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中的医学理想与治疗型智慧.doc

鲁迅思想中的医学理想与治疗型智慧一 作为五四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启蒙主义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博大深邃、极富个性特色的启蒙思想体系一直深受学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启蒙主义历史脉络及其思想空间的深入探讨,鲁迅的启蒙思想问题再度浮现出来,并成为由文学史向思想史的研究转型的热点问题。但是,这种由文学史向思想史的急遽变化,还未真正使微观直观型的文学研究形成思想史价值取向的体系规模。对鲁迅颇富寓意性质的启蒙主义的表述形态与思想建构,除了一概采用一种相当宽泛的西式话语概念启蒙主义概念进行学术定位以外,却缺乏更加 深入细致的系统研究。 鲁迅思想的启蒙主义与一种医学理想或者说治疗型智慧密不可分。鲁迅思想的启蒙主义有着自身的社会语境和人生视野,那就是象征型的医学理想与治疗型智慧所限定和呈现的特定的启蒙主义思想内涵。鲁迅终其一生自始至终,一直以一种社会的“治疗者”的身份切入中国现代社会。医学对于鲁迅而言,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科学,而且在更高的语义层次上具有一种改造文化与救治社会的巨大权能。医学较之其他知识给予鲁迅以更为重大的人生影响和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迪,并在一以贯之的鲜明的心路历程中形成了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治疗型智慧: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猛烈批判与国民基本性格 的诊断治疗,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鲁迅最早接触医学源于少年时期家道中落,父亲病入膏肓乃至死亡的沉痛经验。这段经验在鲁迅寄给语丝杂志的自传和呐喊自序等相当重要的文字段落中屡屡的叙述,反复省思。父亲罹病急于医治,却被昏庸的中医置于死地。因此,从父亲的病故之日起,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医学也就表示了深刻的怀疑,这一人生事件从另一角度成为鲁迅激进 的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思想体验资源之一。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作为中西方文化的表征,中医西医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中西文化的各自延伸,各自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思维模式。由对中医的否定性批判进而达到对延续数千年乃至晚清以来衰颓不堪的传统文化进行社会改造、文化更新,从精神文化之本原意义上赋予一个古老民族生命潜力以解放的功能。这似乎恰恰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鲁迅基于自身文化语境,吸纳清新的西方思想,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构合成一种新的东方启蒙主义思想的话语策略。 二 鲁迅认为,救治疾病是人生乃至社会的重大问题,而作为救死扶伤工具的中医学却夹杂了过多的臆断倾向和非科学因素,远远缺乏“西方医学”的严密,切实可行的疗救方式,因而被鲁迅斥为“骗子”。这种医学上的批判偏向无疑体现着一种文化抉择,即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对变革维新的期待。这也说明在鲁迅个人的视野之内,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还贯通和表达着一种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这种对中医学的偏激态度因此更成为鲁迅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的心理基调,这也使鲁迅倾向于接受“西方医学”及其所潜在和代表的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对西学的关注已经成为鲁迅吸收新的思想营养,走出沉重的传统文化阴影的人生方式。早在南路矿学堂时,鲁迅除了阅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接触进化论学说,还贪婪地阅读了全体新论、进化卫生论等有关西洋医学的书籍,逐渐掌握了解剖、生理卫生知识,更形成了自己对新医学的热 望。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正由于鲁迅怀抱着医学救国之梦,在1902年2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研习日语毕业后不久,鲁迅便放弃了其他选择,而专门启蒙的历程: 选了医学作为人生努力的目标,于1904年8月进入远 离大都市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鲁迅在仙台医专二年级时,学校增加了细菌课程。课余所放映的时事片中的一些场景让鲁迅目睹了中国人普遍愚昧麻痹的可怕现实,这一偶发事件引起了鲁迅心底巨大波澜,从而决定弃医从文,用文学艺术的强 烈现实批判力量来进行精神启蒙。 因为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 艺运动了。” 这个人生的转换在鲁迅早期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形成中是十分重要的。它仿佛就是鲁迅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隐喻,标志着鲁迅生理疗救向精神疗救的转折。但是它却并非出于偶然,完全是鲁迅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道路的必然结果。在鲁迅早期的思想视野中,医学理想曾经作为人生目标使鲁迅不仅选择了仙台医专,认真钻研了医学课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是在探求拯救民族的具体语境中出现的,它因而与更为宏大的高远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已经超越了纯然的医学技术范畴,在最初的起点上就与鲁迅早在弘文学院学习时就探讨过的民族性问题,改造当时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伟大抱负联系在一起。 