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教育》PPT课件.ppt

秦汉时期的教育,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君主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统一六国后继续以法治思想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为了铲除六国残余贵族兴家复国的思想基础，秦对六国历史和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具有强烈怀古思想的儒家学说采取禁止传授的政策，以致走向“焚书坑儒”的道路。,总论,公元前206年，秦被农民起义推翻，为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前206220）所取代。由于人们普遍希望从秦末酷政和战火所造成的紧张中缓解过来，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心理，汉初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政府解除了对各种学派的钳制，各家学说重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儒学也从仅存的一线生机中慢慢地复苏过来。,实行“无为而治”虽使汉初的经济从战乱中得以复苏，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但也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利用汉初几十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打下的基础，实行有为政治。为此，必须统一统治集团的意志和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从此以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教育便开始兴盛起来，学习儒经成为人们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同中国古代哲学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就其大的阶段而言，大致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学独尊，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并举，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和近代的西学东渐。其中对教育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外，从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对儒学冲击较大的或者说使儒学发生大的思想转折的，有三个大的变化时期，即：魏晋玄学的兴起，援道入儒；宋明理学的形成，援佛入儒；近代西学东渐，资产阶级以至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教育思想对儒学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故觉秦时如一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其实秦始皇“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秦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尽灭当时之学说也。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学者。虽在整齐画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不致有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人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汉武董仲舒统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秦皇何以行之而失败，汉武何以行之而成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5）,第一节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一、统一文字秦朝对文字所作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在秦汉年间，尽管各种不同的字体仍在不同的意义、不同程度上使用着，但隶书作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字体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文字统一工作的推动者，秦始皇、李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二、严禁私学,秦始皇一开始就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便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对实行分封制或郡县制，思想上并没有达到高度的统一。李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集团上层思想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是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的障碍。因此，他把矛头指向了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私学。“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讲学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途径之一，书籍同样是知识的载体，于是李斯同时提出了“焚书”的主张。“焚书”的第二年，又暴发了更为残暴的“坑儒”事件。,三、禁游宦,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当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现象密不可分的。“禁游宦”则是由李斯建议，秦始皇采纳的一项极端专制措施。质言之，禁游宦是要取缔人们流动、迁徙、集会、结社、会盟、讲学和言论的自由，使士人回到彼此信息不沟通的封闭环境中去。这一政策的颁行，对中国一盘散沙、乐土重迁、”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国民性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对学术交流和私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参见中国教育发展史，110页）,四、吏师制度,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知法、执法的封建官吏，实现以法治国的目的，秦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此外，为了移风易俗，巩固统一政权，秦统治者还利用行政权力，制定了一些“行同伦”的新法令，以形成新的道德习俗。,五、秦代文教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对后世的影响则至深至巨。“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具体到教育领域，秦代文教政策中专制主义的内核，均为后世君王不同程度地加以承袭。秦“以吏为师”的偏颇作法，坑杀儒生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头上，逼迫他们昧心述伪，弄虚作假，去做“套中人”，去当“变色龙”。这种主体意识的阙如、道德的沦丧和双重人格的扮演，使教育功能的发挥，受制于权势者之需，从而影响了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参见中国教育发展史）,第二节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一、各家并存，推重“黄老之学”的汉初文教政策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教政策也与秦朝截然不同。（一）重视知识分子作用：求贤诏（二）允许开办私学（三）废除“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律,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除了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要求统一思想意识的政治抱负以外，还和汉初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以及儒家学者的进取精神密不可分。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即位之后，就下令举贤良，开始采用对策的方法，选拔优秀知识分子来充实官吏队伍。所谓对策，就是应荐者回答皇帝提出的有关经文、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策问。因为汉朝采用这种形式来选拔贤良之士，所以对策又称“对贤良策”或“贤良对策”。汉武帝亲自拟定题目，亲自阅卷。他十分欣赏董仲舒在对策中阐发的思想主张，反复策问董仲舒有关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董仲舒前后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其中提出的三条建议，后来成为政府施行的三大文教政策。,三大文教政策,（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统一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二）兴太学以养士“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兴办大学，政府直接掌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三）重视选举，任贤使能“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这三项建议被采纳，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立五经博士。