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文学概说》PPT课件.ppt

概说,元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2061234）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至灭金、统一北方；第二阶段（12341276）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第三阶段（12761368）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明朝建立。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在朝中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色目人,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如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及叙事形式等。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1、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是根本性的因素；2、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3、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但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字。从个别资料来看，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元明之际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记载，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多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近代学者则主要把杂剧分为爱情婚姻剧、社会剧、历史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几大种类。,元杂剧一般以大德年间（1297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元杂剧高度繁盛的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演剧活动最集中的城市是京城大都，此外在真定、汴梁、平阳、东平等经济繁荣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演出也较盛。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是元杂剧前期最重要的作家。后期杂剧作家大都集中东南沿海城市。南北统一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方城市的地位明显降低，所以引起北方杂剧作家纷纷南下。重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元杂剧是用北方的曲调演唱的。在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还流传着一种用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称为“戏文”或“南戏”，其体制、声腔、乐器、风格与杂剧均有不同。元代南戏繁兴程度远不如杂剧，留存的作品也很少。其中较重要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题材主要依据长期流传民间的故事。其伦理意识及生活情趣更具世俗性。至元代末年，高明写出了琵琶记，通过赵五娘、蔡伯喈的家庭悲剧，比较深入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某些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元代另一种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作者融合市民阶层思想意识，表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写一个乡巴佬进城看戏，展示了一幅市井风俗画。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把汉高祖写成一个泼皮无赖，则表明作家的视野深入于市民的心理层面，以市民的目光观察神圣的事物。,思想性的历史进步意义集中体现在描写爱情题材上。像曾瑞的黄钟醉花阴怀离套数写一个女子对昔日罗曼史的回忆，迸出这样的句子：“待私奔至死心无憾”，与以前的诗词比较，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名伶珠帘秀正宫醉西施无题套数：“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可见元代社会思想确实出现某种变革，使妇女的心灵得到自由的呼吸。在众多的咏及妓女的作品中，作家不仅反映了她们的痛苦和对真正爱情的憧憬，并对她们在情场中种种情感的弱点表示同情。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对于人性开放的宽厚态度，是以市井社会的生活形态与生活观念作为其基础的。,另一方面，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散曲作者，表现出他们自身的生活感受。弥漫于散曲中的是一种由于世变沧桑而带来的空幻感和凄凉感。所谓“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是这一部分“叹世”作品的基调。在元散曲中，一种频繁出现的表述是对屈原式的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的生活方式的追慕，如白朴（寄生草劝饮：“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前者意味着对于政治的疏离，而后者也不包涵过去常见的以隐逸为高尚的道德意味，而只是强调“自适”的可贵。这实际上也表达了他们对传统文化束缚摆脱的倾向。,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一方面，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这些特征，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散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尖新感、灵动感，构成了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散曲的尖新灵动，是一种率直、浅露、盗肆的感情表现；它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取于活生生地揭示出人的欲望或本能的心理层面。如奥敦周卿南吕一枝花远归套数写他从远方归家，与妻子相见的喜剧性一幕：“将个栊门儿款款轻推，把一个可喜娘脸儿班回。”。,小说、戏剧、散曲在元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最为引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诗的作家与作品都很可观，它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价值。,元诗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至元大德之前，不过实际上主要是指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北方和进而统一全国的三十多年，主要作家有戴表元、郝经、刘因、仇远、赵孟等。这一时期，社会充满兵戈、饥馑和灾难，无论是中原地区或江南地区的士人，大多经历了亡国之痛、流徙之苦，因此在他们的诗中笼罩着时代的浓重的悲哀。,中期约在大德至天历间，代表作家为“元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也较繁荣，前期诗中的哀伤、空幻的情绪基本消逝。此四家皆以盛唐诗风作为典范，主观上想制作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所谓盛世之音，其中包含着一种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但社会现实毕竟不那么理想，他们自己的心境也不那么平和，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仍可见到社会的疮痍与内心的不平。他们负有盛名，甚至被尊为元诗的典范，实际成就并不高。,元诗的真正高潮是“奇材益出”（清顾嗣立元诗选凡例）的后期，主要作家有萨都剌、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商业、手工业都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这一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即崇尚“功利”，重视个性，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对淡漠，这与程朱理学形成某种对峙的趋势。这些诗人都居住在江浙一带，与城市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如顾瑛是个富商，王冕卖画为生，而萨都剌晚年是寓居杭州的。,他们的诗在两个方面对于认识诗的发展趋向很有意义。一个方面是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他们讴歌城市的繁荣或人生的享乐，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乐观、进取的精神。另一个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从儒家传统的政治依附与伦理信条中游离出来，带有个人化倾向。在他们诗中的自我既表现为向人生和自然拓张的意向，又表现出受到现实环境压迫的苦闷和彷徨。他们的诗敢于写前人所不敢写的东西，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语言、意象，诗歌风格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如杨维桢的“铁崖体”，因其怪怪奇奇的特异诗风，被有些人攻击为“文妖”；高启诗则既有高华的一面，又有沉潜的一面，揭示了诗人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一种被诗化了的处于日常生活中的、更富于人性的、真实的自我。,对于元代以后的文学，过去评论者很强调“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这当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