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与内生增长.doc

制度、技术和内生经济增长刘明兴（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陶然（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章 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摘要：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说。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无疑再次对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近二十年来发展，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一些看法。一、 导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进步。但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 较早在此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其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起主要作用。在经典的Solow模型中，只要能够保证资本积累，所有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提高经济剩余，有限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诸如“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等形形色色的学说，都把迅速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关键。不容置疑的是，这些学说一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许多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为促进资本积累和提升产业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却未取得显著效果，这又使得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步丧失了吸引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已经几乎陷于停滞状态。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简单的要素积累论或者产业结构决定论，而代之以研究任如何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必须的技术条件，以及建立技术进步的机制，这无疑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在文献中已经受到多方面置疑，而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但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至今缺少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结论，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方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二、新增长理论的脉络 一个经济系统要持续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递增。简单地讲，一个经济系统要持续增长，就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动机（ENGINE）。而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成本则成为是大量新增长模型的核心。近十几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更使得此方面研究成为经济学家的关注焦点。问题是，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根据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文献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 和Helpman(1991)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上述三类观点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需求外溢模型显然与早年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似：因为在私人投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在短时间内引致投资需求迅速上升的最便捷办法是借助政府，但这终究不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新“大推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所谓生产集合的“非凸性”、或所谓的“门槛”效应（Azariadis和Drazen，1990），即当初始条件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会陷入到一个低水平均衡。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的作用就是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摆脱贫困陷阱。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也难以解释大推进政策在许多国家失败的原因。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确实依赖于独立的科技研究或教育？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落后经济中企业所采取生产技术大多比较成熟，基本上不需要独立开发和复杂的员工培训。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因而产品换代升级也主要靠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通过学习来分享国际技术外溢。与科技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如果该经验判断正确的话，最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内生增长理论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 在九十年代增长理论的经济计量分析中，条件收敛问题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收敛和由技术外溢所导致的TFP（条件）收敛。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控制住哪些条件变量，才能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反映出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存在部分国家由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而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技术水平的收敛？在增长收敛的分析中，与如何准确理解收敛的含义相比，经济学家们更关心影响收敛的条件信息集选择。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增长绩效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对这些重要的影响收敛的变量是否存在更基本的作用机制来决定不同国家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不过，强调学习效应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并不直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962）侧重于自身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技术与知识累积既可以通过以往生产经验增加，又可以通过外部学习来进行。Bardhan（1970）认为，由于产业成长中存在自身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过早放开国际竞争，幼稚产业就难以迅速实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国民经济将会持久陷入初级产品生产。所以，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政府为本国的幼稚产业提供保护。Bardhan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无论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内生增长模型中都存在以下一种可能：经济开放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不过，Bardhan的理论逻辑也不尽全面，对于一个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即使工业发展有利于通过自身积累提高技术水平，但却丧失了从进出口活动中向国外学习的机会，这两种相反作用的长期效应难以判断。何况从长期来看，出口部门的自身积累未见得就比进口替代部门慢。