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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报告翻译系列中国社会企业调查报告2008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委托公益组织孵化器（NPI）对中国的社会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并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通过理论分析，案例研究，业内人士访谈等形式，较完整地呈现了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背景，历史与目前的现状。目 录内容提要1 背 景3 理论研究3定义和认识4与CSR的区别5社会企业的实践6利处7弊处7方 法9结果和分析101. 在中国主要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101.1 一些著名学者/参与社会企业研究的机构：101.2 社会企业能力建设的个人和组织121.3 捐助者和贷款供应商141.4 社会企业的实践-中国第三部门的案例142. 问卷调查结果362.1 社会企业的定义362.2 社会企业的作用362.3妨碍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消极因素382.4有可能发展为社会企业的领域393. 访谈结果40总 结42建议和后续行动44致 谢46所用的资源附注47参考文献47采访和举行的会议附件：接受面对面采访或电话采访的利益相关者50内容提要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以及对其的研究在四五年前才正式引入中国。2004年起的有关的工作，研究，论坛，研讨会和会议促进了社会企业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然而， “社会企业”主要还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新现象，它目前发展相当快，又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为什么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中国不仅是一般市民不明确，连很多学者以及非营利组织部门的人也不了解，就情有可原了。我们关于社会企业概念的争论仍在激烈进行，但实际上概念界定仍然落后于实践。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介绍来自非营利组织的九个社会企业候选人，其中包括欣耕工坊，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青翼，花旦，雷励中国，鹤童，富平家政职业学校，红缨幼儿园教育辅导有限公司与北京农村妇女文化发展中心。这些组织采用更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很重视保持与其受益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良好沟通，并拥有一些能够吸引员工和志愿者为他们组织工作的的有热情和抱负的领导人。不过，他们大都面临着资金短缺和商业技能缺乏的挑战。在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企业的当地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问卷调查中（问卷发出了48份，收到30份回复），约一半的被访者把社会企业分类为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类型，约 1 / 3的受访者把社会企业归类为一般的企业，而其他的受访者无法拿定主意或有其他的定义。当被要求描述社会企业的要素时，受访者列出以下项目（按重要性，从大到小）：社会使命，有社会企业精神的领导者，创新的解决方案，整合现有资源和资金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当被要求谈谈阻碍社会企业发展的因素时，大部分受访者指出，资金短缺和法律障碍（见表2）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迄今没有专门用于投资社会企业的资金。更严重的是，政府对社会企业知之甚少，政策并不利于社会企业。6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企业是最有可能从现有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出来的。4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企业有可能由企业家创建，只有36的人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建立社会企业，而44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超过90的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话，他们希望将他们的组织转为社会企业。我们还采访了几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有关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在谈到在中国建立社会企业的挑战时，他们认为包括：初始资金缺乏（容易落入既不是完全营利性公司又不是传统非营利组织的两难境地，社会企业很难获得风险投资、贷款和赠款，因为基金会往往会支持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缺乏专业非营利组织有效的目标群体，缺乏商业技能和非营利组织运营两方面的人才，缺乏对社会问题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及商业企业的竞争能力不足等。能为英国文化协会社会企业技能项目提供协助的潜在合作伙伴包括：丁元竹，杨团，朱建刚，王明，邓国胜和一些机构，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创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等。在社会企业能力建设上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官应廉，环球协力社，非营利组织孵化器（NPI），富平发展研究所，阿拉善（SSE）生态协会等。除了年初进入中国资助社会企业的Ashoka外，目前中国几乎没有专门资助社会企业的机构。但几个境外的风险慈善基金已经开始在做一些调查，并希望可以在明年建立自己的代表处。要说本地的，那就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此外，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以及诸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和联想风险慈善基金等一些本土基金会也将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社会企业在中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专家还是实践者对它都没有一致的定义。然而，社会企业的概念在非营利组织中有相当大的知名度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领域人员的关注。社会企业在中国已被视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中国应该根据国情建立自己的社会企业制度，做出更多努力以鼓励社会企业家。背景：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对其的研究已经在2004年左右正式引入中国。随着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力量”和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的“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的中文版的发行，即使在民众仍然对社会企业不太熟悉的情况下，社会企业的概念在非营利组织，学术界，媒体和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精英中成为热门话题。如果你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社会企业”，往往会出现混合着我们并不陌生的“社会企业家”的解释和介绍的1,100,000结果。如果你输入“企业”，它会在不超过0.10秒的时间弹出5.89亿个结果。