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专题四 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秦汉帝国教案.doc

2019-2020年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专题四 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秦汉帝国教案本章主要内容从传统的教学内容布置来看，秦汉帝国当包括秦朝、西汉、新朝和东汉四个朝代，但本课程将新朝和东汉移到下一章。因此本章述是秦朝和西汉的历史，从前221年到公元8年二百来年的历史。秦朝享国十五年，历史虽短，地位却重要，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基本体制。文字的统一，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也为历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了先河。秦始皇一系列拓边政策取得巨大效果之后所确立的王朝版图，奠定了历代王朝的疆域基础。秦末所发生的陈胜、吴广起义，也开辟了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形式。西汉延续着秦朝的诸多规制，而皇权专制继续加强，具体表现在：武帝时期的内外朝之分立、尚书机构的扩大、察举征辟制度的确立和监察制度的完善，主导意识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观念的形成等等。西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政策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等，都是本章极为重要的内容。本章重点与难点对秦朝所创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理解，楚汉战争以及汉初分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内涵、西汉政治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社会主导意识的嬗变、中央与关系的关系、中朝制以及外戚专权的形成等等，皆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教学拟采用的技术手段一以文献说明制度的演变；二以考古发现证明秦汉某些措施的施行情况；以视频方式大信息地介绍相关的历史。第一节 “大一统” 帝制的确立六国统一固然成于嬴政之手，决非一人之功。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制度变革更给秦国士卒带来由物质刺激引发的活力。各种综合的努力结出硕果。一、 秦统一六国六世余烈。商鞅变法成功，秦国自此强盛。 “合纵连横”军事外交形势。范雎之“远交而近攻”。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之功业。郑国渠与秦王政纳谏用贤。秦王政遣将调兵，挥师东进，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于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二、大一统帝国体制的确立皇帝制度。秦始皇创立的秦制与前此的“封建制”最大的不同，有二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世袭分封建国制代之以郡县制，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代之以中央任免的流官任期制。最能体现帝制的是，皇帝掌握有强大的军队。从秦始皇陵侧兵马俑坑已有发掘看得出，车、步、骑兵混合编制的秦军，规模浩大，军容整齐。帝制正是依仗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对全国的集权统治。随分封制（封国）的取消，与国家军队平行的地方贵族兵制遂告终结。法律上，皇帝以外任何个人都无权拥有独立的军队。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正式宣告封建贵族地方分权制历史结束。秦始皇崇尚法家。秦对六国贵族及其地方势力的打击极为严厉。对武力的迷信，胜利又来得如此遽然，使秦始皇对下列形势显然估计不足：一个旧制度的结束、一种社会势力的历史性消亡，将是缓慢渐行的，即使在其支持它的政权失去后，仍会有很长的惯性滑动过程。军事的胜利只能解决政权转移易手的问题。新制度必须在建设中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生活，才得以真正巩固下来，为全社会所认同。三、巩固统一的措施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交通。“令黔首自实田”。继续推行军功爵。统一思想，确立意识形态的权威。加强军事扩展和防御。灵渠。后世史家多指斥秦的横暴无道，不能公正评价秦统一的历史功绩。太史公在六国年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帝在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第二节秦的暴政与第一次农民起义一、秦何以短促而亡？秦始皇自称帝第二年起，几乎年年在外巡游。秦之速亡，并非仅“残暴”二字所能概括。大抵行事太急，超越社会所能负荷的程度，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十余年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陵墓规模之大，常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咸阳宫。阿房宫、骊山陵。