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

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早期教父时期所面临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处境是其得以建构起来的历史起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哲学是早期教父运用和借鉴希腊哲学思想与观念的一个必然的或基本的结果。其基本的或必然的理论形态是神学思想或体系。哲学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或可能的产物。但是，某种体系只要运用或借鉴哲学思想及其观念，那么哲学的思考方式及其问题意识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到这一体系中，从而会催生一种特有的哲学的或准哲学的东西。这种哲学的或准哲学的东西只要以某种方式进入到历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会形成一种相对连贯的思想体系或运动。 关键词：宗教 基督教 哲学 思想背景 作者：翟志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 宗教与哲学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信仰与理性的张力关系，使得它们的相遇往往呈现出对立与冲突的态势。因而，就宗教信仰体系本身或对某些神学家来说，哲学问题及与其关系，可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外在性，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立意识。这就是基督宗教产生时与希腊哲学遭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然而外在的对立并不是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相遇中唯一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其中发展和演变的思想处境来说，它与希腊哲学之间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关系，除了公开的冲突之外，后者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和神学体系中还获得了一定的建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探究的内在问题。也就是说，在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早期建构中，无论它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地位，哲学问题或由它提出的问题，则是这种建构必须回应的。而这种回应既有对立与排斥，也有融合与接纳。 一、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处境 基督宗教的产生于公元 1 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政治控制、希腊文化在公共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但同时它又是以色列民族长期生存和生活、希伯来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区域。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并展开的对立、冲突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 希伯来传统与希腊文化的交汇与互动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导致冲突与挑战的因素。就前者来说，犹太教的信仰实践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及其流行的希腊文化催生了基督宗教的产生，为其提供了赖以孕育和兴起的信仰资源和认知资源。一方面，基督宗教与犹太教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上帝的观念、关于上帝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观念、关于对神圣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期待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神论信仰等等，都为基督宗教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仰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犹太教相关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观念，基督宗教关于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则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希腊、罗马文化及其政治架构构成了基督宗教在其中孕育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希腊文化在为犹太教提供思想资源的过程中，也为基督宗教的形成开辟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虽然在基督宗教刚刚兴起的时期，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哲学呈现出了折中主义的颓势，出现了被蒂利希称之为以怀疑主义为终结的“希腊哲学家要建立一个意义世界的伟大企图”的“崩溃” 。然而从大约公元前 4 世纪开始的希腊化时期已将希腊文化与希腊精神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东地中海世界，已是一个在社会政治(公共) 层面上受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支配的世界希腊哲学和传统多神教崇拜长期以来成为罗马公民流行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基本核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是受到强大的帝国权力为后盾并为它所竭力维护。 受到罗马帝国权力支撑和维护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逐步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原则，蒂利希称之为“普世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包括现在的南欧、北非和西亚广大的地区。在这个由众多民族和文化构成的疆域内，罗马建立起了一种整体的和普世的意识， “要求帝国的权力普及于整个世界” 。虽然这种“普世主义”并一定象蒂利希所说的那样导致“民族与文化崩溃”这样严重的后果，但它确实产生了某种“与个别的民族历史相对立”的“世界历史意识” 。