理论研究有关的工作，研究，论坛，研讨会和会议促进了社会企业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例如，环球协力社和中国非营利组织网于2004年11月共同举办的“社会企业（中英）研讨会/ NPO法人”在北京举行。 2006年7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北京布鲁克斯中心举办了一个关于“社会企业家和公共福利”的会议。另一次关于“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会议在2006年10月举行，由中国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编译局，英国文化委员会和青年基金会三个机构联合主办。 2007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创业研究中心，牛津大学斯克尔中心和亚洲企业家学院在杭州市联合举办了关于社会企业家的国际论坛。与此同时，许多学术期刊发表了关于社会企业的文章。相比而言，21世纪商业评论，东方企业家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从2004年至今，他们已分别发表带有关键词“社会企业”的文章20多篇。人们关心的是社会企业这一概念的延伸和内涵，质量和建设，历史和未来，功能和作用等。大部分文章是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介绍。作为杜克大学高级助理的胡馨，写了一篇“什么是社会企业家”（2006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文章分析了最新趋势和美国的案例，反映了社会企业创业的时代背景。早在2005年，一些专家，如丁元竹，董炯发表了中国经济方向的文章，引进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并讨论了其在中国的发展战略。许多专家都热衷于从中国的角度给其一个描述或定义。例如：“变换和完整性：特征，结构与社会企业发展”（史立荣，理论期刊，2005年），“社会企业概念评论”（杨雨，甄摧俑，2007年），“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的探讨”（杨风卢，孙青青，山东大学学报，2007）等。每个人对这一关键词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但似乎他们不区分“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所有这些都用来表述一个概念：社会企业。英国社会企业家和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及社会企业家的交流访问也推动社会企业的概念流行。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良药，并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是在中国民间社会发展的促进良方。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一线城市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蔓延，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但由于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联系能力差，内地城市对这一概念却知之甚少。相对于全球涌现的社会企业理念，中国只是处在研究和实践的起点，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社会企业没有实践过。 在2008年10月由社会资源研究所（SRI）主办的“维持现状和未来社会企业“的研讨会中，Zhou Sungming说：“重要的是对一些组织和一些人的最初想法如何产生出社会企业的萌芽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定义和认识目前，有关社会企业的共识是，这种新型的组织，把社会目标和商业模式进行融合，结合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减轻贫困，提高弱势群体的参与和能力建设，建立社会资本和确保可持续发展，让社会更加和谐。然而，“社会企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发展迅速却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概念在中国不仅一般市民不理解，甚至连学者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人员也不是很明白。因此，这些年来对它的定义一直存在许多争议，似乎并没有任何要尘埃落定的迹象。什么是社会企业？这个问题出现在很多场合和期刊中。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企业应该是非营利组织还是公司？大多数研究人员和第三部门的从业人员认为，社会企业应该属于非营利组织和非商业的“第三部门”，因为它提供公共服务，而且盈余再投资于该组织继续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分配给股东。然而有些人强调，社会企业通过生产和提供服务获得利润，是贴有创新性的社会企业家、商业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标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企业应该是一个初步的公司。官应廉认为，社会企业是使用商业模式和机制解决社会问题，介于公司和传统非营利组织之间，但更倾向于前者。虽然，社会使命/目的是社会企业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因此，对这一概念、方法和社会企业内在特征的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仍然是非常需要的。至于可持续发展，又有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企业是否可以依靠社会捐赠和政府补贴等各种资源来生存，还是它必须主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利润来支撑？把社会企业作为公司的人坚持认为，社会企业必须通过生产和提供服务赚钱，即使不是100，至少大部分的收入应来自商业运作。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一点。作为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国胜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然而，其他人并不认为社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仅限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如果组织可以采用商业模式和创新的资金筹集方法，并善于探索，整合一切可用的资源-无论是政府的资助，捐赠或自己的商业运作，它就可以被视为社会企业。 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的负责人Zhou Sungming说：“我认为社会企业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提供服务或交易盈利、筹款支持某些项目或两者混合。”与CSR的区别西方国家社会企业的发展与另外两个重要趋势共存：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道德力量。类似的，中国社会企业的出现与CSR的运作也是紧密相连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现在人们也是普遍接受的，一个企业要创造利润并向股东负责的同时，它必须承担其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然而在中国，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比社会企业更为人所知。许多中国的大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开始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其中一些甚至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然而，人们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这两个术语之间仍然存在普遍误解。在中文中这两个概念包含了不同顺序的两个相同的词，这令人们很疑惑。