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书笔记5篇

袁氏当国读书笔记5篇袁氏当国读书笔记一年初购此书，当即读完，颇为作者的行文和观点折服。唐德刚先生文体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可读性极强。前此读过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陆史家博雅多多。此书多为袁氏回护，看来还算客观。盖形格势禁，不得已也。同时唐先生再次强调中国转型期的200年历史三峡观点，不相信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此观点抛弃所谓阶级斗争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颇能得人心。近日从网上下载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国前十年，发现袁氏当国即是民国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陆出版时个别地方有删节，主要是大陆忌讳的地方。而后者可能是港湾版，联系大陆的议论之处均直言不讳，比读袁氏当国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陆版是经过重新编辑，截取一段成书，但并未说明，也许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吧。吾人记忆力大减，年初读此书，现在电子版重读，竟未发现读过，直到发现有错字，检查此书核对，才发现原文几乎相同。还好，一年内两读，增强记忆了。 袁氏当国读书笔记二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袁氏当国读书笔记三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真挺冤。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暴乱，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袁氏当国读书笔记四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袁老辣，孙天真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法治法治，先法后治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袁臭孙香，命哉时哉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袁氏当国读书笔记五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1.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2.军阀政治3.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4.内忧外患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