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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工程师职称论文深圳工会破冰近年来,随着中国劳资关系矛盾加剧,工会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尝试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向新型工会转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刘秦是深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法律工作部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共用一间办公室,最近由于事情多,约4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内几乎见不到人。深圳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彭宇飞7月26日带着记者在工会大厦6层正好巧遇刚回办公室的刘秦,“你算是运气好,平常下面一有突发事件,经常就几天半个月见不着人。” 确实,在过去几年,深圳市劳资纠纷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劳动争议逐年增多,根据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数据,2001年该院率先在全国成立以来,劳动争议案件一直在1.3万宗以上的高位运行,2008年更是猛增至52141宗,涉案人数近19万,涉案金额超过40亿元,均为全国之最。尤其是今年发生的富士康惊世骇俗的“12连跳”员工自杀事件,让深圳市总工会由上至下忙的团团转。其实,近年来,深圳市总工会面临的压力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过去几年,随着中国非公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劳资冲突也日益增多。 为解决劳资纠纷、保持社会稳定,全总在2000年开始加大外资企业的建会力度。20032008年,中国工会开始强力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建会,工会会员从1.23亿发展到2.2亿人。2005年,外企业建会率已达到60%,2008年底工会组建率增至83%。也是从2000年,2000年11月,劳动保障部以第9号令发布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 随着外部压力的加大,深圳市总工会也开始在在全总的整体要求下把促进非公经济领域组建工会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列为工作重点,以实现工会工作的转型,适应急速变化的劳资关系。在过去几年,深圳市总工会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并改变着外界对于工会角色的传统认识。 在转型的过程中,深圳市总工会还能感觉到诸多困境,但破冰之旅毕竟开始启程。 从组建工会到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进入新世纪,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相伴而来的是日益复杂和紧张的劳资关系。为此,全国总工会提出了推动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突破,从2000年到2002年底以前,把绝大多数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也就是“三年组建战役”。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市总工会在世纪之初的几年把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作为头等大事,到2002年9月底,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组织21697家,发展会员122.9万人。最引起外界注目的,是深圳市总工会在驻深世界500强企业中强推组建工会,目前,在深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97%组建了工会。 企业工会的组建只是第一步。从1994年就开始负责在深圳市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刘秦明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劳资纠纷的协商机制,才能保证制度的落实和工会组织的有效性。 2006年前,深圳市乃至全国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上并未有实质推进。2006年下半年,面对着非公经济组织劳资纠纷严重的问题,深圳市总工会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在全市非公企业推行更具实质性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2008年7月24日下午,在深圳市总工会多番努力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谈判,深圳沃尔玛劳方首席协商代表李翼新与沃尔玛中国总部人力资源高级总监闫冀敏签订了一份2008年、2009年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为“9+1”集体合同。在深圳市总工会看来,这次谈判标志着中国工会维权工作模式的转型。 自从撬动了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巨头后,其他的驻深外资企业也逐步开始推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工资集体协商长效平台,这一平台保证了工人工资增长的话语权。 2009年12月29日,根据2008年集体合同第十条和合同附件的规定,深圳沃尔玛工会与沃尔玛展开了2010年度工资集体谈判。经过8轮谈判,1月22日沃尔玛工会与沃尔玛达成协议,深圳沃尔玛8500名员工2010年工资平均增长幅度将超过5.5%。 按照合同,沃尔玛深圳市一线员工在享受年度工资增长外再普遍提高4%。