有些企业领导人认为，社会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他们认为，只要在自己的公司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或捐出一定比例的利润，他们的公司就变成了社会企业。即使是一些专家也持这种观点。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去年一本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举了个例子，作为社会企业的典型例子。这个例子是清华大学旁边的一家热狗店。这个例子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每年捐赠20%于扶贫，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在中国要澄清这个概念，提高大家对社会企业的认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创新是把社会企业和其他组织区别的一个重要特质。社会资源研究所（SRI）的吴辰在2007年为社会企业指导时表明了他的看法：在现阶段，社会企业定义的弹性空间是必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应被削弱，相反，它必须得到加强。社会企业不能仅仅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它应该打开更大的市场。社会企业的实践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理论研究目前在中国越来越普遍，社会企业的实践却仍然落后。按照西方国家对社会企业的严格定义，现在中国只有极少数好的例子。但是，一些中国专家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标准判断当地的社会企业，通常是在一个更开放的角度。例如，社会资源研究所（SRI）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社会企业名录”。他们确定社会企业可以在如下一些领域产生影响：农村发展，城市生活，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然后，他们选择几个组织作为案例以丰富他们的名录。还有一些在中国比较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丁开杰的“社会企业报告：在中国的实践”（比较经济和社会制度，2007）中提到的案例，比如罗山市民会馆，正在官僚障碍下维持运作。它的服务质量下降，不能应付来自邻近社区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有一些所谓的社会企业不履行社会承诺，并逐步转回普通企业，如莫帕家政服务。与此同时，许多准社会企业有很大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传统的非营利组织、要改制的行政机构、社会福利企业以及合作社等等。利处随着我国政府从以控制为导向的管理向以服务为导向的管理的转型，大量的公共服务将由民间组织提供。这些非营利组织的繁荣可能推动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门的改革，使登记更容易和税收政策更优惠。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强调指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公众参与的职能。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将得到一个有利的政治条件。有关理论和功能模式正在实践中不断引入。这些都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许多捐助者和资金提供者也跟上潮流的步伐，看到社会企业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建立了自己的战略，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后者声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中国优秀社会企业的摇篮”（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第18次通讯），并成立一个“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家奖”。南都公益基金会也在支持NPI培养一些潜在的社会企业。弊处在社会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失败和挑战相当普遍，主要如下：没有运作良好的支持系统。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有利的环境和整个社会创新支持系统，包括合法化，监管，全面的调查，能力建设，资金和其他重要资源。缺乏社会创业精神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谢丽华（农村妇女发展中心总裁）在接受采访时向我们抱怨，许多非营利组织有很多项目可以实践社会企业，但他们没有好的才干去妥善执行。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在“社会企业家呼唤”（中国企业家，2006）中说，“目前这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现在正是时候。缺乏创新精神支持社会企业发展，而创新精神应成为社会企业家的核心特征。没有它，就没有社会企业家精神，也没有组织能够称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企业。只是因为对没有创新精神的所谓“社会企业”不满，一些捐助者就放弃了他们以前投入的项目。方法这项研究是由NPI人员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它基本上是参考一些研究，再加上问卷调查，并与社会企业家们和这一领域的有识之士进行面对面采访以及电话访问。根据需要我们阅读了联合出版的社会企业概况，由英国文化协会和中国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个英国和中国社会企业情况的概述，作为研究的基础。 并有另外20篇关于社会企业的文章与报告。至于问卷调查，我们使用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设计好的调查问卷，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该问卷到48个有社会企业特点或有望成为社会企业的基层非营利组织负责人，以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的认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30份答复，其中有25份问卷回答完整。在整个研究期间，我们将与英国的一些专家讨论相关内容以对社会企业的背景有一个了解，并弄清了研究的要求和期望。11月21日，NPI提出了一份临时报告，向英国文化协会解释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谁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以及他们的长处和弱点，然后根据从英国文化委员会和焦点小组磋商的结果中得来到的中期报告的反馈意见，做了这份最终报告。结果和分析1. 在中国主要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1.1 一些著名学者/参与社会企业研究的机构：个人：丁元竹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和社会研究室的研究员，北京大学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杨团教授：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社会福利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研究朱建刚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副教授，中山大学的广东发展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城市和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和集体行动王明教授：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民间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民间社会的管制，国际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邓国胜教授：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问责制，中国非营利组织业绩和能力建设Zhou Sungming先生：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设立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负责人机构：浙江大学全球创业研究中心（http:/www.hrsd.zju.edu.cn/aboutus.asp）这是一个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科研人才的创新研究中心。