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

精选资料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演化的现状，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效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在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驱动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企业制度，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误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就无需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就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笔者结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论述，以及西方财务理论、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动态角度考察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一、 伊索寓言的启示：鸟和鱼的对话据报道有一位前苏联的作家，曾因持有不同政见而流亡海外，但是，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之后，他却不赞成俄罗斯人效仿西方模式。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时向他询问，为何不赞成效仿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位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回答时提到了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从前曾有一群生活在河水中的鱼儿，非常羡慕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鸟儿对鱼儿说，你们在水中有又湿又冷，河里的食物又少，看看我多么自由自在，可以在天空中任意飞翔，空中和陆地上的食物也多，你们快快从水里到岸上来吧!有些鱼儿觉得鸟儿的话有道理，就忍不住跳到岸上学习飞翔，结果跳到沙滩上很快就憋死了，成为了聪明的鸟儿的腹中食物。这则寓言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它说明盲目模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前苏联作家，或许是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促使他对西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对制度变迁有了更成熟的看法。我们不必嘲笑鱼儿的愚蠢，其实，人类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人们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有羡慕别人的成功，急于效仿而遭致失败的教训。人们之所以容易犯类似的致命错误，是由于存在着利益驱动和认识论的陷阱，当鱼儿亲眼看到鸟儿自由飞翔的姿态，遍布陆地和空中的丰富食物来源时，的确很难抵御鸟儿充满诱惑的劝说。同样，当人们亲眼看到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也很自然地误以为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富裕生活。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议会选举、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所经历的复杂、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误以为只要模仿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就能无需经历其漫长、痛苦的动态演化过程，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其实，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之处，就是其进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经历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实现的。任何盲目的移植和模仿都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系统属于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比较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更为复杂。因此，我们更不能采取简单的机械思维方式，误以为西方的议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仿佛就像无生命的机器零件一样，可以随意安装到不同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造成巨大社会灾难。二、 企业产权结构与“预算软化”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严重的“预算软化”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经营权方面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因为预算软化现象的根源是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不明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规范作法，广泛采取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的形式。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中同样存在“预算软化”问题，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界一般将此称之为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也曾写到：“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只是别人财富而不是自身财富的代理人，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以像私人合伙企业业主对待自身财富同样的兢业精神来管理股份公司的财富。就像富翁的仆人一样，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主人的荣誉，而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因此，在股份公司的管理中，难免不出现渎职或不节俭的现象。”西方产权理论中的著名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有了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产权结构如何，都必然导致资源的最佳配制，这个的推论的前提假设是包括信息交流、协调和代理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为零。但是，经济现实中存在着非常大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产权理论是以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所以其实际的应用价值不大。西方传统公司理论假设公司会像一个人一样，自发追求最大利润，也忽略了企业中存在的代理成本。实际上，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法人企业中，不同的股东和经营者都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彼此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实际存在的巨大代理成本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学中传统公司理论的正确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企业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其特点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正视西方的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所忽视的代理成本，并着重研究其作用，因而更加符合现代企业中的现实情况。