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政策改革建议.doc

第三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第四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许多的利益群体牵扯到里面去，若牵一发那可真是动全身啊。 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讨论最多的几点是： 一、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据说，教育曾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三、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教育资源是什么，如师资力量就是一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指的的国家分配不公，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的不公，具体上是东西部的不公，农村与城市的不公，省立高中与县立高中的不公等，政策的不公，具体是高考是分省录取、高考有许多的加分政策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问题，高考大省里的学生们，拼命的学习作题，人数教少的省的学生过的是潇洒有滋味，还有什么高考移民等。 四、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 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中国教育制度改革问题 -一个给两会未被采用的提案一、我国教育制度导致的问题我们在多年的研究中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腐败问题、经济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而导致教育问题的原因又在于教育制度。其表现在于：（一）、教育制度是导致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人口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基数过大和人口再生产规模过大，二是人口素质过度低下。导致人口基数过大的原因是历史性的，也是教育性的。所谓历史性的原因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对人口规模的扩张性政策，所谓教育性的原因就是生育观念的教育严重缺乏。中国人口规模尤其是人口再生产规模过大的教育原因是：1、随着人口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趋向于少生或不生，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人口规律；2、随着人口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优生观念将会提高，从而使其后代进一步巩固少生和不生观念，人口规模将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导致中国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则完全是教育性的，即因缺乏应有的教育而使人口素质极其低下。这一问题近三十年来表面上似乎有了提高，但实质上中国人口素质是在下降。可见，人口问题可以归因于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又归因于教育制度。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教育制度教育问题人口问题（二）、教育制度是导致中国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腐败问题形成既与人性相关，也与制度相关。从人性方面看，孔子都承认“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而对于人性之善恶，儒家学说肯定人性主恶从善（即人的本性是恶的：食、色，性也。），但可教化而从善。因此，如果教育不够，人们无法就无法将“君子之财，取之有道”这样的仁道形成自己的道德习惯或道德本能（让每一个人将道德从小培养成习惯甚至本能就是教育的第一要务，否则，教育将失去其最基本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在教育得当并充分的条件下，每一个人都从小接受了传统美德教育，腐败问题就可以在内德条件下再辅之以外法而得以有效遏制。可见，腐败问题从内德（根于对人的教化）和正潜规则（而不是如何通过行贿而获得项目等这样的负潜规则）方面完全归因于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又归因于教育制度。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教育制度教育问题腐败问题（三）、教育制度是导致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1、经济秩序混乱。2、交易规则潜在化、阴暗化和负面化。3、拜金主义思潮成为经济观念的主流并不断腐蚀经济体系、政府体系、家庭和社会。4、币值不稳定并与“无商不奸”这样的行为紧密相关。5、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无效并与被调控主体的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企业当权者的逆势博弈行为直接相关并无法从行政、经济和法律上得到解决。6、失业问题严重。7、按劳分配这样的分配价值取向在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无法得到具体体现。8、权力经济、官僚经济、恶霸经济、地下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资源配置方式复杂而混乱，包含着社会各个阶层为此付出的血泪（获得利益者与被剥夺利益者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下）。9、经济对人们生活质量的贡献较小。10、经济增长的后果是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和物种破坏。11、经济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破坏极其严重甚至是毁灭性的。12、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和社会过度追逐金钱利益，忽视文化、道德、安全感、社会责任感和非金钱性社会地位。13、企业效率表面化、金钱化和过度物质化。14、政府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私有企业）的当权者的金钱主义思想主宰着经济体系甚至整个社会。15、经济分配和权力分配不公，个人、家庭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权力两极分化严重。我们认为，上述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根源还是归结到教育问题上（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展开论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可以归纳为：教育制度教育问题经济问题（四）、教育制度是导致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1、杀人、诈骗、抢劫等犯罪问题严重并极端年青化。2、婚姻法等法律不断受到来自新的生活方式的挑战。3、网络犯罪问题严重并与青年人和学生紧密相关。4、毒瘾和毒品走私犯罪严重。5、网瘾、网络游戏问题严重。6、因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而导致的癌症等疾病对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7、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这样的传统美德不再成为人们能够普遍做得到的行为和道德习惯。8、人们缺少安全感同时也不能给他人安全感。