三 也许正是包含了这么丰富的思想探求,也许正是凭借这么深入的社会考察,也许正是这些文化精神的背景底蕴以及鲁迅特有的时代精神的高度敏感,才使鲁迅对时事片场景中所呈现的精神愚昧的国民状况感到心灵的震撼,从而决定了这一肉体拯救向精神启蒙的伟大转换,结束了仙台这短暂却重要的学医生涯,于1906年回到东京,开始提倡文艺运动,筹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与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倡议反抗和宣传独立精神的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鲁迅由此找寻到拯救民族精神、进行思想启蒙的理论工具 而走上了文艺道路。 很显然,在鲁迅看来,文学与医学在拯救民族危亡这一具体指向上具有共同的语义内涵,其不同的乃在于它们所进行的疗救方式与对象,一是治疗病弱之躯,一是对愚昧落后的精神现状进行理性启蒙和文化改造。鲁迅在自己的个体经验的反思基础上确认后者比前者对中国现实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而鲁迅的文学活动的先在目的性则决定了这种由医学向文艺的转换只是拯救人民的统摄思想的一种自然过渡与类 同性变化而已。 而事实上,对国人存在现状的关注,虽然使鲁迅急遽地由医学转向文艺,但是,鲁迅早期从医学角度对人的生理存在的学习与研究于鲁迅日后转向文艺的人生 表现和国民精神病态之发掘却颇有意义。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曾说,他开始“做小说”也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又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 鲁迅在这里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革社会的器械”,改造社会乃是其文学目的。从这一意义指向上,鲁迅严肃强调文艺的功利性原则,主张文艺创作应当“遵奉前驱的将令,”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鲁迅倾重于文学艺术对社会的启蒙功能,探求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我便将所谓上层社会的坠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鲁迅常常直接采用诸多医学术语或者类比,来表达他借用文艺形式所传达的治疗型智慧和启蒙主义思想。在理论话语的形式上,文学启蒙与医学治疗竟具有了语 义指向上的同一性。 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神病理学,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文化病理学说。它构成了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鲁迅启蒙主义的精神治疗方式恰恰又与二十世纪兴起的西方精神分析相辉映,从而深化了鲁迅思想更复杂的人文科学背景。而鲁迅正是以医学研究的病理学视野来自觉承担民族启蒙的伟大使命。 四 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汇集着诸多病症,是一种本质意义上衰败腐朽的文明形态,而起救治的惟一途径便是改造人的精神状况。鲁迅由此得出的改变国民性的第一个答案便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追求,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由此,鲁迅启蒙主义精神视野之中,十分强调突出个人乃至个人主义的价值意义,把它视为立国之根本。在这里,鲁迅一是重视个性精神的作用,二是通过少数先觉者个性精神的张扬,启迪民智,唤起群众的觉醒,民众的奋起,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1907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等文,总结19世纪西方社会进步发展成就超越前古、凌驾东亚的缘由,是以“改革而始,反抗为本,”“思想自由,凡百学之事,勃焉兴起,实益遂生。”鲁迅排除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影响,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透视中,将启蒙思想事实建立在一种个性主义的文化哲学基础之上。摩罗诗力 说以精神界之战士唤起民众。破恶声论阐述先觉者与民众的关系,他说,“中国自行枯槁,寂寞主宰着一切,整个天地都闭塞了。我却于将来并未绝望,却想听听先觉者的内心的呼声,看看他们心灵的光辉。我并不祈求大众都能够如此,而只盼望能有一两个先觉者出现,并把他们树为典型,使大众都能瞻仰他,听到他内心的光辉,可以打破黑暗沉寂;听到内心的呼声,能够排除虚伪奸诈。人群中有了这种先觉者的声音和光辉,就像春天的雷鸣一响,百卉萌动,曙光东作。”这就是鲁迅论“重个人”与民众的关系。鲁迅所说的“呼声”是代表民众的声音,所指的“百卉萌动”就是民众的觉醒奋 起形成摧毁黑暗世界的伟大力量。 鲁迅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观念作为其启蒙主义思想的核心与实质,具有十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相当普遍的价值体系。这种主观主义的个体哲学把个人的生命意志作为衡量政治体制、社会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至高标准和神圣准则,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中,极力张扬个体精神的本位价值。 鲁迅对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之后的日益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化提出了深刻质疑。他把人的主观性的存在状况作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批判的惟一依据,从而成功避免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巨大局限,这就是他的倡议启蒙并超越启蒙的原因所在。