值得指出，我国对西方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的研究和介绍较多，而对于西方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如代理理论、公司财务理论等研究和介绍较少。代理理论主要研究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经营契约关系，以及有关企业产权结构的各种问题。美国著名工商学院教授杰森和迈克林俩人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可称为是运用代理理论探索公司所有权结构问题的先驱。杰森教授等人是公司财务理论的专家，非常熟悉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其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溶汇了代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成果，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忽略制度因素的弱点，首先以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图表模型揭示了当私人业主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为了克服自身资本的局限而引入外部股权或债权时，这种生产社会化造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乃是“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产生的经济原因和历史起点。他们的理论分析对于我国企业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51杰森和迈克林认为公司并不像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个自觉追求最大利益或利润的个人，而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框架，让具有相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的许多个人通过它达成各种各样的经济契约，如股份契约、代理契约、雇佣契约、采购契约等等，就是说公司实际上是各种契约合同的法律汇合点。公司的经济意义在于能降低谈判、制订各种合同并监督其兑现的交易成本。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合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联系各种合同契约的交叉点。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所有者希望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股值，而经营者关心自身的利益权力、报酬、保障、优雅的工作环境以及舒适。缺乏适当的激励和制约，经营者可能过分追求企业规模和自身权力的扩大，追求豪华的办公室、汽车、宴会甚至渎职，造成我们所说的企业预算软化问题。企业所有者为减少上述损失所付出的激励、监督、调整成本以及依然无法避免的损失之和统称为代理成本。杰森和迈克林考察的起点是一家纯粹的私人业主企业，业主持有100%的企业股份，假设企业财富的价值为V1。此时业主虽然可以将企业财产用于个人职务消费和享受，但是他会自觉地对此加以限制，因为这种花费每一元都是100%的掏自自己的腰包。换言之，纯粹的私人企业中，由于没有任何两权分离和代理关系，预算是绝对硬的，代理成本为零。如果私人业主由于种种原因，将企业股份的一部分 1-a出售(0a1)，自己保留a股份，此时即使1-a只是全部股份的一小部分，业主仍然是绝对的控股股东，他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他现在既是股东又是别人财产的代理人。他在面临是否将企业财产用于个人职务消费和享受的选择时，如汽车和办公室的装修，再不会将其保持在以前的低水平上，因为现在花的是两个人的钱，享受却是自己的。这意味着即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只有一小部分分离，企业的预算成本曲线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软化，企业价值也将相应由原来的V1减少到V2，企业的价值差是由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成本，也就是预算软化的损失。如果股份购买者能够预见这种损失，他就不会按价格V1购买股份，而会要求相应打折。杰森和迈克林的理论模型，对于筹集外部股本后造成私人业主的经营行为变化，以及代理成本的产生过程和计算问题，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等量曲线、预算成本线、企业的投资扩张曲线和许多数学公式，作了详细的描述和严格的论证。从杰森和迈克林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推论，当纯粹的私人业主首次以筹集外部股金时，同时发生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所有权结构出现了最初的多元化或分散化，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分离，业主兼经营者原来面对硬的预算成本曲线出现了最初的软化，由此产生了最初的代理成本。产权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当私人业主碰到收益较高的投资机会，但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有限而难以实现时，才会通过出售股份的形式筹集外部股金，此时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投资收益才能弥补由于股权分散化造成的代理成本和企业价值损失。当然，代理成本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它是人们为了克服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获得生产社会化效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种观点认为“预算软化”产生的根源是公有制经济的产权的“不明晰或虚置”，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预算软化”乃是生产社会化造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杰森模型不仅从理论上证明了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已指出的经济现象，即股份公司中的“预算软化”现象比较合伙企业更为严重，而且还证明了“预算软化”产生的真正根源，证明了即使在股权分散程度很小的合伙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从“产权虚置”角度根本解决预算软化问题，那样只有回到“两权合一”的小私人业主企业，但这意味着放弃社会大生产所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可能的。值得指出，代理成本是反映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现象，杰森和迈克林以上论述的代理成本，仅仅是所有权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代理成本，经营权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代理成本，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以后再作讨论。由于代理成本是由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它能够集中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生产力因素与企业的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像马克思研究商品的历史起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样，我们从代理成本的起源这个起点出发考察其动态的变化，可以研究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是怎样导致了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法律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揭示出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法律形式动态演化的经济规律，如企业如何从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上市股份公司。