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在汉武帝之前，习儒学列于博士者，时有其人，但与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相比并没有突出的地位。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原来设立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因历久不置而废。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于是，就迈出了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开设太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诏令太常与丞相公孙弘讨论置博士弟子事宜。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制度拟定了具体办法，开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从此，博士从一种朝廷备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为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正式设立，博士弟子即是太学生。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察举制的完全确立。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的。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但是，文帝诏举贤良仅是偶一为之，未规定荐举期限和人数，尚未形成制度。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入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则是在武帝时期。首先，在元光元年（前134年）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一科。而且人数也有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察举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朝仕进的舞台。其次，武帝时察举取士的范围有所扩大，由原来基本限于现任官吏的范围扩大到布衣之士。同时，察举科目也于“贤良”之外，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另外，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郡县制,第三节汉朝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经学教育的特点,一、学校教育的发展,（一）太学,1太学的设置与发展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实行博士弟子制，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步骤。,2太学的教师和学生汉朝太学的正式教师是博士。博士本是对博识多能者的通称。博士之官始于战国，秦时博士官的职责为典文书、备咨询。汉朝太学设立后，博士转化为太学的教官，主要从事太学的教学工作，但同时也部分地保存了原来作为咨询官吏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政治、学术活动。博士通常推一德高望重者为首领，博士首领在西汉称仆射，东汉则改为博士祭酒。,两汉对太学学生的称谓有“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诸生”、“太学生”等。当时博士弟子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标准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选送京都太学，“得受业如弟子”，是一种非正式学的特别生。,3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儒家经典。两汉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有14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太学的教学形式因不同时间的不同条件而有发展。太学初建时，学生的名额较少，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后来太学发展，学生的名额多以千万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称为“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除此以外，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也在太学内出现。,4太学生的考试及太学生的出路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的试题。“射”是以射箭的过程来形象描写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科”即是教师（主考）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有时也细分为甲、乙、丙三科或上第、中第、下第等）。学生所取得的实际等级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上第）为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上两年一试。设科标准最后则完全以通经多少为依据。尽管在当时读书人可以通过荐举、征召或选举的方法进入仕途，但参加太学的考试却是进入仕途的惟一稳妥的途径，因此，终生乐此不疲者比比皆是。“结童入学，白首空归”。,（二）鸿都门学和宫邸学,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到千人以上。鸿都门学的学生由地方长官或朝中三公举荐，学校专以尺牍、辞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鸿都门学在教育上独特的意义。首先，它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的一大变革。其次，鸿都门学是一种专门学校，作为一种办学的新型形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汉朝的宫邸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宫廷学校是宫邸学的另一种类型。,（三）地方官学,汉朝郡国学创始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到达成都后，深感蜀地地方偏僻，文化落后，“有蛮夷之风”，便选择属下聪颖吏员10余人，到京师向博士学习，学成以后回到蜀郡，根据学绩情况给予不同的官职。与此同时，他在成都设立学官，在属县中抽调一批年轻人作为学官弟子，跟随学官学习，毕业后委以一定的官职。儒家思想很快在蜀地发展起来，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便是教育史上所称颂的“文翁兴学”。汉武帝即位后，对文翁兴学一事极为赞赏，下令各郡国依仿蜀郡设立学校。此后，各地方官纷纷在自己的治内设立学校。,汉元帝时开始在各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实行对地方官学的管理。汉平帝时，下令郡国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立学校。两汉郡国学的办学目的主要有两项：其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地方学校中特别突出的优秀学生。其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普遍推行道德教化。,（四）私学1书馆书馆又称书舍。由于官学中除宫廷学校教育皇亲贵戚子弟之外，缺乏初等教育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阶段的教育多依靠私学。书馆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识字教育所用的字书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在字书中流传最广，而且一直保存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编，流传至今的有2144个单字。其内容包括姓氏、器物名称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知识。,所谓“急就”，有速成和急用备查的意思，必要时可作为字典使用。急就篇一直使用到唐代才被新的字书取代。书馆教育的第二阶段虽然继续进行读写训练，但重心已开始转到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上。教材主要使用孝经、论语，让学生接受儒家学说的基础部分。另外还有尔雅。书馆里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学生从书馆结业后，其中少部分人可进入地方官学乃至太学或更高一级的私学经馆从事专经学习，大部分人则从此中断学业，从事农工商活动。,2经馆经馆是较书馆更高一级的私学，实际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与太学相比。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汉朝的经馆出现较早，在汉武帝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东汉时，这种私人讲学的风气更甚。董仲舒、王充、郑玄等都是两汉著名的私学大师。,两汉私学兴盛的原因：第一，汉初缺乏官学设置，私人讲学承担了传播文化、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责任，对两汉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第二，汉自武帝以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士人必读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才有出路，才能有出仕做官的机会，而太学路途遥远，进入地方官学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得不求助于私人传授。