9、人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不再为绝大多数人所具备。10、人们普遍过度追逐物质享受和性享乐，道德堕落，精神颓废，缺乏理想尤其缺乏关爱天下苍生、胸怀远大抱负的社会责任。11、人们普遍意志薄弱，容易在挫折面前消沉、自杀甚至采取极端变态式的滥杀无辜。12、贫穷阶层的贫富心理和富裕阶层的鄙贫心理越来越严重，各个阶层之间、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官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因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积累着仇恨和报复行动。上述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又归因于教育制度。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描述为：教育制度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二、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自从18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便从传统文化学习的文质走向了极端外国文化学习基本全面流氓化，知识分子也不再“学而优则仕”，而是披上知识分子的外衣充当真正的文化流氓。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从前面的简单论述中我们已经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国教育制度。然而，中国教育制度究竟出了哪些问题？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中国教育制度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个方面：（一）、统考制度统考制度包括初考制度、中考制度、高考制度、大学英语定级考试制度、职称英语考试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等，这些制度成为束缚中国学子学习的枷锁，也是误导中国人学习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制度的约束和误导下，每一个中国人从6岁开始便失去了学习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和人生发展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都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人们只会学习课本和考试，相当多的人变成有文凭无文化的“文盲”（进入学术权威或教育权威者甚至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和学霸）和人格不健全、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善于投机钻营和玩弄权术、贪图享乐的知识分子的败类。（二）、英语学习制度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制度中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进行全民英语教育制度。初考、中考、高考、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职称评定等待无论是什么专业都要考英语，从而使得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英语学习和考试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头来还是用不上或忘得一干二尽。然而，作为教育基本价值取向的对人的教育（学会如何做人）方面却无人问津。人们从小不仅不重视修身，而且还鄙视有教养者这是多么怪异的社会现象啊！在全民英语教育制度下，人们从来不去过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春秋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典籍，更不去从这些文化经典中承接修身之道。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本身及其一切悲剧的根源。（三）、管学教一体化制度中国教育中另一个致使性的制度问题就是教学者、研究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制度，即在学校里（包括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学术和科研机构）管理位置上的当权者既是教师，同时又是研究者。于是，学校和研究机构就形成了“当官当教育权威当学术权威”的利益追逐链。在此利益链中，学校和研究机构成了行政管理者尤其是当权者的天下，他们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行政权力，然后利用行政权力给自己评职称（教授和研究员等）、当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各种各样的代表教育权威和学术权威的社会兼职，最后将一切教育权力、和学术权力尽归于自己门下，并将一切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变为自己、家人和朋友可资享受的源泉。而那些真正老老实实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底层教师和研究人员却无法得到应得到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他们只能拿着国家规定的微薄工资去支撑他们的教学、研究和艰辛的，甚至只能默默忍受着当当权者打工仔的苦难。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目前教育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下在于教研管三这就是中国目前教育体系中日益严重化的悲剧。（三）、职称评审制度目前，中国的职称评审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合的一种工具，这一制度的人情性、随意性和官僚性已经日益增强了它对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破坏性。具体表现在：1、职称评审已经成为一种拉关系、索贿赂、搞腐败的行政权力。2、职称评审已经成为当权者压制真正做学术研究和专注于教学的老实人的工具。3、职称评审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教师、研究人员和其他员工制造学术垃圾的根源。4、职称评审已经成为学术刊物、出版机构制造学术垃圾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基本原因。5、职称评审已经成为破坏正常的学术秩序的罪魁祸首。6、职称评审已经成为误导学术、教学价值取向的重要原因。7、职称评审已经成为结党营私的重要方式。8、职称评审已经成为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误置的杠杆。因此，尽快改革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是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和学术秩序的关系，必须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四）、教学评估制度教学评估制度的本意在于监督各个高校提高教学质量。但是，事与愿违，教学评估的实施却导致了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1、教学评估不是评教学质量，而是评教学设施。从而导致了各所高校为达标而大兴土木，造成了巨大的“基建繁荣”现象，同时也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基建腐败问题。2、教学评估不是评教学水平，而是评准备材料。