它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是：创新型人才和领导者，创业，创新的政策和地区竞争力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http:/ics.sysu.edu.cn/ ）它是一个从属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非盈利性的研究和宣传组织，其任务是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全民协作的社会，它支持通过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民间组织的发展。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http:/www.ngorc.org.cn/）它是服从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组织。其目标是培养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领导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推动有关法律和提供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这是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它可以培养良好的社会工作者和丰富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http:/www.Chinasocialpolicy.org/）它是在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组织，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 成立于1999年4月，旨在在中国通过利用社会政策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所的资源，及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背景的中国和国际专家的支持，提供一流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http:/www.cctb.net/yjzx/bjyjzx/）它是一个隶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非营利研究组织。它的优势是比较研究，即组织学者在国内外采取多学科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社会资源研究所（http:/www.csrglobal.cn/）社会资源研究所（SRI）是一个非营利的研究所，研究以CSR和可持续性的非盈利部门为重点。SRI首先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主动参与，以丰富资源和扩大民间组织的空间。SRI发布了面向社会企业的白皮书。它列出了详细的基本概念和社会企业的资源以及面临的主要风险，表明了谨慎支持社会企业的态度。上述所有的学者和机构对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作了很多努力，他们的理论研究非常好，是良好的概念倡导者。他们还在推动建立部分政府高级官员，企业家和其他社会精英的共识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个共识就是发展社会企业是建立和谐社会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目前对于社会企业的现状很少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而且研究人员大部分是没有任何社会企业经营的直接经验或与非营利组织或企业有密切接触的，因此，当涉及到社会企业如何在中国逐步发展时，答案将会相当模糊，而且缺乏实用价值。1.2 社会企业能力建设的个人和组织 在这一领域的个人和组织主要包括：官应廉，环球协力社，非营利孵化器（NPI），阜平发展研究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官应廉是一个有强大商业背景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专家，AvantChange网站的创始人，鼓励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学生建立起对社会的负责，现在在复旦大学教授社会企业课程，并为他的学生设计的优秀商业计划提供种子基金。 NPI（www.npi.org.cn）是2006年1月在上海正式注册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目前在上海已经有超过30个全职工作者，北京和成都办事处也正在为“推动社会创新，在中国培养社会企业家”这个使命而工作，他们为刚启动的和中小型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综合的、关键的支持。有本地及国际基金会，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某些政府机构的支持，NPI正在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的第三部门中那些非政府支持的组织积极探索一条创新的发展道路。它正在与对社会问题和需求有敏锐把握，具有创新解决方案和毅力，并拥有能实践这些解决方案能力的社会企业家一起工作。自2007年以来，NPI的工作证明，孵化器模式是支持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和草根社会企业的可行途径。NPI不仅提供办公场地，设备和其他设施，以培育草根组织，也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在筹款和宣传方面提供更好的支持环境。另外，它还在机构能力建设方面给予基本的培训和指导。因此，NPI因为本身的努力从利益相关者，包括被孵化机构，政府，企业，主流媒体等那里获得了许多感谢。扶贫开发研究院（FDI，www.fdi.ngo.cn）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博士在2002年共同注册的非营利组织。FDI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平等，减少贫困和鼓励可持续发展，以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FDI把焦点放在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加快社会投资和支持社会企业，鼓励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教育系统的改革，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促进社区综合发展。其主要项目包括环境保护的倡导，高等教育途径，小额信贷，加强NGO能力建设以促进和谐社会，富平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家务劳动者社会支持网络，风险慈善合作伙伴关系，可再生能源教育，福特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校友基金，农村社区教育和发展中心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http:/see.sina.com.cn/index.shtml）主要关注延缓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地区的荒漠化，而且还就基层能力和非营利组织环境建设工作以及促进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的实践方面做出了努力。该组织拥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联系。