,第三，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但仕途不得志，或罢官在家的儒家学者，在地方上聚徒讲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四，西汉末年产生今古文经学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派采取冷淡的态度。古文经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不得不到民间传授，当时也确实拥有一大批不求功名、坚持自己学术信仰的弟子。,二、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朝经学教育的特点,（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多为汉初凭经学大师的记忆、背诵，并采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六经旧典，发展在先；古文经学依据汉武帝时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或通过其他途径保存下来的儒经藏本，初本是先秦的古文字，发展在后。,今古文经学者因在治经立场和观点上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今文经学认为六经为孔子本人的创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微言大义，治学倾向于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依据政治的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只承认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和编辑，但不是孔子的创作。学术上重视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倾向于研究六经的本意，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汉朝今文经学先于古文经学得以发展，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朝廷从政治出发，专置属于今文经学的学者为太学博士，形成了今文经学独霸太学讲坛的格局。今文经学以阴阳灾异思想贯穿经学研究，阐述天人之道，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思想为特征的今文经学体系。,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今文经学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向谶纬化。谶也称谶语、谶记等，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用来预告人世间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相对经而言，是假托孔子对儒家经典的神学解释。西汉哀、平帝时期，谶纬盛行，不仅六经都有相应的纬书，而且纬书中掺杂谶言，谶语也依傍经书，成为今文经学研究的一大特点，也对经学教育和学习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大多充斥着迷信色彩，不值得相信。即使是好多我们看起来吻合的事情，大多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纯属“事后诸葛”的做法。不过，正是这些谶纬故事，将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下面是我搜集的一些谶纬故事，只供平时消遣：,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十分得意，但不久就听到民间的传言：“亡秦者，胡也。”意思就是说，灭亡秦朝的人，是胡。秦始皇大惊，赶紧秣马厉兵，派蒙恬出击北方的胡人匈奴，建筑万里长城挡住胡人的铁蹄。可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灭亡秦朝的人，却是他的儿子“胡亥”。,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在谶纬盛行的时候当上皇帝的。王莽末年，宛人李通用河图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刘秀起兵。建武元年（25年），又有人从关中带来赤伏符（河图的一种），上面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当时流行的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表示从汉高祖到刘秀共二百二十八年（四七之际），刘秀当继汉的火德当皇帝。刘秀以为天命所归，就顺众议即位称帝。,据说曹操在南征刘备和孙权之前，梦见有一头长着两条尾巴的牛拼命地向北方奔跑。曹操不解其意，询问谋士。有人就对他说：“对一头牛而言，只有一条尾巴。而今一头牛有两条尾巴，就是说一个牛字再加一条尾巴，就是失字。”谋士认为曹操南征必定失败，于是竭力劝阻。不过曹操没有听信这些话，最后确实惨遭赤壁之败。在他晚年的时候，疑心日重，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一次梦见三匹马在一个马槽里抢料，即“三马同槽”，始终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将后事托给司马懿。到后来，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当朝秉政，使曹操的子孙成了傀儡，最后取代了曹氏。,今文经学与谶纬的结合改变了儒学的发展方向，必然遭到以恢复传统儒学精神自居的古文经学家的反对。同时古文经学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博士席位，也不断和今文经学展开争论。这便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持续了200年之久。,儒林经神郑玄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集经学大成的经学大师，杰出的文献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遍注儒家经典，统一了经学，创立了“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存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长期隐居不仕，授徒传业，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推动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郑玄经注的特点：第一，打破了汉朝经学学派林立，门户森严的封闭局面。撤除了学派樊篱，实现了今古文经学的最终融合，而且消除了各家之间的门户之见。第二，简洁明了。“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二）师法与家法汉朝经学教育中多采用章句的形式教学。章句实际上是经师教学所用的讲义。师法是指汉初立为博士或著名经学大师（如董仲舒）的经说。如果大师的弟子对师说有所发展，能够形成一家之言，被学术界和朝廷承认，便形成家法。西汉多论师法，东汉多论家法。其实，师法、家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相对的，对上是家法，对下则又是师法。师法演为家法，表明学术在稳定中发展。重视师法、家法是汉朝经学教育，特别是今文经学传授的特点之一。在今古文经学之争中，两派对于师法、家法的态度截然不同。,（三）经学会议与石经西汉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的石渠阁会议；第二次是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第二次会议的讨论结果编成了白虎通义（也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白虎通是属于今文经学的，但却由古文经学家班固记录整理而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文经学缺乏具有博通经史、真才实学的学者的现实。,为了统一经学教材，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在蔡邑等人的倡议下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46枚石经上镌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规范的经学教科书。经学会议是为了提供经学研究和教育的规范思想，石经创立则是提供经学的规范教科书，旨在将教育纳入政府所希望的轨道。,第四节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著述,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家，汉景帝时曾为博士。他不仅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教育家。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其中以春秋繁露和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对贤良策影响最大。,二、对贤良策和三大文教政策,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虽然给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为此，董仲舒首先肯定了“有为”政治。统一思想的程序应该自上而下。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教育领域。,实行有为政治的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人才。董仲舒认为汉武帝的有为之治得不到实施，是得不到贤才辅佐的缘故，而得不到贤才，原因有二:一是汉初不养士，不办教育，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当。针对第一个原因，董仲舒提出设立太学的主张。针对第二个原因，董仲舒建议加强选举的严格管理，在官吏的提拔任用过程中克服论资排辈现象，实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关于兴太学、择贤任能的建议也被汉武帝所接纳。,三、论人性和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什么是人性？董仲舒说：“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人性就是指人天生的素质（“生之质”）。董仲舒认为人性之“质”中，有“仁气”和“贪气”。董仲舒关于仁气、贪气的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有一定的联系，他并没有摆脱道德先验论的影响。