这种“意识”不仅强化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和文化控制，同时也为基督宗教超越民族信仰的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塑造了普世性质如使徒保罗的外邦传教立场及基督宗教在早期逐步形成的所谓的“公教”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利希宣称罗马教会“追随罗马帝国”并接受了它的“遗产” 。 伴随着大一统的普世主义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对希腊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之神话和礼仪的批判性消解(怀疑主义) 、对超验实在的推崇(柏拉图传统 )、对逻各斯观念的解释 (斯多亚学派)等等，都给予早期基督宗教以非常重要的影响， “成为许多基督教思想的直接来源” 。 虽然犹太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文化政治理念，构成了基督宗教众多信念孕育与诞生的较为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然而，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团体在这种环境中的传播与发展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它在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宗教上的和哲学上的特别是哲学上的困境，具有更为长久的理论意义。从源流上看，古以色列民族在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中所逐步形成起来的一神教信仰和神圣性的“弥赛亚”观念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基本信仰基础。因此，在新约时期，耶稣基督的信仰身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理解和被确认的。虽然以色列人的犹太教构成了基督宗教得以产生出来的信仰母体，而且早期基督徒的前身份是犹太教徒，罗马当局也把最早的基督宗教团体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新支派。然而，基督宗教是一种不同于犹太教的新型信仰形式。这是它的创立者耶稣及其门徒在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的。正是这种意识及其所表达出的言行，先后引起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等犹太主要派别的不满与嫉恨，使得基督宗教在传统犹太教徒那里多少成为不受欢迎的宗教信仰形式。 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体现在早期基督徒对其独特信仰身份的宣告与强调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传统犹太教社团的排斥，还在于在更为广泛的帝国政治、文化和宗教背景中所遭遇到的敌视。后者对基督宗教发展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这种状况在公元 2 世纪初前后、当基督宗教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派别时更为显著。早期基督宗教团体和教会因其自身的信仰对象、礼拜仪式和群体生活而体现出了与传统的希腊罗马宗教和文化观念的不同(例如因不向罗马神庙献祭而被视为是对罗马政府的不敬，因其相对“封闭”的团体生活而被怀疑具有反政府和不道德的倾向)，从而引起了罗马帝国当局和社会不同阶层的误解、迫害与压制。这些误解和敌视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以罗马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员所实施的政治压制与迫害，以及以希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哲学文化批判与责难。哲学的责难典型地体现在塞尔修斯(Celsus，约 2 世纪中后期)的看法上，他把基督宗教看做是狂热迷信和哲学片断的混合物，对之进行了影响极为广泛的批判。 这些迫害与敌视构成了基督宗教早期发展相当不利的外部环境。虽然犹太民族的传统信仰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为基督宗教的建构提供了内在的信仰资源和赖以理解的思想资源。然而，当基督宗教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在犹太文化中确立并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传播的时候，它却遭遇到了“一种双重的控告” ，政治上的控告把它视为是对帝国结构的破坏，哲学上的控告则把它看做是荒诞的既自相矛盾又没有意义。如何应对这些责难、控告与迫害而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辩护，就成为摆在早期教会与众多神学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护教运动中的哲学诉求 当基督宗教在公元 100 年前后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它尚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既包括了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和教义的建构与解释，也包括了为应对罗马帝国政治迫害和希腊哲学批判而做出的辩护与回应。对这些问题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被称之为“使徒后教父”的一批神学家，他们对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信徒的行为与道德生活、律法主义、教会的正统性等有关基督徒正确信念和行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与说明。与他们生存的时代几乎同时、但比他们的活动更为长久、意义也更为重大的是那些被称之为“护教士”的神学家。与“使徒后教父”相比，护教士神学家更为关注政治与哲学上的敌对与歧视问题，关注公共话语层面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虽然“使徒后教父”对有关问题解释与说明的神学性质和信仰地位在历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议，而护教士则过多地关注于基督宗教与罗马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关系，但他们却是在使徒时代之后最早对信仰实践乃至神学问题做出思考与探究的，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先河，从而在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护教士神学家主要是在应对外部的误解、批判和敌视中开始神学思想历程的。 “辩护”(a-pology)来自于希腊文apologia，意思是在有人控告你时，对法庭上的审判做出答辩或回答，是一种为了或代表被告在法官面前所做的正式陈述。那么，导致基督宗教早期神学家答辩的控告主要是由什么人在哪些方面作出的呢?控告主要来自于宗教人士(如犹太教徒和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者)、政治家( 如罗马皇帝)和哲学家，谴责基督宗教信仰的荒诞性、不合理性以及对帝国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危险性。