类似这种分歧，引起了新增长理论以及实证分析的诸多争论。 三、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在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扩散和外溢方面的影响 Findlay(1978)提出了所谓传播效应（contagion theory），指出通过跨国公司在受资国的经济活动，例如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等，FDI对受资国产生一种“传播效应”，使受资国的技术进步率加快。在一个经典的技术扩散模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它对发达国家拥有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贸易开放是否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收敛。实际上，在承认贸易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Grossman和Helpman（Chapter9, 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存在 他们考虑了如下可能：首先，如果知识外溢只限于一国范围内，并且两国规模不同，那么小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将会逐渐下降，因为其技术积累落后于大国；其次，如果技术外溢受地理局限，且开放开始时一国的技术领先，那么在国际竞争下，初始研究能力落后的国家会遇到创新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变慢的情况；第三，如果一国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十分充裕，那么贸易将导致该国专业化于传统的制造业。即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制造业产出的整体增长率依然会下降；最后，初始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贸易之后会发现其进行R&D的激励下降，因为开放后世界平均的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小于其封闭时的比例，所以该国对R&D进行的投资会少于封闭时的数量。这样，该国的创新速度会低于封闭时的速度。如果高科技产品在整个制造业的产出中没有大幅度的增加，该国的产出增长率会下降。，Stokey（1991）、Young（1991）则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有损害作用。或者，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Matsuyama，1992）。在Young(1991)的模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以强化不发达国家低技术生产模式为代价的。虽然此类观点都承认贸易在技术外溢中的作用，但外溢的实际效果仍然被质疑。不过，在大量对跨国样本的实证分析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和投资壁垒较低国是否比贸易和投资壁垒较高国有更高经济增长率。当然，不同研究对“开放”指标选取和以及将开放政策和增长联系起来的计量方法各不相同。Kornai（1992）和Sachs（1995）指出，类似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发展起较快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很快就陷入了低效率困境。Dollar（1992）、Ben-David（1993，1998a，1998b）、Frankel和Romer（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表明各国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国际收敛正相关，所以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 和Helpman（1995，1997）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多种多样。为增加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人们会向世界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进口高技术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De Long和Summers(1991,1992,1993)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是因为大量技术进步隐含在资本投资。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向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进出口都可以引致技术学习，通过建立了一个两国追赶模型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并促使各国间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1998）也持类似看法。Dodzin和Vamvakids（1999）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利用跨国的数据，他们同时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贸易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endricks(2000)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而设备价格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进口和过高设备价格都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是将技术进步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 改为了learning by using。四、技术学习与政策干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内生增长理论模棱两可。譬如，进出口在技术外溢中所起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角色问题并没有定论。倘若自由贸易会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以外向型发展为特征的东亚奇迹呢？于是就产生了所谓“动态比较优势理论”(Redding，1999)。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产业发展虽然现阶段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只要通过政策保护予以支持，那么等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反而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干预，特别是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以韩国为例，Redding认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但这却无法说明类似做法在其他国家效果不彰。同样，对同样强调进口竞争、出口导向，或同时强调进出口在技术进步中作用的不同贸易与内生增长模型，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政策含义也各不相同。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型一般都隐含认为，人为推行鼓励出口和提高贸易在经济中比重的发展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强调进口的经济模型 Lee（1995）认为，技术外溢主要隐含在资本品进口中，而进口则受到资金约束。，如Hendricks，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使用最新技术，是因为劳动力不能适应其资本品的技术特性。由此，遵循比较优势只能抑制技术进步。具体到政策层面，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很多。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这些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Krueger（1993）和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Amsden（1989）和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以及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战略产业。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Lawrence和Weinstein(1999)认为，出口比重和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没有显著关系，出口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降低关税壁垒和鼓励进口才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竞争，使本国企业有动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odriguez和Rodrik(2000)对“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全面置疑，指出许多衡量贸易壁垒的指标与其它导致经济运行不佳的因素高度相关，而用于将开放和增长联系的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所以他们建议，不要再试图去改善衡量指标，而应该就贸易和增长间的关系对不同国家作差别研究：例如大国和小国、高收入个和低收入国、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国和制成品有比较优势国等。