100个杰出的中国企业家将成为未来的好伙伴，并将带来商业经验和模式以发展社会企业。青年创业发展大赛（由牛津社会企业商务网，萨伊德商学院及其学术和商界领袖的扩展网络支持），赢得了学生的热情参与。GSEAN是关于环保的互联网通信平台。它向WWF-WAA/中国大学环境论坛/训练教练员及10个以上区域组织，提供网络支持。它是一个涵盖1300所大学联赛，20个区域环境组织和网络的互联网平台，GSEAN可以为英国领事馆的项目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提供咨询和传播。1.3 捐助者和贷款供应商目前中国只有极少数专门针对社会企业捐助者，众所周知，中小型企业都很难取得贷款，更不用说在平衡社会产出和业绩上面临更多挑战的社会企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目前在中国主要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机构。然而，汶川大地震后，理事会决定将转移部分资金直接用于抗震救灾和四川恢复重建的项目，并在一定期间停止拨款开展活动。现在，该基金会又回到他们原来的使命上，并与世界银行合作，设立了“潜力企业家奖”，以支持中国的社会企业。许多国际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发展”项目等，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和联想风险慈善基金等一些本土基金会也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考虑到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应该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填补。1.4 社会企业的实践-中国第三部门的案例案例一：欣耕工坊www.xingeng.org欣耕工坊是一个致力于通过促进手工艺品的公平贸易改善弱势群体生活条件和贫困家庭学生教育的社会企业。创始人Vincent深深受到了他的家人宗教信仰和传统影响。他从小就开始做志愿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中国从事国际贸易业务也一直没有改变。一开始，他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接受教育，但随着他对这个了解的加深，他意识到，他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心理问题。自己作为一个父亲，Vincent理解如果学生的父母不能体面地生活，那么他们的尊严又从何而来？如果学生不能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回去务农，那么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又有何用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Vincent决定，除了帮助学生外，他还必须帮助他们的父母。当他了解到更多的贫困地区的时候，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坚定。2006年8月在Vincent访问“河南艾滋病村”的时候，他惊奇的发现当地艾滋病感染者因为疾病无法参与沉重的农活。为了谋生，当地的人民，包括艾滋病孤儿和寡妇，曾参与制作烟花爆竹的危险工作。在频繁的爆炸中许多人的脸被毁容，甚至一些成为残疾人。这种状况令人毛骨悚然。如果可以在这样的村庄成立手工坊，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慈善活动。它将使村民，尤其是留在家中的妇女，通过做安全的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而帮助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而在中国西部，许多家庭无法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然而，这些地方恰好有美丽的风景和特殊的习俗，很多工艺品隐藏在这些地方不为人知。开发这些资源，使其被外界所知将是一个多么好的想法。通过公平贸易，这些产品可以给当地居民带来额外的收入，从而改善他们生活条件。一方面，欣耕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农村妇女提供就业机会并给他们带来额外收入，如河南“艾滋病村”，为她们提供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工人，并以比市场上更高的价格购买该产品，除了设计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看起来时尚有吸引力外，欣耕的产品都是环保的而且是纯手工的。迄今为止欣耕已为DHL，上海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马来西亚商会等许多组织量身做了很多手工品。另一方面，欣耕销售具有当地风格，却由于信息闭塞，落后的运输和营销效率不为市场所知的产品，例如内蒙古骆驼被子。挑战但是，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企业，欣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扩大企业规模的问题，因为市场刚刚发展起来，各种手工制造的产品是十分有限的。其次，不能对优秀的设计师付高新。第三，只要简单的制造过程就容易复制，如何保护产品的版权。更重要的是，团队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机构管理能力建设。在公平贸易领域，沃尔玛公平贸易中心，北京中扶利民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http:/www.fairfield.org.cn/index.php/cn/contact/index/40）和兔国王研究中心扶贫（http:/www.rabbitking.org/）是基本类似的组织。案例二：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机构http:/www.guduzh.org.cn/Default.aspx?alias=www.guduzh.org.cn/English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是中国的第一个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非政府教育机构。1993成立时，只有3名医生可以诊断自闭症。当时都没有像学校或医院一样的组织可以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服务或咨询。在这种情况下，田慧萍女士（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和她的伙伴开始填补这一空白。经过许多困难，他们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帮助这些自闭症儿童，这是基于自闭症儿童的培训方法和家长培训课程的应用行为分析。1993年以来，它已通过其独特的3个月的家长培训课程帮助6000多名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这个课程给予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必需的技能。由于在中国对自闭症儿童照顾的不足，这样就不能直接教育太多的自闭症儿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星星雨的重点是使家长拥有教育孩子的技能.财务状况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星星雨难以得到政府的资金援助。而自闭症的家庭根本无法得到社会保障系统的帮助。星星雨尽可能收取最少的费用。它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公众和国内外组织的帮助。在过去11年里，星星雨获得了约人民币2,300,000的捐赠，用于维护北京星星雨和其他分支机构的运营。从1998年，星星雨开始派遣教师到北京以外的地方，还成立了一个名叫“心联盟网”的网站协调工作。星星雨设立一项基金以保证他们的教师得到外国专家和其他组织的专业培训。同时，还设有一个小基金，用来帮助自闭症儿童得到培训。为确保财政透明度，星星雨在网站上列出了所有捐助者和捐款使用情况。挑战星星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它不能快速发展以满足对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自闭症儿童一般要等2年才能得到服务。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需要连续服务。