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PPT课件.ppt

第四讲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的“君宪救国”理想,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纷纷投资近代企业，一些旧式作坊、手工工场也开始采取机器生产。由此，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企业：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公和永丝厂涉及领域：机器制造业、缫丝业、印刷业、机器轧花业、火柴业、面粉业、采矿业、造纸业等,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一者，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家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再者，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也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不少民办的纺织、缫丝、面粉、印刷等轻工业和采煤为主的工矿业。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在这些商办企业中，比较重要的有：1895年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厂；189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长芦盐运使杨宗濂等人在无锡创办的业勤纱厂，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状元资本家张謇于1899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中国（后发展国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1、产生过程具有外生性、跳跃性。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工业三个连续阶段。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基本上是一部分富有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从国外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2、产业结构以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为主，机器工业和重工业极少。这是因为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容易开办。,3、地理分布集中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广州两地，工业布局畸形。4、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十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最多也就是二三十万两，远远落后于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外资企业。5、技术设备较差。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成本高，质量低，难与洋货竞争。,这些是后发展国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通病。由于民族资本脱胎于传统社会（一般指封建社会），并直接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因而它们在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对帝国主义具有抵制倾向的同时，更多的表现为对内和对外的妥协与软弱。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不彻底性。,二、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危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三、维新变法理论,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一批新式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岁到广州，在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致力于“济人经世”之学。,国家贫弱和民族危亡，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深感不满。1879年到香港旅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l882年，应顺天乡试不中，在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1888年，还是平民的他（没有官职）尝试着向皇帝上书，其中，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列强道路的现代化，主张中国亦应仿效，并对与日俱增的外国入侵的威胁提出警告，这封上书送到国子监。国子监的官员怀疑康神经不正常而拒绝转呈给皇帝。康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改革，就必须（1）取得知识界的学术领导权；（2）争取皇帝的支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290,1896年，于广州创建万木草堂。学生有陈千秋、粱启超等。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阐发维新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1891年8月刊行。康有为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表示不满。把自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礼、易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统统说成是刘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康有为这种论断，虽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在沉寂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声惊雷。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学者几无可读之书！”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的儒家正统思想，从政治上抨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氛围。在顽固派的攻击下，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该书流传。,孔子改制考,从1892到1898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茫无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创作“六经”，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宣传孔子自己“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同时也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说成是符合孔子道统的真谛。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合乎“圣人之道”。,大同书,康有为设想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其中：1、没有国家：整个世界在一个单一政府之下被分成不同的地区；2、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选产生；3、没有家庭或家族，而是男人和女人同居一年后，每个人可以交换伙伴；4、建立孕妇产前教育制度，为婴儿设立托儿所；5、儿童按龄上幼稚园和各级学校；,6、成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农业、工业和其他的生产事业；7、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8、根据工作收入，有公共宿舍和餐厅供所有阶层的人享受；9、对发明者、发现者和那些在产前教育、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的建立中贡献非凡的人给予特殊的奖励；10、死人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292-293,粱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编时务报期间，写了著名的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大胆地宣传“民权论”，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把历代帝王斥之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四、维新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公车上书,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康有为发动了603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在上书中警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变法”的主张。尖锐申明：“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倘使今日而能变法，则可免将来之祸，若今尤不变，则他日之祸更有甚于今者。”,由于直率尖锐的言辞和慷慨激昂的弦外之音，都察院拒绝转呈。这次上书，在思想内容和政治主张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次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即遭甲午之败，他很想有所振作，力求自强。,为了争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报纸与公共媒体的出现,万国公报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开始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随着变法思想的传播，万国公报不久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很快增加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时务报,由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汪康年于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黄遵宪也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工作。时务报从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96册。它以新颖的言论，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务报销数增加到一万多份。张之洞称时务报“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国闻报，严复湘报、湘学报强学报,社团与政党雏形,北京强学会1895年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之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的危急犹如在列强“磨牙涎舌”、宰割爪分的险境中，“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陕），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在维新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声浪高涨之时，强学会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兴趣。孙家鼐、翁同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参加并捐款。,保国会,1898年春，会试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经过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奔走联络，由康有为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成立了保国会。保国会以救亡保国相号召，在该会章程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它揭橥“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康有为撰写的保国会序大声疾呼：对濒临危亡的中国，“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之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保国会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他们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徒欲保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把“四万万人”与“大清国”完全对立起来。,上海强学会1895年10月，康有为留梁启超在北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在南京会见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并于1896年1月创刊强学报。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很快开展起来。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紧。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上疏弹劾。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三期而终刊。文廷式被革职。,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1897年11月，预谋已久的德国侵略者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上书。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维新变法的紧迫性。中国的处境“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国际环境已经险恶到了极点，而国内又是“乱民蠢动”，“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发愤维新”，否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应诏统筹全局摺,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摺，请求光绪皇帝厉行变法，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皇帝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当务之急，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里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变法主张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他深感顽固势力对变法的阻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只得收起“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而以尊崇君权、依靠皇帝推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也是他后来政治倒退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的一面。,百日维新,1898年春夏之交，支持变法的帝党与反对变法的后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经济方面，发展农工商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漕运，裁厘金；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美化京师。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学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出版官办报纸，开通社会风气。,在军事方面，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在政治方面，删改旧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满人经营四民之业、自谋生计；士民上书言事，不许稍有阻隔。,至于维新派和康有为在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并未提出，光绪皇帝颁发的维新诏令中也无此内容。新政明显是要用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引起把持统治实权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虽然自1889年慈禧太后就退居颐和园，但他还是紧紧地掌握着政府权力。她对最高权力十分敏感，不能忍受削弱其最高地位的任何变革，不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任何影响儒家道德规范概念特别是影响慈禧太后地位和权威所依赖的孝亲概念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激进变革，都是威胁。据说，在“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她告诉皇帝：“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辫子，我就不会干预。”简而言之，她接受一种不推翻基本制度或不威胁她权威的适度重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300,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发迹，掌握了7000余人的新式陆军，1895年又加入过强学会，表示支持维新。这就使维新派误认为袁世凯可为己用。,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当面表示对光绪皇帝“忠诚”报效，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月2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布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六君子”。,六、影响和评价,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实践。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伟大的爱国救亡努力。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起点与开端。,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与社会责任：爱国与思想启蒙,