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将材料事先准备好存入市场上最高档的笔记本电脑一起送给“专家”（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高校的书记、校长和所谓的学术权威这样的行政官员，他们根本没有真正处在教学和深感一线，他们的课是他们的学生帮他们上的，他们的学术是他们的学生或下属教师或研究人员帮他们做的。），专家们每到一所学校都要拿取巨额贿赂并到所在高校地区吃喝玩乐，一所高校一次评估的接待费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在失学规模庞大的中国教育面前，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造就了中国教育界的一大批教育腐败分子。3、教学评估误导了教学和科研的价值取向，分散了教师的教学精力和研究者的研究精力，将教师的工作误导到了做表面文章和评估材料的准备上，将研究者的工作误导到了抄袭成果和评估材料上，真正的教学质量和原创性科研成果廖廖无几，教育垃圾反而将真正的教学成果以及它的完成者逐出了教育界，而学术垃圾也反而将真正的学术成果逐出了学术界。4、按照教学评估标准，几乎所有的高校都为了达标而大量、盲目“引进人才”。为了引进“教授”、“博士”，很多高校给引进的教授、博士以巨额奖励，这些教授、博士实际上并不具备真才实学，有的甚至边做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最基本的人品、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都不具备，但他们却一进学校就可以得到数十万元甚至价值近百万元房产、骄车和“科研启动经费”，而真正在一线兢兢业业工作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教学经验丰富、学术研究能力相当强的教师反而受到压制和歧视，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当权者的奴才，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待遇都得不到，更不用说能够得到诸如出版学术研究成果经费等这样的学术资源。 三、进行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对策及建议基于目前中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中国教育质量的真实提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真实提高就成为摆在中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按照我们的研究，我们向人大和政协提出如下建议，供人大和政协决策时参考：（一）、废除统一考试制度，建立分散考试制度。首先必须尽快废除统一考试制度，建立新的分散考试制度。1、取消小学升初中统一考试，由各学校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2、取消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由各学校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3、取消高中升大学统一考试，由各学校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4、全面取消大学英语统一考试。5、取消职称英语统一考试，非英语翻译及其相关专业不再进行英语考试。6、取消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由各学校各导师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7、取消博士研究生入学学校统一考试，由各学校各导师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8、取消职业硕士（如MBA、MPA等）联考，由各学校根据其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自行命题组织考试。9、取消公务员统一考试，由各用人单位根据需要组织命题考试。保留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但须进行考试内容的改革。上述自行组织命题考试必须将在网上公布考试结果，同时在网上公布考试试卷，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在考试、录取程序中增加公开程序和仲裁程序。国家应当尽快制定考试法，并尽快建立新的导师制度，淘汰那些不做学问的不合格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对培养的学生进行追踪，导师必须对其所培养学生负责，若出现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三年读书期间内达不到毕业要求的，不予毕业。导师培养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三年内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学生不能毕业或学生毕业后三年内没有研究成果的，撤销导师资格并赔偿在任期内的全部导师津贴。（二）、废除英语学习制度，建立传统教育制度。 废除英语学习制度，建立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学习制度，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春秋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典籍和中国书法、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绘画、中国武术等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必修课程。学生培养目标包括做人（教养）和做事（技术）。因此，学生不仅要在其学业中掌握一门或多门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做人的基本修养。（三）、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职称评审制度。 废除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内部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由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职称评审机构和网站，将申请评审者的成果和教学水平（由评审申请者所在单位统一为评审申请者做教学录像）和申请书一起提交给全国职称评审委员会，全国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给申请者打分并公布于网上，整个评审过程和结果完全接受公民的监督。（四）、教学评估制度废除目前进行的教学评估制度，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由其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的成就体现，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由社会承认即可。（五）、建立名誉校长制度中小学名誉校长由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向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大学名誉校长由教育部统一向全世界招聘。名誉校长是校务委员会招集人，平时做自己的学问，每年举行一次例会，遇重大问题需要时招集临时会议，讨论和决定学校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事项。校务委员会由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教代会选举产生，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校长是校务委员会和教代会决策的执行人，负责进行日常管理工作，但不具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六）、建立教研管分离制度学校的学术研究人员可以同时从事教学工作。同样，教师也可以同时从事研究工作。