秦统一后防匈奴、戌长城30万人、戌守五岭50万人，修骊山墓70万人，修馳道、军事运输估计也近50万。以上数项合计动用壮丁200万人。是时秦全国人口估计为2000余万。征发劳动力竟达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占全国男子(未成丁者亦计在内)总数的五分之一。如此不惜民力的频繁征发，时间高度集中，超出社会负荷程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六国势力与统一的反复。以法家为主流意识为秦国历史种下统治素质低劣的恶果，在秦灭亡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赵高、胡亥乃至李斯在始皇帝死后发动政变，以及尔后一系列的应对中，都表现出私心至上，不惜为一己之私利，闹出杀亲内斗的丑剧，自坏长城，自掘坟墓。二、秦末农民战争秦朝统一六国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为所欲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大泽乡起义与“张楚”政权。陈胜、吴广之后，被他们激起的反秦起义浪潮继续不断地冲击着秦王朝的统治。六国贵族之后亦纷纷起兵，先后拥兵称王，但皆不足成大事。唯有楚地的项羽与汉地的刘邦才足可以称反秦双雄。楚汉战争。楚负汉胜之原因。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正式即皇帝位。初定都于洛阳，二年后始迁都于长安，从此长安成为西汉一代两百多年的首都。第三节汉承秦制与稳固帝国 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至公元8年王莽建“新”代汉止，传十代、十二帝，历时210年。都长安。帝国制度经西汉一代建设，大体已摸索出一套应对大一统局面、稳定社会基础的方略。西汉帝国的强盛名列当时世界前沿。高祖、惠帝（包括吕后统治时期）、文帝、景帝时为初期，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逐渐解决了楚汉相争及汉初以来的分封遗害，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明显的发展，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终以“文景之治”名留史册。中期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时，又重振一统皇帝威风，对北边匈奴由防御转为进攻，打通丝绸之路，积极开发西南地区，极欲大有所为。积建国近百年休养之泽，国家财富充溢，号极富庶。晚期武帝犹能悬崖勒马，转危为安，传至昭、宣，重返轻徭薄赋政策轨道，发展生产、平理刑狱，重视吏治，再度呈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西汉晚期经元帝、成帝、哀这、平帝数朝，土地兼并和蓄奴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愈积愈重，王朝统治危机加剧，改革徒有其名。外戚王莽趁机结束西汉政权，改建“新”朝，亦短命而亡。一、汉承秦制，稳固帝制格局武帝对秦及汉初政制之更张，最突出的即为裁抑相权。他不再任外戚为相，以出身卑微的文士为相，抑低丞相的贵族身份，并通过“加官”的方式任命贴身亲信以侍中、尚书、中书等名义参与决策，不受丞相节制。天下奏章改由尚书直达皇帝，皇帝旨意亦由尚书下达丞相，开始形成以“内朝”牵制外朝的格局。君权与相权的消长变革，由此而渐成趋势，直至隋唐又成一中央政府新格局。二、重农抑商，确立帝国经济格局重农抑商政策也是由“封建”转为帝制的一大历史曲折。三、武帝“有为”，西汉由盛转衰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不在高祖，也不在文、景，而要到武帝执政，是时已距开国七十余年。不论在西汉，还是整个两汉，武帝都是生命力最强的皇帝精力旺盛，富野心。在位长达54年，占西汉二百年的1/4，有足够的时间施展他的雄心。武帝所起的作用对西汉帝国非同小可。他既创造出了帝国极盛的辉煌，也把王朝几乎推向灭亡的边缘。集权帝制使帝王个人的作用往往可以发挥到历史所能达到的极致。70余年休养生息造成了经济的富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秦亡汉兴，意识形态随历史转折必发生变化。大有为的武帝。政治上，裁抑相权，加强皇权，其亲近侍从逐渐形成“中朝”，成为实际上决策机关。行推恩令，析分侯国，削弱诸王势力；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把京畿七郡之外的郡国为十三州（部），派刺史考察吏治，检举不法官吏和强宗豪右。任用酷吏，锄诛奸人。军事上，为平衡南北两军力量，先后设置期门和羽林军，加强中央常备力量，开后代“内重外轻”兵制之始。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铁之地设盐官30多处，铁官40余处；实行均输平准法，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推行算缗与告缗，向商人和商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告发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有奖。改革币制，废半两钱，更铸三铢。后又更铸五铢钱，前113年（元鼎四年），统一币权于中央，禁止郡国铸钱。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据儒家之学，改正朔，制太初历，修封禅，并杂以法术刑名，为己所用。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多次徙民于西北屯田，促进内地与西域的联系系和交往。以卫青、霍去病为将，三次大规模进击匈奴，大张武力，伸展国威，更使其功业达至巅峰。从帝国政策变化的角度来看，进击匈奴与盐铁官营两项内容互相关联。