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是因为沃尔玛首轮集体谈判的成效所致。由于薪酬的增长,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普遍上涨,根据深圳市总工会提供的数据,2008年沃尔玛员工敬业度为62%,签订集体合同的2009年即大幅提高到83%。 从沃尔玛开始,深圳市总工会开始大面积“撒网”。2008年9月22日,在深圳市总工会召开深圳市百家企业集体要约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深圳市总工会代表公司员工统一向以世界500强在深企业为主的百家重点企业发出集体谈判要约书,表示公司工会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制度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这标志着深圳开始在外资企业中全面启动集体谈判。 截止目前,深圳市总工会已向145家驻深世界500强企业发出集体谈判要约,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并受到了全总的赞扬。 但是,除了沃尔玛等外资的积极配合,更多的外资的态度并不积极,而且,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深圳市总工会在推进集体谈判上受到了更多的压力,原定的计划并没有完成。据记者了解,集体谈判要约发出后,各方面数据一直报不上来,难以统计。 但显然,深圳市总工会不会放弃继续推进集体谈判,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深圳市总工会转型能否成功。据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告诉商务周刊,按照惯例,每年下半年工会才开始与资方开始协商下年度的工资增长事宜,所以,今年,深圳市总工会将在下半年继续开展集体协商工作。同时,他也称,市总工会正在推进2007年开始的深圳经济特区集体协商条例立法进度,8月13日,深圳经济特区集体协商条例(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在深圳市人大通过一读,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意见,很快即将颁布实施。该条例的初衷是为了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得到法律保障,该条例如能尽快出台,也能进一步促进深圳市总工会的维权工作。 在最近几年的工作中,深圳市总工会也逐渐认识到,替工人争取权益,不仅有集体谈判,还要考虑职工的未来发展空间和个人成长环境,给职工搭建个人成长的平台。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看来,“给工人提供教育培训、提高工人素质也是一种形式的维权。” 蓝领的希望 26岁的深圳市龙岗区大型台资企业赐昱员工蒋元琢一年多以来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2009年5月的一天,赐昱公司在周三例行早会上发布了“圆梦计划”,该计划是深圳市总工会于2009年3月隆重推出的“大学校”建设行动构件之一,它以农民工等群体为主要帮扶对象,提供免费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 高考落榜后就从老家河南方城县来深圳闯荡的蒋元琢一下子又看到了自己的“大学梦”。此前,蒋元琢已经陆续参加过龙岗地区两次技能培训,学习物流和平面设计。经过自我充电,他从生产线前裁剪皮料调入办公室编辑厂报。虽然命运有了初步改变,但他并不满足。 那天的早会结束后,蒋元琢立刻向赐昱工会报名。经过5个月的筛选,他拿到了天津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一个学期5门课、每门课约60个课时的网络远程教育,如果顺利的话,蒋元琢明年年底就可以完成两年半的大专教育。 “我现在想起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仍很激动”。蒋元琢说。 蒋元琢的激动得益于2009年3月深圳市总工会推出的“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王同信解释,推出这一工程的大背景是2008年10月全总十五大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要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的作用”。其实,中国工会一直具有教育职能,但不是工会工作的重点。而目前产业转型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日益迫切。深圳市现有640万从事简单劳动的务工人员,如何提高劳工素质是深圳市党政机关近年频频提及的关键词。深圳市总工会也认识到必须把此项工作列入重点。为此,深圳市总工会在认真调研和筹备两个多月后,推出了这个规模“少见”的培训计划。该工程以“技能培训”为主,旨在全面提高工人的素质。据王同信透露,最初,深圳市总工会只计划3年投入1.5亿元,后来,深圳市总工会确定,今后每年都要投入5000万元,不设年限。这5000万元的支出包括每年给属于各产业工会的企业补贴3000万元用于职工培训;拨给区级总工会支持资金1000万元,各级财政还得按照一定比例配套投入;对年内实现技能升级的企业工会会员共补贴1000万元,升格为高级技师可获补贴500元。 在“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的推动下,目前 “企业每天都进行分批分人的培训,赐昱工会也组织了大量培训。”蒋元琢说,现在他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课时。“时间还是挺紧的,幸亏现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清闲些,加班少。” 不过,工会的人才平台建设方向未必能顺畅对接工人的个人期冀。记者在深圳采访过程中也感觉到,一线工人更愿意通过继续教育进入办公室,而非成为技师、工程师等高级蓝领继续待在工厂。 “知识改变命运的太多例子是一线员工通过升学,改做文职、行政管理等办公室岗位。” 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坑社区工联会职业化副主席李洁如此说道。一年前,她还在一线,那时,“经常通宵加班,真是辛苦。