或许，来自于政治和哲学的控告最为重要。因为政治的控告往往伴随着或演变为暴力式的镇压，而哲学控告不仅涉及到基督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认知合理性问题，而且会为“政治当权者接收过来” ，产生“非常危险”的“政治后果” 。 这些“危险的政治后果”对于基督宗教团体或基督徒个人的生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为了消除这种后果或使它不至于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早期教会不仅采取各种政治手段来抗争被压制的命运，而且也运用众多书面的或其他说理的方式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从实际效果上看，说服罗马当权者相信基督宗教信仰是合理的且不会对帝国的社会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当是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乃是大多护教者的辩护词所致力的目标，在宣称其信仰合理合法并要求公正待遇的过程中，试图最终“从异教皇帝那里为基督徒获得正式认可的公开从事其宗教信仰的权利”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或者说，护教者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为其信仰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从实际可能性上看，这种辩护如果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政治层面和公共层面上为罗马当局所认可。在当时，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所具有的主导地位，使它在社会层面上已然成为衡量各种思想体系与信仰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主要标准。因此，能否和如何借鉴并利用希腊哲学资源来为基督宗教辩护，就成为当时大多护教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从辩护的角度上看，来自于哲学的是所有控告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且易于从中导引出一种可怕的政治灾难。鉴于此，从哲学上消除基督宗教的不合理性，在护教士那里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面对政治与哲学的敌视和攻击持守什么样的的立场与态度，必定会决定护教者的辩护方式。其实在早期也有一些神学家坚持更为激进的立场，相信基督宗教信仰自身的合理性，采取了被称之为“虔信主义”的辩护方式。例如塔堤安(Tatian，110172)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145 220)等神学家对希腊哲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不信任与拒斥，认为基督宗教并不能够从希腊哲学中获得多少有益的帮助。 忽视哲学的责难并对之采取敌对的虔信主义立场是要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极有可能激化那些青睐希腊哲学的罗马当权者的愤怒情绪。实际情况是，大多护教士承接哲学家的批判从哲学上论证其信仰的合理性， “采取了理性辩护主义的态度” 。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作为“神学的主要对话伙伴” ，在与哲学的对话中展示或论证其思想的合理性意义。当然，护教士所采取的理性辩护主义方式并不纯粹是由哲学批判所激发出来的。从内在的意义上说，这种辩护方式还取决于罗马帝国晚期希腊哲学所呈现出的状况以及护教士对基督宗教基本性质的看法。 那么，罗马帝国晚期的哲学在什么状况上会使护教士感受到了一种辩护的意义呢?基督宗教产生前后，在罗马帝国流行的是以斯多亚学派、逍遥学派、新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等希腊化哲学流派。与古典时期相比，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在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看来，与基督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首先，从古典时期开始的对希腊多神论的哲学批判及其怀疑主义精神，一直延续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极大地“削弱了古代的神话与礼仪传统” 。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众多哲学流派中弥漫的怀疑主义，对传统的哲学学说充满着不信任，认为“单独纯粹理性是不能建立起一个人们能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的” ，因而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建构生活的信念与确定性。为此，这些流派虽然延续着哲学派别的性质，但却同时演变成了“一个崇拜的群体” ，具有了“半礼仪半哲学”的特征。它们的导师和创立者被称之为有“灵感”的人或“救世主” ，为其追随者提供生活意义并把他们“从烦恼中解放出来” 。希腊化时期哲学流派所具有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及其所发展出来的新的特征(如灵感观念和“救世主”称谓)，在摧毁传统多神教信仰的同时，也为基督宗教进入“这个世界”提供了“机会” 。其次，希腊化时期哲学派别的众多思想观念也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教义提供了赖以理解的精神资源。例如柏拉图哲学传统关于超越的观念、关于世界真正本质的“理念”世界的看法、关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目的是对精神世界的参与的看法、关于“护佑”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神是纯形式并自身完满的观念、关于每一事物因爱的推动而趋向高级形式的看法；斯多亚(斯多葛 )学派关于逻各斯的观念与学说等，对于基督宗教的上帝论和三位一体论、基督论与救赎论、基督徒的生活信念和人生理想诸方面，都提供了在希腊文化的处境中得以认识和理解的思想背景。此外，在罗马帝国后期广为流行的折中主义倾向中为了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所采纳的护佑观、上帝观、道德自由和责任观念、灵魂不朽等希腊思想与观念，都“以某 种方式为基督教的传播做了准备” 。 虽然这些希腊哲学思想并不会为基督宗教的神学家们简单接纳，直接地用在对教义和神学的建构中，但它们所包含的神的观念及其宗教性倾向与特征，却使早期的护教士( 教父 )们感受到了某种亲和性，某种可以在神学思想中借鉴、运用的文化资源以及可以用一种使“有教养的”罗马上层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其信仰本质的意义。