但是，管理人员（包括校长、各级行政干部，但不包括名誉校长）不利同时兼任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更不得担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导师。（七）、建立公开招聘制度包括名誉校长、校长、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员工均向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大学名誉校长和校长的招聘由教育部负责，五年一任。中小学名誉校长和校长由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向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教师、科研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由校长负责公开招聘，报校务委员会批准后聘用。（八）、改革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的核心是一定要保证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为教育和学术所用。学术资源用于支助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教育资源用于教学和对具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奖励。研究人员的报酬按照当年的研究成果分配，教师的报酬按照教学质量和教学工作量（按照课程及其教学质量确定报酬）进行分配。（九）、改革固定员工制度改革固定员工制度，全面废除约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户口、级别和事业单位用人指标，让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学校给名誉校长、校长、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员工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业绩报酬和奖励。学校向任何人提供的科学和教学条件均一样，不利以住房、科研启动经费等方式搞人生歧视，营造不公平的环境。中国教育制度变革滞后带来的三个问题 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2008年第12期 作者： 金生鈜 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教育问题。由于教育制度变革的滞后，使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市场化现象、行政化现象和不公平现象，这些问题阻碍着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改革要能够支持教育的更深一步的变革，首先必须探索教育制度变革的方式。关键词： 中国教育；教育改革；制度变革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既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多种教育问题累积群发的时期。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善；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数十倍，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们推行了新课程改革，在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取得了重大的改革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社会范围内，教育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些教育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义务教育中的教育不公正和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青少年学生教育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恶化问题；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应试教育与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学校对学生严厉的监督和惩罚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一直是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但在教育改革中，这些问题不但没有消减，反而越来越突出。其根本的原因是这些问题没有被当作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不仅教育改革的方向发生了偏差，而且追求正当的制度性的变革是缺失的。本文试图在肯定30年教育改革成绩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当下的教育现状，探讨中国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一、学校教育的市场化现象所谓教育的市场化，其实就是把教育事业、教育机构看作是谋取经济效益的机构，把教育看作是一种产业，一种可以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资源、一种具有经济收益的经济活动。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是要把教育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选择。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学校教育活动已经潜在或显在地演变成一种教育或学校经营教育经济的手段。教育市场化现象体现在以市场的态度对待教育。我们在学校教育改革过程中，把学校教育理解为一种经济过程，推动教育市场体系的建设，“提供以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工作为内容的专业服务”“要树立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要提高教育经营效益”。1在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因为学校是具体的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所以制度性地让学校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式转变教育活动是关键的一步。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寻找和利用机会，获取经济的收益。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运用各种方式推进这一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与教育市场化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政府将一些公共教育资源显在或潜在地市场化。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公共教育资源，变相地实现交易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部门暗中操纵的择校费的问题。虽然家庭存在优质教育的需要，但是政府的义务是怎样均衡或平等公正地配置教育资源，而不应当是利用家庭的教育需要变相出售优质教育资源、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政府操纵了优质教育资源，把这些资源潜在地市场化，赚取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不会积极解决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反而一定要形成学校的金字塔结构，这样才能构造一个“教育市场”，才能把那些愿意购买优质教育的人吸引到这样的结构中来。