鲁迅总是把这种深沉哲学思考与国民性改造结合起来,与民族的未来发展融合起来,由“立人”向“立国”的精神境界推进。鲁迅深深意识到国民性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个体人格觉悟的普遍缺失,这是一种愚昧国度蔓延至广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病症。所以,鲁迅在西方个体主义哲学的引导之下,发现了“立国”必须首先“立人”,但“立人”的目的和前提也是追寻“立国”之根本。所以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虽然来源复杂,却自成体系,广泛吸取了西方启蒙主义以及与启蒙主义大异其趣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然而却统摄于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热情观照和深入思考之中,并且建构成为一个严密的思想整体,显示出治疗型智慧对现实的深刻的介入性批判功能。 五 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鲁迅的文化批判力量。因此,鲁迅多从病理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这些心灵探索方式以一种显目的现实主义突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独特。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各篇佳作,都与疾病主题有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 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影响甚巨的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日记的文言题记中说,小说是从狂人的二册日记中“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 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穿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病人狂话,悖逆于现实常理的非理性语言,却包含了许多真理性因素。鲁迅通过“迫害狂”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揭示了精神领域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特征。鲁迅对患者话语进行现实主义处理,借狂人之口大胆呈现常态环境的病态属性。于是,“迫害狂”意识深层涌动的种种变态的现实影象,恰恰成为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在“狂人”与现实的主题寓意之间,从而发生了深刻的意义逆转,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最有普遍价值的常态文化。“吃人”象喻与著名的“醉虾论”同调,其实都是鲁迅反复申论的批判 性文化观念。 狂人日记运用了“医疗者”接受专业训练形成的心理潜能。甚至在写作之前,鲁迅为其表弟阮久荪延医治病的经历,也是他用医学知识观察“迫害狂”精神病症状的体验原型。1933年初,鲁迅在回顾自己创作经验时,明确指出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可见鲁迅学医不仅理论修养有素,而且于诊断学上也有实践。他在总结创作经验时所讲的“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主要是属于他青年时代所学习、掌握的“西医”,具体说就是他在日本仙台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这些经验和知识的确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所以有的观点认为:“于是阿Q正传的结构就有点像关于重病号的病理报告”,其“开头通常都是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年龄、单位、住址、婚史、家族病史等等,这就构成了阿Q正传的序。”“阿Q正传的第二、第三章犹如病理报告中的病情检查”,“第四章以后则像病理报告中的病情演变史”等等。这种文学形式其实并不是偶然现象。早在1918年,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张定璜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鲁迅的写作寓于医学视野,亦始于医学知识,鲁迅创作中热情似火的形象体验和严肃冷峻的思想剖析互相交融,成为鲁迅文学风格的基本特色。医生式的冷峻不仅贯穿于小说甚至呈现在散文的优美文体中。鲁迅在技巧纯熟、形象惨烈的散文诗复仇中写道:“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 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湿热”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急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亦示以淡白的嘴唇”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治疾病的故事,也是取用了医学知识和治疗题材,突显的却是普遍存在的愚昧无知的社会病况。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群众却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牺牲,反而受了封建迷信的愚弄醮吃着革命者的血。作者揭示:革命思想如果没有唤醒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愚昧国度大众的“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离婚等小说都以触及心灵的深刻性披露了国民精神的巨大局限,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的迷信,孔乙己的沦落和悲剧,爱姑的屈服,都可以从这些个体存在的心灵病症上追溯到其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从而把国民精神的救治主题升华为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深刻批判。 