因此，一些早期接受了希腊哲学教育或对希腊哲学有着较为深入了解的教父，如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 100165年) 、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约 160215 年)、奥利金(Origen，约 185254 年)和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约 2 世纪中后期)等，在他们成人或转向基督宗教信仰之后，并没有完全弃绝这些所谓的“异教哲学” ，而是把它们用在不同层面上为其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在早期教父从希腊(化) 哲学中读出浓郁的宗教性意义的同时，他们也在基督宗教中看到了某种哲学的韵味。当然，作为基督徒，早期教父完全知道基督宗教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哲学。但是，在与当时罗马帝国各种思想文化体系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他们从自身的信仰体系中看到了一种哲学的可能性，或者起码希望它能够具有一种哲学的意义。例如，查士丁在皈依基督宗教之后立即宣称基督宗教是唯一可靠、有益的哲学，并因此而“成为一个哲学家” ；克莱门特则把基督徒的生活视为是一个“根据理性行动的系统” ；奥利金把希腊哲学的结构嵌入到了基督宗教的基本框架中来展示后者的哲学意义的。正是这种或希望具有的这种哲学可能性使得众多教父力图在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之问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因此，早期教父通过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和基督宗教的哲学化，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打通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如果教父们在基督宗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看到了共同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明这两种思想体系间的共同的东西了。早期教父主要是从它们的起源上说明共同性，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神圣的启迪，从而表现出“对神的事业”的共同追求。因此，其心灵受到圣道之光启迪和照耀的希腊人，他们的哲学作为上帝的礼物，是“神预备希腊人接受基督的方法” ，从而成为基督宗教的预演，预示了后者的到来。而作为圣道肉身化的耶稣基督真传的基督教义，则能够更真实、更全面地认识“圣道”(神圣真理)，最终实现了对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超越和取代。 从总体上看，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教父，无论是从思想体系的性质还是从对神圣真理的把握上，都把前者看做是从属于后者的。虽然这明显地体现了宗教至上的信仰立场与倾向，并不能够获得希腊哲学家们的认同与共鸣；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却能够使他们在众多的思想体系中，选取希腊哲学作为其值得信赖的辩护资源。也就是说， “正当 2 世纪基督教护教家放眼扫视罗马帝国，寻找思想模式，以帮助他们与类似罗马皇帝奥勒留等有思想、会思考的异教徒沟通之际” ，他们虽然看到罗马帝国到处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神秘宗教、仪式、神话和巫术类哲学，但却最终决定采用希腊哲学 例如柏拉图主义或斯多亚主义来“作为辩护基督教的基础” ，以便于在向“受过教育并有思考力的罗马人”说明或解释其信仰观念时，运用的起码是那些在对方看来是合理的且有说服力的方式。 采取与希腊哲学联手的方式进行辩护，无论其效果如何，起码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愿意或能够在“有教养”的罗马人崇尚的理性框架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态度。这种方式及其态度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试图显明这样一种信息，即基督宗教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和荒诞的，在逻辑上也不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当护教家们以这种方式向罗马皇帝及各级官员写信解释其信念与行为时，他们希望后者能够依据合情合理的判断来公正地对待其信仰， “使他们即使不信基督，也会正视基督教” 。或许，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获得一种公正的待遇，是护教家们采纳希腊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外部原因。 三、基督宗教哲学之建构 一旦确定哲学作为基督宗教信仰合理性辩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希腊哲学的众多观念与方法就会以不同方式进入到基督宗教之中。其结果是既提升了早期教父的辩护水平，同时也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正是在以这种方式建立神学体系的过程中，基督宗教哲学得以孕育诞生。 由于在公元 100 年前后，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尚处在建构的过程中。虽然在公元 1 世纪中期的耶稣和使徒时代，基督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念已得到确立，犹太教长期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宗教基础。但就作为一个包含了众多因素在内的完整的宗教体系来说，它却是初步的和简单的，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与完善。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不论是面对信仰者或是非信仰者，那些被称之为基督宗教“第一序列”(first-order)语言的“神的话语与言说”(信仰语言 )，尚需要作为 “第二序列 ”(second-order)语言的神学语言对之作出说明和阐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正是在使徒时代之后由于对为什么信仰和如何信仰之类众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才开始了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 在神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能够使用的思想资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建构方式。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来说，希腊哲学对这种建构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向作用。