实际上，把公共教育资源潜在地市场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方式不同而已。那些市场化或者产业化的都是长期享受国家的公共资源特殊照顾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通过资本运作，扩大了所谓的办学规模，而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他们通过名额限制，招收高价择校生，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变成了获取非公共利益的手段。教育已经不以教育价值的实现为使命，而是以获取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办学或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产业化”或“市场化”反映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教育取向方式的偏差。由于不是从公共教育的立场出发办教育，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使那些公立的重点学校成为在市场中竞相获得利润的“产业化或市场化”学校，学校之间在“尖子”生源和利润上相互竞争。这导致相关的教育重大决策和办学方向忽视了公共领域和教育的公益目的，教育事实上向优势群体开启了更多的利益之门，这已经为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造成了一个严重不公平的教育体制。在一个已经存在等级分化的教育中，教育看起来会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但事实上，教育更加青睐那些能够为学校获得声誉或经济效益的人，教育机构和学校因此把学生作为获利的工具，分等级、分身份地进行对待，这事实上潜在地消解了公民身份平等，存在身份歧视，挤压了那些最为无助的人们获得平等对待的公共空间，把他们排斥在公共教育资源或公共利益的平等享有的权利之外。在我国，教育和学校本身变成一个消费市场，知识和教育被商品化，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也被商品化。学校教育以各种方式适应消费社会的需要，也适应个人对未来消费生活的期望。学校教育的消费化使得学校专注于面向家庭或个人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需求，使得学校单维度地理解教育的使命，而忽视了教育的公共使命。学校教育消费化的后果是把作为公共生活实践也就是公共事务的教育，看作是被消费的商品，从而湮没了教育的公共性，教育只是适应消费集团的需要，而不去考虑教育的公益性质，不去考虑教育作为公共善举应当做什么。这样，教育本身的公共理性是缺失的，教育是如何促进公共利益的成为无关宏旨的问题。在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学校两极分化，重点学校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消费商品，因此成为权势阶层或富裕家庭的特权教育，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现象。消费化看起来会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消费机会，事实上却挤压了那些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教育的空间和机会，由此而潜在地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这样，教育既失去了为公共利益贡献自己力量的公共性，又失去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这就是教育正义没有体现反而恶化的现象严重的原因。教育是公共实践，属于公共利益的实践。我们教育的这种“市场化或产业化”放弃了教育的公共性，学校和教育的公共意识和公益意识日渐薄弱，使得教育和学校失去了公共价值的规范。同时，学校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导致政府或学校以获得经济价值为取向，这样就损害了教育的内在价值，有利于经济回报的事情就做，无从获得经济利益的事情就不做，从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发展唯钱是瞻，教育的扭曲在所难免，从小学到大学，无不如此。教育是公益事业。政府不能通过教育来直接谋取经济利益，不能把教育看作是出售的商品或者准商品。国家对于举办教育承担着根本的义务，对于义务教育是如此，对于非义务教育，国家也不能完全将其推到市场，因为学校教育包括非义务的高等教育，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的丰富、与共同体的公共福祉联系在一起。国家共同体依靠教育谋取的是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社会资本，而不是经济利益或者经济资本。如果仅仅以市场的观念看待学校教育，那就是仅仅看重学校教育的经济利益，这不仅会错误地看待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而且也会错误地看待政府的教育行为，政府通过教育市场运作，从而减少教育的投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市场效率，实际上是国家责任和义务的卸责。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国家的教育责任削弱、教育价值的扭曲以及教育不公正现象的严重，这已经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严重阻碍。二、学校教育的行政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学校教育也逐步回归到教育上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教育的影响逐渐减弱，学校教育的内容逐渐走出了极左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控制，课程逐渐摆脱了以“政治内容”为中心的特征，学校教育的活动也逐渐摆脱“政治挂帅”，落实到“智育”活动上。这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进步。但是，学校教育的行政化现象（变相的政治化）依然存在，并且愈演愈烈。所谓学校教育的行政化，是指学校教育的进行以及组织建立在政府严格的行政掌管和控制中，一切以政府的行政意志为转移，而且为了应对外在的行政化，学校教育的内部组织结构也行政化，也以行政指令来决定教育和教学。外在的行政机构掌握着教育的方方面面，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式，从学校管理到教师的教学，从教学的评估到学校考试制度，等等，这是中国教育从大学到小学一种独特的体制。这种体制构成了学校唯行政意志为上，一切以服从行政意志为转移。政府行政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对学校教育进行控制。一是过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控制学校教育，决定学校教育的内容，决定或指导学校教育活动。二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行政通过经济方式控制学校教育，以各种“工程”“行动”通过经济资源的操作，把学校教育吸纳到政府强大的控制之中，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也迎合政府的意图和要求。结果，政府的行政意志主宰了教育，而教育自身的目的、价值和方式被抛在一边，行政意图僭越教育的价值，有时候政府的行政任务超越了教育本身应当实现的任务，行政利益压倒了教育使命。三是行政通过各种方式创造新的控制方式，进一步强化行政控制权力，特别明显的是行政制定多种以行政为取向的学校评估，根本不顾学校教育内在的特殊性，对学校教育进行不合教育价值的强制性的规定、干预和约束。其实，在中小学各种各样的不合理评估也存在，在这样的评估威权中，学校不得不就范，不得不按照行政规定好的固定套路办教育，不得不按照行政的意图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而不管符合不符合教育的价值和目的。