我们还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中有关企业制度、会计规则以及股票市场的各种法律规章形成的经济原因。显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企业改革，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杰森和迈克林的模型，仅仅局限于私人业主企业，因此只是静态的分析。在开创了有意义的起点后，他们转而着重探讨了有关企业财务和筹资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理论作进一步发展，以深入研究我们所关心的各种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值得指出，我国经济研究中倾向于独立地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问题，对于企业成长过程中经营管理、委托代理制等生产力因素与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不够，理论上对西方的产权理论借鉴较多，对国外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如代理理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和借鉴不够。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解决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将企业的产权改革与经营权改革、科学管理等更好结合起来，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更好结合起来，并且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激励、监督和调整机制，大大加强其适应市场竞争的活力。三、 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值得指出，杰森及迈克林对于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分析，仅仅限于纯粹的私人业主企业第一次以出售股份的形式筹集外部资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静态的分析。本文中，我们将对他们的分析作动态化的发展，用于考察企业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所有权结构、法律形态的变化与代理成本的动态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的原因和规律，进而分析其中的某种具体形态如股份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无疑有很大参考价值。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将公有企业改造成由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这种股份公司虽然在静态上同西方的股份公司形式相似，但却忽略了西方股份公司的动态成长过程。我国国有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不同，单纯模仿西方企业的静态结构，难以取得相同的实际效果。这是因为，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是在历史进程中在众多的内、外部经济技术因素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一般来说， 私人企业是由业主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股份公司。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提出了先将国有企业改造成责任有限公司，这种思路具有更多的动态观点，比以前是一个进步。实际上，我们只有弄清西方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中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演化的内在规律，才能知道某种具体企业法律形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对西方的企业制度的演变作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那些规模庞大的企业往往是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由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责任有限公司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股份公司的。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并非是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而是生产技术、筹资方式和成本、管理因素、代理成本、信息沟通方式等更加基础的经济因素。我们知道，企业的所有权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筹资成本等等属于生产力范畴。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生产和经营权等生产力因素是最活跃的并且起决定作用的，而所有权等生产关系因素和企业法律形式等上层建筑因素则是相对次要的、被动的，应该顺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变化和调整，而不是相反。我们下面的分析会表明，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化历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为什么西方企业一般不能立刻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而往往需要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由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责任有限公司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股份公司呢?这是由企业的生产技术、筹资成本、代理成本、经营管理等生产力因素所决定的。考察一个具体的私人创业过程，企业能否创办成功，取决于创业者的生产知识、资本数量和经营能力。一般来说，创业初期，私人创业者的能力尚未得到实践检验，此时风险很大，银行和公众投资者不知道他是否会有效使用资金或是挥霍浪费，而且对于不熟悉的个人的经营能力、兢业精神、信用担保能力等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调查和监督，就是说，包括信息调查、担保、监督、潜在的渎职损失在内的各种代理成本都非常高，因此，资金市场对于个人创业者一般是关闭的，寻找稳定的合伙人也是相当困难的。这时，创业者一般只能依靠自有资本或少数亲友，因为家族关系的纽带可以代替纯粹的经济担保，所以私有企业创办初期往往采取私人业主企业的形式，由私人业主对经营风险承担无限责任。私人业主企业的创办成本较少，注册程序简单，而且无需重复纳税。承担无限责任的私有企业曾在历史上居主导地位，今天在西方国家仍是数量最多的企业形式，但资产份额和经济实力已大大下降。在创业过程中，私人业主如果认为所选中的项目效益前景很好，一般不愿意将创业股权出让，这常常不仅是出于收益分配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望，以及有效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实际需要。私人业主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合一，预算是硬的，这种情况符合此阶段上生产经营的要求，否则即使并不很高的潜在的代理成本也会超出私人业主十分有限的承受和担保能力。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私人企业存在着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实际需要，而私人业主企业发展经营的资金需要，可能会超出了自身资本的积累和家族资本的供应能力，使其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机会，而且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日趋复杂也可能会超出业主的经营能力。如果私人业主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奋力拼搏，创业获得了成功，在市场中初步站住了脚，由于其取得的商誉和财产已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担保能力，从而比以前更容易寻求扩大规模的资金来源和经营合作伙伴的范围，并且支付由于所有权结构适度分散化带来的代理成本，合伙企业的形式就是一种扩大企业规模的自然选择路径。