星星雨已经开始向7-12岁的自闭症儿童提供服务，而且准备向12-18岁的自闭症青年提供服务。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和专业的行业以满足巨大的需求。它尚未正式登记，因此不能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http:/www.qingcongquan.org.cn/in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22）是一个类似于星星雨的组织。案例三：青翼www.sowosky.com青翼是第一个为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技术培训和求职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利用其非常有知名度的网站，青翼构建一个需要工作的社会工作的学生与需要人才的组织之间的桥梁。创始人李兆伟先生是一个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的社会工作者。他对当前的形势和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有着敏锐的把握。在民政局计划在未来几年培养约10万社会工作者。李兆伟预计社工组织将在随后几年有巨大潜力，但社工专业的学生仍然面临着日益重要的实习和就业的压力。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专业社会工作团体等，社会工作实习很难得到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一些经验，但这还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实践。这不仅影响到社会工作者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同时，社工总体上受到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专业培训。因此，他们的工作方式和能力就落后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社供交流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李兆伟成立了Job.sowosky.org以促进工作提供者和求职者之间的交流。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站已成为中国重要的信息平台。超过90的成员是教育工作者，工人和社会工作的学生。这是由260多所大学的教师推荐的。现在，李兆伟建立了关注人才的青翼。在青翼的宣传下，广州大学社会工作者协会，云南大学等建立青翼网络，而且还与深圳鹏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等建立了伙伴关系。现在，青翼建立了新网站http:/job.sowosky.org/，并计划发展成为专业人才招聘网站了。这也是在尝试着的社会企业。李兆伟有企业家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对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敏锐远见。青翼计划通过收取有关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任何其他机构的招聘服务年费，向社会企业发展。但是，它面临来自有政府背景的类似组织的政策风险和压力。在社会工作者的服务领域，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http:/www.pdswa.org/news/default.asp）是一个类似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却有强大的政府背景。案例四：花旦www.hua-dan.org花旦是一家通过参与或领导鼓舞人心的以艺术为基础的项目使中国农民工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提高的社会企业。花旦的创始人罗琳是一个在香港出生的英国人，她毕业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在那里获得了艺术戏剧的学士学位，她特别注重用参与性戏剧的方法来做培训和教育的工作，她的毕业论文则侧重于戏剧教育在监狱中的作用。2001年罗琳带着强烈的愿望回到亚洲，期望能对曾经影响她成长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她成立花旦，希望可以利用她的专业知识帮助弱势群体。花旦认为每个人都有发掘自身潜力的可能，虽然传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人们，但越来越多的人在精神上已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希望挖掘身体、智力、情感以及精神上的一切潜能。“花旦”的参与性戏剧，是目前从根本上激发人的潜能，使人们跨越思想局限，改变对未来、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和想法。“花旦”应用戏剧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论坛剧场、角色扮演、即兴创作、创意游戏、练习、讲故事等等参与性的训练，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使大家走到一起，交流、讨论以及解决周围的各种问题。“花旦”工作室的关键是：所有的活动和游戏都会有一个“程序和结构”，使参与者能够把游戏活动和真实的生活紧密相连，通过游戏再现生活，通过游戏认识那个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参加“花旦”的工作室，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如下的技能：人际关系，跨文化技能，解决冲突的能力，创造性思维技巧，演讲技巧，信心等。2004年花旦为来自四川的34位农村妇女做了5期的研讨会，并开始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打工妹之家开展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活动。 2005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拍摄了一个两集的关于“花旦”的纪录片。200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创造并表演了一个关于“工人的合法权益”短剧。在这几年花旦的成就是显着的。现在他们在5.12地震后，在四川省整个灾区的临时营地和学校中运行参与戏剧工作坊。实力花旦项目以艺术为基础的项目在中国很新，而且证明十分有效。花旦与参与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真正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花旦的创始人罗琳带来了戏剧工作坊的技能培训和经验。此外，她开放的思维和人际关系带给花旦新的思想和资源。花旦鼓励创新，这是社会企业的重要特征。花旦有很多机会与优秀的艺术家及团体合作，并向他们学习。挑战作为一个全新模式，花旦几乎没有可以效仿的组织而且在存在的社会企业中几乎很少有联系。资金缺乏使花旦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花旦仍然缺乏能力实施大项目，而且实施的项目没有大的影响。花旦是在香港注册的，因此在内地工作仍然面临着法律问题。特别是当它的工作与教育和与其他部门联系时，由于政策的敏感性，很多机会都必须放弃。上海九阡青少年及儿童活动中心是有巨大潜力成为社会企业与花旦类似的组织。http:/www.jiuqian.org/案例五：雷励中国www.raleigh.org.cn2008年，雷励中国成立，它也是雷励国际在亚洲的第五个独立社区。雷励国际致力于青少年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它是由英国王储查尔斯发起的。通过举办大型探险世界，它聚集志愿者体验远征生活，并通过它来改善他们的个人品质，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雷励中国致力于通过组织18 24岁的年轻人在农村地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探索来培养他们的能力。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团队管理的环保工作，户外运动和社区发展项目中让中国青年建立自信心，提高领导能力和协作精神。创办人陆丰先生于1998年当他还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参加过罗莉的远征。