这样的评估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于教育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进一步使得中国的教育成为以政府的行政为中心的教育，行政对于教育的控制越来越牢固。这造成了学校以服从行政意志为首要任务的现状，教育的价值被扭曲在所难免。教育行政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校教育内在的运行也行政化，不仅在学校的内部组织上是如此，而且教育活动的开展也是以行政指导、控制的方式进行。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莫不如此。学校教育由各种科层制的行政力量所控制，导致行政权力大于教师权力和教学权力，或者以行政思维推行教育活动，造成教育教学与行政的隔离，学校官本位化，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力量教师队伍处于各层行政权力的监控、处置、摆布和“领导”之下，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也处于随意地被监视、被控制、被安排和被“领导”之下。这样的行政化，往往从行政意志出发安排各种教育事务，忽视了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也无视教师和学生学校生活的独特性。学校像官僚体制一样，层级分明，服从领导。政府的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本来应当进行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担当教育的“决定者”和“领导者”。政府无法决定教育的一切，因为政府不是万能者，它不具备通晓教育的一切因素的能力，不能够完美地设计学校教育的一切过程。政府的行政权力重要的是提供教育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与环境，如教育所需要的资金、设备、校舍以及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政府正当的干预和评估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建立在符合教育价值和教育目的上，同时，符合教育的公共利益，也符合学生的教育利益上，政府的干预不能潜在地破坏教育的价值，不能损害教育的内在使命，不能违背教育的规律和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政治化和行政化是我们教育改革所忽略的一个大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政府行政化地对教育严格控制的手段，使得教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缺失。教育不仅沦为经济的工具，现在也沦为行政化的附庸。教育具有独特的价值目的，这一价值目的的实现要求教育不能受任何一种完备性思想的控制，也不能受外在于教育的行政权力或目的的强制，教育自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具有独立的来自自身属性的规范原则，如果违背了教育的这一独立性和自主性，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就可能被扭曲，教育就会偏离它应然的方向，发生制度性危机。学校教育的行政化要求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服从行政指令，以行政指令代替学校及教师对于教育活动、教育情景以及教育内容的行动规范和实践判断力，使得学校教育隶属于行政力量，使得教师的主体化的教育行动隶属于行政规定的程序，学校与教师的自由与自主权被取消，这使得中国教育的主体精神丧失，学校办学的主体权利不存在，学校在行政体制的约束下，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不可能自发自主地进行教育创新和学校文化的创新。同时，由于教师完全处于行政权力控制的底层，教师作为教育者的主体性被削弱。教师专业工作的自主性、判断力和选择权等被贬低，教师只有唯命是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教师工作的创新被扼制，被“行政化指令”规矩得没有了一点个性发展的空间。教师的“教”完全制约于行政化管理的藩篱，教师只有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和教育理想，放弃自己的教育探索。所以，教育行政化也使得中国教育的创新难以产生。行政化的学校教育是我们教育改革长期的瓶颈，如果我们要深化教育改革，首当其冲的不是教育内容的改革，而是对行政化这样的不良制度的改革。三、学校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虽然非常快，但是教育不公平现象愈来愈严重。从制度性因素来考虑，中国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反映在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上，也反映在我们的教育投入制度上。总体上说，我们的教育存在制度性的不公平现象，这就是在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分配等多方面，重视重点学校，而忽视非重点学校，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重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忽视甚至排斥学业平平和学业成绩差的大多数人，造成公共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我国基础教育中的重点学校制度的显著特征，就是把少数学校树立为重点发展、培养尖子学生的国家重要教育基地，国家在经费投入、师资建没和招生等多方面进行重点保障，重点学校在权力、资源上更有获取的优势，更多地得到政府的支持。重点学校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是为国家迅速地培养高端人才，这一目的在强调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背景中被合理化。重点学校制度使得基础教育成为一种选拔性的教育，强化了考试制度，突出了学校的选拔功能。基础教育如何发现能够成为高端人才的尖子学生，如何把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送到重点学校、重点班级成为举办教育的核心任务。重点学校的制度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通过公共财政、教育政策等促进重点学校建设制度性地制造了学校等级，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造成了学校的分化，也造成学生发展、学生身份的分化，更是造成了中国公共教育独有的以巨额高费择校的现象。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选拔少数“尖子”的教育制度，形成了以精英主义为特征的基础教育体系，形成了竞争重点学校、重点班级的竞争型教育结构，也导致了以“应试教育”为本的选拔尖子学生的学校教育目标。在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中，政府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学校，而忽略多数非重点学校（农村地区薄弱学校更多)，通过国家政策和教育制度实行学校分层，造成等级化的学校教育体制，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等级化的体制强化了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以及重点学生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占有，把多数学生纳人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基础教育变成了“选材厂”。大多数人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与教育权益是受剥夺的，是欠缺的，给他们的人格自尊造成打击，给他们的发展前景和生活前景造成严重影响，也给他们参与社会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造成贬抑。