上面美国的杰森和迈克林所描述的大体上属于这一阶段的情形。合伙企业的创办程序也比较简单，成本费用较低，不需重复纳税，合伙人共同对经营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值得指出，合伙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应是谨慎的和渐进的，否则可能因破坏了经营权的统一性，造成合作困难和代理成本大幅度上升，超出合伙企业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或破裂。国外对企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合伙企业的稳定性较差，不少合伙企业都因为急于满足扩大资金需要而违反了上述规律，导致“一年合伙，两年散伙”的结局，我国温州地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合伙企业扩大了企业的资金和经营实力，推动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合伙企业在筹资能力和经营上仍有很大局限性，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会难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扩大筹资范围，企业就得考虑采取公司的法律形式。企业采取公司形式有许多优越性，如参加的股东人数和筹资数量都可大大增加，而且公司是法律上虚拟的人，其生存和运转可以超出任何自然人的寿命限制。但是，公司形式虽然能满足企业的扩展需要，其代理成本却大大增加了。正如美国的杰森和迈克林所论述的，外部股东所占的份额a越大，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业主兼经营者的行为变化也越大，企业预算的软化程度和代理成本也越大。另外，股权多元化还会产生许多新的成本，即由于外部或非控股股东的个数增多，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协调的成本也越大，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就越困难。为此需要建立一定的多元制衡的治理结构，如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制度、会计事务所等等，付出相应的监督成本，但是，这种多元制衡结构只能局部缩小而不能完全抵消因代理成本增长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因此，股权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是，生产社会化应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足以弥补上述各种代理成本和信息协调成本，以及外部或非控股股东所承担的风险。正因如此，企业控股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一般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缩小的，这样他才能有充裕的时间，不断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激励、监督代理人的办法和经验，才能将由于扩大各种内、外部股权和债权产生的代理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且为扩大公司规模带来的经济收益所补偿。违反了所有权结构逐渐演变的规律，就会出现代理成本的上升超过公司承受能力和规模效益增长的情况，导致公司的亏损或破产。由于代理成本的增加可能对外部股东和债权人造成利益风险和损失，西方国家一般都制订各种法规，对公司审批手续比较私人业主企业和合伙企业更为严格。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既考虑到工业革命时代私人企业日益增长的的筹资需求，又考虑到尽量减少代理成本上升到对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损害，反复修改并逐渐形成了有关公司的法律，一般将公司的法律形式划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几种类型。无限公司是最初级的公司形式，考虑到中小私人企业可能商誉较弱，规定股东的无限偿债责任，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两合公司是一种过渡形式，规定控股股东的无限偿债责任，而一般股东的有限偿债责任，这是为了区分大股东和一般外部股东在经营权力和义务上不同，更好保护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当私人的自有资本、经营能力和信用达到到一定水准，就可申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这样既可免去追究两合公司中无限股东财产的麻烦，全部股东一律对经营风险负有限偿债责任，从而更加符合企业经营中两权分离进一步扩大的实际情况。但是，赋予有限责任待遇可能降低从事经营的大股东的风险意识，引起代理成本的增加和“预算软化”现象，损害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西方国家对赋予有限责任待遇的企业，在注册、经营范围和纳税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如对于某些行业要求较高的资本起始额，创办者必须具备一定资历以证明其能力，超出其经营范围则免除其有限责任的待遇，必须承担双重纳税的义务，等等。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因素，私人企业往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愿意为筹资需要付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所需的成本代价。在筹集资金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定向募集外部股金，而不容许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因为责任有限公司的商誉还不足以打开资金市场的大门。西方国家对于上市股份公司，在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和实力规模等方面都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设立专门机构对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进行监督。这些法律规定并非出自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不加干涉的自由市场才是完美无缺的。西方国家普遍制定严格的法律体系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原因是从社会公众在股市中反复被骗的惨痛事实中吸取了教训。英国历史上曾因缺乏有关的监督法律，未能制止大量劣质股份公司欺骗社会投资人，被迫禁止股份公司长达一个世纪。今天我们借助代理理论可以认识到，西方国家关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各种法律规定，其内在经济原理是保证企业所有权结构和组织形态的逐渐进化，以适应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经营管理及代理成本等因素变化的要求，避免出现因代理成本急剧上升导致企业破产和损害公众投资者的情况;西方国家关于股票市场的各种法规和监督机构，其经济原理是通过垫付一定的社会监督和担保成本，以降低由于股份公司的经营者可能营私舞弊造成的总代理成本，既满足企业发展的筹资需要，又避免损坏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上述分析揭示了西方企业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企业成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技术、筹资方式和成本、经营管理权、信息沟通方式等反映生产力的经济因素，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素，则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地、被动地变化的。代理成本作为一种伴随着两权分离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反映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动态联系，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于我们理解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解释责任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等西方企业制度的具体形态产生的经济原因，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四、 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现代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相对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而且还更为直接地推动着企业的管理方法、组织结构以及代理责任制的创新和进化。