董仲舒又严格将人性与善区别开来。“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他比喻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因此说“性有善端，心有善质，但性非善。,董仲舒明确将人性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等级：“有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董仲舒认为“中民之性”是他对人性这一概念内涵进行规定的事实根据，他是就中人之性而言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教育对于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圣人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注定要向善的方向发展。斗筲之人的感情欲望强烈而很难进行自我节制，注定要向恶的方向发展，只有用刑罚制止他们作恶。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是教育的主要对象。,四、论道德教育,（一）德教是立政之本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强调以教化作为实现仁政德治手段是儒家学说的传统，董仲舒则从“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目的论出发对其进行论证。,（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1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2“以仁安人，以义正我”3“必仁且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五、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一）教学内容主张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培养人才。“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作为公羊春秋的大师，董仲舒特别强调春秋的教育意义，对春秋作为教材的价值也申述得最为详细。董仲舒并不提倡学习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这和孔丘要求人们“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态度大相径庭，尽管孔丘的目的也并不在鼓励人们去学习自然知识。,（二）教学方法1强勉努力学习本身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并不是每一项学习内容都令人感兴趣。因此，学习需要坚定的意志，应该努力，肯于刻苦钻研，这便是“强勉”。“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不论治学或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达到成功。,2专心致志贱二贵一“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3精思要旨“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以适道矣。”“指”即要旨，即所谓原则、大义。要从微言之中把握大义，需要学者精心深入思考，“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孔）而博贯之。”,此外，董仲舒在论述对教师的要求时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剂）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圣化”表示教师在教学艺术修养上所达到的出神入化的境界。,第五节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27-97年）东汉上虞人,生平简介,王充(公元27约100)，字仲任，浙江会稽上虞人，出生于农人兼小商贩家庭。6岁识字，8岁入书馆，后进入太学学习，不满太学风气和厌弃章句之学。常入洛阳书肆读书，过目成诵，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批判地吸取了先秦诸子的学说，自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是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把春秋战国时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教育思想中含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墓,一、思想特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是王充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论衡实际上是一部针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和浮妄虚伪的世书俗说，论其是非，辩其真伪的书籍。在论衡中，王充提出了与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明显对立的几个论点：1.“天道自然”王充认为，无论是天、地，都是自然的物质实体，没有意志。人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动天，天也不能用自己的意志来支配人，天与人之间不存在精神上的联系。,2.万物自生，万物一元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天没有意志，所以不可能创造万物。天不仅不可能创造万物，而且它本身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不生不灭，是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人也是由“元气”构成的，皇帝和百姓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区别。,3.人死神灭精神是依赖于人的形体而存在的。,认识论,他认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实知”与“知实”。“实知”涉及认识的来源与途径问题，王充强调认识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必须要与客观事实相符。“知实”涉及认识对象问题，王充主张以实际存在的事物为认识对象，认识对象应该是“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关于认识的来源，王充强烈反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或“神而先知”的谬论，肯定不学不知、学而后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王充十分注重效验，他把效验作为认识的标准。“效验”，即实效和验证，就是用事实加以验证。王充把是否与事实相符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其方向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二、论人性与教育的作用,（一）教育与人性的改良王充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正性、随性、遭性。通过教育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二）论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力，其中最被人忽视的力量，便是知识的力量。“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三、论教育目标,王充对培养人才的要求和标准，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五个级别，即文吏、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文吏受过识字教育，但“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以后，或依靠自己的门第，或攀援权贵，入仕成吏。这些人不入仕，和一般的俗人没有区别，起用这种人不利于国家实行德治的政策。儒生他们能够精通儒家经书中的一种，“能说一经”，“旦夕讲授章句。”虽以教学为职责，但知识面极其狭窄，既不博古，也不通今。,通人比儒生高一等的“博览古今”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文人“好学勤力，博学强记”，知识渊博的人。他们能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鸿儒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王充的培养目标是后两种人，即文人和鸿儒。王充把培养杰出的政治人才和学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中国教育史上，王充首次明确地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四、“博通百家”的教育内容,王充认为，不仅儒家学术有益于政治，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样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同样需要学习。知识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凡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知识都应当学习。王充不仅要求人们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而且要从现实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知识。,五、论学习,（一）学知与闻见（二）思考与求是缺乏闻见，缺乏学问，就失去了推知事物的依据，思维便缺乏感觉基础。但是，要使经验知识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少不了理性的思考。（三）“问难”与“距师”“学问之法，不唯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实是非也。”“迢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