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传》有感 与 《公天下》读后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与 公天下读后感读梁启超传有感自从我们中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以来，我们都离不开讲维新变法的那一段历史，更离不开讲其主导的重要领袖康、梁二人。然而，囿于惯性的认识，每当我们总结或回顾那段历史时，总是容易以大是大非的角度，直陈其利弊，批判其教训，以期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但难道历史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吗？历史不应该是无数人的人生体验与经历才汇聚而成的江流海涛吗？或许，承认这个前提，我们去阅读具体到个人的传记时，才能明晰即便个体很渺小，但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更何况，作为“一言兴邦”的梁启超，那位在教科书上已经被贴上历史标签的他，理应作为更为鲜活的人，为我们所更进一步地认识。梁启超传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当我读完这本书，放下这部包含着沉重历史的书籍时，我舒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仿佛从那段风云变幻在历史穿越回来，一时回不过神来。这本书用纵横交错的笔法，兼叙兼议，描绘了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感染众人的梁启超。而书中凸显梁任公在教育理念、为人处世、家国情怀方面的细节之处，尤为值得回味再三。教育理念一个人对他人、对外界的理念，很多时候往往与他本人的切实经历和人生体会有重要关系。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就首先来源、亦得益于他的家庭教育。祖父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同时还经常跟小时候的梁启超讲述古代忠臣孝子的故事，使得梁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了祖父忧国忧民的气节。而父亲谦恭仁爱，不辞劳苦一清乡里之风气，也为年少的梁树立了典范。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是立志和做人，这与当下急功近利、过于强调出人头地的许多家教方式相比，梁家的方法似乎不太实用。正如当下的读书，许多人认为读好书是为了考好试，考好试是为了有好文凭，有了好文凭就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高收入、好生活，但却忽略了读书的宗旨其实是人格完善的培养与塑造。而恰恰是这点，才理应是教育的根本要旨。梁启超教育理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教人学做人，学做一个现代人。梁认为，要做成一个人，要做到“三达德”，即教育要在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分别做到“教到人不惑”、“教到人不忧”、“教到人不惧”。他说生平最服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他认为要做到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要磨练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任公教育理念的第三个特点，是开民智，重实践。他的实践有很多方面，总的说来主要在两方面更为突出。一个是办报，通过参与创办并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等，通过文笔为当时的中国人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启蒙。另一个实践，便是办学校。他通过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的机会，将自己维新变法中开民智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他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至于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实际问题。师友情深说到为人处世，梁启超与许多有才能而至高傲的人不同。在我看来，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真诚心，真性情。对待自己的爱人伴侣，他相敬如宾，不仅非常依赖妻子的李夫人以及后来的王夫人对他在生活上的照顾，而且对爱妻的拳拳深情也在他的许多书信中表露无遗。对待自己的师长友人，他既极力尊重维护，同时又坦诚，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师康有为相处，梁启超一开始是完全跟随老师的思想主张的。如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所说“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但“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而）梁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面对老师的责怪甚至怀疑其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梁启超真诚地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而当后来康有为支持乃至主导张勋复辟，梁为了表示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不惜与老师决裂，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不过在那 10年之后，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作为学生，仍然是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被认为“情文并茂，传颂一时”。与亦师亦友的黄遵宪相处，梁启超则一直敬重他的思想深沉，考虑周全。后来在时局的剧烈变动中时，他们仍携手并肩，共为进退，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是也。正因为梁对他的真诚与尊敬，黄遵宪也对梁毫无保留地交流与引导，期望梁能用好手中的这支笔，“一眼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与谭嗣同等友人相处，梁启超则对他们肝胆相照，交心至深。梁后来回忆起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一起读书、切磋学问时，他说他们曾天天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因学问争论而对吵起来，每天至少吵个一两次，但吵的结果，最后都是以一方被另一方说服为结尾，并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这种因怀抱共同理想、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坦诚相对和争辩的氛围，至今仍令人向往。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夕，谭嗣同面对即将到来的追铺，毫不畏惧。谭一方面建议梁先逃往日本，一方面把自己所有的著作信件托付给他，可见其对梁启超是何其信任。据说谭嗣同本来可以不死，来得及和梁一起逃往日本的，但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今读此一言，不禁对谭之浩然正气肃然起敬。