手工业时期乃至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私人业主企业在初创阶段，由于拥有的创业资本有限，采用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工具一般相对比较简单，雇佣的职工人数较少，私人业主往往身兼数职，直接承担生产、人事、财会和销售等方面的管理职能，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不存在代理成本。私人业主为了更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扩大生产或服务的规模，利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随着私人企业规模的扩大，雇佣的工人人数增加了，采用技术设备更为复杂了，各种经济来往的金额和账目增多了，私人业主越来越难以承担全部管理任务，就逐渐将部分工作委托给雇佣的管理人员来承担，这样就逐渐引起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因经营权结构变化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工业革命以前，生产机器的驱动主要采取人力、水力、风力等传统能源，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扩大很有限，私人业主一般只需要雇佣少数工头和管账。工业革命后，采用新能源作动力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新运输工具的发明拓展了市场的地域范围，从而大大加快了私人企业规模扩大的速度，也大大增加了经营管理的复杂程度。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私人企业必须雇佣更多的管理人员，专门从事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开发、财务簿记等方面的管理工作，逐渐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促进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形成西方管理学家所称的U型结构企业。在这种类型企业中，企业内部成立了生产、销售、技术开发、财务会计等管理职能部门，雇佣支薪的经理人员来完成各种管理工作，私人业主或大股东一般仍然担任主要高层经理的职务，但逐渐雇佣一些高层支薪经理或咨询专家，协助其从事业务的策划、运筹和监督，指挥和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因此亦称为职能部门型组织结构。这种类型企业具有许多经济优点，如通过雇佣专门的支薪经理人员，促进了两权分离的发展，减轻了企业所有者的经营压力和负担，形成了高层、中层、低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分工，提高了管理工作的效率;通过划分各种职能部门，促进了管理职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大大加快管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过程，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企业的权力相对集中统一，所有者能够一方面加大经营权授权力度，一方面保持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各个部门之间易于进行协调合作;高层经理能够直接控制和调动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若干效益好的投资领域，利用工业化革命的技术进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曾写到，1840年之前美国企业主要是采用简单机器的传统小私人企业，之后逐步过渡到采取新动力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的现代企业，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在钢铁、烟草、石油、食品加工等许多行业，形成了按照职能部门组织起来U型结构的大规模企业，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有效控制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量代理责任制和管理方法的创新，如泰罗所倡导的生产“科学管理”，梅特卡夫提出的“车间定单记账制度”，企业销售组织和方法的完善化，推销员的佣金激励和监督制度，现代工厂会计的成本核算和监督方法，财务管理程序和风险控制制度，支薪经理人员的激励奖金制度等等。52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进步加快，发明了大量新产品、新原材料和新工艺设备，企业迫切需要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战略，以充分开拓新的市场机会。随着产品和销售市场的日趋多元化，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资金和员工人数不断增加，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也日趋复杂。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U型结构就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原因是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各部门的协调越来越困难，公司总部处理日常经营的负担越来越重，缺乏精力考虑长远的战略发展，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集中控制与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种情形造成了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和管理协调成本的上升，难以充分开拓新的市场机会，有效推行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十九世纪，西方许多著名的大公司，如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器，一般都采用U型组织结构，但到二十世纪初，都面临规模庞大，体制僵化和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率先进行了内部分权的组织制度创新，采用了新的M型组织结构，活力大大增强，此后美国的大公司纷纷仿效。M型组织结构亦称事业部门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在庞大的企业组织内部实行分权化改革，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从而将企业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与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既能够调动庞大的资源迅速投向新技术和新市场领域，又能够降低高昂的信息交流和管理协调成本，西方称此为组织的市场内部化的过程。 M型结构企业一般将经营业务按产品、服务、客户或地区划分为事业部门，公司总部授予事业部门很大的经营自主权，使其能够以像独立的企业那样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自主经营。事业部门下设自己的管理职能部门如生产、销售、开发、财会等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司总部则从繁重的日常经营业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策划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并监督事业部门的战略进展和经营业绩。公司总部下设战略计划部门，有时也设财务、会计、人事等职能部门，其任务不是从事具体日常业务，而是制定一般规则和政策，对事业部门所属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并且提供指导、服务、咨询等等。事业部门按性质可分为利润中心、投资中心或战略事业单位。公司总部授予利润中心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自主权，并根据其资产和市场情况规定相当的盈利责任。利润中心可模拟独立的公司运转，下设若干销售中心、生产成本中心和行政、科研费用中心，明确各个环节的经济责任。