对贸易和增长问题跨国研究的不完善能够使针对一国的研究变得有意义，因为在一国内，开放指标的统一难度和误差要大大低于多国的统计指标。例如，八十年代的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贸易壁垒却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实施了贸易自由化，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五、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技术学习的成本 技术扩散和学习无疑在经济发展中有关键作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技术外溢，但为什么许多国家却变得日益贫困呢？为什么同是支持贸易学习效应的模型有如此不同的政策内涵？这是因为技术外溢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客观约束条件：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许多模型单纯强调技术外溢，而忽视了模仿成本，或者说忽视了模仿成本的内生性。比如，在两国追赶模型中，普遍采用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定义生产的技术结构，生产函数中只包含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系数，而劳动生产率外生于经济系统。这样，如果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由技术外溢所决定，那么人为提升技术水平的做法就会增进整个经济的福利。但是，倘若简单地把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是否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常不惜代价地鼓励出口的做法就合理呢？换一个角度讲，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目前，强调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的理论文献均将讨论重点放在技术扩散或者学习的途径方面，但却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成本，而后者恰恰是问题的关键。要理解技术学习成本，就需要首先明确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增长理论中，关于厂商的技术结构选择与要素投入结构间的相关关系并非完全没有引起注意。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所谓“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Diwan和Rodrick（1991）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和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导致的不同技术结构所引起。不过，和其它技术扩散模型一样，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适宜技术选择模型的政策涵义也模糊不清，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把类似约束作为增长发散的重要原因。Basu和Weil（1998）把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为技术外溢过程的成本，并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中讨论了中性技术进步因子与人均资本呈现指数关系时落后经济对先进经济的追赶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学习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限制，则政府对本国储蓄率干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Acemoglu和Zilibotti（1999）也认为“适宜技术”是一个重要解释因素，但他们将劳动力的技能高低作为一国的关键禀赋，并得出了适宜技术阻碍增长收敛的结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大多由熟练劳动力发明和使用，而这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状况不符。所以，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该结论与Lucas（1993）的观点十分近似。但这个理论假定也有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项目以尽量符合自身禀赋结构。为什么强调技术选择适宜性的理论模型仍然无法解决技术扩散分析中关于政府干预作用的疑难呢？换句话讲，政策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此同时受到政策支持的行业往往技术进步较快，由此而产生的投资回报和社会成本之间究竟孰高孰低？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虽然强调了选择一定的技术结构，就必须有一定的要素投入结构作为保证，但却没有说明，如果厂商的要素投入结构背离了本地经济的禀赋结构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样，该理论也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所以，既有的学说对于揭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问题尚且远远不足。七、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Simon J. Evenett和Wolfgang Keller, 1998, p7)。作为经典的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静态角度对国际贸易模式提出了很好的解释 现代贸易理论的发展中，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同时被用来解释各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变动(Dollar, 1993)。不过，在新古典的框架中由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技术上的分工均不能做为长期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时，要素禀赋的影响要明显比一般性技术进步高。类似讨论还可以参见Harrigan（1997），及Harrigan和Zakrajesk(2000)。基于此，部分发展经济学文献开始强调遵循比较优势的作用。Balassa(197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后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证明国家间的出口结构差异很大程度上由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决定。Balassa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国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比较，生产同样的资金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Schumacher（1973）也强调了贫困国家政府对资本密集型技术作用的错误认识（因为类似技术的实施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许多条件），并指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积极意义 另外，在解释东亚奇迹的理论文献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所谓发展阶段理论（Takatoshi，1998）。更为具体地讲，即产业结构变迁的“雁行序列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ttern）”。不过，类似看法主要是一种经验的归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框架。根据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林毅夫、蔡昉、李周及其他合作者（1994，1999，2001）对上述看法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按照他们的研究思路，技术学习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成本和应用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国禀赋结构影响。 Barro和Sala-i-Martin(1997)的增长收敛模型中，认为落后国家技术学习的成本会随着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而上升。这实际上主要是指购置成本，因为越先进技术需要支付越高的专利费用。 