而如果有一纸大学文凭,抵新进普通工人辛苦4年,办公室的工作既轻松又有更多升值空间。”目前,李洁已经拥有中级工程师职称,但仍在攻读硕士学位。 “而成为一名高级技工,至少需要5年时间”,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教育部长王成辽也告诉商务周刊,“所以我们的电工、自动化控制等颁发技能等级证书的专业不算热门”。该院直属于深圳市总工会,是其“大学校”建设的重要师资来源和教育基地。 同样的,代表我国产业工人最高技能水平的劳模群体中农民工劳模数量罕见,且多以“简单的干活玩命”当选。7月30日,在记者追问下,龙岗区总工会副主席皮勇华也没能想起来一位印象深刻的“知识型、技术创新型”农民工。 “如果工人工资低、工时长的现状难以改变,工人想去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都没有条件。工人如何从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转化,逐步在体力劳动中更多的使用脑力劳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教授许晓军告诉商务周刊,“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职工队伍素质和境遇的提升,而这又有赖于工会是否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源头。” 但当工会力图去转变工作职能,使其更适应外部环境时,却也面临诸多困境。 工会的双重受托责任之困 业内普遍认为,在过去10年,从全国范围看,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在实际推行中进展缓慢。深圳市虽然在过去两年在推进集体协商制度方面做得风生水起,但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在深圳市总工会发出集体谈判要约之初,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外资企业曾普遍反映出抵制的心态,回应者寥寥,虽然经过艰苦努力,但最终进展仍难令人满意。 在民营企业中的推动也同样遇到各种阻力。2007年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宝安区一家企业经过工人的民主选举产生了工会主席和6位工会委员。之后,工厂在签定劳动合同时,分别与工会主席和其中一位工会委员签定了一份工作期限仅为半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工厂即与二人解除劳动关系。不仅如此,工厂随后又陆续解除了其余5名工会委员中4人的劳动合同。 事情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公开谴责该企业非法解除工会主席的劳动关系,并在随后两年内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结果。 而在进一步推进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常常只是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方进行谈判,在现实框架下,企业工会的主席往往是资方管理人员或者被资方俘获,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这也直接影响了工人对集体谈判的参与度,甚至导致维权的不理性。 在这点上,很多专家都认为,只有企业工会挺身站立在维权第一线,才可能最终代表职工的利益,进而决定工会维权能否成功。深圳市总工会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一家精密仪器公司2009年初,由工人选举的新企业工会主席。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该届工会替工人争取到了当年8月份的高温补贴,2009年底,工会向资方发出集体协商要约被资方拒绝后,生产一线的工人自发拒绝加班声援该企业工会。今年4月初,企业工会还成功化解了因集体合同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劳资纠纷。 所以,如果不依托职工意愿建会,发起的集体协商要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得不到职工支持,根源都在于中国工会无法向工会的本质回归。 “建国以来,回归本质一直是中国工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冯同庆告诉商务周刊:“工会需要借重而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而应该更多的运用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资源,这是工会作为群众组织的性质决定的。” 而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招商引资的考虑,会站出来限制工会在维权上发挥作用。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一碰到工人要求涨薪或发生劳资纠纷,企业老板往往就去上门找政府,并以撤资或者转移工厂要挟政府。而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招架,转而向工会施压,暗示工会要考虑地方的经济大局。 业内研究专家认为,上述的工会困境有着深层的原因。“政府挤压工会的活动空间,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每一次都在提醒这一点。这样的后果就是,如今中国工会虽然拥有比它85年前成立时要广泛的多的群众基础2.26亿会员,但由于它对上级主管单位负有维稳的责任,对下又肩负为职工群众维权的委托责任,”他说,“在一系列劳资关系纠纷中,这一双重受托责任的尴尬身份导致它左右为难。” 一家外资公司里的一场集体谈判 2009年12月18日,深圳一家精密仪器制造企业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公司大楼3楼会议室里,墙上的时针即将转至4点,3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将尽尾声。作为劳方首席谈判代表的工会主席王浩(化名)脸色不大好看,今天一项实质性条款也未达成,“耽搁太多的时间只谈成一个问题,主要是公司方律师彭锐(化名)诱导资方观点,拖延谈判。” 