利润中心特别适合于针对开发较成熟的产品或项目，因为其成本和市场情况相对较稳定。投资中心负责某一大类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一般下设若干经营稳定的利润中心和较大的投资项目。公司总部授予投资中心较大的投资权，并规定相当的投资收益任务。战略事业单位是一种更高级别的事业部门，其任务是负责有相互关联的若干大类产品的战略开发、投资、生产和销售，一般下辖若干投资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承担较大的短期盈利和投资回报压力，战略事业单位则从更高的角度出发，分析市场形势和机会，考虑公司资源在若干大类产品或行业的战略布局，使公司投资在规模上有合理的大、中、小组合，在回收周期上有合理的长、中、短组合，从而保证公司资产的盈利性、增长性和安全性。战略事业单位的优点是可密切配合公司总部制订和实施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处理好短期盈利和长期发展的关系，避免不同事业部在战略开发上的重复努力，充分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边缘效益。它特别适合产品繁多和市场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曾率先采用了战略事业单位的M型组织结构，这家庞大的综合性跨国公司，生产产品大到火箭，小到电吹风，产值数百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许多人认为其规模如此庞大，必定效率低下，但事实上，通用电气由于采取了战略事业单位的制度，充分将中、下层经理的企业家首创精神同公司的庞大资源结合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创新、创业和提高生产率活动，长期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除了M型组织结构以外，H型组织结构也是一种实行分权化改革的组织创新。H型组织结构亦称控股公司型组织结构，不同于M型结构，H型结构中事业部门由独立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所替代，公司总部持有子公司或分公司中部分或全部股份。由于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因而具有更大的经营独立性，总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承担有限责任，风险得到限制。子公司可分布在完全不同的行业，十分有利于分散总公司的财产和经营风险。但是，总公司的影响必须通过子公司的董事会，投入和调出资源均受一定限制，监督和控制也比较间接，因此，公司整体资源的战略运用存在一定困难，子公司往往独立性过强，缺乏必要的战略联系和协调。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量混合型企业，大都是采取H型结构，经营从制造业到旅游、餐饮业等完全不同的行业，有较强的分散风险功能，但是，混合型企业往往缺乏战略优势和凝聚力，难以适应竞争，一些大公司不得不撤出许多行业。53当企业从由所有者比较紧密控制的U型结构企业逐步转变为实行更大两权分离的M型或H型企业时，如何选择、激励和监督各层经理人员就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初，西方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司广泛实行了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代理制。现代企业必须解决两大类代理问题：一是公司的股东通过董事会雇佣高级经理作为代理人来经营企业，二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授权并委托中间管理层来经营独立的事业部门或子公司。代理的困难之处在于：所有者同经营者的利益之间存在差距，所有者追求最大利润和股值，而经营者关心报酬、权力、保障和舒适。如果缺乏适当的监督和激励，经营者可能片面追求企业或部门的规模和权力的扩大，追求公职享受甚至渎职。企业组织分权化改革加大了两权分离的程度，由此也产生了更多的的代理成本。为了控制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损失，企业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代理经营责任制，特别是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在由所有者比较紧密控制的U型结构企业中，各层经理拥有的经营权范围很小，一般只是普通支薪雇员，他们的经营行为往往直接服从所有者的命令。在实行两权分离和内部分权的企业中，高、中层经理是公司所有者的代理人，享有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但是，所有者虽然放弃了经营权，仍然必须对代理人的经营进行监督。企业一般在总部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和负责监督的职能、咨询部门，协助董事会控制自主经营的事业部门的业务活动。企业的各层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和代理责任制，都有重要的监督功能。不同的是，在U型公司中，监督以行为为主要依据，而在M型和H型公司中，监督以经营业绩为主要依据，以战略性行为为辅助依据。M型和H型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将市场引入公司内部，重新界定和明确各级管理层的责、权、利配制关系，以市场环境中的独立经营业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大大减轻了监督工作的难度和负载量，使公司的规模虽然庞大，但却能够充满活力。管理学家威廉在分析M型、H型公司的监督功能时，认为其优点在于将内部专家监督同市场监督结合起来，单纯的专家监督难以摆脱个人主观影响，单纯市场监督易受投机波动的影响。例如，专家有知识根据内部的和市场的信息综合评价事业部门的战略工作进度，而股市只能对公开的财务报表和消息作出反应。由于内部监督、决策的需要，促进了企业管理会计制度及其报表体系的创新，以适应新组织结构的变化。例如，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分权化改革后，一度出现财务监督失控和资金周转危机，为此进行了生产、库存和销售信息收集和控制方法的制度创新，使公司总部对部门责任中心的经济核算和监督方法有了很大进步。为了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向外部股东和债权人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财务会计也越来越完善，逐渐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财务会计体系。为了保证各种生产、销售和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公司的会计部门和审计部门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对于易于出纰漏的各种环节，也由各级专家进行必要的行为性监督。公共会计和审计体系的建立，以及防止和惩罚商业犯罪的法律的完善，也起着保护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重要作用。 对于实行较大两权分离的M型和H型结构企业，监督体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是如何通过激励机制调动各层经理的自主创造性。191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推行M型组织分权化改革中，率先实行了由著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斯隆设计的高、中层经理人员的激励性报酬方案，取得良好的效果，以后美国的大公司纷纷效仿。目前，西方大企业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对于雇佣的高、中层经理人员，包括总公司、事业部门或子公司的主管，普遍采取激励性合同的形式，不同于雇佣一般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合同，具有以下特点：对象范围小，报酬金额大，一般局限于1%0.5%的高级雇员，报酬金额可达雇员平均收入的几十、几百到上千倍;激励性报酬所占的比重大，紧密同整个公司或分部门承担的责任目标和经济效益挂钩，奖励以完成保证股东的利益为前提;解雇是惩罚经营者不能达到基本责任目标和造成亏损的重要手段。西方大企业对雇佣高、中层经理采取激励性合同的形式，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降低监督成本，防止渎职行为。由于公司的组织庞大，进行严密的监督需要大量开支，反之则可能因经营者渎职造成更大损失。通过给予高、中层经理较高的报酬，可以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兢业精神。如果经营不善或发现渎职行为就解雇，可以迫使经营者为保住巨额收入奋力拼搏。公司实行两权分离的和内部分权的程度越大，激励性报酬在减低监督成本方面的作用具越重要。