因此，国家在教育制度设计上，不应当判断哪一类学生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从而给予更多的资源；不能判断哪一类型的教育更有价值，更值得投资。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会导致教育和社会的不公正，从而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损害。由政府的制度和政策控制的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是必须要改革的。因为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增加，也不利于教育本身的发展。以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和重点学生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教育体制，虽然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名校”，但其实是一项错误的制度选择。学校巨大的等级差异形成了等级化的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教育体制，这不利于公民平等地接受公共教育和提高素质，不利于社会公正的提高和教育公正的实现。忽视社会公正和教育公正会对教育改革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使教育本身的道德危机增大，在社会上产生对公共教育的信任危机。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中轻视、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正的问题，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基本上都是在忽视教育公正之后造成的。城乡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受重视不够、城乡贫困人口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问题，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差异问题、择校问题以及学校对部分学生的教育歧视问题，学生的生存状态不良问题、学生的教育中的各种基本权利不受尊重问题，等等，都是由于缺失教育公正而造成的。所以，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必须重视教育公正和公平问题，这不仅仅是教育经费投入和均衡发展的问题，我们必须改革教育制度设计上的精英主义原则，必须把效率原则置于公正原则之下，必须追求整体上实现教育公正的原则。教育公正不仅涉及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投入，不仅涉及教育的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不仅涉及宏观的教育制度的基础性原则，而且涉及一个教育制度是否从根本上保证每个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即涉及制度的正义问题。面向教育公正和公平的教育改革无疑是非常困难而复杂的，这样的改革涉及的是教育制度的根本取向，但是如果教育改革要进一步深入并且对于中国社会文明建构起到积极意义，走向教育公正的改革必须进行。中国教育改革缺乏关键性的制度变革，从而使得教育改革缺乏制度的支持，教育改革只能进行一些旁枝末节的改革，教育改革的收益和受益不高。制度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教育改革由于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又好又快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注释：我们国家众多的薄弱学校容纳了大多数的受教育人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着国家较低投入的资源薄弱、质量较低的教育。这样的学校是难以产业化的，难以在教育市场中获得利益的。薄弱学校的存在与延续是我们教育制度不合理造成的。 我们中国文化中所谓重视的集体，只是隶属性的集体，集体利益湮没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福祉，是集体利己主义。其特点是没有人去关注公共利益，不仅缺乏对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热情和动机，而且缺乏对公共利益维护的道德。在中国教育的讨论中，教育产业化比较常见，教育市场化或教育私有化比较少见，其实，教育产业化的前提是市场化，中国教育隐性的市场化是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被当作优质商品出卖或者变相出卖。国内发达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比例大致浮动在2：l至4：l，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比例大致浮动在2：l至6：1之间。参见魏所康等，江苏教育公平状况分析报告，江苏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国外也存在办得好的学校和办得不好的学校，但是从制度性原因来说，公共教育体系绝对不能通过更多的资源分配、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把个别学校造就为重点学校，也不可能把所谓的优秀学生集中到公立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制度导致个别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分化，薄弱学校占据多数。学生的身份也被分化为优秀学生和差生，所谓的差生、成绩平平的学生占大多数。参考文献：1王茂林创建学习型城市大力发展城市教育经济J中国城市经济，2001(12)：710（压制个性，毁坏身体，权力本位，真理成为奴仆，义务教育不落实，人为扩大教育不公平，教育腐败愈演愈烈，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域歧视，教育畸形产业化） 一、吃人的中国教育制度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照搬了前苏联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理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为此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照理说，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多元化要求相应的丰富多彩、鼓励创新、完善人格的素质教育，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死守着国家主义的阵营，不肯顺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越来越远离工人、农民、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中国教育成为计划经济和落后体制的最后堡垒。 当代中国的教育凸显精神的贫困：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的教育思想，没有教育学大师，没有创造力勃发的人才，缺乏主心骨和教育精神，甚至连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都罕有有的只是对上司的负责和阿谀，对权力和利益的维护。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没有雨点，反而迎来了酷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培养出来的，许多是无个性、无创新、无道德、无健康心理甚至无人性的“五无”“有用人才”和“螺丝钉”；同时，许多教育工作者使用话语霸权，维护“师道尊严”，铲除一切“旁门左道”的思想。