这说明鲁迅的文学创作所表达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确融合了精神病理学的思维视角,甚至将诊治国民 性疾病的精神指向内化为文学作品的深层形式。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研究狂人日记的文章标题即是“狂人康复的记录”;他把“月亮与发狂”作为论述这种“康复”过程的“开端”。实际上,他是把“月亮”作为发狂的契机来考察,“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鲁迅的医学知识以及在乡村时的实际见闻。”哈佛大学的李欧梵也指出:“鲁迅的一个远房表兄弟即患偏执狂”,“这个题材恰好将鲁迅的医学知识与文学兴趣结合起 来了”。 这些精神病理学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经历,不仅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象喻型形式的现实基础,而且也成为对鲁迅小说解读阐释的关键密码。所以,精神病理学无疑成为鲁迅小说的关注重点,并且引发了文学批评 的激烈争论。 与许多正面的评论不同的是,当年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对鲁迅这种深刻的启蒙主义的疗救型智慧却充满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鲁迅把“典型写成abnormalinmorbid的人物去了”。为什么鲁迅会写成这种“不正常的”(abnormal)和“不健全的”或“病态的”(morbid)人物呢?成仿吾明确地说:“这许是他所学过的医学害了他的地方,是自然主义害了他的地方”。成仿吾意识到鲁迅小说较为普遍的疾病描写,并且认为精神病理学的探察方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学表现,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发现鲁迅小说的疾病描写的文学象喻性质和高度密集浓缩的思想主题,错误地将它等同于自然主义的没有精神深化的写作,其实从本质上说,就是忽略了鲁迅作为国民性精神病理学考察的治疗型智慧,忽略了鲁迅文学创作中巨大的 文化批判功能和启蒙拯救功能,所以从现象到现象的成仿吾式阐释错误,恰恰就在于本质上是一种没有深度的自然主义阐释。 六 如何阐释鲁迅及其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的启蒙主义内涵,如何解析鲁迅内在精神的自我构成的复杂性、完整性,这是文学研究以及文化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因为专业视阈的限制,这些本来可以予以整体深入地探究的问题,经常被不同专业、不同视野的学者分解成为具体的学术问题,这样的结果必然就是,失去了整体鲜活的鲁迅思想,甚至在现代文化思潮的普遍性探讨中遗忘了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即使像汪晖这样杰出的学者在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中也无端地指责起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普遍的思想外源及其相互矛盾,他无意之中也把鲁迅归结到了这样一种普遍类型之中,而忽略了鲁迅思想自身的独特意义和深刻价值。鲁迅思想的多元性外来影响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但西方各种本来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学说思想,在鲁迅的中国问题语境之中,在国民性的批判性治疗问题上却得到了完整的统一,形成了思想的有机结构和系统表达。这在当时五四时期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系列历史延续上,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多见。很显然,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是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的。虽然正像王晓明先生所言,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观念的探索经常超越于文学形象,甚至最后造成“双驾马车的颠覆”,但是说到底,这种局限于文学本位立场的排斥思想启蒙的抽象沉思态度,其实距离中国现代复杂社会现状十分遥远,更没有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视野统摄起来。所以得出的研究结论只是局部的、缺乏整体的概括性价值的,与真实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本体存在巨大的隔膜和差异。我以为,其中最大的一个疏忽就是忽视了鲁迅终其一生的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他在许多回忆性文字中,对早年学医的“救人救国”初衷直言不讳,对其转向文艺创作的人生变化阐说,也是揭示其“救人救国”思路的延续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治疗者身份。或许这样比给鲁迅以批判现实主义或者启蒙主 义的、并非十分贴切的一般性定位可能更为明确。 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决定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民族本位性立场,决定了鲁迅在思考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鲁迅启蒙主义思想之中有着民族救亡沉重的阴影,而所有的“立人”“立国”呼吁背后却融合了西方个体主义哲学的多元性思潮。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对鲁迅及其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潮进行一个基本定位,尽可能充分地关注到 启蒙主义传播中的东方语境问题。 摘自：新华文摘2005年01期作者：梅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