虽然基督宗教产生时期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是希腊语(新约圣经即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包含在这种语言中的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与观念，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对基督宗教信仰的言说和理解。然而那是一种广泛的、不具有明确的哲学自觉意识的语言文化运用方式。以自觉的方式把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使用，开始于公元 2 世纪初前后早期教父在对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之时。在他们建构神学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教义信条明确解释的需要，另一方面因其要对哲学批判所引起的合理性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基督宗教的哲学性和希腊化哲学的宗教性的理解，从而对希腊哲学采取了相当包容的立场与态度。希腊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入到了基督宗教的神学之中。 实际上，明确地把希腊哲学运用在对神学思想的解释与建构中，早在公元 1 世纪上半叶就已在其他宗教体系中出现了，主要是由犹太教哲学家菲洛(Phio，25BC-40AD)针对一些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所做出的。然而，他对希腊哲学的开创性运用，例如运用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以及逻各斯观念对旧约圣经和上帝创世诸多问题所进行的理性化解释，则对早期基督宗教神学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说，当早期神学家在阐释基督宗教基本教义并建构其神学思想时，希腊哲学无论是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不仅不再构成障碍，反而成为他们非常乐意采纳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手段。 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在阐释教义及建构神学思想时对希腊哲学的借鉴和运用，体现在了众多 的方面。例如，在对上帝及其本质的认识方面，查士丁诉诸于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 对存在特征的理解，把上帝视之为永恒、没有开始、超越激情、不变、不可见等；奥利金运用“柏拉图关于上帝是无形的、不动的、超时空的、超越世界的观念”对圣经中的上帝做了隐喻式的与精神性的解释；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约 2 世纪下半叶)运用希腊哲学家关于神的唯一性观念作为阐释和辩护基督宗教上帝之唯一性的合法根据，并从中来理解上帝非受造、永恒、不可见、不动感情、不可知与无限的本质。即使对希腊哲学极为反感的德尔图良，也会在诸如“单纯、不变和没有感情”之类的神性基本观念上，形成与希腊哲学极为相似的看法。这种情况使得一些研究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的学者感叹道，像德尔图良和克莱门特这些在上帝本质看法上具有类似观念的早期教父，其“得自希腊文化与哲学神学的成分，比希伯来和使徒关于神的教导更多” 。 同样，在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等基本教义方面，早期教父也适当地运用希腊哲学思想对之作了阐释。在基督宗教神学的早期发展中，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论和耶稣的身份问题，可能是在教会内部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引起外部批判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为了平息这些争论与批评，一些教父尝试用希腊哲学的思想观念对之做出解释和说明。例如奥利金从纯粹精神的意义上界定上帝的本质，把三位一体视为是上帝的本体、存在和善的统一体，并在运用柏拉图的“分有说”解释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从圣父那里获得存在、从圣道那里获得理性本性、从圣灵那里获得圣洁认知三位一体的意义；查士丁等人则借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内在的与超越的逻各斯(logos)观念解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认为圣父是永恒的精神，在他之中有逻各斯，逻各斯是上帝自我显示的原则，在本质上与上帝统一；这种永恒的精神(逻各斯) 从圣父出发来到世上，把他显示给自己与世界，使逻各斯真正地成为人(耶稣) ，那是绝对和独一无二的上帝的道成肉身；克莱门特也以类似方式解释了逻各斯的神学意义。 在公元二、三世纪的大多教父思想中，希腊哲学拥有着相当积极的建构意义。它一方面为基督宗教基本教义的解释及相关神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在应对外部批判中使之获得了合理性基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神学家的努力，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拥有了一个“正式合理的思想平台”并借助于这一平台而被推到公共的大众舞台之中，使之避免了退化成为一个神秘或民间宗教的可能。虽然在这种借鉴、运用希腊哲学的过程中，早期教父更多的是依据信仰的要求对希腊哲学的观念做出了宗教性的解释和改造，既不是彻底转向哲学以“寻求它的信仰根基” ，也没有“尝试把基督教的信仰与行为转变为某种哲学体系” ；然而在这种解释和改造中，希腊哲学确实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基督宗教之中。这种进入除了神学的和辩护的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哲学的意义它一方面确定或显明了基督宗教的哲学性或哲学可能性之所在，另一方面则激发或提升了对宗教之中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这可能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基督宗教哲学”的东西所得以形成的主要契机。 即使在当时及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神学家或对希腊哲学在基督宗教中的大规模运用提出了公开的批判与抵制，如德尔图良和塔堤安；或对之做出了全面的清理，如希波利特(Hippolytus，170236) ，教会也在对希腊哲学运用中可能导致的异端思想进行了矫正与限定。但是在哲学与神学的早期结合中所形成起来的基督宗教哲学之趋向，则在随后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思想潮流，产生了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柏拉图主义式的基督宗教哲学和以阿奎那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督宗教哲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