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术的实施，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实现，而投入品相对价格由经济体系内部禀赋结构所决定。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极小化应用成本是选择适宜技术结构的关键，必须保持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具体讲，贸易是一种技术学习的重要渠道，但必须明确厂商进行技术学习的成本和收益。技术并不是学得越多越好，而是能够学以致用。成本极小化要求选择技术结构时必须参照本地要素投入价格并在产品价格和成本结构间形成均衡，使得技术升级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在出口增长、利润提升和经济增长之间达到最优。从外贸占GDP比例上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当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随之增加，从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相应上升。而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劣势，所以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减少，进口需求增加。这样，如果按照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国际贸易规模就成为了一个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相对偏离越小，企业就更趋向于发挥禀赋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其产出具有更高国际竞争力，出口就持续增加。同时，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出会减少，进口该类产品需求增加，且有竞争力出口带来了更多收入，使得该地区有能力实现这种进口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非常重要，因为该问题的提出构成了对整个“贸易、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近十几年来大量的文章将“openness”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要降低技术开发的成本，发展中国家企业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但所采取的技术结构应遵循本国比较优势，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越大，学习成本就越高。而且，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限制了进口竞争，从而使企业进行技术学习的渠道和动力被削弱。比较优势的发挥将使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速度。因此，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资本价格将由相对昂贵逐渐变成相对便宜。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禀赋结构，而不是技术结构。把贸易当成了经济发展目的，并通过各种贸易政策来人为提升贸易规模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害的。七、技术结构的选择与制度结构的内生性如前文所论，由于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难以明确认识政府干预的实际作用机制。实际上，尽管许多内生增长模型从加速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给予政府干预政策一定的正面评价，但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寻租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经济学文献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及政府干预的经济后果，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其中较能取得共识的是从经验上分析管制政策对发展的影响，即管制到底是“掠夺之手”还是“辅助之手”（helping-hand or grabbing-hand）。如Shleifer等（2002）所发表的“进入管制”一文，以及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等。经验检验表明，多数管制措施属于前者。在这些讨论中，几乎所有的论文均没有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什么需要采取一套异常复杂的干预措施？如果仅仅是为了加强“掠夺”的话，是否有必要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管制”起来？要知道，随着管制措施的日益复杂，官僚体系必然迅速膨胀，政治利益冲突也会加剧，当权者以及某些利益集团从管制中所能得到的私人利益未必最优。这就是说，在既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管制的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分析政府究竟是如何通过管制来对私人部门进行掠夺。如果政府仅仅打算对私人部门进行掠夺，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具体政策管制结构上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即使就同一国家的管制结构而言，不同的管制措施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从现有的政治经济理论出发，给定政府行为的内在缺陷，我们很难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的复杂结构以及其所导致的制度结构和经济后果 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政府为什么会对经济系统采取干预政策？干预以何种方式来实现？不同干预措施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实际经济运行？各种干预措施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等等。林毅夫关于发展战略的论述，为这个迷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框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除概括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进行经济管制的实际目的之外，林毅夫还将管制的具体实施分成了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方面，这种所谓“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就是传统赶超战略的产物 关于“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的论述，详见林毅夫（1994，1999）。发展战略说的贡献是说明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演进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话，那么要人为地违背这种关系，就必须对制度结构进行一定的扭曲。当技术结构背离禀赋结构时，制度结构实际上是内生的。没有一套特定的制度结构做保证，这种扭曲性的技术结构就无法维持下去 林毅夫观点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指出，理性农民之所以不进行资本积累，是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时边际报酬会迅速递减，因此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舒尔茨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却没有深入研究产业/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产业/技术选择的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制度安排的决定作用。同样，要使扭曲的技术结构回复到与禀赋结构相适合的状态，就必须要改变原有制度结构。换言之，为了推行所谓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性干预，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最终将受制于其发展战略 在其一系列的论述中，杨小凯（Yang，1991, 2000a, 2000b）也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阐释。其关键假说是有关“经济发展、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三者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通过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他对所谓“斯密命题”进行了数学表述。其中，交易效率（内在比较优势）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其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交易效率？