在中国难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只有谩骂和门户之争；难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封闭的垄断的伪学术。 中国的学校“政校不分”已成为痼疾，教育行政化，校长不是独立的教育家，而是政府官员，学校成为行政权力和官场的延伸，处处体现了权力意志权力决定招考，权力决定课程，权力决定职称，权力决定荣誉和学术地位。学校的服务也官员化、衙门化，大学50%以上的教职工是行政后勤人员，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高校机构臃肿的现状。 教育不公平也是中国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教育鸿沟，巨额投资重点学校、重点中学，甚至打造星级学校，使之成为权贵、富人子女入学的场所，成为政府财政的来源。而上了好中学，往往就可以上好大学，中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主要是为强势群体服务的。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现在，弱势群体的子女多进入非重点院校和无人愿意学的冷门专业学习。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将越来越严重。 二、涉嫌违宪违法的中国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制度不仅丑恶吃人，而且涉嫌违宪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义务教育不落实、以政府财力举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歧视等都涉嫌违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况，接受监督”。第十八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第二十五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第五十三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而全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挪用、贪污教育经费用于盖楼、买车的情况十分严重，各级政府没有受到本级人大对教育的监督，义务教育政府不履行义务，歧视、压制民办教育，学校受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非法干涉等都涉嫌违背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第十七条：“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级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已规定免收杂费的，其规定可以继续执行”。“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当酌情减免杂费。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收费的项目及标准；不得向学生乱收费用”。而一些地方政府不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国家不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打工子弟不能接受城市良好的教育，教育乱收费，教育畸形产业化等涉嫌违背义务教育法。 三、中国教育的出路。 中国教育惟有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以民为本，遵守法律，重铸制度，才能获得国民的原谅，赢得师生的信任，挽回学术的尊严。为此，必须建立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应交代议机构、全民讨论；教育管理制度应当改革，改变行政化、官僚化的现状，减少后勤队伍；取消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和控制，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的干预和谋利；各学校自行决定发放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其价值和含金量由社会竞争和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各学校和教师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 必须恢复政府举办的学校的公立性和非赢利性，教育部的大学属于国立性质，应当面向全国平等招生，取消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歧视政策；大学应实行政校分开、教授治校的制度，鼓励自由和创新的学术研究，让大学成为“社会的良心”、理想主义的最后家园；遏制学术腐败，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革除教育资源扶优的政策，取消公立学校中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大力发展私立高中、中专、大学；采取严厉的措施铲除教育腐败，瓦解教育既得利益集团，取消导致腐败的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政策，遏制高考招生中的贪腐行为，保证弱势群体的子女能够上大学、上更好的大学。 政府必须对义务教育负全责，保证其投入；义务教育的少量收费应举行听证，农村义务教育收费应“一费制”，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完全免费；国家应免费给学生提供教科书、伙食、校服甚至交通补助；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应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对于义务教育政策不落实的要进行问责、弹劾。 必须重新认识教育产业化。有关当局不得甩包袱，将义务教育学校市场化、私有化，高等院校不得靠高收费来维持庞大的官僚行政队伍，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还教育权于社会，还教育资源于社会。 必须在各级学校中切实开展素质教育，重视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创新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道德、心理；应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类似于托福、GRE），招生由大学自主；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平等、诚信、守法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环保意识、国际化观念。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所幸的是，现在教育界有一批志士“为了学生”，为了“救救孩子”，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遭受多少的挫折，他们总是百折不回，一往无前，尝试着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推动着中国教育革命的步伐。 这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分明已听到隐隐的雷声。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电话：010-68946812，E-mail：huxingdouhuxingdou.com.cn。huxingdou21cn.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http:/www.huxingd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