书中还叙说了与梁启超有不少交集的一些近代重要人物的情况，或交往，或合作，或同路，或相对。与其说是在通过其他人丰满了梁启超的个人历程，不如说是借梁启超之主轴，详尽描绘了近代中国复杂而又宏大宽广的历史场景。家国情怀有人曾问李克强总理从政以来他有着怎样的情怀，李总理答说：“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对于梁启超而言，他的家国情怀最早应来源于孔子思想的影响。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儒学之流，他认为那些把孔子之言当做教条的人，实际并没有抓到精髓，真正的精髓是“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这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梁认为这种责任感正是孔子以及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两千年来被儒家丢弃的东西。当梁启超的家国情怀碰上国家民族危亡的时日，他尽管内心彷徨挣扎，但行动上仍然艰难求索，力求找到国家富强之路。他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欺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梁大声疾呼：“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想来对国民灵魂的改造，梁比鲁迅要走在前面，而且身体力行的广度和深度，也让后人难以匹及。如果我们能抓住梁启超恒久不变的家国情怀这一核心，那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跌宕起伏地浪潮中如此多变。梁的多变，有时是自我内心矛盾的产物，有时是顺应时局变化的结果，有时还是权衡一时利弊的妥协。当然，不能说因为康有为一直那么“固执”，所以他的爱国心就比梁启超少几分。有时，我们难以去界定每一个人的孰是孰非。如果非要作个对比，那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康有为而言，由于他坚守孔教及君主立宪，且自己独创教派，于是对于其他的思想理论，接受得较少。同样，而梁由于前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加上“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故其立场有多次变化，也是自然而然之事。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价梁启超说：“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是的，为了能够救国新民，梁启超不惜否定过去的自己，不惜与老师立场对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更不惜与一切世俗眼光正面挑战。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读罢梁启超传，我不禁陷入了思考的漩涡：梁任公的少年中国梦，那个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梦想，我们何时能最终实现？此时，我想我的回答便是“实践”二字，而实践的主体是我们广大的年轻一辈。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殊途是同归的。晚清维新志士何其悲壮，谭嗣同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康有为的“天下大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等等。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无不将自己的所学所识和盘托出、奋力一搏，其志其情，其言其行，难得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得失与成败吗？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反之，大家共同努力，民族才会好，国家才会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缔造者，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愿与诸君共勉。公天下读后感最近读了吴稼祥所著公天下，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双主体法权”的理念，双主体就是权力与权威的二元性。作者的写作意图大致是：权力与权威都应出于公民授权，但不是僵硬的一次性授权，而是灵活的多层次授权；尽管所有的授权都来自人民，由于授权的方式不同，各权力主体仍然存在相互节制和竞争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作者在书中对社会治理结构进行的推论主要基于地理决定论的单向因果关系分析，但忽略了社会治理结构是一个融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复杂系统，多中心治理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们有独特的国情，地域广阔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人口数量众多且结构复杂，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不高，区域间、领域间的发展水平不均衡，国内、国外的发展环境充满挑战当今世界，我们要迎头赶上、实现超越，就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有凝聚力的社会治理结构。实际上，作者似乎想提倡中国走美国的联邦制、或者说复合共和制道路，只是用了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个隐讳的副标题。但作者应该注意到，复合共和制的活力也在日渐减弱，美国的复合共和制已经与其立国之初有了极大不同，联邦成为真正的中心，州权则在不断缩小。另一方面，此书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更加重视基层、面向基层，提供了新的启示。要凸显基层的治理中心地位。基层是发展的桥头堡、社会的稳定阀。政策再好，需要基层执行；缓解社会矛盾，基层是第一线。要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就要更加突出基层的作用，除了给钱给人，更要为基层松绑，特别是进一步充实镇街一级的发展自主权，充分体现基层的主体地位。以各基层的多中心治理，促进基层发展百花齐放。基层治理主体最贴近实际、最了解实情，要实现扁平化治理，促进协调发展，避免零和竞争，需要各基层主动发掘区域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比如佛山北滘镇，能够紧抓“智慧智造+创新创业”的基层特色产业体系，成功入选了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基层发展应当突出一个强中心。在全国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之际，浙江之所以能走在前面，就是其特色小镇的建设形态不求“大而广”，力求“精而美”。浙江要求特色小镇建设规划面积控制在 3平方公里，产业定位要围绕小镇核心元素，有效集中优势资源建立起镇街一级的发展强点，从而发挥核心的辐射带动作用，避免“大水漫灌”的低效发展模式。高水平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老百姓能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既像小国一样自由而幸福，又像大国一样光荣和强大。”我们的特殊国情要求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要广泛激发发展活力，就要在最广阔的基层树立“多治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