过去的经历给了他一个难忘的记忆。经过在政府几年的服务，他坚决放弃了工作，致力于把雷励世界这个先进额度模型介绍到中国，并希望能给中国青年带来耳目一新的生活经验。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被广泛关注和讨论。学生们从教科书中得到了足够的知识，但普遍缺乏情商和实际技能，比如说领导能力，协作和沟通的技能，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也很薄弱。罗莉中国正式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实力不同于传统的班级：相比于应试教育，罗利中国的发展重点是利用有利于学生自己，社区及环境的程序提高学生的全面个人素质。不同于传统的夏令营活动：罗莉中国重视实践。该团队有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要完成。例如，在建设项目中，团队成员在指挥者的指挥下搬运建筑材料并建墙。青年能够得到一种真正的靠自己努力的成就感，并学会相互合作。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甚至包括社会边缘的青年。通过严格的甄选和评估，机会将会给那些最有可能从此活动中受益的人。不同于流行的慈善旅游：在罗莉中国的项目中，队员比大多数其他组织的志愿者停留更长的时间。他们与当地社区和居民有更多的交流，从而促进当地区民和队员之间发展真正的友谊。不同于商业培训：商业培训就像快餐，受训人员必须了解到实用的东西。但是，罗莉中国的项目就像是法国大餐，人们从中得到深远的改善和一生的记忆。罗莉中国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在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计划上它已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实力创办人卢丰曾在政府机关工作而且懂得如何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罗莉中国从罗莉国际那里得到专业的技术支持，罗莉国际提供了整套的管理技能和文件。这极大地简化罗莉中国的工作。一个国际品牌，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并吸收资源，尤其是外国企业更容易。1998年探险队的成员大都成功了。他们作为罗莉中国的中国榜样将给罗莉中国带来社会资源。挑战雷励国际的模式是在国外形成的，它是否适合在中国发展还有待证实。远征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户外运动的法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雷励中国与企业的合作受到影响。罗利中国计划在远征中发展一些公平贸易产品，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案例六：鹤童www.zglry.org/english.asp鹤童是一个为老人提供服务的社会企业。现在有3个老人机构：鹤童老年福利协会、鹤童民办非企业系列单位、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它的创办人方嘉珂先生曾学习传统中医，、并应邀在澳大利亚一个医生之邀去那里学习。他惊讶于那里拥有先进的管理和服务的养老院。当他回到中国时，由于繁重的工作使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好它的父亲，他计划把他送到市里最好的养老院。但是，深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他的父亲不愿生活在那里。这件事激发方先生自己建立一个养老院。在1995年4月20号，鹤童在天津建立。在国外时，方先生看到老人使用纸尿布。考虑到这是一种保护他们的尊严的有效方法，他说服Pual Hartmann生产老人纸尿布的最大工厂调查鹤童的市场。现在，公司已在上海有中国总部。在中国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来自条件好的家庭的老人到政府养老院，而平民养老院面临着普通收入或更低的收入的客户。作为一个平民养老院，鹤童拥有同样的情况。但是，财政问题并不改变鹤童提供国际标准的服务的决心。 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是鹤童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它成立4家养老院。 2000年，作为唯一一家平民养老院代表，鹤童出席了“全国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会议”，期间方先生作了名为“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鹤童的发展道路”的演讲。鹤童得到了认可，并从此以后成为了模范。经过12年的努力，依靠政府，社区，公众和研究机构的资源，鹤童已经建立了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协会。它拥有5个养老院（为老人长期护理），1所老年病医院，2家老人护理职业培训学校，1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用于护理和其他工作，如卫生工作，老年人食堂等。年收入约13,000,000，000,000。截至目前，鹤童先后向数以万计的老年人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解决了数百名40至50岁的下岗职工的下岗失业问题，它出色工作使它享有很高的声誉。实力鹤童在老人服务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它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尊严。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它结合了我国社会的现状并不断发展创新的服务。鹤童老人慈善基金会确保那些不能负担费用的人还可以享受服务。鹤童先后使数百个40至50岁的城市下岗职工重新就业。鹤童是在老人服务行业的著名机构，它的可信性和责任心得到高度赞扬。鹤童的管理团队主要由退休人员，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组成。社会捐赠，免税和公益确保了鹤童的可持续发展。案例七：富平家政职业学校富平家政职业培训学校为外地妇女提供家政培训。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立的，它属于富平发展研究所。它的创始人认为，外地的妇女工作者更容易进入国内的服务业。 2002年，国内服务市场不景气，工人没有按时得到工资，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休息时间少和性侵犯。在这种情况下，茅于轼和汤敏决定自己建立一家培训学校。自成立以来，富平家庭服务培训学院向超过1.0万农民工提供培训，其中多数找到得工作的平均工资为1000元一个月。一开始，富平很难招到学生。尽管茅于轼很著名，农民工并不知道他是谁。学校也没有影响。后来，富平改变策略，它消除贫困的当地办事处和妇女团体合作，并逐步赢得了工人的信任。由于茅和汤的个人影响，越来越多的安徽和甘肃等地的政府开始于富平合作。甘肃省政府曾让约3000工人接受富平教育，省长还专程前往探望学生。富平曾为学生提供免费培训，但他们不珍惜的机会，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现在，培训费为每月600元人民币，低于实际费用的300元人民币是由地方政府扶贫补偿的。富平坚持要发展为一个社会企业。从2002年成立至今，它只是接受了Shell的资金援助。它通过收取学费和服务费（为需要的家庭寻找佣人的中介费）来维持运作。获得的利润重新投资该组织。 2003年，由国务院办公室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共同组织的论坛引入了“平民成立，政府资助”的富平模式。实力创办人的个人影响使富平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并帮助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富平有一个对客户需求和市场的变化的敏锐把握。富平拥有专业的学校和教师队伍。经过3周的培训，合格率是非常高的。挑战2007年2月，来自富平的一个国内工作者间接导致了一个儿童的死亡，富平试图通过法律解决，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审判中都失败了。这一事件凸显了该行业的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来说明雇主，国内工人和培训学校的责任。富平计划建立国内工人登记制度，并制定有关保险。上海莫帕家政服务有限公司（http:/www.mopa.cn/）和上海郝使服务技能培训中心是类似的组织。