匈奴问题始终受到统治层的高度关注，贾谊、晁错屡有对策、处置的种种建议，终尚在恢复国力之际，故隐忍不发，至武帝时方有大动作。三次大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大片土地，开垦屯田，后又迁徙羌民至河西地区，河西逐渐开发，成为汉在西北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此前后，张骞数使西域，借匈奴北去，更使丝绸之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源源不绝，大汉声威光耀于外。以盐铁官营为代表的经济政策。帝国时期当权者对待商品流通的态度相当矛盾。轮台罪己。武帝晚年重返以农为本的政策轨道，不失为善改过返正的明智者。以后历代君主，少有像武帝者。兹后昭、宣承武帝遗旨，重返清静轻徭政局。然土地兼并、豪强横恣的社会问题亦被搁置。元、成、哀、平君主素质一代不如一代。西汉王朝走近末路，似乎也是每一王朝盛极而衰，难以避免的结局。第四节经学与史学的隆盛春秋战国诸子之学，从古代神学巫术与官守专门之学两途脱胎出来，本来“原于一”的官守“道术”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自为方”，“百家往而不反”。从学术思想来说，诸子之学都偏重政治社会方面，皆出于救时之弊，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大抵切于时务者兴，不切于时务者衰”，全着眼于当政者的治政需求。因此，当由“封建”转变为帝制，由秦转而为汉，各种学术就有一个不断被重新选择、重新解释的意识形态改造。西汉的经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被选定，并开后世经学源流的先河。西汉经学正因为关系帝国意识形态重建的方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西汉还有一个亮点，便是史学。史学的辉煌当然要归功于司马迁私人修史所创造的史记。在帝制时代，史学也避免不了像诸子之学为官方牢笼的命运，但毕竟因为有史记的影响，终得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留下秉笔直书的传统。以史学作为西汉文化的一大成就，一个代表，于理于事都可以成立。一、经学与今古文经学的分途后世之人都把儒家的成立归于得秦亡教训之助，又把儒学的独尊看作是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其实自战国至秦汉学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如此简单。诸子之学分裂对峙，各派主张都有得有失，既不排斥相互间有渗透，更会有人试走另一条路，取长补短搞综汇合流。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吕不韦集之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之淮南子。学术思想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异同互包。出土的秦简揭出了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事实，就是在秦始皇时代，法家之外兼采阴阳家是很明显的，儒家思想也并非完全被排斥。秦亡汉兴，百废而待兴，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兴盛一时。帝王表饰经术，以利禄为诱饵，儒生便把经学看作进身之阶，两汉经学的发达，这方面的因素无法否认。董仲舒的儒学不纯，突出表现在援用阴阳五行说。汉代到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富足，使得董仲舒这一班儒生很容易把稳定现有社会秩序看作为经世致用的前提，内里不能不包含有“进身之阶”的私利意图。所以他就提出要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辉映政治“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后来儒学的发展不期然地朝着这一方向走去，原因也在于儒者日益官方化，致使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日浓。经学地位的上升，差不多是与汉王朝的衰微同步的。经学地位的上升，还与以治经学为职业的博士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势力有关。经今古文之争。不论今古文经学，都有一个逐渐演变成儒生名利之途的流弊。不顾义利，支离破裂，专求闻见之博，纠缠于琐屑饾饤的争论。经学就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除了装饰门面外，还成了有闲阶级眩耀的资本。东汉世族中相当多的人就是靠经学作门第的招牌。真正传道、担当道义的儒生有，但很少。二、司马迁“史家绝唱”西汉文化中最有时代特色，且为后世称道的是赋和散文。以无韵的赋、优美的散文而为史书者，则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绝唱。司马迁虽然并不以为自己是一个纯儒，他对道家的思想也非常服膺。但在作史记时却以孔子修订春秋的大义为榜样。他表现出中国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传统，便是史家不纯粹是记录“实然”的，必须凭着史家的良知，发挥“应然”的理想。他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峻。他完全蔑视那种悠悠命运之说。还专立陈涉世家，为后代正史所不敢效法，汉书亦不免。在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并把汉的成功归于陈涉首义，这都是从尊重历史真实的高度，坚持史家必须说真话，切不能曲学阿世，为趋附当势者而扭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