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伟大成就.doc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就预言：“共产党只能领导群众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但他们不懂经济，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们又经常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发展缓慢”等等。然而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正在振兴和腾飞的现实，最终证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奇怪论的彻底破产。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是令世人瞩目的。20多年来，国民经济增长己翻了两番以上，年均增长达到9%，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己超过十万亿元，位居全世界第六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的状况基本结束，大多数居民达到了小康。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面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外商纷纷抢滩中国，它最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谎言。然而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从空地上取得的，而是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实践探索、艰苦创业的结果。只有从党的整个实践探索过程和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说明中国的成就和振兴。有人企图否定和割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把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抹得一团漆黑，把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尤其是经济上“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被耽误了二十多年”，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正道”。有人还把中国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的结果”。这些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正像有人吃了十个饼饱了肚子，而他却只对最后两个饼有吃饱的感觉而不知道前八个饼的作用一样，是十分无知、可笑的！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讲：“我们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他的这一概括是对于5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体来说的，既包括改革开放以来22年的发展，也包括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成就，其评价是全面的、客观的。由此说明，正确地评价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的成就，对于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为此，谈谈以下粗浅看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在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都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和任务，并且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组纲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例如，在30年代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讲话，把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等作为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根据地有大批干部专门从事经济工作，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又如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创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当时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在各解放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当时就连到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考察的某些西方记者、官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状况都表示赞叹。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没有使广大劳动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49年6月在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进而号召全党：必须“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还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当时有大批干部转向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工作。建国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那种生产破坏、社会混乱、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一面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会道门组织等很快绝迹。建国初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化和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率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增长296%，煤增长96%，粮增长19%，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腐朽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说明，共产党在历史上领导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与发展生产、实现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从没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反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怎么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确立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怎么能开展国家工业化建设？又怎么会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人提出“告别革命”、“取消阶级斗争”，把革命和阶级斗争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这是根本违背历史逻辑的，更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主观臆想。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起伏曲折、艰苦卓绝的一个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创业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积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所面临的社会贫困落后状况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农业上完全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江河水患频发，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各地农民讨荒要饭的相当普遍。工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外，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工业。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车”、“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黄金277万两，银元3526.9万元等，这虽然造成了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神话，但却使大陆断绝了经济发展的资金这一重要条件。使建设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然而，新的建设只用了二十八、九年的时间，就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到七十年代未，中国就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轻纺业等基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万吨级远洋巨轮、电子计算机等重型产品的工业国家，成为能够发射运载火箭、卫星等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科技大国。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兴修了许许多多大型工程，变水患为水利，使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由过去肩挑手推、人拉犁子状况发展到拖拉机田间跑、柴油机和电动机村村有，土地畦田化，大部分农田用水浇、施化肥的新阶段。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仅仅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实现的，这种奇迹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期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十几倍或数十倍的增长。仅以1950年至1980年的变化为例：（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曾明确提出“按既定方针办”；1978年12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但各项经济政策的颁布及其贯彻实际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开始的。因此，这里的资科引用到1980年当无大的出入。）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 4292万吨增至 6.2亿吨钢铁由 97.8万吨增至 3802万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 141万吨增至 7986万吨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 0.16万台增至 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 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由2.l万辆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 0增至512台化纤由0增至45万吨电视机由0增至249.2万部缝纫机由0增至768万架手表由 0增至 2216万只农业上主要产品的产量，从1950年到1980年的增长也是大幅度的。例如：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至769.l万吨糖由24.2万吨增至257万吨茶叶由 4.1万吨增至 30.4万吨生猪由 5775万头增至 30543.1万头大牲畜由6002万头增至9524.6万头水产品由44.8万吨增至449.7万吨其中粮食等产品的年均增长还大大高于改革以来20多年的年均增率。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入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经济大国（不包括前苏联）。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这里顺便提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翻番增长，GDP增幅很高，但由于资源浪费惊人、银行不良资产极大、弄虚作家和腐败等原因，造成经济运行质量远远低于六、七十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世界排名仍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样，仍是第六位。2001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不到4%；比六十年代还低一些。足见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增长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别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产品经济，或者说是实物经济。生产目的直接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当时一个明确的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证供应”。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GDP为何物，也全然没有什么“挣钱发财”的观念，这与改革后的发展类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有些经济学家却以GDP的核算体系和指标来否定过去的成就，得出“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的结论，这实在是幼稚可笑的！其实，即使以 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来推算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26年间增长了4.12倍，年均增长率是6.5%。尤其是这种增长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没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的速度。若以社会总产值计算，1949年至1978年，由 557亿元增到 6846亿元，29年间增长 11.29倍，年均增长达9%，就更快。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的“文革”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还达6.62%，仍比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又是在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战争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泽东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70年代毛泽东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成套的工业设备），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现将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列表对照如下：国别 工业（%） 农业（%）中国 12.5 4.0美国 4.0 1.6苏联 8.6 3.1日本 11.5 1.7德意志联邦 5.8 1.9英国 2.3 2.3法国 5.0 2.5印度 5.9 2.6从以上数据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试问右派人士和主流经济学家：你们有何事实根据得出所谓“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以及“社会主义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结论呢？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右派在历史上向来是以埋怨“社会主义建设走快了”、反对“操之过急”为其主要特点的，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却又转而批判毛时代“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停滞不前”。如此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目的是什么，岂不是值得人们深思吗？在崎岖中前进正确认识发展中的失误和挫折勿庸置疑，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挫折，以至造成某些年份的增长倒退和停滞。这主要有两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操之过急、盲目跃进和浮夸风的错误，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19661976年“文革”期间的个别年份。但是必须看到，在每次失误和挫折之后，党中央都吸收教训、认真克服错误，制定“调整”、“改革”方针，从而很快使经济出现新的蓬勃发展局面。