案例八：红缨幼儿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红缨幼儿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队伍组成的幼儿园教育培训中心。该公司致力于通过提供幼儿教育培训，咨询，指导和活动促进0-3岁儿童的智力发展。创始人唐美华女士曾当过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她有着20年的教学经验。在训练中，她结识幼儿教育，本能告诉她，幼儿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的作用。在中国，人们送子女到幼稚园，把他们留给的教师。直到三岁时他们的智力发展才受到重视。红缨认为，首3年的生命中孩子经历的变化和适应超越所有这些年以后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前3年，可视为与以后的生命有相同的重要性。唐女士决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幼儿教育的概念。要做到这一点，红缨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参与。红缨幼儿园的教育合作模式是这样的：红缨为儿童做智商测试，并提供度身订造的课程，培训和指导；而家长接受培训和把它们应用到教育子女上，而社区负起责任，宣传幼儿教育的概念。红缨的活动主要在三林公共中心举行。周围的居民普遍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不愿意花太多钱在幼儿教育上。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幼儿教育这一概念，红缨对于专业课程收取很少的费用。不论其家庭是否付费，孩子都可以每天早上在中心玩。此外，它拥有亲子活动，以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红缨与就业部合作聘请找工作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经过培训，他们成为红缨的教师，他们工资部分从红缨获得，另一部分来自就业部。迄今为止，它已有8个全职员工。挑战幼儿教育极少为人知。为了推广这一概念，红缨收取很少的费用，而这已不能弥补他的开支。创办人必须使用自己的钱以维持该组织的运营。如何从社会和政府那里获得资源是红缨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上海睿信社区服务中心（http:/www.happy3thirty.com/work.html）类似于红缨。案例九：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http:/www.nongjianv.org/web/english/index.html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为向城市来的农村妇女提供信息，培训和服务，建立她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使她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创办人谢丽华女士也是农家女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994年，她出席了在曼谷举行的妇女发展和妇女媒体国际论坛，这是谢女士第一次听到非营利组织并了解到它的实践者。为了帮助外来农家女遇到的问题，她于1996年成立了打工妹之家，然后在1998年成立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2000年又成立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快速发展在管理和计划上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接受了能力建设培训后，谢女士明确的程序的内部联系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以更有效的方式管理组织。现在，该中心有三个分支：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打工妹之家和农村发展项目。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中心提供短期培训，使贫困家庭的妇女学习实用技能，并建立自己的整体能力。这将最终使他们能够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发展，充分参与社会。迄今为止，学校已培训4，360 个来自17个民族，26个省和地区的学生。三种类型的培训项目都已经成功的实施了。“农家女助学金”提供学生培训：来自美国的社会活动家和陶艺家储荟芸女士于2000年发起农家女助学金。该基金提供1至3个月的短期培训课程让学生学习计算机，缝纫，侍应，美发美容。培训中心直接到贫困地区通过妇联地方分支机构招收学生。有薪工作学院的培训：来自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学员接受一个月侍应培训。学校为他们寻求就业机会和就业后的学员学校退回了了他们的一部分训练和住宿费用（400元）。目前的报名渠道是通过妇联和当地政府劳动部门地方分支机构。将来可以开辟其他渠道，吸引更多的学生。这是一个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组织扩大服务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农家女活动培训：这些课程培训妇女参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包括“种植和畜牧”，“农村妇女在政治上的参与”，“村庄女领导人能力培训”，“乡村女教师”，“创办自己的企业”，“农村妇女参与市场营销”，“农村妇女心理健康”，记者培训，农家女杂志的分销培训。培训时间长短不一，根据课程内容由一周到20天。培训费用通常由支持项目的捐助者支付。这一计划也有很大潜力通过收取学员学费成为部分自我维持的组织。该培训中心经常被媒体报道，现已是众所周知了。当地和国外的政府官员经常去访问。打工妹之家的目的是维护打工妹的公民权利和劳工权利，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它试图寻找农村妇女可以在城市规划中发挥作用的方法。它鼓励打工妹自我组织和活动。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的志愿者或俱乐部的成员。农村发展计划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识字班，目的是帮助农村妇女学习基本知识；心理辅导，防止自杀;妇女在政府的参与。目前，该中心已有40个全职工作人员。实力该中心十多年来已在为农村妇女服务中得到了很多，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记录使它在中国非营利组织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它与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具有很好的连系，如许多农村地区的妇女联合会。因此，它精通筹集资金，而且有相对较少的资金压力。挑战非常突出的地位和相对充足的资金实际上阻碍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社会企业方面的发展。虽然领导人谢女士也想试试，不过该机构缺乏激励机制，因此对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而人才在其发展中应发挥巨大作用。此外，中心的很多工作人员并没有考虑它是否应该成为还仍然面临登记问题。到目前为止，社会企业的概念还没有正式被政府提及。然而，却有很多基层非营利组织研究和实践。随着新的社会紧急需求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类型的有创新的解决方案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了，其中一些人成为了社会企业的雏形，一些已经成为了社会企业。从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1）这些组织采用更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2）他们非常重视其受益人和利益相关者良好的沟通;3）拥有有强烈的创业精神的领导者，他们鼓励了职工和志愿者为其共同目标而奋斗。4）他们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5）这些组织大多不认为自己现在是社会企业，而且多社会企业的概念持有不同的定义，但打算成为未来的社会企业；6）除了鹤童，资金短缺是大多数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