2)、将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联系起来，缩小两者的目标差距。经营者的固定报酬的比重较小，奖金等同公司效益挂钩的部分比重大，可以促使经营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维护所有者利益。奖励公式一般规定基本的资产盈利率目标，超过则可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美国瑞伯克公司的总经理费曼的雇佣合同条款中规定公司的税前利润必须达到两千万美元，他可从超过此目标的税前利润中提成5%作为奖金，他于1986年据此获得基本薪水三十六万美元和奖金一千二百万美元奖金。3)、在市场竞争中吸引和保留优秀的经营人才。一般来说，公司为了自身生存宁愿以高薪吸引有良好经营业绩和丰富经验的经营者，也不愿冒险以低薪聘请缺乏实践经验的经营者。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众多公司竞相以优厚待遇吸引优秀的经营人才，活跃了代理人市场的供求关系。事业部门或子公司的经理一般具备全面的企业家素质，可以在受聘或自己创业之间自由选择，这也迫使公司提高待遇水平。高层经理人员的高薪报酬，还反映了企业所有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有意识将部分剩余索取同高层代理人分享，但是，高、中、低层雇员的薪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表明一般经理人员和普通雇员无法分享剩余索取，不利于更为广泛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劳资之间的严重对立，这也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性质所决定的。值得指出，实行激励性合同应注意一些负面影响，一是防止各层经理只追求短期盈利或账面利润，如拼设备或忽视科研开发，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二是防止经营者只追求本事业部门或子公司的经济效益，忽视部门间配合和公司整体效益。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美国一些大公司采取以下措施： 根据长期经营业绩付给的激励性报酬占很大比重，对总经理可达其总收入的40%60%，其形式如延期支付的奖金、分成、购股证和赠股等等，一般根据公司过去三至六年的平均效益确定，某些公司将效益奖金支付的时间延期三至五年;报酬随职位等级递增的梯度大，也有鼓励长期行为的作用，这样可加大中、下层经营者争取晋升机会的动力，而晋升决定是根据长期经营业绩作出的;许多公司的部分报酬采取购股权的形式，例如，规定经营者在一、两年内可以略高于现价的水平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未来因效益好而股票升值，经营者将购股证出售可得到收入，反之公司效益不好，经营者就得不到收入。为了防止经营者产生本位主义，鼓励部门间的战略配合，许多公司规定激励性报酬按一定比例同本部门、关联部门和整个公司的经济效益挂钩，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激励方案在鼓励部门间合作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公司在以经营业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同时，也考察经营者的关键性和战略性行为，作为重要的评价参考依据，这样可证实数据的真实性，并发现数据难以反应的问题。 以上论述了西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经营权结构也必然逐渐发生适应性变化，从所有者承担全部经营责任的私人业主企业，逐渐演化为由支薪经理承担更多管理职能的U型结构企业，最后过渡到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M型或H型结构企业。以上我们首先论述了现代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中，所有权结构等生产关系因素和法律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演化规律，进而论述了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管理和代理责任制的创新进化过程。值得指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生产力因素，是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演化和经营管理创新的最主要推动力，不同的是，它对于前者的推动作用是比较间接的和渐进积累性的，而对于后者的推动作用则是更为直接的和连续性的。传统企业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如大规模生产特定产品的新机器或流水线，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严格管理责任制度，必然在生产库存管理、经济核算、人事管理和销售组织等方面引起一系列变化。企业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一般首先考虑利用自有资本或内部积累，引进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如采用新的成本控制方法，增设管理部门或层次，采取新的人员培训和激励办法，努力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以确保社会化生产的规模效益，足以补偿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增加，这样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技术内涵方式扩大再生产。如果企业拥有一个效益很高的投资机会，但仅仅靠自身资金积累或内部挖潜无法实现，而且投资收益率足以补偿因产权多元化带来的协调困难和代理成本，此时才会设法筹集外部股金或贷款，采取相对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如果企业拥有足够的商誉，但筹集外部股金或贷款受到的法律条款的限制，此时就会设法改变企业组织的法律形态。由此可见，企业的经营管理、组织设置和代理责任制方面的创新，就像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因素一样，将是一个永恒的活跃过程，而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方面的演化则是相对缓慢和被动的，应适应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进行。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等生产力因素，对于企业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演化的影响，仅仅有一般趋势意义上的间接影响，而并没有严格的对应联系，如采用同一技术而且规模相同的许多企业，很可能有差别很大的不同所有权结构和不同的法律形态。现代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一般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内、外部的众多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有机决定和逐渐形成的。值得指出，私有产权不仅能产生众多的社会外部负效应，而且在适应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困难。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私人资本积累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以来，新动力和机器的发明为大规模生产开辟了道路，产品也需要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市场销售，但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积累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购买机器和原材料，雇佣更多的支薪的专业管理人员和工人，采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式，建立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加强市场销售与生产的计划性，但是，正如以前章节对西方企业制度演化规律的分析所示，私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和两权分离，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私人企业在创业初期，拥有的资金一般非常有限，而且缺乏商誉难以筹集广泛的社会资金，因此，很难采取复杂的先进技术，生产规模扩大面临重重困难。