来保存所谓的民族传统,然而这一切悲壮的努力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毕竟是有限的。事实上,此类悲壮的努力不仅为东方所独有。19571960年间弗兰哥阿尔比尼摹仿传统的罗马式格局而建造的博物馆和百货商店,1957年托拉维拉斯加摹仿中世纪风格所建造的塔楼均属此类。 简而言之,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企图固守传统理念与民族特征的国家都无法前进，无法因时而变发展自己。建筑亦是，每个时代的建筑都有其重要的人文内涵，展示着当时时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