该企业是深圳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年产值约3亿人民币,现有员工约600人。深圳市总工会称之为一家“生产订单饱满、效益良好”的企业,彭锐是公司常年外聘的4名法律顾问之一。2009年3月,经民主程序选举后该公司工会正式成立。 据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除非突发事件,深圳每年的集体协商一般是在下半年开展。8月份,上述精密仪器制造公司发生了因高温补贴问题引起的罢工事件,经企业工会与资方谈判后为员工争取到为期5个月每人每月100元的高温补贴。受此鼓舞,30多名普通员工于2009年9月底联名向工会投诉企业多年不涨工资等劳资宿疾。工会委员会讨论过后,决定推进集体合同谈判,工会主席王浩还专门参加了宝安区总工会10月份的集体协商培训班。 该公司资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其董事长,此前已经历过多起劳资纠纷,他一直希望“员工上班要有激情”。12月17日,在与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李莹面谈时,他曾希望将集体谈判放在明年3月,“因为生产任务很紧张”。此前的11月23号,他拒绝了工会发出的集体协商要约,结果12月14日生产一线的员工拒绝加班。 他不觉得自己“没有诚意”,要知道该公司的薪资水平别说在宝安区,就是在深圳、东莞的同类企业中也是“最上层”了,且遵纪守法。彭锐也没觉得自己“故意拖延”,这只是“大家沟通不太明白”,“董事长认为本次会议只是了解工会提出的问题而已”。 12月23日下午,双方进行了第二轮集体谈判。直到2009年12月28日,劳资双方才开始触及核心问题涨多少工资。“要是从人员减少,效率提升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提出增长50%!”王浩有些激动,2009年该公司裁减了128个人工,资方却准备只在基本工资基数上增长7%,这离工会11%的目标相去甚远。 当然,谈判中资方同样苦水一大堆。据该公司员工集体合同协商会议记录记载,公司副总经理在谈判桌上对工会代表说,“冷静下来判定一下,深圳、东莞很多公司所有工资加在一起最低900元标准,如果我们全部加起来,则在最上的一个层次!希望大家理解,在银行的每分钱都是要还的,不信可以问财务部长,一部分是还贷款的钱,一部分用于员工改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公司就要倒闭,你们安心吗?公司也是计划在两年、三年内让你们生活过的幸福,如果有好的公司大家也可以选择。” 王浩表示,理解资方的难处,但“还清银行贷款跟牺牲员工的待遇和福利没必然联系。” 不夸张的说,以上的情形描述,实际于无形中承载了时代的印记。 劳资双方出动律师坐到桌前来反复谈判,在中国,多少年来只有拖欠工资或工伤理赔引起的权益自救才至于斯。但去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临近拐点,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自觉,加之一系列劳资关系恶化导致的恶性事件,使得力量的对比在发生迁移。 作为这一进程的推动者和被推动者,中国境内的内外资企业都感受到了一度被人遗忘的工会的存在。在很多地区,比如深圳经济特区,工会早已不再是国有企业中那类“吹打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的福利型工会,也不再是非公经济企业中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的傀儡工会。 上述外商独资企业的资方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敢于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有组织和经过培训的企业工会。2009年底,富士康与员工签订一份年工资增长幅度不低于3%、惠及全国70万余职工的集体合同后,深总同时公开谴责龙钻纸品厂非法开除龙钻工会主席并免费帮助涉事工会干部打官司。这两起事件对于本文中的这家精密仪器制造公司也不无影响,2010年1月4日下午的第五次谈判,资方和工会终于就工资增长幅度达成一致。会议记录记载下了当时的情景: “第十九条,是否7%增长?”副总经理再次询问王浩。 “最低要求8%”。王浩不松口,他是工人民主推选出来的工会主席,背后站着400余名工会会员。 “超过7%,经营方面是不可能的,公司已达到极限!”董事长坚持。 “主要是偏向一线员工,关于控制加班方案,前几次也说明了!8%基本工资增长是必要的!”王浩寸步不让。 休息15分钟后,董事长叹道,“实际加班也没什么利润,因为要支付一到二倍的工资,主要是为了增产,才能拿到客户更多的订单。如果最低工资再整体增长,那就增长过快了,还是希望工会跟员工解释一下,并不是员工要什么,公司就满足什么,希望工会与公司达成一致方向。” “公司一直说亏损,财务不公开不透明,公司与员工无法互信,现在才说要我们理解公司不赚钱?”王浩反问。 一轮一轮的拉锯。终于在一次30分钟休息过后,双发达成了最终决定。 这次谈判双方谈了4个半小时,近17:30分时,王浩站起来总结1月4日第五轮集体谈判的成果:“18条3、4、5项OK,下次不再谈,夜班津贴5元/夜,食补350元/月,第五项无变化,第19条确定增长基本工资8%,6个月以上一线员工10%,6个月内8%。”董事长说:“OK”。 核心问题解决后,最后3轮谈判相对顺利,频繁的“OK”声中,除高温补贴外的条款双方均达成一致意见。2010年1月21日,该公司工会主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合同草案高票通过,工会堪称“大获全胜”:在这家2007至2009年3年不涨工资的公司,工会谈下了8%至10%的工资增长幅度,冠绝同期100多家开展集体协商的跨国公司。 深圳市总工会将这起集体谈判列入年度集体谈判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公司的这起集体谈判让人看到劳动者对劳动力价值的团购“并不复杂”,谈判代表有理有据、进退有度,摩擦和分歧通过一轮一轮的谈判在谈判桌上解决。“如果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的诉求整合起来,是有作用的。所谓众者群也,中央这几年经常讲的赋予工会更多资源,不仅是指经费等资源,工会应该更注重发掘自身的群众性、组织性资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冯同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