正因如此，私人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盈利，往往采取残酷的手段剥削工人，不惜违反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进行欺诈和非法经营活动，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适应充满风险的市场激烈竞争，如许多西方著名的现代大企业，早年都曾从事过非法经营以加速资本积累。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虽然可以采取公司组织形式扩大资金来源，但如前所述，这一过程也存在许多困难，首先，私人业主一般希望尽量保持对企业的控制，而产权的多元化会降低原股东的控制权力；其次，产权多元化必然带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带来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的损失，从而增加企业经营和投资的风险；再次，产权多元化还会增加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带来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机会，影响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私有企业的动态成长面临重重困难，产权多元化和组织形态的演化，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在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实现。私有企业为了加快扩大规模，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除了采取正常竞争手段，也经常采用各种残酷阴谋诡计，迫使竞争对手破产倒闭，如西方垄断大财团常常借经济萧条之机，廉价吞并中小私人企业，这种情形下出现的产权重组和破产兼并，往往是损害经济效率的，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此外，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需要不断更新管理知识和技能，但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必然与私人业主的管理能力和控制欲望发生矛盾。尽管私有企业可以雇佣支薪管理人员，但是，私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位置往往长期由私人家族成员担任，从私人家族控制过渡到由支薪高级专业经理控制，也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大企业都是经历了数代人的私人家族控制后，为了解决企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才逐渐实现两权高度分离和控制权转移的。显然，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分配与管理能力的不对称，必然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上分析了西方企业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创新的过程。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是适应具体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摸索，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才逐渐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的。这些创新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曾对这些制度创新在相应历史阶段中起到的解放生产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作用给予高度赞扬，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深入分析了私人资本积累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产生的各种严重社会弊端。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视为完美无缺的经济制度，认为尽管资本家在私有产权利益的驱动下追求自私的最大利益，市场竞争却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如果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确实能够自发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就无法解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出现的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和灾难性战争，也无法解释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企业诞生的历史原因。从上述分析中还可看出，私有产权具有强烈的追求盈利动力，而且企业中两权分离的程度越小，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也越少，所产生的追求盈利的动力也越大。在纯粹的私人业主企业中，由于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而也不存在任何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私有产权利益驱动的盈利动机达到最大化。确实，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产权越是为私人所直接拥有，经营效率似乎也就越高。但事实上，私有产权的强烈盈利动力，一方面促使资本家努力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种种社会负面效应，如采取残酷的手段剥削工人，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时间，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从事损害社会利益的非法经营活动，或在合法经营中采取弄虚作假的欺诈手段等等。私有产权产生的追逐利润动力越大，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越少，往往不是意味着没有偷懒或浪费机会，而是意味着劳动强度超过了人的生理限度，缺乏必要劳动保护条件和措施，甚至不顾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胆大妄为，此时私人代理成本小并非意味着社会利益大，而是恰恰相反。西方经济理论所赞美的“看不见的手”即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并不能完全遏制私有产权狭隘自私的负面效应，事实上经常形成扩大其负面效应的恶性循环机制，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些资本家曾强迫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从而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残酷的市场竞争迫使众多资本家纷纷效仿，普遍形成了高达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日制度;无论是早期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黑社会犯罪，如大量的有组织的贩毒、卖淫、欺骗、敲诈活动等等，而且是无法治愈社会顽症，原因在于无论道德规范或法律约束，都很难抵御高额利润对私有产权的诱惑;英国的东印度股份公司开创了对华贩卖鸦片贸易，众多私有企业也为牟取暴利纷纷效仿;某个西方国家的私有企业从殖民地获得了廉价资源，残酷的市场竞争也会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仿效;西方列强名义上标榜奉行“不干预经济”政策，却积极凭借军事强权瓜分世界，致使本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私有产权和企业制度变迁时，有意识忽略了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实，而我们进行分析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时，应该将这些正、反面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效仿西方演化的静态结果，为建立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全面的科学借鉴。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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