因此从大过程看中国经济仍是快速发展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减3%，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此期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在还清了苏联外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同时，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1964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大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63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农业、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如：1965年粮产量达到 3890亿斤，比1960年增加 1000多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产量。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 20%以上。钢产量比 1957年增长 1倍多。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石油工业基础，1965年原油产量达1131万吨，实现了全部石油自给。1965年国民总收入比1957年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在“文革”期间的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从“文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率为4.9%。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即从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3207亿元，约增长1.3倍。应该说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六、七十年代尽管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经济建设。相反，当时党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科技工作抓得是很紧的。著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等都是在那时提出和开展的，许多大工程、大项目、大建设，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完成的。这期间中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农业上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化、机械化发展步子很快。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不容抹刹。有人以“文革”时期共产党领导上犯错误，而全盘否定那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否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事情，这是违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看问题的原则的。其实，即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批判“文革”的基础上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由于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就”。邓小平说：“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说：综观“1966年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虽然这些肯定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讲得并不十分有力，但当邓小平在讲到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就明朗得多了。他特别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其实，当时中国在“两弹一星”上的重大成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综合体现，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没有对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怎么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在波浪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包括出现失误，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现象。那种要求发展只能风平浪静、直线上升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改革开放中不是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允许改革失误、犯错误”吗？为什么有人竟那样苛求老一辈创业者？与之相比后人所犯的错误难道还小吗？国家的发展、振兴本是一个统一的前赴后继的过程，缺少哪一个阶段的创业都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开头创业的经验还更加宝贵、更具有根本性。为此必须坚持历史的、联系的和整体性的观点。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前人的功绩这是对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的起码要求。那种割裂历史、贬低前人而褒扬自己的做法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某些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大讲“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奇迹”。然而他们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不可计数的经济危机、衰退、停滞以及社会动乱却似乎是忘记了。仅以19291933年的一次经济危机、大萧条为例，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下降都在32%56%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20年。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战后5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四，它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对于那些属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相反，中国却以5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路程，其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以偏见看问题，这应为一切正直、公平的人们所不齿。让那些诅咒共产党失败的人们一次次地尝受失败吧！一条崭新的、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时常散布一个论调：“毛泽东不懂经济”。对此论工农群众只能嗤之以鼻。敌对势力和右派在这里所谈的“经济”，其实是指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路只能导致两极分化，是一条通往资本主义的老路。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国家里，必须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质条件匮乏的国家，如果实行西方经济模式也是当时社会条件不允许的，只能是一条“扬短避长”、跟在别人后边慢慢爬行的路线。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除了“人”什么物资条件都缺少的国家。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任何生产经济活动，从管理者到劳动者都是人的行为。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依赖金钱物质、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人的积极作用当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例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私有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私有制和受剥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来，而且又逐步走向集体道路，广泛地组织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公平、互助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民群众的群体力量的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一条正确路线指导下，必然产生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这也正是毛泽本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具体阐述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经济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尤其是以广大工农群众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源泉。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其直接途径和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集体富裕，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根本不需要采取那种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走一段剥削路程、然后再“让先富带后富”的迂回曲折的途径。少数人发家自富只能是退回到旧中国。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由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经验，以及像“大寨”、“大庆”那样的创业道路和“鞍钢宪法用样的先进管理模式。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批判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从来的发展观念都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与此不同，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正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经济、人与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先进政治对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突出了人在经济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鄙视并抛弃那种以“物”、即金钱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政治实质就是坚持广大劳动群众的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我们看到，传统“经济人”、唯福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庸俗经济观念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陈腐、有害的东西，这种发展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不可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贯穿着大量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利益刺激”、“机械唯物论”和单纯经济论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一切生产建设中领导干部必须走向第一线，严格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与群众“三同”的制度等，这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本身的力量。第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平衡协调发展。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生产的可能，从而按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减少浪费、提高效率。人们看到，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是会不断出现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能避免。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正是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探索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尊重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从60年代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和产业结构、比例的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变化还比较大，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关系、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一直是在跌宕起伏中前进的。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除了19581959年一次之外，从未发生过大的波折。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黑白颠倒。第四、关键是抓好整党，反对和平演变，防止领导体系以权谋私和向旧官僚制度蜕化。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楚地看到，执政党的性质变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层的换代更新，这必然使执政党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产生官僚体制和特权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者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也不敢和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从而失去了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两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搞运动。的确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斗争、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问题虽然也不少，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高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搞腐败和特权的很少。看起来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斗争上，而实质上这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保证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的最根本的问题，更是真正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可想而知，在一个官僚腐败集团或“走资派”把持的集体里，即使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还有其真正的意义吗？还能长期保持得住吗？实践说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是能促进生产力快速、高效发展的。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其领导管理者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意，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待其先进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成为毛泽东晚年所探索、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孤立发挥优势和长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而造福于民。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从政策上得到正确的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便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即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地位，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看出，这与毛泽东的经济模式和观念具有根本一致性，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而同那种让少数人先富、急功近利、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要钱不要人的发展模式形成显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