这里的关键是能否在既有经济学框架中给予一个统一的解释。杨小凯所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中的一个最大贡献是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做了内生解释，但在现实与模型结果的匹配之间尚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特别是关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论断，尤其缺少充分的关于制度背景的论据。例如，政府为什么总是有动机去收税来降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或者说内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差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遵循比较优势、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三种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实际经济绩效上差异巨大？技术学习的过程在杨小凯的模型中如何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在比较优势到何时会比内在比较优势更加不重要？人口和企业的规模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假定政府收税的目的分为消费、提供公共品、赶超战略三方面，前两者的变化受制于法治和宪政民主的程度，后者则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予。税收过多就会降低交易效率，或者说政府的赶超行为相对于交易效率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样，赶超战略就同时使一国丧失了外在和内在的比较优势，再进一步细分，我们就会发现出口导向可能比进口替代要更有效率一些，但是出口导向同样存在对两种比较优势的扭曲。八、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对于强调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必须要提及的领域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因为即使能够在理论上描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经济，又如何判断其增长效率的高低呢？一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完全是通过单纯的要素积累所带来的，在转移动态的过程中增长会逐步放缓，并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实证分析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此点呢？ 从实际进展上看，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传统的增长核算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众多缺陷 在严格意义的新古典假设下（投入要素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者行为达到均衡），生产函数中TFP增长率不为0的必要条件为：只有当存在不可观测生产要素的变化时，才会出现TFP增长。从这个基本定义出发，关于如何测度TFP有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投入要素的可能类型、生产函数（或生产集合）的设定、变量的测量、计量的方法等等。不过，要想在绝对意义上精确测度TFP的大小，似乎不太现实，至少对于经济结构迅速变动、而数据统计工作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TFP分析，一个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数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比如不同时期之间、或者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从相对变化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衡量传统TFP计算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将能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准则来判断，生产率分析文献中五花八门的修正方法中到底哪些才是相对有效的？。，落后于增长理论的发展。这里，我们将近年TFP分析结果中的一些令人迷惑之处概括为三方面：一个在近年引起轰动的例子是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东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底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源于资本积累。实证分析发现，东亚四小龙的TFP并不高，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还要低。 Chow（1993），Kim和Lau（1994,1996），Young（1992）认为，东亚经济成长源于要素数量的积累，迟早会因为回报递减而停滞。Hiseh(1999)，Felipe和McCombie(1998)等学者则反对此类看法，强调TFP方法所测量的中性技术进步只是理论假设，如何考虑有偏技术进步才是研究东亚问题的关键。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核算分析中，即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从直觉上看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未放缓，尤其是信息技术。这就是说，八十和九十年代正值美国信息产业革命期间，为什么TFP的增长率反而放缓？最后，在关于跨国制造业TFP增长收敛的分析中，发现TFP较快上升时，收入却不一定上升。以上三方面的悖论反映了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存在严重缺陷，美国TFP增长放缓的现象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较为公认的一个观点是：TFP方法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相左，是因为其在对生产要素的测量上使用了货币加总办法，忽略了要素的异质性及其在质量方面的变化，从而无法衡量技术外溢的影响（Solow，1960；Greenwood，1997），于是就低估了实际的技术进步。比如，发达国家某一个设备制造部门的产品有所改进，那么利用此产品的该国其他生产部门，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部门均会从中受益。不过，类似于这样的技术进步难以从传统的TFP方法中计算。按这种看法，生产率的提高等于中性的技术进步再加上隐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当可以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率投入要素质量的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率(不可测度之要素的贡献率)”。显然，包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由于测量要素质量比较困难，文献中往往测量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而忽视了资本的质量 既有文献中关于测量资本质量的方法大致上有如下几种：Nelson(1964)可以算是一个先驱，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品的质量与资本品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一个更为简化的做法是资本质量的提高成均匀趋势，则总资本的质量就与投资率的大小正相关，因为新投资代表着更高质量的资本品。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简便地计算出资本品的平均年龄，但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即隐含在设备中的技术进步由投资多少决定。Wolff(1996)将这种方法用于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由于Nelson方法中所存在的缺陷，Gordon（1990）专门计算了美国经济中资本品的技术含量调整问题，并得出所谓资本质量调整系数。Hulten（1992）和Greenwood(1997)利用该结果重新对美国经济增长中的TFP变动。Kuroda和Nomura(1999)基于各产业投入产出分析数据对日本制造业的TFP进行了估计。其中，第二种方法较为精确，但对数据样本的要求过高，没有办法在中国经济分析中使用。如何正确评价正处于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的发展中经济呢？有两点很重要，那就是技术进步的有偏性（Berman，2000）和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越来越不重要了）。如前文所论，进口先进的设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即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非常重要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如何估计技术进步的有偏性在计量上并不难实现，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也不高，但投入要素质量的测算方法方面就需要更为仔细的考虑。不过，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并非是任意的，学习本身是要支付成本的，后者的高低取决于所选择的技术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厂商可以通过引进更为先进的资本品来提高技术水平，不过技术结构的变化与相应要素密度正相关。将技术进步或外溢直接与某些可为政府控制的内生变量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会直接鼓励出口导向型赶超，和R&D方面的赶超，而忽略了技术进步成本。就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而言，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在理论上应当是最为低廉的，进而增长过程可持续。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由于技术进步更多地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中，所以在TFP实证分析中其中性的技术进步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迅速的东亚TFP反而很低。相反，如果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单靠科研投资来提升技术结构，那么尽管TFP会较快上升，但收入的增长却未必有相应提高。换言之，在实证分析中，TF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之间的不相匹配可能在于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当然，究竟如何准确测量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极为关键，难度也较大。九、制度结构差异的深层根源综上所述，在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方面，内生增长理论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我们简要地表述了赶超战略说，以进一步阐明制度、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理论逻辑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基本吻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好的政府（保护私人产权、减少干预）究竟如何产生？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放弃赶超战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一个好（或坏）的制度环境在不同的国家如何形成？ 赶超战略说（Lin, 2001）对此做出了如下回答：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选择赶超战略的倾向，但其所能够持续的时间主要与三方面因素相关：人均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初始资金密度。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由于某一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规模由其技术结构所决定，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必须要为所扶持的不具自生能力的产业提供一定规模资金和产品市场保护。这里，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十分关键。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影响：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二是人口规模，其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低效率发展战略所要承担成本的大小。相对小的人口规模无法维持长期的浪费；另外，初始资金密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均较为贫困，所以前两个因素所起作用更显著一些。实际上，从上述假说出发，林毅夫能够很好解释为什么前苏联、中国大陆以及拉美国家能够长时期地维持赶超战略，而类似中国台湾省等新兴工业化地区或国家却无法采用类似做法，自觉甚至不自觉地走向遵循比较优势的道路。但上述理论的一个直接推论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的小国不可能采取赶超战略，从而政府干预较少。但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小国比比皆是，这一点在非洲经济发展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仅仅将赶超战略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所谓 “构建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则一国的政治领导人是否会遵循此策略，还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社会环境。比如说，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本国经济，是否接受了别国的援助，等等。总之，此类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经济学也就制度绩效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如：1、法律和宗教传统的影响（Shleifer，1998；Barro, 2003）；2、地理环境与贸易（Sachs，2001）；3、地理环境与殖民主义传统（Acemoglu，2001a、b） Acemoglu使用了19世纪早期英国士兵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来衡量当地的生存环境。；4、国际环境与邻国的竞争、模仿（Mukand和Rodrick，2002） Mukand和Rodrick使用了一国和欧洲（布鲁塞尔）的距离，来解释该国的制度绩效。；5、政治的竞争程度（Acemoglu，2002） Acemoglu和Johnson（2003）区分了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经济体系和金融发展的影响。一个最为人熟知的思想是所谓“地理决定论”，其强调贸易距离、气候和传染病对于长期经济绩效（如，农业生产率）的影响，Sachs的看法比较接近该思路。但其通常可以解释发展初期的绝对经济差距，但不能完全解释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差距的相对变化。实际上，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在大多数实证文献中都受到置疑（Rodrick，2003）。因此，文献又开始讨论地理因素的间接影响。比如，Acemoglu强调地理对殖民主义和制度移植的影响，Mukand和Rodrik的看法也可以归入此类。简言之，地理因素要起到较大的影响（至少在短时期内），需要外来的冲击，而且要假定生产要素不能在地区间流动。尽管文献中的现有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我们几乎可以对所有的说法举出反例。例如，法律传统说指出了法律传统（英、法）的起源和其在保护产权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解释法律制度的国际移植到底遵循什么规则；地理位置和对外贸易说强调寒带国家的经济绩效优于热带国家，但这显然不适用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地理位置和殖民主义说认为那些环境气候宜人的地区，殖民者更愿意长期居住，而不是仅仅采取短期掠夺的做法，因此容易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那么，如何解释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经济上落后于其它东亚国家呢？国际环境说同样也解释不了同在东亚地区，为什么各国经济绩效差异仍然十分巨大。美国在韩国、菲律宾、日本、以及前南越均设有军事基地，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绩效却差异巨大。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理论侧重于寻找制度绩效的外生决定因素，而研究思路又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制度结构的既有特征入手，再加以和发展中国家对比。例如， Djankov等（2003）提出了新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但该框架也同样是基于法律传统以及法律实施机制的思路，并不是首先正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的基本事实，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总之，制度、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寻求制度结构和长期绩效差异的理论工作，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才刚刚开始。参考文献Acemoglu, D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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